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巍| 那些「世俗哲人」們
金錢哲學家
我1995年參加高考,分數下來之前,每個考生自己估分報志願。為了給家裡省學費,我重點大學志願填的全是師範院校,第一志願還選了哲學專業;一本填的全是商學院,因為覺得讀這類學校畢業後好找工作,也能掙到許多錢,可以很快地減輕家裡的負擔。結果造化弄人,我有幸過了重點線,被哲學系錄取,但不幸的是哲學系那年變成了非師範專業,要交學費,所幸學費不是很高。
現在想來,我的重點和一本志願看上去是兩個極端,一個是超凡脫俗的哲學,一個是經世致用的商學。但讀了哲學系之後,我並未與經濟學或商學絕緣。除了必修的政治經濟學,哲學下面有一個二級學科叫倫理學,在我讀書的時候,倫理學在國內興起了一個分支叫經濟倫理,哲學教師們開始思考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說、研讀他的《道德情操論》。
我們學校的圖書館主要的閱覽室是文科閱覽室,座位不太夠用。後來新開了一個經濟學閱覽室,去的人不多,我有時就帶著自己的書跑到那裡去自習。休息的時候就去書架上找書看。我能看懂的不多,但有一天我發現了一本可讀的書並很快就讀了大半。書名很不起眼,還有些長、有些怪異,叫《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商務印書館出版,作者是美國的羅伯特·海爾布隆納。全書各章分別寫了亞當·斯密、馬爾薩斯、馬克思、凡勃倫、凱恩斯等著名經濟學家,文字非常生動,如它章節的標題:「亞當·斯密的奇妙世界」、「維多利亞時代和經濟學的地下世界」。
我說書名怪異是因為裡面有個約數——「幾位」,譯者和編者就不能勞煩數數到底是幾位嗎?如果數的話他們會發現,作者寫的不是幾位而是十幾位經濟思想家。這樣的書名不能怪作者,因為原來的書名叫「世俗哲人」,中文版扔掉主標題,把副標題「偉大經濟思想家的生活、時代和思想」用作了書名。
想來作者的本意是說,這些經濟學家的理論都達到了哲學的高度,只不過他們的研究對象是比較世俗的經濟活動。商務印書館的譯本沒有保留這個書名,因為是舊書,雖然我特別喜歡,一時也買不到。現在它有了新的中文版,但初看上去,幾乎認不出來,因為書名成了《經濟學統治世界》。
為什麼出版社都不尊重作者的意思、迴避「俗世哲學家」這一書名呢?連在美國也是如此。1998年,這本書出到了第七版,海爾布隆納在新版序言中說,他本來想把這本書命名為「金錢哲學家」,但覺得「金錢」這個詞不是很恰當。後來《哈潑斯》雜誌一位編輯說,他想用「金錢」表達的是「俗世」的意思,海爾布隆納很感激他。他說:「我對俗世哲學家這個標題很滿意,但出版者們卻不這麼想。或許他們以為,人們對『世俗的』(worldly)一詞並不熟悉。」而我覺得,是出版社怕「哲學」一詞把讀者給嚇跑了。
海爾布隆納用「哲學」來形容這些經濟學家理論的宏大。他寫道:「假如今日的經濟學欠缺魅力而又無趣,自然是經濟學家的錯。大經濟學家不會只在學術圈裡小題大做,他們以整個世界為研究主題。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不是他們的人格、他們的生涯、他們的偏見,也不是他們的觀念,而是他們共有的好奇心。這個世界十分複雜,而又看似混亂無序;在虛假的虔誠之下隱藏著殘酷,卻又有著不為人知的成功之處,這些都讓他們目眩神迷。」
海爾布隆納在書中解釋說,他之所以把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稱為「俗世哲學家」,是因為「他們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機制。或許這不是最優雅的哲學,卻是最讓人感興趣或最重要的一種哲學。誰會在一戶窮人家,以及一個屏息等待某個能讓他進場撿便宜的災難降臨的投機商人之間尋找秩序和規律,或是在一群遊街亂民與一位笑臉迎客的賣菜小販間尋找一致的法則和原理呢?然而這些大經濟學家就是相信,能將這些看似不相干的線頭織成一張掛毯。只要在一定的距離外觀看,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就會呈現出井然有序的進程,喧囂的雜音也會變得和諧。」
人們常說,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的不同之處在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活的,是變化多端的人,所以發現規律的難度更大。「這個社會不像一部經過精心設計、每部分皆有助於發揮整體功能的機器,反而像詹姆斯·瓦特發明的奇怪的蒸汽機:漆黑,嘈雜,效率低而又危險。斯密博士聲稱能在其中看見秩序、設計與目的,真是奇哉怪哉也!」亞當·斯密揭示了市場的奇妙機制:「我們能夠有東西吃,不是出於屠夫、釀酒人或麵包師的善心,而是他們的自利心。我們不要訴諸他們的仁愛之心,而要訴諸他們的自愛心。不要和他們談論我們的需要,而要談論他們的利益。」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是一部原創性的著作,他在書中提到的作者超過100人。「然而,其他人只是在某處釣魚,斯密卻撒下了天羅地網;他人釐清了個別議題,斯密卻闡明了全貌。」
瘋子、貴族和股票經紀人
海爾布隆納說,他寫到的經濟學家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家和貴族,也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他們之中至少有三個人賺到了大錢,但是另有許多人連基本理財都做不好。一人主張紳士只不過是經過偽裝的野蠻人,另一人則認為只要不是紳士,就是野蠻人。一位曾經非常有錢的學者主張消滅富裕階級,另一位頗為貧窮的學者則反對慈善事業」。瘋子是凡勃倫,貴族是熊彼特,股票經紀人是凱恩斯。
凡勃倫從小就性情古怪、懶惰。他藐視常規,不論學生表現如何他都給一樣的分數。他早熟而聰穎,1884年以優異成績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在康奈爾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任教。他學識淵博,「他平靜的話語可能在這一分鐘還靈巧地運用當前的俚語或打油詩,在下一分鐘卻一節接一節地引述中世紀的拉丁文讚美詩」。他在芝加哥待了14年,1903年時年薪高達1000美元。
凡勃倫的研究也很特別,跟亞當·斯密不同,他要鑽研的不是作為一個經濟人的性質和他的經濟上的禮儀風俗,他的研究幾乎是人類學的研究,他認為重要的是,應注意到紳士為什麼要攜帶手杖,以及以社會上叫作地租為收入的地主,為什麼要有做禮拜等等現象。
他寫的《有閑階級論》遣詞琢句非常雅馴,例如:「法國某國王,據說由於遵守禮節,不失尊嚴傳統,拘泥過甚,竟因此喪失了生命。這位國王在烤火,火勢越來越旺,而專管為他搬移座位那個僕人剛巧不在身邊,他就硬坐在爐邊,不移一步,終於被熏灼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但是他雖然犧牲了,卻保全了最高貴的基督教陛下玉體的聖潔,沒有被賤役所玷污。」
凡勃倫在隨後的一篇文章里說:「未開化生活方式的經歷是最富有持久性的,在一切民族生活史的精神文明的任何方面,也許是最堅韌的,因此,歷代相傳下來的粗野的人類性格,現在仍然,以後也必然要無限期地延續下去。」
凡勃倫從現代生活中看到了過去的傳統。有閑階級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在方法上已經有所改進,但目標仍然相同——以掠奪手段佔有財物,而不從事工作。當然,在具體做法上不再採取殺人奪貨或擄掠婦女的手段,那種未開化方式是沒有了。但是它需要獵取金錢,「昔日風行的是以戰利品高懸帳篷以示勇武,今日則代之以金錢的積累和揮霍以及種種微妙的炫耀方式。每個人,工人、中產階級以及資本家,他們想的只是通過金錢的講排場消費——實際是通過明顯的浪費來表示他們掠奪性的英勇力量」。
凡勃倫的著作有時讓人不知所云,馬歇爾著名的《經濟學原理》則結合了精確的數學頭腦和悠閑散漫的風格,穿插著家常事例,非常明晰易懂,即使商人也能理解這種經濟學,因為所有艱難的邏輯證明都被體貼地放在腳註里,因此凱恩斯不敬地說,經濟學家應該拋下正文,只讀其註腳。
馬歇爾做過一個生動的比喻:需求和供給就像剪刀的兩片刀鋒,要問控制價格的究竟是供給還是需求,就像問剪刀中的哪一個刀鋒在剪裁一樣無聊。以鑽石為例,在極短期內,鑽石在心理上的效用,也就是對它們的需求,對市場價格發揮更直接的影響;但就長期而言,循環的供給流量會受到消費者需要的調節,這時生產成本就再居上風。
約瑟夫·熊彼特1883年生於奧地利,4歲喪父,7年後他母親嫁給一位地位甚高的將軍,熊彼特便被送到專門為貴族子弟所設的特蕾莎學堂就讀。他很快適應了同學們的舉止和品位,也養成了持續終身的貴族氣息。他後來在不止一所大學裡因為騎馬進入教務會議室的習慣,讓同事們不悅。他喜歡說他一直都有三個願望:成為一位了不起的情人、一位了不起的騎士和一位了不起的經濟學家,結果他只實現了其中兩個(另一種說法是,熊彼特希望成為維也納最了不起的情人、歐洲最優秀的騎士和全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從沒說他實現了其中哪兩個,但據說他說過,歐洲優秀的騎手太多,他實現不了這個願望)。
凱恩斯4歲半就自行想出了利息的經濟意義,6歲時想知道自己的腦子是如何運作的。一次,他與數學天才普朗克一起進餐,普朗克對凱恩斯說,他曾考慮研究經濟學,但因為它太難而作罷。凱恩斯加油添醋地把這件事告訴一位從劍橋回來的朋友,後者說:「啊,這就怪了。羅素也曾告訴我,他考慮研究經濟學,但因為它太簡單而作罷。」凱恩斯說:「研究經濟學似乎不需要特別超凡的天賦。就理智而言,它不是比哲學或純科學較高級的分支要容易得多嗎?這門學科雖容易,卻很少人能專精!或許這種矛盾現象,是因為傑出的經濟學家必須將多種天賦結合,而這很難能可貴。他必須在普遍性中思量特殊性,同時慮及抽象面與具體面。他必須依照過去,研究現在,放眼未來,人類的本性與制度都不該完全置之度外。他必須同時胸懷定見而又不偏不倚,像個藝術家那樣超然脫俗,但有時也像個政治家那樣涉足紅塵。」
海爾布隆納說,凱恩斯《貨幣通論》的結論讓人驚訝又沮喪:「經濟不會像自我修正的蹺蹺板,而是像電梯可以上升下降,也可以完全停住不動。它可以停在底層,也可以停在頂樓。」
書中在描述經濟學家的時代背景時,選取了一些傳奇性的故事。1929年10月,崩盤終於到來。完全精疲力竭的經紀人淚流滿面地撕開他們的衣領,呆若木雞地看著龐大財富像棉花糖一樣融化了。那時關於他們的灰色笑話是這樣的:據說每一單位的高盛股票都附贈一把左輪手槍,而當你向旅館訂房時,櫃檯人員會問:「要睡覺還是跳樓?」
海爾布隆納認為,美國人的賺錢遊戲比海外的競爭更粗野,沒有紳士風度。下的賭注比較大,成功機會比較多,於是公平競爭的精神也比較差。在爭奪從奧爾巴尼到薩斯奎哈納一條鐵路的控制時,雙方各自在路軌的終點站上安放一個火車頭,就像龐大的玩具一樣,彼此對撞著開。結果即使失敗的一方也沒有認輸,只是盡最大的努力離開現場,離開時拆毀了軌道和高架橋。
1881年,一場特大的暴風雪把紐約的電報線路刮斷,當時金融市場上一個手段兇狠的權威傑伊·古爾德,不得不派專人把他的交易通知單去送給經紀人,他的敵手發覺有機可乘,就綁架了這個使者,用另一個容貌相似的自己人來代替,這人成了卧底,使古爾德在幾個星期之間,覺得對手對他的意圖好像是具有先見之明的,弄得他莫名其妙。
文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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