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學》試讀：二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

《儒家哲學》試讀：二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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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哲學，有問題的、時代的、宗派的三種方法，各有長處，各有短處。問題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講演用來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論最末一章，專講儒家哲學之重要問題，以為補充。時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處，但用之講演，最為相宜。所以本論各章，全用這個方法。惟如不先提綱挈領，不能得一個大意，現在要講二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就是想使諸君先得一個大意。這個題目，講來很長，打算分作兩章。上章從孔子起，到唐代止；下章從北宋起，到現在止。

儒家道術從何時起?孔子以前有無儒學?此類問題留到本論再講。現在要簡單說明的，就是凡一學派，都不是偶然發生，雖以孔子之聖，亦不能前無所承。不過儒家道術至孔子集其大成，所以講儒學從孔子講起，未嘗不可。孔子學說全部如何，亦留到本論再講。我們所應當知道的，就是儒家道術，孔子集其大成，以後二千多年，都由孔子分出。在一方面，因為孔子的話，辭句簡單，而含義豐富，所以後來研究孔子學說的人，可以生出種種解釋。同為儒家，下面又分出許多學派。在他一方面，因為孔子的主張，平庸中正，有許多認為不滿意的人創為反動學派；既有反動學派發生，孔子弟子及後學受其影響，對於本派學說，或加修正，或全變相。所以從孔子起，分兩大支，有因辭句簡單而解釋不同的，有因受旁的影響而改換面目的，不可不加註意。

先講儒家以外的學派。孔子之後，新出的重要學派，可分為二：一、墨家，二、道家，皆起於孔子死後數十年乃至百年。墨家出於孔後，自是不成問題。道家向來認為出在孔前，或與孔子同時，依我看來，都不大對。《老子》五千言，歷來認為孔子以前的作品，我一向很懷疑，時間愈長，愈認確實。不是本問題所關，暫不細講，但因要說明重要學派的順序，不妨略講幾句。

孔子學說，最主要者為「仁」。仁之一字，孔子以前，無人道及。《詩》及《尚書》二十八篇，皆不曾提到，以仁為人生觀的中心，這是孔子最大發明。孔子所以偉大，亦全在此。《老子》書中，講仁的地方就很多，「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這全為孔子而發，假使孔子不先講仁，老子亦用不著破他了。此外壓倒仁字的地方正很多，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等語，可知老子之作實在孔子的「仁」字盛行以後。不惟如此，義之一字，孔子所不講，孔子只講智、仁、勇。仁義對舉，是孟子的發明。而《老子》書中，講仁義的地方亦很多，可知不惟不在孔子之前，還許在孟子以後。孟子辟異端，他書皆引，未引《老子》一句，其故可想而知。這種地方，離開事迹的考據，專從文字下手，雖覺甚空，然仍不失為有力的佐證。此外，尚賢，是墨子所主張的，《墨子》有《尚賢》篇，而老子有「不尚賢使民不爭」一語。天道鬼神，是墨子所信仰的，墨子有《天志》篇，《明鬼》篇，而老子有「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一語。旁的不問，專從思想系統入手，《老子》一書，似在孔子以後，墨子以後，甚至於孟子以後啊。從前說九流各家，道家最古，儒家次之，其說非是。應當以儒家為最古，道家亦儒家盛行後一種反動，為儒家之對敵的學派。

墨家方面，出在孔後，更不必辯。《淮南·要略》稱：「墨子受孔子之道，學儒家之術。」這是說從前研究孔子的道理，後來深感繁重，才從新創立一個學派。墨子是孔子後輩，生於鄒魯之間，其地儒學最盛，年輕時不能不有所習染，《淮南》之說甚是。墨家繼儒家而發生，有不以為然的地方，然後獨樹一幟，因在後輩影響甚深。墨門弟子，亦與儒家有密切關係，如禽滑釐，曾學於子夏，一面為墨家大師，一面為孔門再傳弟子。

道家方面，既然《老子》一書，不在孔子之前，則莊子與老子的先後，亦成為問題了。向稱老莊，若使莊子在前，當改稱庄老才是。莊子地位，在道家極為重要，比禽滑釐之在墨家，還要重些。莊子學于田子方，田子方學於子夏，所以莊子一面是道家大師，一面是孔門三傳弟子。

由此看來，道墨兩家，亦可以說是儒家的支派，先是承襲，後才獨立，先是附庸，後為大國。惟旁的儒家，無論如何變化，仍稱孔子之後。道、墨兩家既盛，與儒家立於三分的地位，就不承認是孔子之後了。恰如齊桓、晉文，雖握霸權，仍尊周室，楚莊王、吳夫差，一握霸權，便不承認周室的地位，情形正復相同。我們再看，最初的儒家，因為道墨二家獨立後，倡為反對的論調，與儒家以極大的影響，儒學自身，亦有許多變遷。

現在再講孔門直接的學派。《韓非子·顯學》篇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儒……儒分為八。」韓非生當始皇的時候，離戰國最近，其說當甚可靠。此種八家，現在可考者，惟孟、孫二家。自餘六家無考，其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子思》二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然後代亦皆喪失，殊可惋惜。此外四家，在漢朝時已經看不著了。

果如韓非所言，戰國之末，儒分為八，我們誠然相信，但最初儒家的分裂，恐沒有如此複雜。現在姑且假定，孔子死後，最初分為二派，有子是一派，曾子是一派。所以《論語·學而第一》章，先說：「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繼說：「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說：「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是孔子。總觀《論語》全書，除孔子外，稱子者，惟有若、曾參二人。顏淵稱淵而不稱子，因顏淵早死，其學不傳。子夏、子貢，亦不稱子。此中消息，殊耐尋味啊!《孟子·滕文公上》說：「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這並不是曾子有意與有子為難，徒爭意氣，實際是因為兩人學派，大不相同，所以就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大概子夏、子游、子張三人，因為孔子死後，門下散落，不能不要一個統率的人，而有若年最高、德最重，故推舉他，作孔門領袖。可知子夏、子游、子張，同是一派。這一派大概對於孔子所說的話，所刪定的經典，為形式的保守，異常忠實，以有若為其代表。後來荀子說：「其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可以說是從這一派演出。

曾子另為一派，不注重形式，注重身心修養，對於有若一派，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據說曾子的弟子是子思。曾子著作《大戴禮》有十篇，雖未必能包舉他學說的全部，也可據以窺見一斑。子思著作，現存者為《中庸》。《漢書·藝文志》有《子思》十八篇，今原書雖佚，或者《禮記》中還有若干篇是他的作品。後來孟子專講存心養氣，可以說是從這一派演出。照這樣的分法，孔子死後，門弟子析為二派：一派注重外觀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游、子張為代表；一派注重內省的身心修養，以曾參、子思、孟子為代表。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學情形，大概可以瞭然了。

孔子道術方面很多，如前所述，一方面講內聖，一方面講外王。可見他不單注重身心修養，並且注重政治社會情形。孔門分四科：一德行，注重修養，後人稱為義理之學；二言語，注重發表，後人稱為詞章之學；三政事，注重政治，後人稱為經濟之學；四文學，注重文物，後人稱為考證之學。這樣四科，亦還不能算孔子全部學問，至多不過聖人之一體而已。四科之外，還有許多派別不可考的。如韓非子所說儒分為八，其中孟、孫二派，有書傳世，可以明白，前面已經說過；子思一派，由《中庸》及《禮記》可以窺見一斑，也用不著再講。惟漆雕氏一派，即《論語》上的漆雕開，《漢書·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可見得他在孔門中，位置甚高，並有著書，流傳極盛。在戰國時，儼然一大宗派。至其精神，可於《韓非子·顯學》篇所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幾句話中，窺見大概，純屬遊俠的性質。孔門智、仁、勇三德中，專講勇德的一派，孟子書中所稱北宮黝養勇、孟施捨養勇，以不動心為最後目的，全是受漆雕開的影響。其餘顏氏、子張氏、仲良氏、樂正氏四派，本人的著作，既不傳世，旁人的著作，又沒有提到他們，所以無從考見了。這是我們認為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孔子死後，有七十子，七十子後學者，一傳再傳，門弟子極多，學派亦很複雜。要研究這些人的學說，只有大小戴的《禮記》，還有一部分材料可考。其中十之二三，是七十子所記，十之七八，是七十子後後學所記。自孔子至秦，約三百年，自秦至二戴，又百餘年，時間如此的長，派別如此的複雜，而材料如此的短少，研究起來，很覺費事。我們根據《漢書·藝文志》，看孔門弟子的著作，有下列幾種：《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子》，十八篇。可見西漢末年，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著作行世者，凡有九家。至此九家的內容如何，可惜得不著正確資料，很難一一考證。大概這幾百年間，時代沒有多大變化，外來影響亦很少，不能有好大異同，可以附在孔子之後，一同研究。自春秋經戰國迄秦，儒學變遷，其大略如此。兩漢儒學，下次再講。

凡一種大學派成立後，必有幾種現象：

一、　註解。因為內容豐富，門下加以解釋。這種工作的結果，使活動的性質，變為固定，好像人的血管硬化一樣，由活的變成死的，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二、　分裂。一大學派，內容既然豐富，解釋各各不同，有幾種解釋，就可以發生幾種派別。往往一大師的門下，分裂為無數幾家。這也是應有現象之一。

三、　修正。有一種主張，就有一種反抗。既然有反抗學說發生，本派的人，想維持發展固有學說，就發生新努力，因受他派的影響，反而對於本派，加以補充或修正。這是應有現象

之一。

地不論中外，時不論古今，所有各種學派，都由這幾種現象，發動出來。儒家哲學，當然不離此例，所以儒家各派亦有註解，有分裂，有修正。

自孔子死後，儒家派別不明，韓非所說儒分為八，亦不過專指戰國初年而言，經戰國及秦到漢數百年間，派別一定很多。七十子後學者的著作，留傳到現在的，以大小《戴記》為主，共八十餘篇，其中講禮儀制度的，約佔三分之二。大概自孔子死後，子夏、子游、子張，留傳最廣。因孔子以禮為教，一般人皆重禮。對於禮的內容，分析及爭辯很多，《小戴記》的《檀

弓》、《曾子問》，都不過小節的辯論。這種解釋制度、爭論禮儀，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一第二兩種現象。所以子夏、子游、子張以後的儒家，一方面是硬化，一方面是分裂。

同時道家之說，孔子死後，不久發生。老莊的主張，在《論語》中，可以看出一點痕迹，《論語》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又說：「或曰：『以德報怨，何如？』」這類話，很與道家相近。道家在孔子後，然為時甚早，孔子死後，不久即發生，與儒家對抗，對於儒家的繁文縟節，與以很大的打擊。因為受敵派的攻擊，自己發生變化，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三種現象，補充或修正前說。

儒家自己發生變化，究竟如何變法呢?我們看《易經》的《繫辭》與《文言》，其中有好多話，酷似道家口吻。本來《十翼》這幾篇東西，從前人都說是孔子所作，我看亦不見得全對。《繫辭》與《文言》中，有許多「子曰」，不應為孔子語。孔子所作，當然不會自稱「子曰」，就是沒有「子曰」的，是否孔子所作，還是疑問。因為有「子曰」的，皆樸質與《論語》同，無「子曰」的，皆帶有西洋哲學氣味。大概《繫辭》與《文言》，非孔子作，乃孔子學派分出去以後的人所作。其中的問題，從前的儒家不講，後來的儒家，不能不講了。

頭一步所受影響，令我們容易看出者為《繫辭》與《文言》，其次則為《禮記》中的《大學》、《中庸》、《樂記》等著作，大抵皆受道家影響以後，才始發生。所以曾子、子思一派講這類的話就很多，《中庸》一篇，鄭玄謂為子思作，我們雖不必遽信，但至少是子思一派所作。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所受影響更為明顯。孟子之生，在孔子後百餘年，那個時候，不特道家發生了很久，而且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既然群言淆亂，互相攻擊，儒家自身，不能不有所補充修正。

孟子這一派的發生，與當時社會狀況，有極大的關係。因為春秋時代，為封建制度一大結束，那時社會很紊亂，一般人的活動，往往跑出範圍以外，想達一種目的，於是不擇手段。孟子的門弟子，就很羨慕那種活動，所以景春有「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的話。可見得當時一般社會都看不起儒家的恬適精神。人群的基礎，異常搖動，孟子才不惜大聲急呼的，要把當時頹敗的風俗人心，喚轉過來。

孟子與孔子，有許多不同之點。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什麼叫義?義者，應事接物之宜也。孟子認為最大的問題，就是義利之辨，其目的在給人一個立腳點，對於出入進退，辭受取與，一毫不苟。所以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又說：「一芥不以與人，一芥不以取諸人。」都是教人高尚明哲，無論如何失敗，有界限，有範圍，出了界限範圍以外，就不作去。可以說對於當時的壞習氣，極力較正。

孔子智仁勇並講，所以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專講勇，所以說「我四十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仁弘義，以義輔仁；仁以愛人，義以持我。這種方法，孟子極力提倡，極力講究。

孔子對於性命，不很多講，或引而不發，孔子門人常說：「子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孟子的時候，道家對於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舉出自己的主張，一定站不住腳，所以孟子堂堂正正的講性與天道，以為是教育的根本。《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講性的問題，自有不必說。其餘散見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這類話，對於當時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種辦法，根本認為不對。

孟子以為人類本來是好的，本著良知良能，往前作去，不必用人家幫忙，不必尋章摘句、繁文縟節的討麻煩，自己認清，便是對的。這種學說，可謂對於孔子學說的一種補充，掃除章句小儒的陋習，高視闊步的來講微言大義，我們可以說儒家至孟子，起一大變。

孟子以後，至戰國末年，一方面社會的變遷更為劇烈，一方面道墨兩家，更為盛行，尤以墨家為最盛。《韓非子·顯學篇》說，「今之顯學，儒墨也」。戰國末年，儒墨並舉，兩家中分天下。墨家對於知的方面，極為注重，以知識作立腳點，為各家所不及。即如《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對於客觀事物，俱有很精確的見解。所以當時墨學，幾遍天下。同時因為社會變遷更大的結果，豪強兼并，詐偽叢生，而儒家嚴肅的道德觀念，被社會上看作迂腐。除了道墨盛行、社會輕視以外，儒家自身亦有江河日下的趨勢。孟子道性善，說仁義，有點矜才使氣。孟門弟子，愈演愈厲，一味唱高調，講巨子，末流入於放縱誇大。從這一點看去，後來王學一派，有點近似，陽明本身，尚為嚴肅，門弟子則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因為孟派末流，有許多荒唐的地方，所以那時儒家，很感覺有補充修正的必要，於是乎荀卿應運而出。

《史記·孟荀列傳》稱：「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太史公這幾句話，很能說出荀派發生的動機。當時儒家末流，有許多人，專靠孔子吃飯。《非十二子篇》說：「……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記得某書亦說，人家辦喪事，儒者跑去混飯吃，這正是太史公所謂鄙儒小拘。而莊周末流則又滑稽亂俗，很能淆惑視聽。莊周是否儒家，尚是問題，莊周出於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門生。孟子出於子思，子思是曾子的門生。庄孟二人，很可以銜接得起來。在這儒道末流，俱有流弊的時候，荀卿這派，不得不出頭提倡改革了。

前面說墨家長處，在以知識為立腳點。荀子很受他們的影響，對於知識，以有條理有系統為必要，他的《解蔽》、《正名》諸篇，所討論都是知識的問題。譬如論理的憑藉是什麼，知識的來源是什麼，這類問題，孔孟時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這是荀子受墨家的影響，而創為儒家的知識論。此外受墨家影響的地方還多，墨子有《天志》、《明鬼》論，最信鬼神，荀子的《天論》等篇，正是對墨而發，與墨子持反對的論調。

當時一般人，對於嚴肅修養的功夫，都認為迂腐，不肯十分注重。孟子一派，雖提出自己的主張，不特不能救鄙儒小拘的學風，甚或為作偽者大言欺人的工具。到了荀子，極力注重修養，對於禮字，從新另下定義。孔子言仁，孟子言義；荀子言禮，以禮為修養的主要工具。孟子主張內發；荀子主張外范。孟子說性是善的，隨著良知良能做去；荀子說性是惡的，應以嚴肅規範為修束身心的準繩。所以荀子的學說，可以說是戰國末年，對於儒家的一大修正。

今天所講孟荀學說，講得很簡單，以下另有專篇，專門講他二人。自孔子死後，儒家的變遷，其大概情形如此。還有一種現象，西漢以前，儒家學派，可以地域區分，所謂齊學魯學，風氣各自不同。魯是孔子所居的地方，從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內，壤地褊小，風俗謹嚴；從歷史方面看，自周公以來，素稱守禮之國，又有孔子誕生，門弟子極多。魯派家法，嚴正呆板狹小，有他的長處，同時亦有他的短處。齊與魯接壤，蔚為大國，臨海富庶，氣象發皇，海國人民，思想異常活潑。直接隸屬孔門的時候，齊魯學風，尚無大別，以後愈離愈遠，兩派迥不相同了，若以歐洲學風比之，魯像羅馬，齊像希臘。

齊派學風的?色，可以三鄒子作為代表。《史記·孟荀列傳》稱：「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其次鄒衍……鄒奭。」三鄒是否儒家，尚待研究，雖非直接由儒家出，但亦受儒家的影響。鄒衍主九洲之外，尚有九洲，可見其理想力之強，但彼好推言「終始五德之運」這種學說。衍為方士的思想（不是道家），司馬談《六家要旨》，名之為陰陽家，後代相仍未改。這種人，以儒者自居，社會上亦把他們當作儒者看待。秦始皇坑儒生，人皆以為大罪，其實所坑的儒生七十餘人，都是方士陰陽家一派。如盧生、韓生最初替始皇求不死之葯，歷年不得，又造為種種謊語，始皇才把他們坑殺了。這一派在戰國末年頗盛，如果說是由儒家變出，可以說是由齊派演化出來。

自秦以前，同為儒家，有齊魯兩派，其不同之點，既如上述。到漢，兩派旗幟，更為顯明，甚至於互相攻擊。漢人對於儒家的貢獻，只是他的整理工作，旁的很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凡是一個社會，經過變化之後，秩序漸趨安定，就做整理的工夫，所以漢人發明者少。一部分的精神，用在整理方面，一部分精神，用在實行方面，漢代四百年間，其事業大致如此。

至於思想學術，漢代亦較簡單，漢時墨家業已消滅，只剩道儒兩家。道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於《淮南子》。《淮南子》一書，可謂戰國以來，總括許多學說，為一極有系統之著述。儒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於治經。漢儒治經分今文古文兩派，西漢為今文獨盛時代，東漢為今古文互爭時代。東漢前半，今文很盛，到了末年，大學者都屬古文派，今文純至消滅。西漢全期，今文家都很盛，古文家不過聊備一格而已。

西漢經學，共立十四博士。計《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田何，為齊派。《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為齊派。《詩》有魯、齊、韓三家，齊詩出於齊派。《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與齊無關，為魯派。《春秋》有嚴、顏兩家，均出公羊，為齊派。總觀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齊。此外《論語》有《齊論語》及《魯論語》。以此言之，西漢儒學，大部屬齊，魯學很衰。《春秋》之《穀梁》學屬魯派，然西漢時無博士，其學不昌。惟魯詩極發達，齊詩、韓詩，俱不能及。

齊派學風的特色，在與陰陽家——鄒衍一派結合，上文業已提到過了。即如《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今無傳，當時所講，占驗象數為多；伏生《尚書》，講中候五行，《大傳》亦多與陰陽結合；齊詩講五際六情；《公羊春秋》，多講災異。西漢學風，齊派最盛，其中頗多方士及陰陽家語。

西漢末年，古文始出。古文家自以為孔派真傳，斥今文為狂妄；今文家自以為儒學正宗，斥古文為偽作。漢時所謂今文古文之辯，各部經都有，而《周禮》、《左傳》，辯論最烈，其後馬融、賈逵、服虔、許慎、劉歆皆從古文，是以古文大盛。今文家專講微言大義，對於古書的一字褒貶，皆求說明；古文家專講訓詁名物，對於古書的章句制度，皆求了解。古文家法謹嚴，與魯派相近；今文家法博大，與齊派相近。所以兩漢經學，一方面為今古文之爭，一方面即齊魯派之爭。自鄭玄雜用今古文，今古學乃復混。

上面說，西漢經學，立十四博士，有今文古文的爭執，有齊派魯派的不同。又說兩漢工作，最主要的是解經方法，魯派即古文家，注重考釋，專講名物訓詁，齊派即今文家，頗帶哲學氣味，講究陰陽五行。這些都是經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不講。經生以外，還有許多大儒，他們的思想學術，自成一家，應當格外注意。以下一個一個的分開來講。

一、　董仲舒。他是西漢第一個學者，受陰陽家的影響，對於儒學，發生一種變化。荀子反對祥，對於迷信，在所排斥。董子迷信的話就很多，書中有求雨止雨之事。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董子調和兩家，主張兼含善惡。公孫弘治《公羊春秋》，董子亦治《公羊春秋》，而弘不逮仲舒遠甚。董子學說，具見於《春秋繁露》。全書分三部，一部分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應用到社會上去；一部分調和孟荀的性說，主張成善抑惡；一部分承陰陽家的餘緒，有天人合一的學說。

二、　司馬遷。他是一個史家，同時又是一個儒家。《史記》這部著作，初非匡無意義，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自述懷抱說：「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何等的偉大!同時在自序中又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這簡直以繼承孔子自命了。《史記》這部書，全部目錄，許多地方，很有深意，在史部中，極有價值。其編製論斷，關於儒家道術的地方很多。

三、　揚雄。他是一個完全模仿、不能創作的大文學家，仿《離騷》作《解嘲》，仿《上林》作《長楊》，仿《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不過是一個專會模仿的人，在學術界，沒有多大價值。但是以時代論，他亦有他的地位。當西漢末年，魯派經生，專講章句訓詁，解「粵若稽古帝堯」幾個字，長到十餘萬言，瑣碎得討厭。同時齊派末流，專講五行生剋，亦荒誕得不近情理。揚雄能離開經生習氣，不講訓詁五行，直追《周易》、《論語》，雖然所說的話，大致不過爾爾，犯不著費力研究，但是別開生面，往新路徑上走，這又是他過人的地方。

四、　桓譚。他是一個很有新思想的學者，曾作一部《新論》，可惜喪失了，現存的不過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學說的真相。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揚雄的影響。儒家自董仲舒以後，帶哲學的氣味很濃，桓譚生當東漢初年，自然免不了時下風氣。《新論》存留，十停只有一二，講養生無益及形神分合問題，上承西漢時《淮南子》的遺緒，下開魏晉間何晏、王弼的先聲。

五、　張衡。他是一個科學家，對於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觀察，曾造地震計，造得很靈巧，在天文學上，發明頗多。他又是一個大文學家，很佩服揚雄的為人。現在所存的作品中《兩京賦》、《思玄賦》等，前者純為文藝性質，後者可以發表思想。揚雄的功勞在開拓，桓譚的功勞在繼續，桓張二人，為漢學、魏學的樞紐。

六、　王充。他是一個批評哲學家，不用主觀的見解，純采客觀的判斷，關於積極方面，沒有什麼主張，而對過去及當時各種學派，下至風俗習慣，無不加以批評。他是儒家，對儒家不好的批評亦很多，雖然所批評的問題或太瑣碎，但往往很中肯，掃盡齊派末流的荒誕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種清涼劑。當時儒家，或者尋章摘句，或者滑稽亂俗，他老實不客氣的攻擊他們的短處，可以說是東漢儒家最重要的一個人。

漢代儒學，除經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馬遷、揚雄、桓譚、張衡、王充。其餘劉向、劉歆、仲長統、王符、徐幹等，或者關係較小，或者缺乏特異的主張，所以我們不及一一細述了。

漢以後，是魏晉。魏晉之間，儒家發生一種很大的變動。這個時候，在學術方面，漢儒的整理事業，太細密，太呆板，起了硬化作用。在社會方面，經過戰國大亂以後，有長時間的太平——戰國如像三峽，漢代好比大湖——安定久了，自然腐敗。一方面，儒家的呆板工作，有點令人討厭；一方面，社會既然紊亂，思想亦因而複雜。所以魏晉之間，學術界急轉直下，另換一個新方面。

這?時候，道家極為發達，士大夫競尚清談。研究儒學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書籍，擺脫從前章句訓詁的習慣，從新另下解釋。這種新解釋，雖然根據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儒家自身，本來有類似道家的話，兩漢時代未能發揮，到了魏晉，因為發生變動，才把從前的話，另外估定一番。最主要的經學家，有下列幾位。

一、　王弼。他是一個青年著作家，曾注《周易》及《老子》，兩部俱傳於世，學者成就之早，中外古今，恐怕沒有趕得上他的。他死的時候，不過二十四歲，能夠有這樣大的成績，真不可及。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字不消滅一天，王弼的名字保存一天。今《十三經註疏》所用《周易》，即魏王弼、晉韓康伯二人所注。《易》本卜筮之書，末流入於讖緯，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像王弼的解釋，是否《周易》本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失為獨創的哲理，在學術史上，有相當的地位。

二、　何晏。他同王弼一樣，也是一個引道入儒的哲學家，曾注《論語》，在當時很通行。後來朱注出現，何注漸衰，然在經學界，仍有很大的權威。何晏以前的《論語》注，盡皆散失，惟何注獨受尊崇，其思想支配到程朱一派。朱雖亦注《論語》，但不出何晏範圍。王、何二人，都是對漢儒起革命，所作論文極多，可惜皆不傳了。何著《聖人無喜怒哀樂論》，王著《駁論》，全篇今失，只剩百餘字，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許多問題，古人所不講的，喜怒哀樂也就是其中之一，魏晉間人很喜歡提出這類問題。

三、　鍾會。他是一個軍事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者。曾作《四本論》，講才性的關係，持論極為精核，原文喪失。《世說新語·文學》篇說：「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註：「《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在當時很流行的，可惜我們看不見了。此類問題，孟子、荀卿以後，久未提及，他們才作翻案，四家各執一說，在學術界上很有光彩。自王、何起，直至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承繼這種學風，喜歡研究才性、形神一類的問題。

四、　嵇康、阮籍。他們同王弼、何晏一樣，都是講虛無、喜清談，至其著作，見於《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很不少。嵇康好老莊之學，研究養性服食一類的事情，嘗著《養生論》、《聲無哀樂論》，以道家的話，調和儒家。阮籍詩作得很多，從詩裡面，可以看出他的見解的一部分，散文有《達庄論》，闡明無為之貴。嵇、阮同當時的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號稱竹林七賢，都是調和儒老、蔑棄禮法一流的人物，彼此互相標榜，衍為一時風氣。

五、　陶淵明。他是一個大詩人，思想極其恬靜，人格極其高尚，同時他又是一個儒家，崇法孔子的話很多。他的論文有《歸去來辭》、《桃花源記》等，可以看出他厭惡當時的污濁社會，游心於世外的理想生活。他的詩很多，做得都很好。關於討論哲學問題的，有《形神問答詩》，可見其個人思想所在，又可以見社會風尚所在。

六、　潘尼、顧榮。他們兩人，是宋學很遠的源泉。潘尼作《安身論》，根據老子的哲理，大講無欲，並以無欲解釋儒家經典。顧榮作《太極論》，亦根據道家哲理，大講陰陽消長，並以太極解釋宇宙萬有。後來周濂溪一派，即從潘、顧二人而出，無極太極之辯，亦成為宋代一大問題，可見得宋學淵源之遠了。

魏晉儒學，最主要的，大致有此八家，即王弼、何晏、鍾會、阮籍、嵇康、陶淵明、潘尼、顧榮。此外如葛洪的《神仙論》，鮑敬言的《無君說》，紀瞻的《太極說》，亦皆各有各的見解，蔚為魏晉哲學的大觀。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得從略。

大概說起來，魏晉南北朝學風，都以《老》《易》並舉，或以黃老並舉，將儒道兩家，混合為一。所以魏晉學者，在在帶點調和色彩，而道家哲理，成為儒家哲理的一部分。同時自東漢末葉以來，佛教已漸輸入，三國因為書少，未能全盛，東晉則大發達。梁武帝時，勢力尤巨，一般學者，往往認儒佛為同源，不加排斥。如沈約作《均聖論》，即謂孔佛一樣。孔綽作《喻道篇》，謂「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張融作《門論》，周顒作《難張長史門論》，都主張三教一致。顧歡作《夷夏論》，亦稱道佛二教，同體異用。當時大部分儒者，不以老莊釋儒，即以佛教釋儒，三教同源，成為一時的通論了。

對於這種三教調和論，作有力反抗的，據我們所知，有兩個人。一個是裴頠，東晉時人，作《崇有論》，反對虛無主義。王衍他們，極力攻詰他，但是沒有把他攻倒。一個是范縝，梁武帝時人，作《神滅論》，反對明鬼主義。梁武帝敕曹思文等六十三人攻詰他，亦沒有把他攻倒。像這種有無的爭辯，神滅神不滅的爭辯，在六朝學術界，很有光彩，與前幾年科學與玄學之戰差不多。我們看王衍、梁武帝，雖然反駁，然不壓迫言論自由，這種態度，是很對的。又看裴、范縝，在清談玄妙的六朝居然敢作這種反時代的主張，亦可謂豪傑之士了。

南北朝的儒家，對於經學，亦很重視，而南北色彩不同。南朝另闢門徑，王弼、何晏這派，很有勢力。北朝則仍受漢儒家法，馬融、鄭康成這派，很有勢力。《北史·儒林傳》總論裡面，有這兩句話：「南學簡潔，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這個話，雖然偏袒南學，然可見南北學風，迥不相同了。

南朝的學風，專從幾部經中，求其哲理，對於漢儒家法，極端反對。如《南史·儒林傳》所稱何承天、周弘心、雷次宗、劉、沈麟士、明山賓、皇侃、虞喜、周撫、伏曼容一流，十分之九，皆信仰老莊，或崇拜佛法。《南史》常用「緇素並聽若干人」等字，可見得每次講演，和尚道士，前往聽講的很多。所以南朝經學家，大多數以道佛的哲理，解釋儒家的學說。

北朝的學風，帶點保守性，專從名物訓詁上著手，一依馬鄭以來舊法。如《北史·儒林傳》所稱盧玄、刁沖、劉蘭、張吾貴、李同軌、徐遵明、熊安生、劉焯、劉炫一流，大體皆墨守漢儒家法，釋經極其謹嚴。後來，唐代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孔穎達作《五經正義》，賈公彥作《周禮儀禮疏》，以及徐彥的《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皆有底本，出自本人者極少。徐遵明、熊安生、劉焯他們的底本，由孔穎達、賈公彥等整理一番，成為現在的《十三經註疏》。

總之，南朝富流動性，受佛道的影響；北朝富保守性，受漢儒的支配。這是南北學派的大概情形。惟北朝末年，稍起變動。徐遵明為北朝第一學者，後人註疏，多本其說。他最初從許多人為師，皆不以為然。有人告訴他說，這樣下去，絕對不會成功，後來他才改換方針，專以本心為師，上承孟子，下開象山。北朝前期，雖極保守，到了末年，徐遵明以後，已經有很大的變遷了。

隋朝統一天下，南北混同，車馬往還，絡繹不絕。因政治上交通上的統一，全部文化，亦帶調和色彩，即文藝美術，亦在在有調和之傾向。最足以代表時代學風的，有兩個人，一個是

顏之推，一個是王通。

一、　顏之推。他是南方人，後來遷往北方，受南方的影響不少，受北方的影響亦很大。他作《顏氏家訓》，對於北方嚴正的章句訓詁，非常注意；對於北方保守的風俗習慣，亦很贊成。他的《歸心篇》主張內外一體，儒佛一體，是想把兩教調和起來的。

二、　王通。他是北方人，亦受南方的影響。這個人，事事模仿，很像揚雄一樣。生平以孔子自命，曾作《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五十篇，《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為《王氏六經》，後來門弟子尊稱他叫文中子。他的著作，有人說是博洽，有人說是荒唐，現在暫且擱下不講。但他不同徐、劉一派專做名物訓詁的工夫，而能另闢蹊徑，直接孔子，這是他獨到的地方。他對於佛教，一點不排斥，並且主張調和，亦持儒佛一體的論調。

隋代儒家，不論南北，都主調和儒佛。即如徐遵明、劉焯諸大經師，對佛教不大理會，要是理會，必定站在調和的地位，顏之推、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自兩漢至六朝，儒學變遷，其大概情形如此。

唐朝一代，頭等人物，都站在佛教及文學方面，純粹講儒家哲學的人，不過是二三等腳色。專就儒學而論，唐代最無光采。初唐時有名經師，如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等，仍遵漢學家法。《十三經註疏》中重要之疏，皆為所作，在經學界很有名，但是實際上都不能算是他們作的，不過根據前人成績，加以整理而已。唐人所講各經正義及義疏，大半采自熊安生、劉炫、劉焯等著作。這一派北朝學者，對於各經的疏，考據得很有成績，唐人把它聚集起來，加以整理，不能說是獨創。其中稍值得注意的，就是因政治的南北統一，而學術上（經學）的南北混合亦隨而成立。北派所宗之馬融、鄭玄、賈逵、服虔，與南派所宗之王弼、王肅、杜預，從前取對立的形勢，至此便趨到調和的形勢。

中唐以後，所謂經學家，如啖助、趙匡一流，尚能開點新局面，對於漢魏六朝以來那種煩碎支離的解經方法，認為不滿，要脫去陳舊束縛，專憑自己聰明，另求新意。韓愈送盧仝的詩說道「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這兩句話，很可以代表當時的一般精神。

他們雖有另求新意的傾向，可惜沒有把門路創出來，不如近人研究經學這樣的切實、精密。清朝像王念孫，是很革命的，在小學上、文法上，另外找根據。近人如王國維，亦是很革命的，在鐘鼎上、龜甲上，另外找根據。這種精神，很合科學。啖助、趙匡等，沒有好的工具，但憑主觀見解，意思不合，隨意刪改。這樣方法，容易武斷，在經學上，占不到很高的位置。

漢人解經，注重訓詁名物，宋人解經，專講義理。這兩派學風，截然不同，啖、趙等在中間，正好作一樞紐。一方面把從前那種沿襲的解經方法，推翻了去，一方面把後來那種獨斷的解經方法，開發出來。啖、趙等傳授上與宋人無大關係，但見解上很有關係，承先啟後，他們的功勞，亦自不可埋沒啊!

唐代頭等人才，都站在佛教方面。佛教在唐代，亦起很大的變遷，其變遷直接間接影響於儒學者不少，所以我們欲明白儒學嬗蛻的來歷，不能不把當時的佛教略加說明。佛教的發達，在南朝從東晉末年到梁武帝時代，在北朝從苻秦、姚秦到魏、齊，都占思想界極重要地位。到隋及初唐，遂達全盛。前此的佛教，概自印度傳入，用印度方法，解釋佛經，很忠實，很細密，這是他們的長處；但是逐字逐句的疏釋，落了熊、劉、孔、賈一派的窠臼，很拘牽，很繁瑣，這又是他們的短處。

唐以前，全為印度佛教，不失本來面目。唐中葉——約在武后時代，佛教起很大的變化，漸漸離開印度佛教，創立中國佛教，主要的有三派。慧能的禪宗是一派，六朝時已具端倪，至唐始盛；澄觀的華嚴宗是一派，華嚴大師並在唐代；智顗的天台宗是一派，自隋以來，業已大大發達。

一、　禪宗。從前學佛，要誦經典。現在的《大藏經》，有七千卷，在唐時，約六千卷。經典既浩繁，解釋又瑣碎，後來許多人，厭惡讀經典。禪宗六祖慧能出，主張頓悟，不落言詮，很投合一般人的心理。據說慧能不識字，在五祖弘忍門下，充當打雜。五祖門下有許多弟子，天天講經守律，五祖沒有看重他們，獨於把他的衣缽傳給這個打雜的。

到底慧能識字與否，此層尚屬問題。但是他主張擺脫一切語言文字，亦可成佛，這是禪宗的特色。自六朝隋唐以來，佛家經典浩如煙海，本來難讀，慧能的「即心是佛」，這種主張，算是一種大革命。從前學佛，守律讀經，毫無生氣。禪宗學佛，不必識字，乃至不必嚴守戒律，佛教的門庭，大大的打開了。不過真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從前還要讀書，還講說經，須得有真學問，下苦功夫。現在不必讀，不必說，當頭棒喝，立地覺悟，自然可容假託的餘地。

因為佛教這樣，儒家亦受影響，儒佛之界破了許多。在佛教方面從事研究的人，不必讀經，不必守戒，所以佛教因為禪宗之起，勢力大增。在儒家方面，亦沾染禪宗氣息，治經方法，研究內容，完全改變。儒家在北朝時專講註疏，中唐以後，要把春秋三傳，束之高閣，這是方法的改變。儒家在北朝時，專講訓詁名物，中唐以後主張明心見性，這是內容的改變。所謂去傳窮經，明心見性，與佛教禪宗，大致相同。

二、　華嚴宗。華嚴這派同禪宗那派，普通都說是自印度來，其實不對。禪宗，絕對不出自印度。華嚴，亦許來自於闐，不是中國所創。華嚴最主要的教義，就是「事理無礙」。這句話，有三面：「事理無礙，事事無礙，理理無礙。」佛教講出世法，離開這個社會，另尋一種樂土。華嚴講世法與出世法不相衝突，現象界與真如界一致。華嚴要想緩和儒佛之爭，儒家講世法，過現實的生活；佛教講出世，求極樂的世界，二種主張相反，要想調和，只好講事理無礙了。

這一派的創始者，為澄觀，即清涼國師。其自著及釋佛，俱引儒家的話，所謂儒佛融通。後來宗密即圭峰就是承繼這派學說，而融通儒佛的色彩，更為顯著。宗密著《原人論》，綜合古來論性諸家，而自下心性本原的定義，可以謂之宋學根本。宋儒講心性，皆由原人論及理事無礙觀，推演而來。

三、　天台宗。這一派，在隋末，智即智者大師初創時，尚與儒家無大關係。唐中葉以後這派的湛然即荊溪，與華嚴宗的澄觀，所持態度相同。大抵以儒釋佛，兩教才始溝通。但是天台與華嚴，又不一樣，天台講修養身心的方法，華嚴講世法與出世無礙。一個偏於方法，一個偏於理論，這是不同的地方。

中唐有一個梁肅，他是唐代的大文學家，沒有作和尚，但實際上卻是天台宗的健將。數天台宗的人物，當然離不了他。可是他確未落髮，表面是一個儒者，骨子裡是一個佛徒。湛然以儒釋佛，梁肅以佛釋儒。有唐一代，這類人很多，儒佛兩家，天天接近，其痕迹如此。所以我們講儒家哲學，不能不把佛教這三宗，簡單的說一下。

話說回頭，再講儒家方面。前所謂啖助、趙匡一派，算是經學家，然唐代（除初唐外）純粹經學家實甚少，以文學家帶點學者色彩，這類人多。最主要的有三位，一個是韓愈，一個是

柳宗元，一個是李翱。

一、　韓愈。他是一個文學家，同時又是一個儒家。所著《原道》、《原性》諸文，都是站在儒家方面，攻擊佛教，竟因諫迎佛骨，謫貶潮州。但他是純文學家，對於佛教知識，固然很少，對於儒家道術，造詣亦不甚深。漢魏六朝的註解工夫，宋以後的修養工夫，他都沒有做多少，所以對於儒家，在建設方面，說不上什麼貢獻。但是他離開舊時的訓詁方法，想於諸經之中，另得義理，所謂「獨抱遺經究終始」，這是他見解高超處。

二、　柳宗元。他亦是一個文學家，但是他在學問方面的地位，比韓愈高。除研究儒家道術以外，對於周秦諸子（自漢以後，無人注意）都看都讀，有批評，有鑒別力。他所著關於討論諸子的文章，篇篇都有價值。他對於傳統的舊觀念，很能努力破除，譬如封建制度，儒家向極推崇，他作《封建論》，斥以為非先王之意。

韓柳二人，對於宋學都有很大的影響。韓愈主張「因文見道」，要把先王的法言法行，放在文字裡面。後來宋朝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一派，都從韓愈出，同往一條路上走。柳宗元的直接影響不大，但是有膽有識，對於以前的傳統觀念求解放，治經方法求解放。韓是一個反對佛教論者，柳是一個調和儒佛教論者。子厚於佛教，較有心得，不特不毀，且極推崇，頗主張三教同源。直到現在，這類文字還很多。

三、　李翱。唐末，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為宋學開山祖師，就是李翱，字習之。他在文章方面，是韓愈的門生，在學問方面，確比韓愈高明多了。他的言論很徹底，很少模糊籠統的話。他於佛教，很有心得，引用佛教思想，創設自己哲學。這種事業，至宋代才成功，但是最初發動，往創作的路子上走，還是靠他。他最主要的文章，是《復性書》，分上中下三篇，很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欲知宋學淵源，可以看這兩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論》，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復性書》，儒家李翱所作。前者有單行本，金陵刻經處可買，後者很普通，見於《唐文粹》，及其他唐人文鈔。在唐時，為宋學之先驅者，這兩篇最重要，宋學思想，大半由此出。這兩篇的思想，相同之處頗多，最主要的，為性二元論。性善性惡，歷來討論很盛，至宋朱熹，調和孟荀學說，分為理氣二元。但是這種思想，《原人論》及《復性書》早已有之，於後來影響極大。自唐末起，歷宋、金、元、明，在全國思想界最占勢力，為這一派調和儒佛論。佛教方面的澄觀、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萃。儒家方面的梁肅、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誠然以宋代學術，同他們比較，覺得幼稚膚淺，但是宋學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們的論調，就不知宋學的來原。

五代自梁太祖開平元年，至周世宗顯德六年，不過五十二年的時間，天下大亂，文化銷沉，無甚可述，我們可以不講。以下講宋代，儒家道術，很有光彩，可謂之三教融通時代，亦可謂儒學成熟時代，我們可以另作一章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