逍遙遊里的不逍遙——粗讀《莊子》印象 ? 國學網

呂永森（河北獻縣職教中心）

　　題記：窮困潦倒死不休，蓬蒿叢中乜群囚。奇崛險峭孤峰在，東南西北任啾啾。

（一）引題或莊子的生存困境

　　在那個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年代裡，莊子無疑是最清醒的。清醒之處就在於他對那個時代看得太深刻、太透徹，同時又對那個時代感到太痛苦、太絕望。

　　要想理解莊子，我們先得從他生存的困境說起，因為生命的經驗總是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到生命的感受與思考。在歷史上，我們並不能知道莊子的家世背景、師承淵源、平生閱歷，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天空中，他就象一片雲，悄然飄來，又悄然飄去，只留下那部叫《莊子》的書印在文明的深處。但我們還是能從這部偉大作品一鱗半爪的記載里大體知道莊子的生活，這有兩個故事能夠說明：

　　莊子家境貧困，所以他到監河侯那裡借米。監河侯說：「好的，我就要收到封地里的租稅了，到時我會借給你三百金，可以嗎？」莊子聽了很不高興，氣呼呼地說：「我昨天來的時候，中途聽到有呼喚的聲音。我回頭一看，車轍里有一條鯽魚，我就問它說：『鯽魚呀，你為什麼在這裡啊？』它回答說：『我本是東海的水族小官。你難道沒有少量的水讓我活下去嗎？』我說：『好吧，等我到南方遊說吳越的國王，把西江的水引來迎接你，行嗎？』鯽魚聽了面帶怒色，生氣地說：『我離開了水，失去了安身之所。我只要少量水就可以活下去，而你卻這樣說，還不如早早到乾魚市上去找我呢！』」（《莊子·外物》第二十六）

　　莊子穿著打了補丁的粗布衣服，腳上穿著用麻繩綁著的破鞋子去見魏王。魏王說：「先生，你為什麼這樣窮困呢？」莊子回答說：「這是貧困，不是窮困。士人具備了道德卻不能施行，這叫窮困；衣服舊了鞋子破了，這叫貧困，而不是窮困；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生不逢時。」（《莊子·山木》第二十）

　　生不逢時的莊子大概一生都過著這種既貧又窮的生活——「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列禦寇》），象孔子的學生顏回一樣「簞食瓢飲」而不改其志。然而，他並不是沒有顯達的機會，若他要功名富貴，那簡直是唾手可得：

　　莊子在濮水邊釣魚，楚威王派了兩位大夫前來表達心意：「希望把國內的政事委託給您！」莊子手持釣竿，頭也不回，說道：「我聽說楚國有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楚王把它盛在盒裡，用巾布蓋著，藏在廟堂之中。請問：這隻龜，是寧願死後留下屍骨受人尊貴呢，還是願意拖著尾巴在泥水裡爬行而活著呢！」兩位大夫說：「寧願拖著尾巴在泥水裡爬。」莊子說：「那麼，請回吧。我希望拖著尾巴在泥水裡爬。」（《莊子·秋水》）

　　司馬遷在《史記》里也記載了這個故事：

　　楚威王聽說莊子很有才幹，派了兩位使者，帶著貴重的禮物，聘請他做楚國的宰相。莊子哂笑地對楚國的使者說：「千兩黃金確是很重的聘禮，宰相也確是很尊貴的職位。可是你們沒有看見過祭祀天地時供神用的肥牛嗎？；養了好幾年，養肥之後宰了，給它披上文彩的錦繡，抬到大廟裡去，在這時候，即使它想做一頭孤單的小牛犢，辦得到嗎？你們趕快走開，不要玷污了我！我寧願在泥巴時里遊戲，終身不做官，只圖個逍遙自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面對窮與達，莊子斷然拒絕了顯達而選擇了貧和窮。這樣的選擇對於芸芸眾生來說實在是太困難了，世界之中，有幾個真能做到視功名利祿如糞土呢？又有幾個能禁得住權勢金錢的誘惑呢？莊子的拒絕凸顯了巨大的人格力量，凸顯了人類崇高的精神追求，從而使他成為燭照眾生的一面鏡子。莊子之所以做如此選擇，並不是甘心窮困，更重要的是基於他對現實的清醒觀照和深刻洞察。

　　莊子看到，在那個君昏臣亂、人民倒懸的年代，整個官僚階層是如此的偽仁偽善、虛情假義，他一把撕下他們仁義道德的假面具，直斥他們是一群假面大盜。莊子無情地掲露他們「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莊子·人間世》），並進一步批判說「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堆也，刑戮者相望也」（《莊子·在宥》），在這裡，莊子清醒地指出當時「竊鉤者銖，竊國者為諸侯」（《在宥》）的黑暗現實，並自覺地以實際行動來同那個時代劃清界線。

　　莊子看到，在那個物慾橫流、人心迷亂的時代，人們「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秋水》），變得越來越勢利淺薄，一切行為指向功利化，無窮的慾望驅使人們拋棄了自己（本性或自然），成為了「心為欲役」的奴隸；無窮的慾望驅使人們放棄了自由而陷入痛苦之中。人們在功利化的目標面前扛枷帶鎖，對慾望的追求永無饜足之時。

　　莊子面對人類迷亂的心靈，清醒的發出了他的醒世恆言：

　　莊子到雕陵的栗園中遊玩，看到一隻怪異的鵲鳥從南方飛來，翅膀有七尺寬，眼睛的直徑有一寸長，碰著莊子的額頭飛過去，落在栗園裡面。莊子說：「這是什麼鳥啊，翅膀那麼大卻飛不遠，眼睛那麼大卻目光遲鈍。」於是他提起衣裳，快步走過去，拿著彈弓等待機會。這時，他看到一隻蟬，正躲在濃密的樹蔭下面，而忘記了自身的危險，一隻螳螂正借著樹葉的掩蔽準備捕蟬，螳螂注視著蟬，見有所得也忘記了自身處在險境之中，這隻奇怪的鵲鳥見有利可圖，想著捕食螳螂，它也沒有感到自己性命的危險。莊子見了內心驚懼地說：「唉！物和物之間相互為利所累，這是兩類之間為貪利相互招引所致啊！」想到這，他趕緊扔下彈弓，回頭就跑，恰在這時候，看守果園的人追趕他並責罵他。（《山木》）

　　莊子的警世恆言還在書里，但塵世中的人們似乎不太在意，他們手中提著若大的口袋，把於己有利的一切通通裝入，然後等待換取一張可以隨意提取的支票。殊不知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沉迷於物慾而不知返的人們怎麼會理解到莊子的苦心呢？這一切都是人心向利造成的危害啊，莊子的話是要人們少些貪慾，潔身自好。

　　莊子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面對著混亂的時世、血腥的空氣、殘酷的現實、迷亂的心靈。他感到極端的不滿，他也感到極端的憤懣；他想解除人民的倒懸之苦，他也想解除人類心靈的困憊，他更想使人民獲得身心自由的幸福。但現實的骯髒及污濁使他看不到一絲希望。現實既然是無望的，他只好站在一邊，冷眼旁觀。相比之下，同樣的環境，其他諸子都積極的入世，去推銷自己的學說，以期展開自己的理想。但莊子早就清醒的認識到，那簡直是在做無用功，因為莊子從歷史及現實中深刻洞察了這一點，他認為各家各派為了實現自家的理想而寄希望於君主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在那個「竊國者侯」的現實中，各國統治者都是蒙面的盜跖之流，所以，為了實現自家的學說而去向大盜遊說，那隻能成為大盜的幫凶，會更有利於統治者做惡。積於此，憤激的莊子說：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假如借重聖人來治理天下，就會更加有利於盜跖。為他們製造斗斛來量東西，那麼他們就會連斗斛一併偷去；為他們製造衡器來稱東西，那麼他們就連衡器一併偷去；為他們製造印章來相互取信，那麼他們就連印章一併偷去；為他們制定仁義來矯正人們的行為，那們他們就會把仁義也會偷去。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那些盜竊衣帶鉤的人被殺掉了，而盜竊國家的人卻反成了諸侯；諸侯的門裡，就有了仁義的旗號。這不正是盜竊仁義以及聖人智慧的證明嗎？所以，追逐著做大盜，奪取諸侯的權位，盜竊仁義的旗號以及斗斛權衡符璽利益的人，即使有高官厚祿也不能鼓勵他們做好事，即使有斧鋮的刑罰也不能制止他們做壞事。這種大為有利於盜跖使他們為非作歹而不能禁止的狀況正是聖人的過錯造成的啊。」（《胠篋》）

　　所以莊子得出的結論是：「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胠篋》）

　　另外，莊子也看到，那些所謂的忠貞才德之士為了大盜的「財產」而落得頭斷身戮的下場：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俯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人間世》）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胠篋》）

　　莊子認為，這些所謂的匡時之士只能成為昏君亂臣的犧牲品，所以莊子告誡說「山木自寇也，壹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間世》）其實這等於告訴我們，在那樣的年代裡，即使你有再大的才德，也會英雄無用武之地。莊子也藉此告誡那些欲急於功利、以才幹君、建功立業之徒，不要去為那些打著正義大旗的強盜們去做無謂的犧牲。這一點莊子在書中曾多次以比喻指出。

　　莊子的清醒註定了他的選擇是拒絕入世，也就註定了莊子「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的涉世之道——無用之用。這也使得後世不少人把沒落消極、犬儒哲學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但若僅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最起碼是片面的。，因為只有當你弄明白了莊子的生存困境之後，你才會理解他的「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天下》）；只有當你了解了他的生存困境之後，你才會理解他「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個性；只有當你了解了莊子的生存困境之後，你才能理解他站在時代之外看時代的獨立性。而正是這種人格與思想的雙重獨立，才孕育了莊子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批判的態度。莊子的獨立性使他生存在一個時代裡頭，卻對所生存的時代表示拒絕，這就是莊子生存的困境，它是我們走進莊子心靈之門的鑰匙。

（二）承題或莊子的涉世之道

　　莊子冷眼向洋看世界，他密切關注著時代的困境、人生的困境、心靈的困境。在種種困境面前，莊子提出「無用之用」、「自然無為」和「逍遙」。其中庄子「無用之用」的涉世之道，歷來被多數人認為是消極避世的保身之道，也歷來為眾多的人所批判。但我們不能忽略，正是他以「無用之用」的冷眼來旁觀，才使得種種荒唐與罪惡大白於天下。他象毒蛇一樣冷血無情地嚙咬這個世界，又象天使一樣給眾生帶來愛的溫暖和心靈的福音。他憎惡黑暗有如憎惡魔鬼，他悲憫眾生如同悲憫自己。胡文英曾這樣說莊子：「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腸熱，故悲慨萬端。雖知無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熱腸掛住；雖不能忘情，而終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莊子獨見·莊子論略》）

　　莊子既拒絕時代、絕望於時代，又痛苦這個時代、悲憫這個時代，莊子的拒絕與選擇都是無奈的，也是自覺的，其中包含了太深的痛苦，這才是莊子採取「無用之用」涉世之道的深層原因。為了便於說明，我們不妨再來回顧一下莊子的「無用之用」：

　　「有個叫石的木匠到齊國去，走到曲轅這個地方，看到廟社旁邊有一棵櫟樹，這棵樹大到可以為幾千頭牛遮蔭，用繩子量一量樹榦，有百尺粗，樹身高出山頭好幾丈以上才有樹枝，如果用這棵樹來造船的話，可以造幾十條船，四方來觀賞的人象集市上的人一樣多，匠石卻看也不看，徑直向前走。

　　他的徒弟站在那把樹看了個夠，然後跑著追趕上匠石，說：「自從我們拿了斧頭跟隨先生以來，從沒見過這麼美好的木材，先生卻不肯看一眼，直向前走，為什麼呢？」匠石說：「算了吧，不要再說了，那是一棵什麼用處也沒有的『散木』，用它來做船，這船一定會沉沒；用它來做棺槨，這棺槨一定會很快地朽爛；用它做器具，這器具也會很快毀掉；用它做門，它的脂液就會流出來；用它做柱子，這柱子就會為蟲所蛀。這是沒有什麼用的樹木，因為沒有一點用處，所以能有這麼長的壽命。」

　　匠石回來後，社樹託夢說：「你為什麼這樣比我啊？你拿我和有用的樹木比嗎？比如柤梨橘柚及瓜果之類，果實熟了就遭剝落，剝落就遭到毀辱。大枝折斷了，小枝被拉下來。這都是因為它們的『才能』而遭到痛苦，所以不能過完它們應得的壽命中途死掉了。像這樣的打擊都是存有世俗思想的人自找的啊！世上的事物沒有不是這樣的。何況我尋求『無用』已經很久了，然而好幾次還是幾乎被砍死，直到今天我才得到它，『無用』便是我的『大用』。假如我有用，我還會長得這麼大嗎？」（《人間世》）

　　「惠子對莊子說：『我有一棵大樹，人們都把它叫做樗。這棵大樹的樹榦上長著許多疙瘩，不能打上墨線，它的小枝又都彎彎曲曲，不能合乎規矩。它立在大路上，經過的木匠連看也不看。你說的那些話，大而無用，所以大家都離開了你。』

　　莊子說：『你不曾見過野貓和黃鼠狼嗎？它們把身子伏在地上，等待捕捉那些出遊的小動物；一會兒跳到東，一會兒跳到西，不管高低，結果掉到獵人所設的機關里，死在獵人的網內。再看那氂牛，它的身軀很大，像遮天的雲彩；這頭牛算是大了吧，然而它並不會捉老鼠。現在你有這麼一棵大樹，卻憂慮它沒有什麼用處，為什麼不把它種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以及那無邊無際的原野上，然後往來徘徊在樹旁，自由自在地睡在樹下。這樹就遭不到斧頭的砍伐，也沒有什麼東西會侵害它。它沒有什麼用處，又會有什麼禍害呢！」（《逍遙遊》）

　　從莊子的寓言中可以看出，世俗世界中的人們往往以實用主義立場來做為衡量事物價值的標準，進而區分有用與無用的區別，就象人類給自然界的昆蟲貼上「益蟲」與「害蟲」的標籤一樣。一般人看問題往往是以自己的智識經驗從自己的認知角度來看待事物的，因而極容易范片面的錯誤，更何況多數人看問題大多注重功利性。這也許就是人們認為莊子的「無用之用」、「自然無為」消極、頹廢的原因，殊不知莊子正是借了這樣的態度來拒絕時代的功利化。在一個功利化的時代里，人人急功近利，爭取有用於世，莊子提出「無用之用」應該是審視了社會的各個層面的，尤其是對急於功利的知識分子的審視，他們並不握有權柄，但都把治世的理想寄托在君主身上，這在莊子看來簡直是做白日夢，但急於仕君的知識分子卻從此樹立起了一個忠君的傳統，喪失了知識分子所應具有的獨立性。正是基於這種現實，莊子提出了他的「無用之用」，這或許是面對功利所能選擇的最好的拒絕方式。在這一點上，和莊子相似的，似乎只有東晉的陶淵明，對於屈原們功利化的抗掙方式，莊子認為那同「怒其臂以當車轍」的螳螂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會白白的犧牲，無補於世，莊子並不欣賞。面對滿世界的污雲濁霧，莊子沒有走上人們所希望的忠君愛國、諫諍之臣的有為之路，也沒有象儒墨兩家一樣鼓舌搖尾乞求聖君賢主來謀求實現治世之道。這成了人們用功利化的眼光來批判莊子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莊子並不理會這些，他冷靜地面對天下污濁，直面淋漓的鮮血、功利的陷阱、渾沌的人間，他選擇了「無用之用」，「無用」即為拒絕，拒絕權勢媒聘，拒絕沽名釣譽，拒絕功利引誘，說穿了就是拒絕同時代同流合污，拒絕同時代合作。這一點，在諸子當中只有特立獨行的莊子能夠做到。所以他的「無用之用」實意乃為「無用於世」，這樣就保證了莊子的獨立性，保全了他「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批判的態度」。

　　這對後世許多有著類似生存困境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有著重要的作用，因為莊子樹立了一個不屈從權勢，不屈從黑暗、不屈從功利的孤標傲立的傳統，這使得後世許多壯志難酬、懷才不遇的仁人志士一路傲岸走來，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對抗世俗的精神，更緩解了知識分子「有用而不得」的精神危機，他們的「無用」得以使我們能夠深入歷史的真相。

　　同時，莊子的「無用之用」實乃為大用，它的「用」是指向自身，指向靈魂深處的。他的「用」在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里處處照見人們迷亂的心靈。諸侯們的劍寸寸封喉，莊子的筆筆筆直刺要害，天下能污濁到極致，莊子就能荒唐到極致。無所用於世的莊子正是通過對「有用」的解構，保持了同那個時代的距離。若人們真的把莊子的「無用之用」用在「自然無為」上，世界到未必不是一個純凈的世界。沒有什麼用處到是最大的用處，我想莊子的意思是要人們保持人格的獨立與心靈的獨立吧，或許這才是「無用之用」的真諦所在。

（三）破題或莊子的理想境界

　　人人希望躲蔽痛苦與恐懼，莊子面對巨大的環境壓力，通過「無用之用」提出了自己的拒絕方式。於是許多不明真義的人們把莊子理解為逃避現實的人，並把他的「遁世」看成是沒落階級的消極情緒。這就註定了莊子是孤獨的，他孤獨的象天上的月亮，永遠就那麼一輪，雖然它有陰晴圓缺之時，但它永遠不會消失，永遠保持著自己的本性，保持著澄明的心靈。我並不想誇大莊子的作用，但也不願把他歸入哪一門、哪一派，我只想把他當成一個獨立的人來看。這樣的人，作為一個思想家，他不是屬於階級的、門派的，他是屬於人類的，即使他的思考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他面對的是整個人類的迷惘與困境。退一步說，即使把他歸入某個階級、門派，但只要他的偉大作品一經產生，便不再只屬於他自己，這些作品（即使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與不足）之所以能「不廢江河萬古流」，就在於它關照的是整個人類及其生存狀態，這才是偉大的經典的作品。

　　莊子和《莊子》就是這樣，他站在時代的高度來正視人類的不幸際遇，作為一個自覺獨立的知識分子，莊子悲憫眾生成為一切主子的奴才，並試圖開出一張拯救人間世的藥方。莊子的藥方是「自然無為」。說到「自然無為」人們仍是習慣於按既定思維把它歸入消極遁世之流，那我們就有必要來探討一下莊子這藥方的真實含義。我想這裡面應該包含了莊子理想境界的三個層面：社會境界、人生境界、精神境界。

　　莊子把理想的社會稱為「至德之世」，這樣的社會「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馬蹄》），其特點是「無為而治」。莊子的話若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確實說得很過頭，但要從「無知」、「無欲」的角度來理解莊子所面對的那個「恣欲妄為」的社會現實，也就容易理解莊子矯枉過正的說法了。

　　首先，莊子提出「無為」的目的在於抨擊時政。在那個紛然淆亂的時代，當權者以一己之私而役天下之民，誠如孟子的觀點「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但在莊子看來，治人的「勞心者」的「恣欲」是造成民不聊生、社會不安的主要因素。莊子說：「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應帝王》），基於這個原因，當權者為了保有私權（即獨霸公權以為私用），用仁義道德來愚民，用功名利祿來誘民，用嚴刑峻法來害民。紛繁的法令多於牛毛，被役使的百姓屍骨遍地，莊子對此深惡痛絕。莊子認為統治者繁苛的法令制度只會摧殘迫害百姓，他對此有很形象的說法：

　　「馬蹄可以踐踩霜雪，毛可以抵禦風寒，吃草喝水，奮蹄跳躍，這就是馬的本性。即便有高台、大殿，對馬來說，沒有什麼用處。到了伯樂，他說：『我善長馴馬。』用鐵器灼炙它，用剪刀剪去馬毛，用刀子刻削馬蹄，用烙鐵打上印記，然後用絡頭和繩子把馬連在一起，編排在馬廄里，馬因此而死掉的有十分之二、三；餓它、渴它、讓它快跑，跑時要步伐整齊劃一，前邊有絡頭、勒口的禍害，後頭又有鞭子的威脅，馬因此而死掉的超過一半。」（《馬蹄》）

　　亂世之下，百姓已被摧殘迫害到了很嚴重的地步：「殊死者相枕，桁楊者相堆，刑戮者相望」。種種牧民之術，使得百姓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百姓們只有象馬一樣任人宰割凌辱，怎麼能活的下去呢？由此莊子指出，掌握民眾生死的統治者們的「有為」給人類帶來了多少憂患與痛苦。歷史也證明，人類的非自然的災難大多數是基於這個原因。所以莊子用「無為」來警世，告誡當權者勿以己之欲而施之於民。這是莊子提倡「無為」的直接目的，當然莊子還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莊子指出，當權者應審慎地發布政令措施，不要從主觀願望出發，一廂情願地去管理百姓。因為每一項政策的出台，每一項法令的頒布，每一項制度的施行，都會給民生帶來極大的影響，一旦有誤，後果將不堪設想。

　　「過去，有一隻海鳥落在魯國的郊外，魯侯隆重地把這隻鳥迎進太廟，送酒給它喝，並演奏《九韶》的音樂使它高興，還用太牢的禮宴來餵養它。這隻鳥頭暈眼花憂愁悲苦，一塊肉也不敢吃，一杯酒也不敢喝，三天就死了。這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來養鳥，而不是用養鳥的生活方式來養鳥。」（《至樂》）

　　當權者不顧及民意，只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去治理百姓，危害就是這樣的大啊。在《應帝王》里有一個含義更為深遠的寓言：

　　「南海的帝王叫做倏，北海的帝王叫做忽，中央的帝王叫做渾沌。倏和忽經常在渾沌的國境里會面，渾沌待他們很好。倏和忽就在一起商量報答渾沌的美意，說：『人都有七竅，用來看、聽、飲食、呼吸，唯獨渾沌沒有，我們試著給他鑿成七竅。』一天鑿成一竅，到了第七天，渾沌就死了。」

　　這則寓言對人類巨大的生存困境與危機而言，無疑是一面最澄明的鏡子，照見人類盲目的急功近利的改造世界的慾望，它直接告訴我們：「恣欲的人類將走到哪裡去呢？

　　到這，我們也就明白了莊子為什麼用這種極端的話來反襯現實了：「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胠篋》）莊子說這話的意思，不見得就是說莊子對上古的社會迷信，也不見得說就表明了莊子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在莊子看來，社會是處於變化之中的，一切都會「應時而變」，他的意思無非是要表明，只有「無為」（勿恣欲、勿擾民）才能保證百姓安居樂業，即「無為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在宥》），這樣百姓才能在平等、自由的環境里生活下去。

　　其次，莊子提倡「無為」是為了抨擊仁義。莊子之所以大力抨擊仁義，原因之一是仁義已經被大盜所竊，成了他們掩蓋骯髒面目的面具。「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他們打著仁義的旗號四處做惡，還要把自己說成是解民倒懸的「道德君子」，所以莊子就撕下他們的面具，批判他們。

　　其二，仁義已轉化為當權者役民的有效工具，它能起到「攖人心」的作用。當權者把它作為社會主流道德來規範社會，並使之成為一種權力機制，從而封閉囚鎖人心，並使之走向既定的規範，以達到摧殘生命扼殺人性的目的。即莊子所說：「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性與？」用「鉤繩規矩」使人心向「正」，正是當權者所需要的，至於什麼是「正」，只能是掌控社會主流意識的當權者們制定出來的，於是「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在宥》）。

　　第三，「仁義」擾亂了世風。當權者以之作為道德規範來規範社會，開啟了利名的爭端：「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馬蹄》），它所造成的世風混亂的結果，莊子有形象的說法：「夫弓駑、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胠篋》）所以「勞心者」們的「智識」帶來的是世風日下、思想混亂的結局，即「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至之民」（《繕性》）。

　　第四，在那個社會大動蕩的時代，知識分子「蒿目而憂世之患」（《駢拇》），於是「蹩躠為仁，踶跂為義」，用「鉤繩規矩而正」「繩約膠漆而固」當時的社會。殊不知，知識分子匡時救世的藥方只是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他們在社會上大力提倡他們的仁義道德，欲使之成為社會的道德規範，希望把那個時代安撫下來。但是他們把希望寄托在當權者身上，並不斷地向他們推銷自己的學說，這反而為當權者所利用，成為助他們行惡的幫凶，其後果則是使後來的知識分子判斷是非的標準從仁義出發，衡量事物的價值也從仁義出發，甚至為了「功利社會，捨生取義」，喪失了知識分子所應保有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及批判的態度，莊子對此明顯的批判，這在莊子所多次提到的比乾等剖心而死的例證中可以得到證明。

　　莊子對上述社會現實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說：「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以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駢拇》）莊子雖說自己「愧乎道德」，但他並不是反對仁義本身，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莊子所反對與批判的是借「仁義」為外衣的「偽道德」，而他贊成的是「大仁不仁」「至仁無親」的「真道德」，即無偏私無邪行的「公道德」。這種「道德」講究的是和諧、自由、平等，即「齊物為一」。莊子為了說明這樣的道德，在《德充符》里寫了六個至丑至殘的人——三個跛子、一個丑貌的人、一個拐腳駝背而缺嘴的人和一個頸項長著大如盆的瘤癭者。這些人「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他們講求的是內在的道德修養，即通過自身的道德力量起到凈化社會的作用。莊子認為只有以內在道德來感化他人，才能使人心向真、向淳，這就叫自然。莊子是叫人們認識到，真正的道德就是叫人們保持人性的自然、淳真與善良。

　　其實，莊子提倡「自然無為」無非是希望人們生活在一個純凈、淳真、質樸的社會環境里。然而這樣的社會境界只會停留在莊子的理想里。

　　莊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最大的特點是注重個性與心靈的自由。生活本是多彩的，但大多數人卻寧願過著蒼白的生活，因為一般人總是把生活的美放在物質的享受上面，如飲食男女、起居物用等一切感官上的快樂。他們總以為樂在身外，不斷地向外尋求，如鼠一般東奔西竄，如蟲一般爬來爬去，莊子對這種「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的恣欲享樂人生最不能接受；同樣，他對於「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斗」的煩惱人生也極為厭棄，這樣的人生整天計較人生的榮辱得失、窮達進退，扛著精神的枷鎖而為物所累，莊子對這種物慾得失的人生態度是很不以為然的。另外，莊子看到人類生活的被動性，他們總是身不由己的被牽引、被引誘、被脅迫、被強制，無一刻自主，總是由生活和命運做著被動的安排，以至於盲目的生，盲目的死，這種不能自主的「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的被動人生，莊子也極反感。莊子把不能自由生活而引起的種種人生困境稱為「天刑」，莊子的人生主張是「乘物以游心」，達到「逍遙遊」之境，即「無己」、「無功」、「無名」。

　　在這「三無」之中，最重要的是「無己」，只有做到「無己」，才能不以物喜不以物悲，才能淡泊名利，才能參透生死，才能真正做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就等於告訴我們，在接受、面對真實的生活時，要忘掉「心」、「欲」「物」，才能調整身心，超赿世俗，解脫煩惱，從「有心」之境進入「無心」之境，以從有限進入無限之境。在這裡，莊子用一個很有意思的寓言說明了這個問題：「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齊物論》）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兩種喂猴的方法，從本質上說名與實都沒有什麼變化，但是猴子的快樂與否卻不相同。所以莊子說明，主觀上對事物的看法，導致了結果的不同，人生不也是如此嗎？只有不汲汲於「物「才能夠進入「無心」之境，方可忘掉自己，做到了這一點，也就能解決人生最大的一個問題——生死。「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大宗師》）「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天下》）莊子首先肯定了生命的存在價值，然後才把死亡當做一個可供休息的假日，所以人生應順應自然規律，保持個體生命的自由。這樣就能進入莊子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至人」的境界。

　　莊子有時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稱為「至人」，有時稱為「神人」，有時稱為「真人」。莊子把這種理想人物，運用浪漫的筆法描繪的有聲有色：「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引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遙遊》）這說明只有在不受外物束縛的條件下，才能做到神遊萬里。莊子在《齊物論》中繼續寫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莊子無非是要告訴人們，人生是不應受外在環境影響的，要能因任自然，隨時而化，不執著於「物」，又不為「心」所累。到了《大宗師》里，莊子又具體描寫了「真人」的心態、生活、容貌、性情等各方面，這種真人「雖超世而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群於人」，其根本特點在於能把握自我而不為物所累，他們無憂無慮，無悲無喜，不計較利害，不在乎得失，並已達忘生忘死之境。這樣的胸懷，確實需要有真知，正所謂「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綜上，莊子的「自然無為」乃是說人生的快樂在於身心的自由，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強制與束縛；也不要汲汲於外物，不要內心多欲，這樣才能使人格得以健全的發展，才能使每個人都能做到真實的存在，能夠把握自我。這對於現代這個粉雕玉飾的世界確是一個很好的藥方。因為我們反觀現代人的生存，世風的頹廢如同一個大醬缸，對於上層的人們來說，名利的紛爭囂囂日上，恣欲的人士多如牛毛，虛偽的表白欺世盜名；對於下層的人們來說，生活在相互牽制、相互攪擾的社會裡，被文明的機器壓縮成物質的奴隸。這個扭曲的時代不得不使人想起卡夫卡的《變形記》：「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這個含義豐富的寓言說明了人類的不能自主，說明了人類獨立能力的喪失。莊子鑒於此，給我們開出一張保持獨立與自由的藥方，這確是很好的濟世良藥。

（四）解題或莊子的痛苦

　　「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王國維語），莊子確實是悲其心於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的，所以他的文章才「寄沉痛於悠閑」，他確實是要給「欲」的人類開拓一個精神家園的，他希望「久在樊籠里」（陶淵明語）的人們能真正的回歸那個生己、養己、息己的自然，然後能夠身心自由地生活，進入心無掛礙的逍遙之境以求得一個生命的真實存在。然而世界的「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的特點，也使人類本身因情意的驅使而在萬物的變化中不停地競逐追走，直到形體耗損殆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莊子的葯很好，但很難在現實中實現。他這種很人性化的理想太理想了，試問自人類有文明以來，有幾個人真能達到莊子所設想的「至人」高度呢？而且莊子把希望寄托在做為生命的人的自身，希望人們向內去尋求精神的富足，那就得有一個根本的前提，即人「性本善」，否則他的這種理想就只能停留在莊子自己的理想里了。正因為莊子的話有如空谷足音，所以也註定了他的不為人理解，至於說同時代人，喜歡他的人應是很少的。好在莊子面對現實的時候，他也認識到自己的理想同現實的距離實在太遠了，就好象天與地的平行，永遠沒有相交的可能。莊子眼裡的世界是灰色的，他看不到社會的亮色，也看不到人生的亮色。「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憤世嫉俗的莊子冷眼旁觀，一腔濟世之情無從著落，他把一切的不滿與思考寫入他的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他一生獨立於世外「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他內心的這種痛苦我們是能從他的這些痛苦的思考中發掘出來的。

　　在《齊物論》里有一個最著名的故事，那就是「莊周化蝶」。人們多是從「齊物為一」的角度來解說這個故事的，但我們可否從理想與現實的角度再來對這個故事做一個新的解說呢？首先說，這是莊子的一個「夢」。在這個「夢」里，「夢」與「覺」相對，「蝴蝶」與「莊周」相對，莊子重點寫出了他們的區別，即在夢中他們二者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實現了物化或叫齊萬物、齊物我；然而回歸現實，他面對的還是「與物相刃相靡，其形盡如馳」的世俗人生。

　　我們來看這個夢：「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這個夢的中心意象（姑且如此說）是蝴蝶。蝴蝶在大自然中能翩翩飛舞、四處翱翔，它不受時空的限制，自由的展翅飛舞，既沒有世俗禮法的約束，也沒有必須尊循的陳規陋習，它最大的特點就在於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它可以享受陽光的溫暖、空氣的清新、美麗的花朵，它因自然而生，也因自然而息，它是真正的「逍遙遊」。莊子把自己變成蝴蝶，充分展示了他內心所嚮往的美好生活，所以莊子的感覺是「自喻適志」。我們也能看出，莊子化蝶表達出的是莊子對個性自由的選擇，是希望回歸質樸與純真的選擇，這對於在重重束縛中帶著鐐銬跳舞的人類來說確實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但我們不要忘了，莊子化蝶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夢」，也就是說，只有在「夢」里才會出現莊子所設想的這種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莊子的「齊物」只在他的理想裡面，也只有莊子自己才能做到。但他自己能做到，不等於其他人也能做到，這才是莊子痛苦的，因為「夢」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虛幻性，當「夢」醒來時，一切還是老樣子，即夢境消失後，必須回到現實。我們說過，相對於「夢」的，是「覺」，莊子「覺」後發現自己已不再是蝴蝶，而又成了莊周，所以有「蘧蘧然」之感。「夢」和「覺」的對立，照見了莊子所生活的依然是那個充滿慾望與利害衝突的社會，人們不可能去想像蝴蝶的生活，也不可能去追求這種生活。莊子說「周與蝴蝶，則必有分也」，則一個是理想的自由的，一個是現實的痛苦的。也即說「周」與「蝶」的相對，一個是現實中的懷揣痛苦的，一個是理想中的自由的。然而人們並不因為「夢」的虛幻性而放棄了對「夢」的憧憬與嚮往，「夢」的產生不正是源於改變現實的希望與渴求嗎？莊子正是藉助「夢」的成功來說明他對自由、和諧、平等的美好生活的嚮往，即與眾生自由平等和諧的共同發展。

　　李商隱說「庄生曉夢迷蝴蝶」，一個「迷」字正好寫出了莊子思考的痛苦。因為他感到自己雖然處於「材與不材」的現實之間，卻仍「未免乎累」，我們看莊子的表述：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各為量，浮游於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吸可得而累邪！」（《山木》）

　　我們在前面已說過「材」之「有用」不足免患，而這裡莊子又說「不材」「無用」同樣不能免患，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似乎能夠遠禍全身。但莊子接著一轉，明確指出處於中間非「道」所在，所以只有超然三者之外，浮游於道德之鄉，與時俱化，物我兩忘，才能真正做到「無用之用」，但這又是莊子假設中的超然物外、順應自然。所有這些表明莊子面對那個殘酷到極點的時代，雖言出世之語終不能忘情於世的心理，這才是莊子深層的痛苦，這也是莊子在書中藉助大量的想像與假設來表達自己的理想的原因，這種種美好的想像正是現實的一種反襯。

　　莊子對痛苦的感受，有時他也會直接地說出來，那就是「生不逢時」：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系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也夫！」（《山木》）

　　這個故事有這麼幾層明顯的含義：一、莊子乃有「道德」之人，即莊子如比乾等一樣，身具大材；二、雖有大材卻不遭其時；三、莊子把所處的時代比喻為帶刺的灌木叢，在這種社會中生活猶如在灌木叢中小心行走，會無所用於世；四、莊子把大材得用的環境通過騰猿的比喻寫出，喻指自己的「處世不便」；五、比干剖心的事例說明了莊子的清醒，寧願身體貧困，也要保持人格的獨立。

　　莊子的態度註定了他是一個不受時代歡迎的人，而世俗的世界往往又是有眼無珠，不識大材大用的，並且世俗也不會給大材以用世的環境。在《逍遙遊》中，莊子通過大知與小知的對比，寫出了世俗的拙於用大：

　　惠子對莊子說：「魏王送我一顆大葫蘆的種子，我將它種植起來長大後，結出的果實足有五石的容積；用它來盛水，可它堅固的程度卻不夠；把它剖開做瓢也太大了，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放得下。這個葫蘆不是不大，但我認為它沒什麼用，所以把它砸爛了。」莊子說：「先生實在是不善於使用大的東西啊！宋國有個人，善於調製一種不皸手的藥物，他家世世代代以漂洗絲絮為業。有個遊客聽說了這個藥方，願意用百金的高價買他的藥方。宋人把全家人集合到一起商量：『我家世世代代以漂洗絲絮為業，所得不過數金，如今賣掉這個藥方，一下子就可得到百金，還是把藥方賣了吧。』遊客得到藥方，便去遊說吳王，正趕上越國發難，吳王就派他率領軍隊，冬天和越國在水上交戰，結果大敗越國，吳王於是就割地封賞他。藥方是相同的，有人的用它來獲得封賞，有的人卻只能靠它來漂洗絲絮，這就是因為使用方法不同的緣故。現在你有五石容積的大葫蘆，為什麼不考慮把它製成腰舟，而浮游於江湖之上，卻反而擔憂它無處可用呢？看來先生還是心竅不通啊！」

　　同樣的事物，不同的人使用它，就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莊子正是通過這樣的故事來說明世俗世界所執迷的小知小巧及見識的短淺。我們把莊子的「無用之用」及「拙於用大」前後聯繫起來，就可看出這些故事裡是道出了莊子悲慨與憤激的內心情感的。面對現實的無望，莊子轉向了理想的言說，它藉助理想的「逍遙遊」來表達自己對時代的不滿以及對美好的渴望，裡面的「大鵬」正是莊子自己的形象，它「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理想直指「南冥」。這個形象真可謂橫空出世，縱橫宇宙，必當驚世駭俗。然而這樣的雄心壯志得待九萬里風才能起飛，故需要等待時機。

　　然而莊子看到現實的環境與他的想法相去甚遠，他只能去想像他的「逍遙遊」了，所以他又借「蜩」與「學鳩」及「斥鷃」之口，寫出了世俗世界的淺見與無知：「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這是典型的不理解，所以莊子感慨地說：「小知不及大知……眾人匹之，不亦悲乎？」世俗的無知之輩確實如《秋水》里的河伯一樣「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這些自以為是的傢伙雖整日忙碌不止，但有幾個真正懂得在世的意義呢？《逍遙遊》的重要性就在於它開啟了莊子比照於現實的理想言說之門，這個門裡其實儘是莊子的不逍遙。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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