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博弈論分析朝鮮為何可以成功擁核
朝鮮擁核戰術何以成功奏效？
——基於懦夫博弈的分析
李開盛
自朝核問題爆發至今，朝鮮在擁核道路上越走越遠，目前已經進行了三次核試驗,在某種程度上已達到了擁核的目的。作為一個國際社會中的弱者，朝鮮能夠取得對抗強者的勝利，這一現象已經引發了國內外研究者的多方面解讀 。有學者強調客觀環境，例如，朱芹借鑒獵鹿博弈,認為「朝核問題就如一隻鹿，中美韓俄日朝是六個出口，只要六方合作，收益最大，朝核問題就易解決，但只要一方放棄轉而去尋求其他利益，獵鹿則會失敗」。 程曉勇則從利益格局的複雜性、強國實力手段受限等角度進行了綜合解讀 ，認為這些因素使朝鮮達到了「力量倍增」的效果。有的學者則從朝鮮的主觀策略來分析 ，例如，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為，朝鮮綁架了相關國家的安全 與利益 ，從而獲得了一種 「弱者」的優 勢 。在一些分析家看來，朝鮮核試驗更像是一種 「高風險的賭博」。朝鮮之所以能夠取得 「成功」，在於其採取了一種邊緣(brinkmanship) 外交手段 。概而言之，既有研究成果從兩方面揭示了朝鮮擁核成功的原因：一是各方、特別是中美兩國間的利益差異為朝鮮 提供了可乘之機 ，二是朝鮮自身 的博弈戰術使其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利益差異 。
但是，這些解釋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仍然缺乏可信的理論回答。第一，儘管中美各有利益考慮 ，但在反對朝鮮擁核方面是一致的 。這種共同利益為何未能產生足以迫使朝鮮棄核的壓力 ?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一點是，邊緣外交之所以能夠 獲得成功，來 自於懦夫博 弈 (或曰鬥雞博弈、膽小鬼遊戲 ，chickengame)的理論支持 。在這種博弈遊戲中 ，越是冒險 、看起來不顧一切的一方就越容 易迫使對方成為「懦夫」、做出讓步 ，從而使自己成為贏家 。這種理論 假設建立在各方實力均等的前提之上，但直覺告訴我們 ：如果各方實力嚴重不對稱 (朝鮮與中美的博弈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弱者的所謂「比膽大」博弈很可 能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既如此，朝鮮的擁核戰術究竟何以奏效?為了提出關於朝鮮擁核策略的較為完整的理論解釋，本文以懦夫博弈為分析工具，並採取一種「多重解釋」 的方法。首先進行原初解釋，即以常規的懦夫博弈模式對朝鮮的擁核戰術進行解釋， 旨在揭示兩者之間的高度相關性(順帶表明懦夫博弈假設何以被廣泛接受)。其次依據事實對懦夫博弈進行修正，即在實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分析懦夫博弈的邏輯結果，從而通過理論解釋與現實結果之間的差異發現問題。最後則致力於對這一差異進行新的解釋，探究朝鮮擁核戰術奏效的真正原因，從而為認識、管理甚至解決朝核問題提供一種新思路。
懦夫博弈的典型情況是如下一種假設：有兩名賽車手相對行駛，比賽規則是先轉動方向盤進行避讓的一方為懦夫，堅持不避讓的另一方獲勝。如果雙方均不避讓堅持前行，其結果將是兩車相撞，雙方都車毀人亡；但如果雙方都能選擇轉動方向盤以避讓，則為平手。據此，懦夫博弈的收益矩陣可設定如下：
一博弈中存在兩個納什均衡， 即甲方前行(收益為3)、乙方避讓(收益為1)，或甲方避讓(收益為1)、乙方前行(收益為3)。所謂納什均衡，是指每個參與者所選策略一定是對其他參與者所選策略的最優反應，其策略組合因此是穩定的。在甲方前行、乙方避讓的情況下，如果甲方改變策略選擇避讓，則其收益將由3減至2；如果乙方改變策略選擇前行，其收益將由1減至0，因此只有原策略才是最優反應。同理，在乙方前行、甲方避讓的策略組合中亦如此。關鍵的問題是，由於存在兩個納什均衡，現實中的結果是誰來前行?誰來避讓?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也許是剔除策略組合中的避讓策略，而且最重要的是讓對方也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是說，懦夫博弈中獲勝的一方通常是膽大、寧願選擇前行而不避讓的一方。因為當一方表現得不顧一切利益算計而前行的時候，另一方就會發現與其同樣前行而車毀人亡(收益為O)，還不如選擇避讓、失去面子(收益為1)。「狹路相逢勇者勝」，這就是懦夫博弈的本質。
人們之所以傾向於把朝核危機視為懦夫博弈，是因為兩者看起來極其相似。對於朝鮮來說，強硬行為意味著不顧一切進行核試驗，即使發生戰爭亦在所不惜；軟弱行為則意味著放棄核試驗或核武器。對相關國家(特別是美國)來說，強硬行為意味著不惜一切代價制止朝鮮擁核(甚至是通過戰爭手段)，而軟弱行為則意味著僅僅採取外交、經濟等無法對朝鮮形成致命損害的行為。根據懦夫博弈，這裡存在兩個可能的納什均衡：一是朝鮮強硬、相關國家軟弱(收益分別為3，1)，朝鮮進行了核試驗；二是朝鮮軟弱、相關國家強硬(收益分別為1，3)，朝鮮放棄了核試驗或核武器。從朝鮮已進行了三次核試驗來看，現實中的納什均衡是前者。根據懦夫博弈模式，由於朝鮮採取了寧願前行而不避讓的懸崖戰術，其取得這場博弈的勝利是很正常的。
1．第一次核試驗
朝鮮於2006年1O月9 Et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此前的1o月3日，朝鮮即發表聲明宣布將進行核試驗，對國際社會做出了強硬的表態。聯合國安理會於6日發表主席聲明，要求朝鮮取消計劃中的核試驗，立即無條件重返六方會談，並警告朝鮮如果無視國際社會勸阻堅持核試驗，安理會將根據《聯合國憲章》採取行動。應該說，這種表態也是很強硬的， 因為《聯合國憲章》中含有軍事行動的內容。但朝鮮繼續做出不顧一切的姿態，如禁止本國外交官與美國政府進行接觸，同時撤回朝鮮駐聯合國副大使韓成烈，隨後於lo月9日進行了核試驗。之後，相關各方的反應雖然強烈，但主要是言詞上的。美國小布希總統在譴責朝鮮的同時，仍然表示要繼續通過外交手段解決朝核問題，其主要反應是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就這一事件「立即做出反應」。對此，聯合國安理會於14日通過了第1718號決議。該決議儘管決定針對朝方核武器、導彈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關領域採取制裁措施，但排除了授權使用武力的可能，也未對朝鮮實施全面制裁。也就是說，相關國家選擇了「懦夫」角色，朝鮮成為此次博弈的勝利者。
2．第二次朝核試驗
2009年5月25 13，朝鮮進行了第二次核試驗。在進行此次核試驗之前，朝鮮向外界表示，鑒於美國總統奧巴馬絲毫沒有改變敵視朝鮮的政策，朝鮮將繼續加強國防實力和核威懾力。而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的回應並不明朗，僅指出如果朝鮮決定再次進行核試驗，將面臨「相應後果」。核試驗之後，美國的反應不過是表明「決心以外交方式處理朝鮮核問題」。相反，朝鮮的進一步反應是更加強硬、帶有威脅性質的三項措施：視韓國加入「防擴散安全倡議」為「宣戰布告」；不再受停戰協定的約束，朝鮮軍隊將採取相應的軍事行動；朝鮮軍方不能保證處於海上軍事分界線西北部海域朝鮮領海一側的韓國5個島嶼的法律地位，同時不能保證美韓艦艇和普通船舶在這些島嶼周邊海域的航行安全。最後，相關各方推出的對應朝鮮第二次核試驗的實質措施是聯合國安理會的第1874號決議，其中雖對朝鮮核試驗表示最嚴厲的譴責，但其措施不過是旨在阻止朝鮮進一步的核計劃(如凍結5家朝鮮實體的資產、並禁止世界各國為朝鮮提供可能會被用於製造彈道導彈的兩種關鍵原材料等)，而不是將其「推回去」。朝鮮的第二次核冒險又取得了成功。
3．第三次核試驗
朝鮮的第三次核試驗發生於2013年2月12日。在此之前，由於朝鮮發射衛星，聯合國於1月23日通過決議，要求朝鮮不得再使用彈道導彈技術進行發射，放棄所有核武器和核計劃，並表示朝鮮一旦再次進行發射或核試驗，安理會將會「採取重要行動」。而朝鮮的反應則是公開宣稱將進行更高水平的核試驗，甚至要「瞄準宿敵美國」。對此，相關各國除了督促朝鮮不要挑釁之外，亦無他法。結果是朝鮮2月12日宣布成功進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試驗。之後相關各國緊急應對，但手段遠稱不上強硬。美國總統奧巴馬只是要求國際社會採取迅速且有效的措施進行回應、重申對亞洲盟國的安全承諾以及強化反導系統。博斯沃思更是明確表示， 「美國願意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問題? ?美國並不想攻擊朝鮮，或動用武力顛覆朝鮮政權」。可見，面對朝鮮的強硬，相關國家缺乏足夠強硬的反制措施，朝鮮再一次成為了勝利者。
總的來看，三次朝鮮核試驗均體現出如下特徵：朝鮮威脅要進行核試驗(強硬)，相關國家發出警告(多數時候屬軟弱範圍、少數情況可算強硬)。但在朝鮮真正進行了核試驗(繼續強硬)之後，相關國家的反應就限於外交層次(軟弱)，而朝鮮的再反應仍屬強硬，特別是在言詞上表現出不懼一戰的決心。當然，戰爭並沒有發生，朝鮮或許只是恫嚇，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相關各國確實首先表現出軟弱。正如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指出的那樣，「真正的威脅不應該是『我可以實施威脅，也可以不實施，最終的選擇權在我手中』，而應該是『我可能實施威脅，也可能不實施，但是最後的情況我也無法確定，」。在不懼一切的朝鮮面前，其他的相關國家只能扮演「懦夫」。在外界看來，這正是懦夫博弈中的典型場面。因此，懦夫博弈成為許多有關朝核問題分析中不言自明的假設，也就順理成章了。
然而，上述解釋忽視了一個較少被人注意的問題，那就是朝鮮與相關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實力差異，而典型的懦夫博弈場景假設各方都是力量對稱的行為體。對稱博弈需滿足三個條件：(I)所有參與者都有相同的策略集合；(2)參與者使用相同策略時的收益相同； (3)交換兩個參與者的策略，則他們的收益也被交換。在這種情況下，博弈的收益只依賴於行為體所選擇的策略而不依賴於進行博弈的行為體，這類博弈稱為對稱博弈。然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即使各方的策略選擇一樣，實力的不對稱也會導致收益的不對稱。如兒童與成人相撞對彼此的傷害是不一樣的，大卡車與小汽車相撞也會導致各自不同的結果。而且，必須承認的是， 「現實中大量的競爭博弈是非對稱的。這些競爭可能出現在雄性個體和雌性個體之間， 出現在年長個體和年幼個體之間，或出現在大型個體和小型個體之間，甚或是出現在資源的擁有者和非擁有者之間。如果非對稱性事先就能被競爭者感知察覺，那麼這就能夠經常影響個體對其行為的選擇。如果非對稱性能夠改變支付矩陣，或能夠影響實施戰鬥策略的博弈將出現的結果，那麼非對稱性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懦夫博弈當然也不例外。前述典型的懦夫博弈模型中設定的收益值都是基於行為體的實力對稱，而如果行為體的實力是不對稱的，則相應的收益必然會發生改變，從而改變最終的博弈結果。就像兩輛賽車一樣，其馬力、性能和速度都被假設為相同，所以它們的利益計算也是一樣的：如果迎頭相撞，結果是雙方都車毀人亡。正是這一基於實力對稱的假設左右了雙方的選擇(收益矩
陣)，使得不敢鬥狠的一方成為博弈的失敗者。但如果一輛是馬力超強且不怕碰撞的高性能車(乙)，而另一輛則是性能落後且脆弱的舊車(甲)，一旦兩車相撞，後者所面臨的後果可能是車毀人亡(收益為0)，而前者可能只是部分或輕微受損(收益大於0)。由此我們可以假定，對乙來說，與選擇避讓保住車子無損但失去面子相比，選擇車子輕微受損但保住面子的收益是相當的，其值為1。這就極大地改變了收益矩陣，使得乙方前行(收益為3)、甲方避讓(收益為1)很可能成為唯一的納什均衡。因為在甲方前行(收益為3)、乙方避讓(收益為1)這一策略組合中，乙方將發現，他如果改變策略選擇前行，收益並不會下降(同樣為1)。事實上，基於相對收益的考慮(國際社會中的國家通常會這麼做)，在其收益不變的情況下，乙方會更願意考慮讓甲方收益減少的策
略，即甲方與乙方均選擇前行(收益為0，1)。在這種情況下，甲方為了避免車毀人亡，就只能選擇避讓，其冒險精神也就失去了意義，因為所謂懸崖戰術的結果只會導致自己掉下懸崖。所以，甲方前行(收益為3)、乙方避讓(收益為1)的策略組合是不穩定的，不再是納什均衡。唯一的納什均衡就是乙方前行(收益為3)、甲方避讓(收益為1)，亦即舊車一方不敢與對方的車相撞，而是選擇避讓、讓對方前行。可見，在實力不對稱的懦夫博弈中，冒險精神與恫嚇策略失去了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行為體的相對實力大小。
在朝核問題中，朝鮮與相關各國的實力是不對稱的，而且朝鮮處於實力較弱的一方，「反對朝鮮發展核武器的國家的實力遠遠超過朝鮮」。 基於人口總數、經濟總量、軍事實力和科技發展水平等因素，美國丹佛大學的未來國際(International Futures，Ifs)資料庫計算了世界各國的國力指數，即該國在世界各國總實力之和中所佔的比例。根據該資料庫，在2006、2009、2013年等各次朝核試驗年份，美國、中國的國力指數要超過朝鮮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參見表1)，三國實力對比處於極端不對稱的狀態。
這種實力的不對稱導致了兩個方面的改變。一是朝鮮的威脅顯得缺乏可信度，其懸崖戰術無法對博弈結果產生真正的影響。這是因為，「威脅必須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保證被威脅者的行為對威脅客體本身的損害遠遠大於實施威脅的一方」。威脅必須與能力聯繫起來。「一個條件過高的威脅將無法實現預期目標。——例如，一個擁有中等規模核力量的歐洲國家讓前蘇聯人滾出匈牙利，否則其將對後者進行大規模進攻。毫無疑問，前蘇聯人對這個威脅將置之不理，因為前者無法做出實際行動讓前蘇聯人相信它具有這種能力；相反，假設這個歐洲國家威脅向前蘇聯一天發射一顆攜帶核彈頭的導彈，或者發射某天在前蘇聯境內自動爆炸的裝置， (這個威脅就將有效)。」類似地，朝鮮有關「宣戰」 威脅同樣是不足信的。儘管「延坪島炮擊事件」使人們意識到朝鮮確實有發動實際挑釁的可能，但冷靜的分析家都明白，其真正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很低，因為那對中國和美國來說只是一場「麻煩」，但對朝鮮來說則意味著毀滅。
由此，實力不對稱導致的第二個結果就是改變了相關各方的收益值，從而直接改變博弈結果。由於朝鮮的核武器未形成戰鬥力以及與美中兩國存在巨大的實力差異，如果朝鮮與這兩個國家均選擇強硬，其收益值不會是(0，0)，而會是(0，1)。以美國的軍事實力，朝鮮政權可能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其收益為0)。而朝鮮至多將報復範圍擴展至駐韓美軍，而無法攻擊美國本土(其收益為1)。事實上，美國駐韓美軍正在向南部署，其意圖就是避開來自朝鮮的可能的直接打擊。在這種情況下，美朝相互傷害的後果是極不對稱的。根據前述不對稱博弈的邏輯，此時應是朝鮮主動選擇退讓而非美國。朝中博弈的邏輯與此類似，兩者之間的總體實力與軍事能力都是極其不對稱的。在不對稱條件下，採取強硬態度的應該是美國或(和)中國而不是朝鮮，按道理朝鮮不會選擇堅持發展核武器。這種理論分析很好地解釋了第一次朝核危機。當時美國決意使用武力也要達到使朝鮮棄核的目的，結果朝鮮退讓，最終達成框架協議。但是，為什麼在第二次朝核危機中，實際結果是朝鮮強硬而中國和美國讓步呢?這就是下文需要回答的問題。
如果理論與現實不符，需要作出調整的一定是理論。不對稱博弈的分析結果與第二次朝核危機的差異需要我們從理論上對朝核危機進行重新解釋：為什麼美國或中國沒有對朝鮮採取強硬到底韻策略?對此。可以提出幾種假設。
第一，非理性假設，即非理性因素改變了相關國家的決策。所謂理性，即行為體根據收益行事，且能「根據其他參與者作出何種策略的信念選擇最大化自己收益的策略」，這是博弈的前提。朝核問題博弈中可能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例如，中美兩國的決策者在計算雙方利益時失算，或是與朝鮮領導人相比，兩國領導人無法在決策時採取一種崇尚冒險的風格。應該說，這些假設在
部分情況下是成立的。其一，對外決策中不可能獲得完全充分的信息，有時相關國家可能對朝鮮的核能力作出了誇大的評估；其二，從個人特質來講， 中美兩國的領導人顯然也不同於朝鮮領導人，制度與個性的差異使得他們不具備朝鮮領導人那樣從強硬到妥協隨意轉換的決策靈活性，從而無法在「比膽大」 的懦夫博弈中取得優勢(行動不夠靈活者在邊緣時更易掉下懸崖)。
但是，筆者認為這種假設很難充分解釋在連續三次的朝核危機中都是朝鮮而不是美國或中國採取了強硬策略。因為在經歷了多次重複博弈之後，信息不充分的難題一般都會緩解。第二次朝核危機至今已歷十餘年，以美國超強的信息搜集能力與中國同朝鮮的特殊關係，不可能對其核能力沒有真實的判斷。事實上，美國在應對朝鮮的核武器以及導彈的打擊能力方面是有自信的。正如第二次朝鮮核試驗後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蓋茨(Robert Gates)所說：「現在部署的30枚攔截導彈，在未來數十年里可充分應對朝鮮的威脅。保護好美國。如果其威脅程度大大超出預期，可輕易補充攔截導彈數量。」至於個人特質與決策靈活性，事實證明，即使是在美國，其領導人也可以表現得很強硬(如發動伊拉克戰爭)。而根據懦夫博弈模式，較轉變態度的靈活性而言，強硬的態度本身(能否採取懸崖戰術)是決定是否成為「懦夫」的更重要因素。如果懸崖戰術真能奏效(也就是在走到懸崖邊緣之前對手已經讓步)，那麼(轉換政策)靈活性可能並不重要。在第一次朝核危機中，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的態度就很強硬，從而迫使朝鮮妥協。而在朝鮮妥協之後，美國自然也就不必考慮如果戰爭真正爆發該怎麼辦(保持決策靈活性)的問題。
第二，理性假設，即美國、中國等相關國家無法以更強硬策略處理，主要原因仍然是基於利益假設。即有某種其他的利益考慮改變了這些國家在做出強硬策略時的收益值，從而使其強硬決策顯得不划算。應該說，利益層面的理性假設更加使人信服。因為利益是國家行為的指南，中美等國反應的原因應該主要從利益層面找，否則就無法解釋中美等相關國家為何在面對朝鮮三次核試驗時仍然基本重複同一決策。非理性層面的因素，如信息不充分、領導人特質等，只是部分地在起作用，而且在多次博弈之後往往會被過濾掉。利益是朝核問題相關各方的主要考慮因素，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談判各方利益、目標和策略的多元性，以及其他問題的介入離散了對核心問題的合力，對朝政策的『路線』分歧減輕了五國對朝鮮施加的集體壓力，使朝鮮有時間和空問爭取自己的利益」。但更應注意到的是，較朝鮮的利益考慮而言，中美等相關國家的利益因素可能更加重要。正是中美等相關國家的行為改變，才為朝鮮的成功提供了條件。目前的關鍵問題是，美國、中國在處理朝核問題時有哪些利益考慮，這些考慮如何影響到兩國與朝鮮博弈的相對收益值，從而影響博弈結果?下面將結合現實對此加以分析。
對於美國來說，要使朝鮮放棄核武器有兩個選擇，或是接受朝鮮的條件，與其實現關係正常化，但這很可能導致美國軍事存在的削弱，甚至是美軍撤出朝鮮半島，這是其所不願意做的。 或是以武力解除朝鮮的核武器，但這很可能導致兩種後果：一是朝鮮對韓國的報復；二是其與中國關係的極度惡化甚至衝突。2014年2月14日，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時談到， 「我們絕不允許半島生亂生戰」。這話不僅針對朝鮮，同時也針對美國和韓國。雖然中國方面從未清楚地描繪在美國對朝使用武力時會怎麼做，但朝鮮戰爭的前車之鑒足以使美國決策者認真評估自己所面臨的風險。儘管中國與美國的實力也是不對稱的，但兩者都是具有核打擊能力的國家， 中美衝突是美國要極力避免的選項。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假定在美朝均採取強硬策略時，其收益又變成了對稱性的，即均為0，或至少美國也接近於0。這樣，博弈的納什均衡又變成了兩個：朝鮮強硬、美國軟弱(3，1)和朝鮮軟弱、美國強硬(1，3)。此時，最終的結果就與雙方的實力無關，而取決於誰更能以冒險的風格採取懸崖戰術，而在這方面朝鮮無疑具有更大的優勢。因為「朝鮮經常被西方決策者認為是國際體系中的一個非理性行為體」，其威脅看起來更加真實。在朝鮮堅持強硬的前提下，美國的最優策略就是選擇軟弱(收益為1)而不是同樣的強硬(收益為0或接近於0)。正如有學者分析的那樣： 「由於政治負擔過於沉重，面對朝鮮的挑釁行為，美國和韓國放棄了一報還一報(tit—for一tat)的戰略。
對於中國來說，情況也是類似的。如果對朝採取極端強硬措施，則要考慮到朝鮮政權是否有發生崩潰或被完全推到敵對面的可能。而無論發生何種可能，均意味著中國戰略緩衝空間的喪失。中國在反對朝鮮擁核的同時也反對美韓試圖推翻朝鮮政權的行為，其原因在於「作為戰略緩衝國，朝鮮仍對中國不可缺少」。在中美仍然存在戰略競爭的情況下，失去這種戰略緩衝將使得中國外交處於更加被動的境地。如果朝鮮崩潰，那麼美國的軍事存在就可能延伸到朝鮮半島北部；如果朝鮮因為與中國完全敵對而轉向美國，那麼同樣也可以使美國的影響抵達中國邊境。因此，儘管中國擁有遠超朝鮮的實力，但由於這種額外的利益考慮，縮小了中朝在均採取強硬策略時的收益差距。這時，中朝博弈矩陣與美朝博弈矩陣是一樣的，其結果也是朝鮮成為最終的勝利者。
以上分析表明，儘管面臨的是一種非對稱博弈的局面，但中美其他方面的利益考慮改變了與朝博弈時的收益矩陣，使得實力不對稱這一條件不能發揮作用。加之朝鮮領導人的強硬外交風格以及在獨特體制下所形成的外交靈活性，使得朝鮮在博弈中佔據了更大的優勢，從而成為懦夫博弈的勝利者。進一步看，中美之所以有其他方面的利益考慮，關鍵還是出於彼此間的戰略互疑與防範。近年來，儘管中美頻繁互動，但互信並未因此上升，信任缺失的問題反而變得更加嚴重。自奧巴馬上台以來，朝核問題之所以遲遲沒有進展、六方會談無法恢復，從根本上講也與這種信任的缺失有關。所以，應對朝鮮擁核的關鍵還是在於中美關係。如果中美之間建立了一種戰略互信關係(至少是在朝鮮半島)，那麼兩國在朝核問題上的考慮就要簡單得多，與朝博弈就會成為一種簡單的不對稱博弈，朝鮮將會失去選擇空間，從而不得不在核問題上做出讓步。如果中美之間無法建立根本的互信，那麼相關的利益考慮就必然要滲透到朝核問題中來，並且很可能壓倒對於朝鮮擁核的考慮，使得朝鮮的擁核戰術得以成功。
綜上所述，本文得出了一個似乎是眾所周知的結論：中美之間的利益博弈給了朝鮮擁核空間。但實際上，通過懦夫博弈這一分析視角，本文強調了實力不對稱因素如何在朝核博弈問題上發生作用，以及這種作用又如何受到中美利益博弈的「壓制」 的。對這些相關因素及其互動的分析，有助於為朝鮮擁核戰術之所以奏效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學理鰓釋。從現實意義來看，這一分析也有利於再次強調朝核問題解決的可能性。面對長期的朝核僵局，一些人更傾向將癥結歸結為朝鮮「瘋狂」 的懸崖戰術，並因此開始談論朝鮮棄核的不可能性。這種觀點認為，朝鮮不但擁核動機強烈，而且其政權與領導人風格也很難改變。但是，根據本文的分析與結論，中美等國而不是朝鮮才掌握著朝核問題的主導權，朝鮮的策略並非最重要因素。至少從邏輯上看，如果中美能夠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擺脫複雜的利益考慮、建立戰略互信關係，還朝核問題以本來面目，促使朝鮮棄核仍然是可能的。當然，中美在朝鮮半島建構信任框架的難度同樣不小，這也超出了本文討論的範疇。在此只能簡單地指出，僅僅推動美朝間的談判—— 無論是在雙邊還是六方會談的框架下—— 不可能從根本上推動朝核問題的解決。以往六方會談的經驗教訓表明，其在管理危機、阻止衝突方面是有用的，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朝核問題。如果我們著眼於問題的根本解決而不是臨時管理，就必須以中美在朝鮮半島建立戰略互信為背景與前提，探討一種新的解決思路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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