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汝倫：《存在與時間》為什麼重要？

字型大小: 小 中 大 | 列印 發布: 2010-10-20 21:07 作者: 張汝倫 來源: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0年2期 查看: 50次

張汝倫 復旦大學哲學系

　　今天沒有人會懷疑《存在與時間》的經典地位。與哲學史上許多經典不同的是，它一出版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之所以如此，除了其本身固有的價值外，還在於它回答了時代的問題，切合那個時代，也是我們時代人的思想感情。《存在與時間》在哲學上無疑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這一點即使是海德格爾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它也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德國哲學家施奈德巴赫在《德國哲學1831-1933》中說，《邏輯哲學論》(1921)、《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和《存在與時間》(1927)是我們這個世紀（20世紀）三部最有影響的哲學著作。[1](P13)

　　這三部著作都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不是偶然的。從尼采開始，西方思想的大革命已經發軔，只是當時西方社會還處於歌舞昇平的樂觀主義情緒中，沒有多少人像尼采和布克哈特那樣，對現代性乃至整個西方文化的根本問題有所體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暴力的方式將這些問題赤裸裸地暴露在人們的眼前，思想與文化的精英，尤其是德國人，開始對現代性問題進行全面的深刻反思。所謂1918年人①表明整整一代人，或者一個新的思想文化時代開始了。從1918年到1927年，德國出版了六部內容、風格迥異，但卻共同反映了一個動蕩的時代和人心的書。首先是恩斯特·布洛赫的《烏托邦精神》(1918)，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第一卷也出版於1918年；然後是巴特的《〈羅馬書〉釋義》(1919)；羅森茨維克的《救贖之星》發表於1921年；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發表於1927年；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兩卷分別發表於1925年和1927年。這幾部書的特點都是篇幅很大，這說明人們試圖對所面臨的問題提供一個總體的概括和回答。這些著作都有預言和烏托邦的性質，這些預言既有希望也表現為絕望。它們都是對一個失落的理想的預言、回顧和紀念。這些書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很激進的，甚至是怪異的，就像表現主義的藝術和文學一樣。霍夫曼斯塔爾曾問過：在1914-1918年發生的那些事情後，怎麼還能用陳舊的、磨損了的、虛假的詞語？這些著作獨特的表達方式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存在與時間》就是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下產生的。海德格爾的語言也必須被視為標誌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希特勒上台這段時間德國環境所產生的現象的特徵。《存在與時間》的外觀往往使人產生錯覺，以為這又是一部典型的晦澀的德國哲學著作。它有點像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一上來就宣告了其目的，指明了它要研究的基本問題、使用的方法、按層次提出將要討論的各種不同問題，然後以一種系統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2](P44)與海德格爾後來的著作相比，這部著作更加傳統。但它與《純粹理性批判》不同，它不是一部理論哲學著作，而是一部實踐哲學著作，是關於人最根本的存在經驗及其現代命運的著作。這就是為什麼它的艱深內容沒有嚇退對它感興趣的人，相反，卻引起人們解讀它的無窮熱情。毫無疑問，《存在與時間》是一部偉大的哲學經典，是西方哲學史上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一部著作，是一部典型的哲學著作。它向人們表明，最基本的哲學問題恰恰也是最深刻的時代問題。

　　的確，從外在形式上看，《存在與時間》似乎是一部「不食人間煙火」的哲學著作，它不像《西方的沒落》、《歷史與階級意識》或《啟蒙的辯證法》那樣，直指時代的危機展開分析和批判。它似乎是絕對的形而上，反反覆復地圍繞著存在問題做文章。它那種德國式的思辨和完全無視傳統規範的概念體系和話語方式，不知使多少人先是望而生畏，然後是絕望地放棄。儘管如此，《存在與時間》還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不僅一出版就得到普遍的重視，而且直到今天，無論是海德格爾的追隨者還是他的反對者，都心悅誠服地承認它是20世紀最重要、最有影響、最具開創性的哲學著作之一，與西方哲學史上最偉大的經典著作並列而無愧。《存在與時間》也是20世紀西方哲學著作中被人讀得最多、討論得最多、評論得最多和爭論得最多的著作之一，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哲學的範圍，深入到了神學、史學、社會學、文學、人類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存在與時間》不僅是西方哲學的經典，而且是一般人類思想的經典。

　　《存在與時間》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和影響，首先與它處理的問題的深度、廣度和現實性有關。這部以典型的德國哲人的晦澀語言表達的艱深著作之所以甫一出版就打動了那麼多人的心弦，是因為它深刻揭示了人們正在經歷的西方文化的危機及其深層次的問題，從哲學上解剖了西方文明的內在病理，使人們對現代性危機的本質有了清楚的認識。伽達默爾說，這部著作「一舉向廣大公眾傳達了哲學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震撼而有的新精神」。[3](P250)這是當時以及後來層出不窮的現代性批判的著作，如《西方的沒落》等所無法比擬的。後者只是描述和預言，而前者卻是通過顛覆性的分析和內在解構來揭示西方文明的根本問題。用海德格爾晚年的助手馮·赫爾曼的話說，海德格爾是「以哲學史上深刻重大的事件方可媲美的方式，從根本上研究、動搖和更新了西方哲學傳統的提問方式」。[4](P15)

　　奧地利作家穆齊爾在他的著名小說《沒有個性的人》中說：「人們必須首先像一個小丑被他的緊身衣束縛那樣，在他們的種種可能性、計劃和感情中受到各種偏見、傳統、困境和局限的約束，他能提出的東西也許才有價值、才能生長和持久。」這對於任何大思想家來說都是如此，對海德格爾當然也不例外。

　　三十而立。人們一般也是認為海德格爾只是在30歲以後，更確切地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弗賴堡大學開的課中表明他走上了自己的思想道路。在此之前，他是一個先學神學後又轉學哲學的學生，通過教授資格論文後在大學當講師。在這期間，他基本上是循規蹈矩的學院中人。早期對天主教神學的學習使他自然受到經院哲學的很大影響。而他在中學時期就讀過的《存在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的多重含義》，則使亞里士多德成了他私淑的導師。希臘哲學批判的實在論和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的傳統，構成了他走上自己的思想道路之前的哲學基礎，儘管他此時的興趣主要在邏輯和範疇學說方面。當然，這種思想傾向與當時統治德國大學哲學的新康德主義哲學是很合拍的。事實上，海德格爾此時除了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的傳統外，也受到了新康德主義的很大影響。從海德格爾的博士論文和教授資格論文中都可以明顯看出這些影響。這兩篇論文基本上是標準的學院論文，中規中矩，但很難說有什麼自己原創性的東西，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其進行，對於歐洲人的文化意識的衝擊和改變用「天崩地裂」四字來形容都不為過。「自由時代滿足了被長時間的和平時期慣壞了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文化樂觀主義，這個社會的進步信仰在戰爭的風暴中崩潰了，這個戰爭最終成了一個與所有以前的戰爭完全不同的東西。決定戰爭進程的不是個人的勇氣或軍事天才，而是所有國家重工業的軍備競賽。在戰爭中，無辜的自然、農田和森林，村莊和城市被毀，戰爭的恐怖讓在壕溝和掩體中的人最終沒有別的想法，只有卡爾·楚克麥耶當時所說的：『一下子，一切就完了』。」[5](P177)這個「天崩地裂」的見證者伽達默爾對當時歐洲人絕望心態的描述，可以看做是促使海德格爾走上他自己的思想道路的時代背景。

　　海德格爾自己對此也是一清二楚的。他經常暗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歐洲「理性」的無力，公開了傳統的崩潰。但是，他只是把20世紀戰爭和種種事件視為一個內在崩潰的外部表徵，從中看到了一個長期以來擺在思與詩面前的任務。就如他在《語言的本質》中所引的格奧爾格的詩句：「這些是烈火的徵兆，不是信息。」但他在海德堡科學院的就職演講中追溯崩潰的徵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1910-1914之間「那些激動不安的年月」，其標誌是尼採的《權力意志》、克爾凱郭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譯、人們對黑格爾和謝林日益增長的興趣、里爾克和特拉克的詩歌、狄爾泰的全集。[6](P89-90)

　　在海德格爾看來，西方文明的命運實際上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命運，西方文化的問題。說到底是西方哲學的問題，他和他的老師胡塞爾一樣，把哲學視為西方文化的特徵與核心。

　　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是一個「完全沒有問題的時代」。[7](P108)在這個時代，再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能和不能達到的，只要我們對它有「意（志）」。這個「意志」，就是所謂的「意願意志」(der Wille zum Willen)，也可以叫「意志的意志」，即最高、最極端的意志。「它迫使算計和安排一切成為它的基本表現，但只是為了無條件地持續確保自己。」[8](P76)這個意志已經預先設定和貶低了應該是可能、尤其是必要的東西，即存在者整體。這種意志把存在者解釋為可表象和被表象者。「可表象的一方面的意思是可以在意欲和算計中達致；另一方面的意思是可以在製造和實施中得到表達。但從根本上來想，所有這些說的是：存在者本身是被表象者，唯有被表象者存在。」[9](P109)這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基本特徵，它起源於柏拉圖主義，在現代技術的本質中得到了完成。它構成了西方哲學的傳統。「這個傳統必須被拆除。由此一個源始的問題立場(Sachstehllung)才可能。」[10](P75)

　　可是，海德格爾哲學的進路，似乎又是傳統得不能再傳統了。他只是在問西方哲學最基本、也最源始的問題——存在問題。在20世紀西方哲學一片反形而上學的語境中，他似乎顯得格外落伍。然而，正如他的學生伽達默爾所指出的那樣：「他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新的問題。它不是在西方形而上學內部提出的，而是針對這個形而上學本身。它並不問最高的存在者（上帝）和所有存在者的存在這些形而上學問題。它是問什麼東西首先展開一般這樣問題的領域，建立起形而上學本身得以活動的空間。因此，海德格爾問的是形而上學傳統毫無問題預設的東西：何謂一般存在？」[11](P195)海德格爾認為，只有在這個問題上正本清源，才能根本顛覆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

　　然而，幾乎沒有西方哲學家會否認，西方哲學一直在問存在的問題。可是，在海德格爾看來，西方哲學從來就沒有真正問過這個問題，它實際上是把存在者當作存在來問。那麼，兩千年來的西方哲學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而不自知？海德格爾的回答是，西方哲學本身就有問題。海德格爾正是從這個問題入手開始他自己的思想之路的。

　　在海德格爾眼裡，傳統哲學觀念的問題是與傳統形而上學的問題連在一起的。傳統形而上學把一切事物看做是被表象者，即現成存在的靜止的對象，而哲學就是一種理論，它的功能就是如自然科學一樣，觀察和認識事物，把握事物的真理。這種作為理論的哲學，顯然與事物本身只有外在的關係，只盯著事物靜止的現在，因而無法揭示事物的存在，因為存在並不僅僅是現在。

　　為此，海德格爾在他1919年的課程中，明確提出哲學是「前理論的元科學」。[12](P63)將哲學視為「元科學」(Urwissenschaft)並不是海德格爾獨有的做法。胡塞爾的現象學與新康德主義儘管存在著尖銳的分歧，但都把哲學作為元科學來追求。所謂「元科學」，意思是追求最原始、最根本、最先也是最終的東西的科學。在此意義上，元科學即原始的科學或科學的科學，一切科學都從它派生，而不是相反。

　　然而，作為元科學的哲學追求的那最先也是最終的東西，或者說它的起點和終點究竟是什麼？對於新康德主義來說，是知識與科學的事實；對於胡塞爾來說，則是意識的事實；而對於海德格爾來說，毫無疑問應該是生命的事實。他與胡塞爾的分歧首先就在這裡。對於海德格爾來說，哲學就是現象學，而「現象學就是研究生命本身。儘管有生命哲學的外表，實際上它與世界觀相反。世界觀是將生命對象化和固定在一種文化的生命的某個點上。相反，現象學決不是封閉的，由於它絕對浸潤在生命中，它總是臨時的」。[13](P17)

　　海德格爾從事實的生命，也就是人的歷史和時間性生命出發，批判舊形而上學和哲學，不是偶然的。雖然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已經提出了「生命」的概念，而浪漫主義也用它來反對理性主義哲學，但只是在形而上學隨著黑格爾的去世日薄西山時，「生命」概念才取代了「存在」概念，成為存在論的主要概念。「生命」概念的可塑性和包容性很大，可以囊括靈魂、精神、自然、存在、動力和創造力等傳統形而上學的主要概念因子，人們一方面用它來提倡一種新存在論，另一方面用它來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學院觀念論、粗鄙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狄爾泰賦予了這個概念以歷史性與事實性的內容，使它突破了形而上學的窠臼，成為後形而上學哲學的基本關鍵詞。青年海德格爾的哲學正是秉承了這一後形而上學哲學的傳統，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在談論存在論問題時，更多地使用的不是「存在」，而是「生命」的概念。

　　形而上學要追求「客觀的」「絕對知識」和「絕對真理」，這就使它的眼睛只盯著「純粹現在」和非個人的普遍性王國，而無視生活在特殊、有限的時間和處境中的個體生命，也就是海德格爾稱為「事實的生命」(faktisches Leben)的東西。這種形而上學對待生命的態度，海德格爾在1919年的講課中又稱其為「理論的」態度。但是，「理論的」(das Theoretische)一詞在那部講稿中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理論」指的基本上就是在科學思維和認知中表現的理論，也就是我們日常理解為「科學理論」的「理論」。廣義的「理論」則指認識論、哲學心理學和反思現象學對全部前科學經歷(vorwisseschaftliche Erlebnisse)的主題化。海德格爾主要是在後一種意義上使用「理論」這個概念。

　　這種理論將生命理解為靜止的、非個人的常人的生命，生命既無時間也無處境，因而是無歷史或超歷史的，有限的、會死的生命變成了一種永恆不變的抽象。海德格爾用了Larvanz這個詞來形容這種抽象化的生命。Larvanz一詞由拉丁文詞larva而來，意思是鬼魂和面具。用Larvanz這個詞來形容生命，則說明經過理論態度主題化或抽象化的生命只是戴著面具的鬼魂，根本不是真實的生命，而是生命的自我異化。[14](P140)這種異化了的生命生活在常人的平均化和公共性中，以常人（其實是無人）的是非為是非，以此來判斷自己的成敗得失、窮通顯達，但卻沒有自己的世界。總之，「生命錯量了自己；它用合適的尺度（非量的尺度）卻未能把握自己」。[15](P103)而這也意味著形而上學或現有的哲學，基本上是停留在理論的領域，而完全沒有進入前理論的生命領域。

　　這就使得哲學瀕臨死亡的邊緣，海德格爾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就在1919年「戰時研究班」的講稿中，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正站在方法論的十字路口，它將決定哲學的生死；我們站在一道深淵邊上：要麼落入虛無，即絕對的事物性，要麼設法躍入另一個世界，或更確切說，首次根本進入世界。」[16](P63)雖然狄爾泰和胡塞爾都曾給他正面的影響，但他認為他們兩人都沒有能提供一種合適的前理論的哲學的方法。狄爾泰雖然提出了情景論的、生活世界和視角論的解釋自我和解釋世界的方法，用「經歷」(Erlebnis)概念來表示我們與世界的原始關係。並且，這個經歷概念不是與表象和概念有關的感覺和知覺之類的東西，即不是屬於認識能力範疇的東西，而是前主體的經驗，或者說生命的經驗。早期海德格爾自己也是把它作為主要的前理論的生命現象來看待的，但他還是認為經歷這個概念比較模糊，人們往往把它看做心理的東西，是心理學的主題對象。這恰恰是以理論的發思方式來對待本來是前理論的經歷現象。胡塞爾超時間的、非個人的現象學方法在海德格爾看來仍然是一種理論的方法，它把生命經歷當作對象性的、在意識內部發生的事件。或者說，它通過反思把生命經歷變成一種被觀察的經驗，這種經驗可以通過反思的描述來把握。但它同樣無法把握活生生的生命（生活）本身。①而在海德格爾看來，哲學是人類生命的一種特殊的可能性，因此，它應該根據生命的事實性來理解。

　　海德格爾對哲學目標和任務的重新規定決定了他必須找到適合自己哲學觀念的方法，這種方法不是一套外在的操作程序和規範，而就是人類存在本身。海德格爾仍然用「現象學」一詞來指稱他自己的方法，但這已完全不是胡塞爾意義上的現象學了。海德格爾把現象學理解為生命的元科學，它要探尋生命的整體在其中表達自身的種種基本處境。他在給雅斯貝爾斯的《世界觀心理學》寫的書評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這個書評是海德格爾早期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從表面上看它是在批評雅斯貝爾斯的那本書，實際上批判的鋒芒卻是暗指胡塞爾。這在他討論「我存在」(ich bin)的意義時最明顯。海德格爾在這裡並不只是要批判主體的內在性和胡塞爾的先驗自我，而是試圖通過澄清「我存在」的意義把現象學改造為他心目中的哲學方法。

　　追問「我存在」的意義，表明海德格爾根本反對胡塞爾「純粹自我」的概念，而要越過意識理論的主體，回到具體的現實生活中的自我：「這裡得把我理解為是完全具體的、歷史的、事實的自我，在歷史的、具體的自身經驗中才能接近。」[17](P30)「因此，我有我，即我在其中把我自己作為自我與之相遇的那個基本經驗，是十分重要的。」[18](P29)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海德格爾針對胡塞爾唯我論的認識論提出了他的經驗概念，這個經驗概念強調的不是理論靜觀，而是身體—歷史的生命活動。這種活動就是人存在本身的實施(Vollzug)，它是前反思的經驗，或者說源始經驗。在「事實的經驗中我並不問自我是什麼，我在可理解的東西中通過生活有自我。」[19](P166)也就是說，在海德格爾那裡，自我不是一個反思的概念，而是一個存在的概念。「我存在」的意義就是我首先是一個實施著的自我(vollziehenden Selbst)，即存在著的自我，而哲學作為人的一種存在方式不是外在於這個自我的東西：「從事哲學者本身及其盡人皆知的可憐同屬於……哲學的事情。」[20](P42)哲學的前提就是通過生存實現的人類生活，哲學屬於這種存在，是這種存在的一個要素。如果這樣的話，哲學的問題其實就是人類存在的問題，反過來，人類存在的問題必然表現為哲學問題。

　　把「我存在」解釋為一個實施著（存在著）的自我目的不是把先驗自我簡單地倒過來，因為自我的生存意義不是理論的、對象化的世界，而是在為日常生活擔憂(Bekümmerung)，即日常生活活動中擁有自己的基本經驗。這是任何人都有的基本經驗。通過突出這種經驗的源始性，海德格爾用實用性取代了理論理性的優先性，重新規定了人的自我關係，不再從反思的自我對象化的意義上規定它，而是從行為和實踐意義上引進了本己的時間性，或者說生命實踐的時間性來規定它，這種時間性遠離根據意識理論構想出來的那個「我」。「這種擁有自我產生、保存和傾向於擔憂，人們在這種擔憂中經驗特殊的自我過去、現在和將來，不是把它們作為客觀的事物秩序的時間圖式來經驗，而是在非圖式的擔憂意義上經驗它們，這種擔憂意義關涉經驗實施的方式。」[21](P32-33)這種生命時間結構的提出，為解構傳統存在論走出了關鍵一步。

　　三

　　但是，倘若我們就此將海德格爾的哲學理解為克爾凱郭爾、雅斯貝爾斯或薩特式的生存哲學或存在主義哲學，那就大錯特錯了。海德格爾畢生為澄清人們對他早期哲學的這種誤解而努力。對於海德格爾來說，指出迄今為止哲學未能抓住事實的生命經驗本身因而不能成為元科學，不是要提出某種生命哲學或人的哲學（哲學人類學），而是要從根本上檢討西方哲學的問題。西方哲學未能把握事實的生命經驗，只是它自身痼疾的一個癥狀，他要從這個明顯的癥狀出發，從根本上顛覆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他的目標不是人，而是一般存在或存在的意義。事實的生命經驗固然給我們提供了進入哲學根本問題領域的線索，但同樣也容易使我們誤入歧途，錯失真正的問題。「事實的生命經驗不僅是哲學(Philosophieren)的出發點，而且恰恰也是本質上妨礙哲學本身的東西。」[22](P16)《宗教生命現象學》中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就表明了這種危險。

　　為了避免這種危險，必須始終強調哲學的基本問題只有一個，這就是存在論的問題。存在論也只有一個研究對象，這就是存在本身或者說一般存在。基礎存在論的基本問題，《存在與時間》的基本問題，不是人，而是一般存在的意義，或存在本身的意義。迄今為止的西方哲學之所以不令人滿意，之所以沒有抓住事實的生命經驗，就是因為在這個基本問題上走錯了路，在存在論上走錯了路，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有抓住這個問題，而把存在者當成了一般存在。這樣，人的生命經驗，即人的活生生的存在，就變成了一個死的「對象」。因此，要解決哲學成為真正的元科學的問題，要把握事實的生命經驗，不能就事論事，而要從根本的存在論問題上解決，即要解決一般存在的問題。

　　那麼，什麼是「一般存在」？「一般」總是指與「特殊」相對照的東西，有一般存在就有特殊存在。特殊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如桌子的存在、人的存在、觀念的存在等等。不同存在者存在的方式也不一樣，例如，動物的存在方式與人的存在方式就不同，桌子的存在方式與三角形的存在方式也不一樣。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就區分了人和物的不同存在方式，並將他的生存論分析建立在這種區分的基礎上：在各種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突出的地位，因為它就是對存在有某種理解。

　　區分事物不同的存在方式，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在前哲學地進行。但在哲學史上，從柏拉圖開始，哲學家們已經有意識地從哲學上來區分事物的存在了，傳統的範疇學說就是以此為目標的。亞里士多德的範疇從十個方面規定了存在者作為事物。康德的範疇則在十二個先天的方面將存在者認識為對象。然而，在海德格爾看來，這種用範疇來闡釋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把存在者當作了現成事物(Vorhandene)。因此，他闡釋事物的存在方式不採取這種傳統的範疇闡釋的方式。鑒於存在方式的多樣性和範疇的多樣性，他追問先於這種多樣性的存在本身的單一性，正是這種存在的單一性使存在方式的多樣性成為可能，上述多樣性是從這種單一性中產生的。顯然，存在的單一性和存在方式及其範疇結構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海德格爾把這種區別稱為「存在論區別」。一般存在，就是存在的單一性。

　　雖然「一般存在」之「一般」可以與「特殊」對照來看，但這種「一般」在海德格爾那裡從一開始就不是指種或類意義上的「一般」。存在的這個「一般」不是存在者最高的類，如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卷三(998 b 22)中所提出的那樣。但如果我們把存在的一般理解為在所有特殊的存在方式中都有的東西的話，仍然不是海德格爾的意思。因為那樣的話，一般存在就只是所有特殊存在方式的一般存在特徵。海德格爾所追尋的一般存在不是存在的一般特徵，而是貫穿在存在的一般特徵中，貫穿在所有存在方式及其範疇中，隱而不露。[23](P69)

　　海德格爾認為，他的《存在與時間》是要為整個傳統存在論和形而上學重新奠基，傳統存在論和形而上學的根本問題是始終把存在問題當作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的問題，以範疇來闡釋存在者的存在，從未超出對諸存在範疇共同的一般特徵的概念把握來問存在的問題：它從未將存在的問題闡述和展開為與範疇闡釋的存在者之存在的多樣性不同的存在的單一性問題。在他看來，在我們能用範疇來闡釋多種存在者的存在和各式各樣的存在領域前，必須提出和回答更為源始的問題，即我們從哪裡、根據何種存在單一的本質理解存在者的範疇存在的多樣性。這是範疇闡釋存在者之存在的基礎，只有這個基礎先被揭示出來後，範疇闡釋存在者之存在的問題本身才會通透。追問這個使範疇的存在闡釋可能並隱藏在範疇的存在闡釋的多樣性中的存在的單一性，就是給一切存在論奠基，就是基礎存在論，即是一切存在論的基礎。《存在與時間》的主要任務，就是確立這樣一個基礎存在論。[24](P69-70)

　　《存在與時間》從表面上看是要糾正西方人在存在論問題上的根本錯誤，這就是誤將存在者理解為存在，實際上卻是忘記了存在，因而海德格爾要重新提出存在的問題，更確切地說，提出存在的意義問題，以糾正西方哲學延續了兩千多年的錯誤。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這部著作的確只是一部「純哲學」甚至「純理論」的著作，不會在哲學圈子之外都產生無可比擬的影響。事實上，《存在與時間》恰好證明了黑格爾「哲學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的說法，這才使得這部著作至今不僅在哲學界，而且在哲學圈子之外被人廣泛地閱讀和討論。

　　海德格爾一再向世人表白，他一生只有一個問題，這就是存在問題。為什麼存在的問題竟然會是西方文化（至少在海德格爾看來）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知道，「存在」(Sein)這個詞在西方語言中有系詞、表真、表存三種基本功能。作為西方哲學拱心石的存在論，就是基於「存在」這個詞的這三種基本功能。傳統西方存在論最熱衷討論的問題大都是「什麼東西是否存在？」例如，上帝是否存在？物質是否存在？心靈是否獨立存在？身體是否獨立存在？像自然事物這樣的外部事物是否存在？我們如何證明它們的客觀存在？等等。不管這些問題本身是否合理，人們在提出這些問題時，顯然似乎都已經知道「存在」是什麼意思，即知道了存在的意義，否則不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亞里士多德顯然看到了存在意義問題對於存在論或者說形而上學問題的根本意義，他特意思考了這個問題。他認為，無論什麼東西存在，它要麼是一種基本的存在者，即所謂prote ousia（原初存在者），要麼就是取決於這種原初存在者的某種派生的特徵或屬性。因此，原初存在者決不能是任何別的東西的謂語，而只能被別的事物來述謂。例如，「蘇格拉底是有教養的」，其中「有教養的」是謂語，而「蘇格拉底」是原初存在者。亞里士多德的這個思路對後來西方存在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這個思路影響下，後來的西方存在論問題一般集中討論存在事物的類，如物質還是精神或觀念等，以及它們存在方式的規定。例如，笛卡爾就不僅要問物質實體是否存在，還告訴我們這種實體存在的方式是佔有空間，即廣延性。[25](P7)

　　可在海德格爾看來，無論是亞里士多德還是笛卡爾，都沒有觸及存在論的真正問題，這就是：存在究竟是什麼意思？這裡涉及的不是何種存在存在，或它們的存在方式，而是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很顯然，傳統存在論的種種問題應該是基於這個問題之上的，否則它們將沒有合法性。這是由「存在」這個詞本身的意義決定的。從表面上看，再沒有什麼問題比存在問題更抽象了，可實際上它卻是一個最具體和當下的問題。

　　例如，如果我們問「什麼是大學」，人們會回答說，大學就是一個由教學樓、圖書館、實驗室、運動場、辦公樓、宿舍樓和校園等合為一個整體的建築群。我們會發現，我們平時就是按照這個對大學的描述來認出大學的。可再一想，如果沒有對教學和科研乃至教育這些存在方式，也就是它們的意義的理解的話，我們就不可能根據教室、實驗室、圖書館這些存在者來認出大學這個存在者。也就是說，不理解高等教育（包括一般課程、討論班、科研及其他與高等教育有關的人類活動）的意義，就不可能理解（認出）大學。就此而言，存在之意義要先於存在者，意義最終解釋存在者。在決定某物是否存在時，首先要求助於存在的意義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存在論問題得從事物是否存在的問題轉換為事物的意義問題。例如，「是否有身體存在」的問題應該轉換為「佔有空間和能感受事物是什麼意思」的問題，「是否有上帝」的問題應該轉換為「崇拜一個最終崇高但不可言喻的事物是什麼意思」的問題，「是否有外部世界的問題」得轉換為「在世界上存在是什麼意思」的問題。對於存在本身的問題同樣也是如此。我們不問事物最終的本原，也不問何種事物真正存在，而是問存在究竟是什麼意思？[26](P9)這才是海德格爾心目中的基本問題，也是一切其他存在論問題的基礎性問題。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把一般傳統的存在論問題轉換為存在的意義問題，實際上是把理論問題變成一個實踐問題，因為「存在」源始在語法上是一個動詞不定式。「是什麼意思」在這些問題中問的不是靜態的狀況，而是人的存在行動。「我們不首先問人是什麼，然後琢磨它是什麼意思；而是先問是一個人是什麼意思，然後才能決定人是什麼。」[27](P10)也就是說，人的存在行為，即他的「去存在」，決定了他是什麼。《存在與時間》之所以要從分析此在的在世存在著手切入存在問題，就是這個道理。

　　當哲學的理論問題變成哲學的實踐問題時，哲學也就成了我們的存在方式。然而，存在總是歷史的存在。當海德格爾從存在論問題著手來顛覆西方形而上學傳統時，他哲學的實踐目的是什麼？這要看他是如何理解他所反對的西方形而上學的本質的。

　　在海德格爾看來，西方形而上學的實質就是虛無主義，二者其實是一回事。虛無主義是形而上學內部隱藏著的一個基本運動，也是西方歷史的基本運動。作為一個歷史運動，它不是由什麼人提出的觀點和學說，不是與基督教、人本主義和啟蒙運動並列的思想潮流，也不是種種歷史現象之一，而是西方人命運的基本事件。它展開的結果只能是世界災難。虛無主義是陷入現代權力域的地球人的世界歷史運動。因此，它不僅是一個當代現象，也不是19世紀的產物，雖然19世紀的人們已經敏銳地洞察了虛無主義。那些誤以為自己避免了虛無主義的人也許最根本地推進了它。[28](P214)所以，尼采哲學不是克服了虛無主義，而是作為虛無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最終完成。

　　尼采是要通過提出新的價值來克服虛無主義，但這也是一種虛無主義，因為它接受舊價值的讓位，不去徒勞地恢復它。可這是一種積極的虛無主義，因為它不是被動地接受沒有真理；因為沒有一般的真理，而是創造它自己的真理。[29](P95)它通過「價值重估」準備行動和為新的可能性開路。但這並不意味著簡單地用新的價值代替舊的價值。新價值不能從天而降，只能來自對存在者的解釋。尼采因此提出了一種新的「形而上學」，將存在者解釋為「權力意志」，即純粹權力，但權力本質上總是追求增加自己。權力沒有外在的目的，它只是增加自己和在自己身上盤旋，因而產生永恆輪迴。「價值重估」不僅意味著權力被確定為最高的價值，而且意味著權力設定和保持價值。現在人們設想除了人自己之外不受上帝、價值或理想制約的無條件權力。權力意志是唯一的基本價值，超人是它的最高形式。[30](P39)超人的本質是超出現在的人，就像權力始終超越它自己。如果超人是不確定的，這是因為處於自然狀態的權力是不確定的。如果它有任何目的的話，那就是「人不受制約地支配地球的無目的性。這種支配之人就是超人」。[31](P25)尼采實際上增強了由笛卡爾開創的以人為中心的形而上學，加固了現代技術的基礎。[32](P118、129)所以，尼采不但沒有克服形而上學，反而加強了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之所以是虛無主義的，是因為它忘了存在，更具體地說，忘了存在的意義。存在者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被另一個存在者製造，最高的存在者（在基督教那裡是上帝）是一切存在者的原因，因果關係成為人們用來解釋存在者最普通、最粗魯、也最直接的東西。事物除了被產生和被支配外，沒有意義，更不用說存在的意義。存在從我們的世界和生活中撤回了自己，或者說，存在者被存在拋棄了。「被存在拋棄是遺忘存在的基礎。但存在者被存在拋棄有這樣的假相，即存在者除了被掌握和利用外，再不需要別的了。」[33](P114)「遺忘存在屬於這種被拋棄。」[34](P113)虛無主義的本質就是被存在拋棄。由於我們被存在拋棄，我們忘了存在本身的意義，一心只想掌握和利用存在者。這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徵，也是現代的基本特徵。雖然被存在拋棄是海德格爾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才提出的思想，但他對西方形而上學和西方文明的診斷前後期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於對西方文明和西方思想虛無主義本質的診斷，《存在與時間》鄭重其事提出存在的意義問題是有明顯的針對性的。提出存在的意義問題，也就是要恢復和肯定被虛無主義遺忘的存在的意義。這種現實的批判性和針對性不言而喻。海德格爾一生都要克服形而上學，既然形而上學與虛無主義在他眼裡是一回事，那麼克服形而上學也就是克服虛無主義。在《存在與時間》晦澀難懂甚至是稀奇古怪的文字和言說後面是極為現實和實踐的內容。

　　然而，《存在與時間》又決不是像《西方的沒落》或《貨幣哲學》那樣的文化批判或文明批判，而是哲學批判，不僅是哲學批判，也是哲學的改造和重建。《存在與時間》是哲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這大概是沒有什麼疑問的。雖然這實際上是一部沒有完成的著作，卻批判性地清理和解構了西方哲學眾多的基本問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看法。人們甚至可以說，在《存在與時間》以後，哲學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了。

　　《存在與時間》徹底顛覆了傳統存在論和形而上學，將存在論重新建立在一個新的基礎之上。海德格爾不僅深刻揭示了傳統存在論的根本錯誤，還對實際上是其基石的實在論和「外部世界」的證明問題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解構和批判，揭示其本質的謬誤。這使得存在論從此必須從一個新的出發點開始。

　　真理問題向來與存在問題一樣，是西方哲學的主要問題。其實，正如海德格爾所一再重申的，它們實際上是一個問題。海德格爾在顛覆傳統存在論的同時，必然要批判和顛覆以這箇舊存在論為前提和基礎的傳統真理觀。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對傳統真理觀的批判同樣是極為深刻和有原創性的。儘管人們未必會因為這個批判就馬上拋棄傳統真理觀，但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卻已大白於天下。在批判傳統真理觀的同時，海德格爾也在恢復古希臘讓事物自己揭示的真理觀的基礎上，初步地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觀，儘管還是非常初步的，但標誌著西方真理理論發展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存在與時間》的一個劃時代的貢獻是恢復了實踐哲學的基礎地位。在他之前，費希特、黑格爾、狄爾泰等人都程度不同地恢復和提高了實踐哲學的地位，但海德格爾是真正把哲學本身確立為實踐哲學，雖然他本人並未使用「實踐哲學」這個術語。《存在與時間》從此在的生存論分析著手切入存在論問題，實際上就是把哲學本身建立在實踐哲學的基礎上。從此以後，實踐哲學越來越成為哲學本身發展的主要方向。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存在與時間》開始了哲學的實踐哲學轉向。

　　時間問題向來是西方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而困難的問題。從奧古斯丁開始，西方哲學就基本上是從理論哲學和意識哲學的立場出發，以現在維度為中心來理解時間問題。海德格爾在顛覆了傳統存在論、恢復實踐哲學的基礎地位的同時，以存在意義為基礎，提出了新的時間觀，將時間問題納入存在論問題，使得時間成為存在問題得以展開的基本境域，徹底克服了建立在主觀意識基礎上的傳統時間觀。

　　《存在與時間》從實踐哲學的立場出發，提出了「世界」的概念，這就使哲學研究不再以實際是理論觀察的產物的「實在」或「自然」為出發點，而以人的實踐世界和生存世界為出發點，從一開始就將意義世界作為思考的前提。

　　《存在與時間》從基礎存在論的立場出發，討論了傳統哲學很少涉獵或只是從人類學或心理學去討論的情緒、畏、良知、罪責、決心、死亡諸問題，大大拓寬了人們思考這些現代人特別關心的問題的思路。

　　此外，《存在與時間》中所表達的語言思想和釋義學思想，都對當時和後來的西方哲學產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響。

　　有人這樣總結《存在與時間》的重要性：「沒有《存在與時間》及這部1927年出版的未完成的著作的無與倫比的世界範圍的影響史，20世紀的哲學和21世紀初當下國際的哲學討論都是不可理解的。」[35]《存在與時間》思想的革命性與內容的豐富性，都使它當之無愧地成為西方哲學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一部與其他哲學經典著作相比毫不遜色的經典之作。作為海德格爾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值得人們去深入發掘和研讀，不僅是為了了解海德格爾，更是為了哲學發展本身。

　　①在德國文化史上有所謂「1918年人」之說，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思想定型成熟的那一代人，海德格爾即屬於這一代人。

　　②Leben這個詞可以譯為「生命」，也可以譯為「生活」。在海德格爾的文本中，根據不同的語境，有時應該理解為「生命」，有時則應該理解為「生活」，故我在本文中對這個詞不堅持用統一的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