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持久抗日影響了反法西斯戰爭走向

1，蘇智良主講，引用大量第三方數據。今年時值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基於部分抗戰研究新史料的披露以及國內外學者新的研究進展，我想提出以下幾點認識：二戰是德、日、意法西斯勢力挑起的反人類的侵略戰爭，其敗亡是所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及人民合力的結果。中國軍民的持久抗戰確保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左右了東方戰場的結局並影響了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走向。保護難民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於戰爭期間為大量猶太難民提供了避難場所，而法國人饒家駒在南市建立安全區保護了30萬中國百姓，這兩個難民救助事例充分彰顯了中外人民跨越國界、民族及宗教的聯合救助的人道主義精神，有必要將其「打包」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中國抗戰分正面與敵後兩個戰場，二者相互呼應，成為亞洲大陸打敗日本的主戰場，任何誇大一方、貶低另一方的觀點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中國抗戰經歷了戰略退卻、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而反攻階段應是從1944年開始的，著重體現在緬甸和滇西地區的「局部反攻」，幾乎全殲了日軍，我們應大力宣揚緬北滇西反攻戰的重要歷史意義，這體現了中國對亞洲解放的突出貢獻。中國抗戰的勝利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它不僅有力支援了歐洲戰場、蘇德戰場、太平洋戰場的作戰，確保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同時亦促進了中國大國地位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空前增強。以往西方學界關於抗戰史的研究多受「歐洲中心觀」的左右，過分強調歐美國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主導作用，而忽視中國戰場的成績。近年來，英國牛津大學拉納·米特教授的《中日戰爭1937-1945：為生存而戰》被西方學界視為中國抗日戰爭總體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其認為二戰中中國作為歐美的盟友，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該問題長久以來未得到西方社會和學界的重視。誰戰勝了日本？屈原、蘇武、蔣干、共工，民間諧音後的力量均有功勞，因此，華佗（華拖），即中國全民族的持久戰是根本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據說有幾個四川人在茶館裡擺「龍門陣」，侃論是誰戰爭了日本。有人指出是「屈原」，即寓意8月6日、9日美國在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對日本形成強力威懾；有人則說是「蘇武」，指蘇聯在8月9日對日宣戰擊敗67萬關東軍，功不可沒；第三個則認為是「蔣干」，寓意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作出的努力，還有人提出是「共工」，指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的作用。那麼有沒有更確切的答案呢，我認為是「華佗」，取其諧音即「華拖」。須知，當時中日雙方的整體實力日強中弱，中國當時的鋼產量、GDP、軍火工業甚至只有日本的1/4到1/40。在此情形下中方如想在短期內戰勝日本抑或僅僅是延緩日本的進攻都是異常困難的。然而，中國亦有自己的優勢，可通過廣袤的國土、眾多的人口，並採取持久抗戰、以空間換時間的策略來拖住日本，直至勝利。如1937年12月毛澤東在接受《大公報》記者陸怡採訪時說道：「中國現在路只有一條就是抵抗，打勝也好，打敗也好，長期抗戰，那就勝利」。1938年11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要讓日本在廣大的區域駐多數的兵力，使之欲罷不能，進退維谷，方能制敵之死命」。中國廣大軍民對抗戰勝利貢獻了巨大力量。由於抗戰期間中國裝備落後、後勤保障簡陋，中國須付出比別國數倍的努力和傷亡才能對日本形成有力衝擊。1944年中國在西南後方鋪建軍用機場，曾動用大量民工人工拖拉巨大石碾壓平跑道，用血肉之軀鋪築跑道，這也是通往民族解放的道路。為了及時獲得來華物資，中國軍民還會同美國盟軍在滇緬公路貴州延伸段拓寬天險「二十四道拐」，確保了抗戰物資源源不斷輸送到後方。抗戰初期，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南市區建立難民保護區，三年佑護了30萬難民。為戰時保護難民，向世界貢獻了「上海模式」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過程中，中國集聚了大量中外難民。在此期間，中國對保護猶太難民、延續文明作出突出貢獻，而外僑慈善人士在中國從事的難民保護活動，也同樣彰顯了其跨越民族和宗教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1935年9月，德國納粹政府頒布反猶法--《紐倫堡法》，其後反猶浪潮遍及全歐。上海幾乎成為猶太人唯一一個避難逃生的「諾亞方舟」，1933年至1941年間共有近3萬名猶太難民受到上海的庇護。至今，猶太難民曾生活過的「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仍保存完好，虹口區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處還設有全球唯一一個以拯救為主題的倖存者名單紀念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逃往上海猶太難民名單牆」，上面刻有13732位原上海猶太難民的姓名。曾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沃納·邁克爾·布魯門特爾於2015年重訪上海時曾回憶，他是1939年來到上海，當時年僅13歲，在上海期間，中國居民與猶太難民始終「以平靜的方式和諧相處」，共同應付所有困難。已故以色列前駐聯合國大使Y·特科阿於1989年也回憶，「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在於青年時代，我在上海度過了青年時代，現在我回來追尋那最美好的時光」。對於上海猶太難民區的歷史，國人尚所周知，然而對於另一處難民保護區--南市難民安全區，卻鮮有人知悉。法國神父饒家駒（1878-1946），在上海生活了27年，學會了上海話，曾在徐匯公學和震旦大學做老師。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後，他說服日本和國民政府，設立南市難民區，從11月9日到1940年4月30日，三年間保護了30萬中國百姓。難民區南以方浜路為界，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今人民路）為界，占舊城廂面積約三分之一。難民區分設9個區，各區自選區長自主管理。1940年，法國政府請饒家駒回國救助本國難民，他說一定要重返上海，最後在德國建立難民區時，因勞累而身亡，安葬於柏林。德國人拉貝曾向饒家駒請教，後建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此後漢口、廣州乃至法國、德國等地設置安全區都以此為效仿樣板，1949年，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受此啟發，63個國家簽訂了《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簡稱《日內瓦第四公約》，這是戰時保護平民規則上「上海模式」對世界的貢獻。上海是二戰時難民最多的城市，也是難民救助最出色的城市。上海猶太難民保護區和南市難民區則是上海人民為中外難民提供的「避風港灣」，二者雖主體不同、對象不同，但意義同等重要。為此，有必要將其一起「打包」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這不僅有助於保存歷史記憶，同時有利於保護城市文脈、傳遞上海城市精神。淞滬抗戰兵力達百萬以上，中方傷亡約18萬餘人，斃傷日軍4萬人以上，堅守上海達3月之久，為政府、文化單位、高校內遷贏得時間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地位及評價問題歷來是史學界爭論的焦點。有人肯定正面戰場的作用，有人則強調敵後戰場的重要性，我認為正是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兩個戰場互相呼應，成為亞洲大陸打敗日本的主戰場，例如國共雙方都曾提出持久抗戰的策略，都曾在不同區域對日本侵略軍造成沉重打擊。1937年八一三戰爭爆發，這是國民黨領導的22次會戰中較大規模的一次戰役。近來曾有人討論該次會戰值不值得，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蔣介石在淞滬會戰結束後曾坦言：「我們此次為什麼要在上海作戰呢？就是要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照預定計劃，（即）集中兵力侵略我們華北」。陳誠也說：「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線南犯，直驅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我二十五年（1936年）所預定之戰略」。所以該次會戰對整個的全國戰局至關重要。八一三抗戰共分五個階段進行，第二個階段（登陸與反登陸作戰）中，陳誠的部隊打得非常慘烈，8月27日，羅卓英率部在上海寶山羅店等地與日軍展開拉鋸戰，復失復得，屍積如山，羅店被稱為「血肉磨坊」。第二階段反登陸作戰失敗後，中方據守大場，未獲成功，因此10月27日，第88師524團第1營謝晉元部接到命令進駐閘北四行倉庫，掩護大部隊撤離。當時為保密起見，該營沿用團的番號對外宣稱有800人，實際只有420人，他們利用四行倉庫這一堅固堡壘，多次打退敵人進攻，給敵人以重創。11月5日，新增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後，中國軍隊被迫撤離上海，上海落入敵手。淞滬抗戰中日雙方投入兵力在百萬以上，中國以傷亡約18萬餘人的巨大代價，斃傷日軍4萬人以上，堅守上海達3月之久。與二戰初期的法國、蘇聯相比，法國在開戰不到40天即向德國投降，蘇聯在戰爭爆發後的前五個月亦失地千里；中國不僅沒有投降，反而最大限度地拖住了日本，後期又組織了忻口、淞滬、徐州和武漢四次大會戰，予敵以重創；挫敗了日軍三個月侵佔中國的計劃；八一三抗戰還促進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為我方政府、工廠、文化單位內遷亦贏得了時間。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首勝的經典戰役，日本軍界震動，英、法紛紛發表評論祝賀，也提升了游擊戰在世界戰爭理論上的地位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論持久戰》，從戰略上勾勒中國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藍圖和構想，鼓舞了中國人民的士氣。其提出的游擊戰，提升了該作戰方式在世界戰爭理論上的地位，同時亦在中日戰場上對日軍形成有力衝擊。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115師於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關附近伏擊日本軍隊並取得抗日首勝的經典戰役，在該戰中，林彪所部對日本板垣第5師團輜重部隊和第21旅團一部進行有力攻擊，在老爺廟爭奪戰中，9連150人竟最終只剩10人，此次大捷最終殲敵1000多人。27日，蔣介石給朱德等發電：「25日一戰，殲敵如麻，足證官兵用命，深堪嘉慰」，日本東京廣播電台也於25日晚發布這一戰況，引起日本軍界、政界巨大震動。法國華文報紙《救國時報》、英國《每日先驅報》等則紛紛發表評論祝賀中國抗戰的首次大勝利。正如時任國民黨第二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續范亭所指出的：平型關戰役的特別意義，「在於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我們的士氣」，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念。同時八路軍通過此役進一步明確了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正確戰略方針，完善了我黨對領導抗日戰爭的作戰指導思想。現在有些人認為，共產黨游而不擊，貶低中國共產黨和游擊戰場，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我認為共產黨在8年抗戰中，堅持了游擊戰爭，支援了正面戰場，如在平型關戰鬥中，其打破了日軍企圖攻破平型關、打擊中國第二戰區部隊，並從右翼配合日軍華北主力在平漢路作戰的戰略企圖，同時又阻滯了日軍向山西腹地深入的進攻勢頭，為中國方面部署忻口會戰提供了有利時機。在進入相持階段中，共產黨更是摒棄前嫌，妥善處理皖南事變等事件，忍辱負重，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保了抗戰勝利。1944年，我遠征軍在緬甸、滇西的局部反攻，在密支那、松山、騰衝戰役中大獲全勝，不僅收復失地，也協助東南亞國家民族獨立現在有一些日本右翼謬稱中國戰場沒有反攻，因此，其認為日本僅戰敗於美國而非敗於中國，這是嚴重失實的。眾所周知，中國抗戰經歷了戰略退卻、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而關於反攻的起點，是從1944年開始的，主要體現在緬甸和滇西地區的局部反攻。1938年，為了搶運中國在國外購買的和國際援助的戰略物資，中方曾緊急修建滇緬公路作為對外聯繫的唯一運輸通道。1942年後日本開始覬覦這一地區，企圖通過切斷該通道，長驅北上拿下西南後方。當年5月4日，日軍攻陷龍陵，接著佔據怒江西岸松山，但直至1944年我軍始終將其阻滯於惠通橋前，使其直搗昆明、重慶的企圖破產。1944年4月，中國遠征軍開始反攻，首先在緬北地區發起密支那戰役，殲敵2000餘人。5月發動松山戰役，經過艱苦戰鬥，於9月7日全殲守軍3000餘人。6月至9月，發動騰衝戰役，殲敵1800餘人，次年初中國遠征軍攻克畹町，滇緬、中印公路勝利打通。至此，歷時8個多月的滇西反攻戰以全勝告捷，總計殲敵2.1萬餘人，並收復了滇西3萬多平方公里的失地，從而拉開了亞洲戰場對日戰略反攻的序幕。現在提到二戰，大多數人會想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諾曼底登陸、太平洋海戰、東京大轟炸等，我認為，我們還應大力宣傳緬北滇西反攻戰，這個反攻不僅收復了中國自己的國土，還協助了東南亞國家的民族解放與獨立，同時亦是中外聯合作戰並取得重大勝利的典型戰役。對外，中國戰後參與了世界格局的重建，成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國家地位由邊緣走向中心；對內，重塑了民族精神與凝聚力2015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並訪問俄羅斯前夕，曾在《俄羅斯報》發表題為《銘記歷史，開創未來》的署名文章，高度總結中國抗戰勝利的歷史意義，指出「中國軍民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抗日鬥爭，消滅並牽制了日本侵略者大量兵力，以傷亡3500萬人的巨大民族犧牲，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段話指出了中國為抗戰付出的巨大犧牲和取得的重要成績，同時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了該正義戰爭是中國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第一，抗戰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復興的關鍵時期。抗戰期間我們奮起反抗，以血肉之軀，鋼鐵般的意志，第一次在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取得如此巨大勝利，延續了中華文明的血脈。為保存中國教育文化的基本力量，當時內遷的諸多高校在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如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楊振寧即畢業於當時的西南聯大，體現了當時抗戰教育的較高水準。第二，中國抗戰始於1931年，相比英國捲入衝突早了八年，比美國加入同盟國則早了十年，中國的14年的抗戰在東方戰場牽制了150萬日軍，擊斃、俘虜日軍50餘萬人左右（佔二戰中日軍死亡212萬人的20%），同時使得日本無力與德國配合作戰，遲滯了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在莫斯科戰役的關鍵時刻，德國強烈要求日本夾擊蘇聯，但一大半軍隊陷在中國戰場的日軍最後仍不敢輕舉妄動，於是蘇聯從遠東徵調20萬精銳增援莫斯科，從而一舉扭轉了戰局。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2年2月所說的，中國「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對於在裝備上占極大優勢的敵人進行了差不多5年堅決抗擊所表現出的頑強，乃是對其他聯合國家軍隊和全體人民的鼓舞」。牛津大學歷史學家拉納·米特更是認為，如中國在1938年屈服，那麼此後的幾十年里，亞洲格局可能完全不同，因此中國抗日戰爭在整個二戰中的地位不容忽視。第三，中國對二戰的巨大貢獻，奠定了五大戰勝國之一的歷史地位，並推動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日戰爭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緊密聯為一體，中國開始高度關注中國以外的事務，並參與國際新體系的創建，擔任重要角色。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1945年4月到6月，中美英蘇四國在美國舊金山發起聯合國制憲會議。10月，聯合國憲章生效，中國成為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由邊緣走向中心。第四，抗日戰爭是中國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一次重塑。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陽初曾總結指出：「敵頑強攻進來的巨炮和重彈，轟醒了我們的民族意識，南北數千里燃燒的戰線，才激起了我們的全面抗禦、同仇敵愾的精神，我們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中，開始覺悟了中國民族的整個性和不可分性」。2014年9月3日，習近平主席也巧妙援引1937年《大公報》的一篇社評：「今天南北戰場上，是爭著死，搶著死，因為大家有絕對的信仰，知道犧牲自己，是換取中華民族子子孫孫萬代的獨立自由，並且確有把握，一定達到」，充分彰顯了中國人民高尚的民族精神和高度凝聚力。總之，在今年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對於二戰的記憶不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必須捍衛正確的二戰史觀，堅決反對一切歪曲與偽造歷史的言論和行為，也要認清綏靖主義的危害。今天的中國公民需要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站在人類整體利益的高度，反思歷史，展望未來，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嘉賓評論 十四年的抗戰張雲抗日戰爭共進行了14年。6年局部戰爭，8年全面抗戰。6年局部抗戰，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是14年之久的中國抗戰。在6年的局部戰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東北白山黑水之中，進行英勇鬥爭，出現了楊靖宇、趙一曼等抗日名將，遲滯和干擾了日軍由中國東北進犯蘇聯的企圖，有很感人的故事。如果要把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為一個轉折點，應該把局部的內容加進去，不能僅僅講8年抗戰。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僅是在於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我們以一個大國的身份出現在世界上，民族精神的發揚和內化更是我們民族復興最主要的力量。這裡強調一下中國共產黨是引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旗幟，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延安共產黨為中國人民堅持民主、堅持抗戰、堅持進步這方面樹立了光輝的樣板。1943年南洋富商陳嘉庚到了重慶以後，看到到處在大吃大喝，就說：「心都涼了，中國沒有希望了。」但是到了延安，感受到延安的生機勃勃，延安的黨紀嚴明和上下團結，「一下子感到了中國有希望了」。所以是延安的共產黨樹立了民族復興希望的燈塔。現場互動日本否認侵略與政治目的和民族性都有關歷史愛好者柳定毅：東南亞多國都曾受到日本侵略，為何這段歷史會被遺忘？日本否認侵略戰爭，究竟出於政治目的，還是與其民族個性有關？蘇智良：日本作為亞洲的強國，自19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破產後，面對中國崛起的強烈對比，心理失衡。如今美國重返亞太，日本心甘情願充當急先鋒壓制中國，之所以刻意掩蓋戰爭責任，既出於這樣的政治目的，也跟民族性有關。日本文化是依賴外來文明的曖昧文化，總體不夠成熟，缺乏擔當；二戰結束後，日本整個國家機器沒有像德國那樣被徹底摧毀，安倍首相的外祖父岑信介是二戰甲級戰犯，居然當上了首相，安倍首相的歷史觀與其一脈相承，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就很難堅持正確立場。東南亞多國在二戰前是西方的殖民地，二戰後成為獨立國家，但並不是日本解放了他們，而是戰勝日本後他們才獨立的。東南亞有許多二戰紀念碑，就是為紀念被日軍殺害的國民而設立的。我們今天應該宣傳中國為東南亞各國民族解放而付出的努力。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使中華文明得到正確看待工信部中國信息化推進聯盟顏凝：日本自認選擇西方文明因而稱強，如今日韓也在「去中國化」，而我國國內有人認為現代化等於西方化，這屬於思想開放，還是文化自卑？蘇智良：現代化並不是西化，一個民族只有珍愛傳統並汲取外來優秀文化才能自立於民族之林。日本是個實用主義、拿來主義的民族，歷史上誰強學誰。而隨著中國的發展，近幾年國內部分人崇拜西方的心態正在改變。我們應該共同努力，正確看待中華文明，並吸收外國文明先進之處。縱觀歷史長卷，抗戰是近代中國崛起的轉折點公務員劉雲燁：您在演講中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崛起的轉折點。但我聽到另一種聲音，近代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與侵華戰爭都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您怎麼評價這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一對觀點？蘇智良：過往種種慘痛經歷，無不警示中國人要提防日本第三次打斷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但是，如果縱觀整個中華文明的歷史長卷，我們會發現鴉片戰爭後在列強侵蝕下中國一路滑向深淵，直到抗戰絕地反彈；因此，儘管我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回望過去，抗日戰爭確實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的起點和轉折點。6月27日，「東方講壇·文匯講堂-歷史與我們的未來」演講季進入第五期，主講嘉賓、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蘇智良教授作了《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主題演講，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張雲教授擔任評論嘉賓。演講音頻請登錄文匯微電台（APP喜馬拉雅·聽-文匯講堂2015）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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