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重讀近代史」？

假如由進大學讀史算起，那麼我忝居史學從業者，已有半個多世紀。

誰人不知，在計劃經濟時代，知識分子沒有擇業自由？歷史學科內部早已分工過細，從業人員同樣必須服從組織分配，所謂需要壓倒個人志趣，到我年逾不惑，依然如此。因而，倘若問我怎麼會「重讀近代史」？我只能說是歷史偶然性在作祟，因為在四十歲前，我已不敢奢望重返大學講壇，更想不到後半生會與近代思想學術史結緣。

於是我自一九七八年起改從今行了，迄今恰又三十年。雖說教書主要是開設中國史學史、中國經學史兩門課程，但不斷來學的中外研究生，各有各的專門史課題，卻迫使我為守師德，不少專題都要重溫舊史。

或許我有幾年被迫校注清末民初章炳麟、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著作的緣故，有幾位年輕俊彥，都選擇晚清學術史作為主攻方向。這促使我不得不從相異角度，重讀相應文獻，并力求拓寬思路，以期教學相長。正因如此，有許多年，我的說史文字結集，稍成系統的，多半為討論晚明至晚晴的思想學說衍變過程，例如已呈現給讀者的《走出中世紀》增訂本、《音調未定的傳統》、《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維新舊夢錄》等。

以上拙著，都可說是我多年來重讀「近代史」的文字結集。在我看來，中國由走出中世紀到走向「現代化」，是個漫長又曲折的過程，絕非如半個多世紀以來主流史學教科書向大中小學生反覆灌輸的那樣，過程是徑情直遂的，動力是來自農民的，取向是由西化必至蘇化的，相反中國沒有能力實現「自改革」，只可能「被現代化」，而被現代化的理論指導，在走過學西方學日本的大彎路之後，唯一坦途是學列寧、斯大林的蘇俄，「走俄國人之路」。這類解釋，或稱「評價」。

問題在於歷史的價值判斷，無論邏輯如何雄辯，最終仍要接受歷史本身的檢驗。中國史學有悠遠的傳統。至遲從公元前二世紀司馬遷著《史記》起，釐清歷史是什麼，便成為史家的第一要務。為防揭露現代歷史實相的司馬遷式「謗書」再度出現，自漢至清的歷代王朝，越來越收緊王朝史的控制權，致使清修《明史》，歷滿清四帝九十年才編纂完成。這個紀錄似乎正在被打破。

依拙見，歷史研究，無論古今中外，第一在於釐清史實。我不能認同後現代史學的說法，即歷史是歷史家的主觀產物，因而歷史事實可有多個。在我看來，歷史屬於過去，過去已經消逝，決不以主觀認知而改變。第二，歷史學家寫歷史必受史料把握，觀察角度、信仰支配，乃至利益衡量等因素的影響，所謂以論帶史乃至代史，但這恰好反證就史論史的重要。第三，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灰色的回憶，不能代替『現在』的生動自由。」況且回憶歷史，不可以「我」為中心，於己有利就渲染誇張，於己不利就遮掩曲解。倘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恐怕以往的歷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總好用某種實用要求所支配的「評價」，代替客觀存在的歷史陳述，是亟應注意的經驗之一。

那麼，歷史有沒有用？假如歷史不能「致用」，為什麼歷史教育又不可缺少？其實，培根早已給出理由：「歷史教人聰明。」因而，取消歷史教育或者強調歷史為我所用，似相反，實相成，效應都是愚民，又必定愚民而自愚，難道不屢由歷史所證明么？

猶憶五十多年前，初入大學，首要的公共必修課，名曰「馬列主義基礎」，教材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其中「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更由駐校首席蘇聯專家講授，因為那是斯大林御制的經典。以後初讀近代史，發現通行論著，無不力求貫徹斯大林的歷史觀，當然它也成為史學界反修防修的理論尺度。文革後思想解放，要打破唯上唯書傳統，但當我轉向晚清思想文化為主的教學與研究，總發現源於斯大林主義的觀念幽靈，仍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近代史「評價」體系。怎麼辦呢？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方法論：「真理是通過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如何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間探究歷史實相，由清代至民國的經史考證學家，早有成功的範例。多年來我重讀近代史，便嘗試從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歷史積疑的實相。這就是我明知將碰壁仍要期待祛疑的由來。我不敢說我重讀近代史的短書小文能夠恢復歷史實相，但至少表明歷史實相有待恢復。

2008年1月5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