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民自由的誕生

埃里克·方納|文 王希|譯

表達自由在當今美國人對自由的理解中佔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致我們很難記得在20世紀初對它的法律保護竟是如此地脆弱。作為一種實踐，一位學者曾寫道，「真實有效的、法律上可實施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的美國是不存在的。法院很少審理有關言論自由權的案件，即便審理，法官們通常也是賦予各級政府極大的空間來決定什麼樣的言論具有「壞的傾向」，從而必須予以壓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惟一投身於捍衛言論自由權的組織是「自由言論聯盟」，它是在1902年由這一時代對言論自由最有影響的學術評論家西奧多·施羅德創建的。施羅德堅信，絕對的言論自由對個人在生活各個領域的自主來說，都是一種必要的補充。儘管他滿懷激情捍衛所有政治內容的言論自由，但在法律上卻沒有打幾場勝仗。當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小澤卡賴亞·查菲動手寫作他那部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言論自由》(1920年)時，他翻遍了所有的法院文獻，但是找不到有關言論自由的法理學傳統。

活潑有力的公共辯論自然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傳統特徵。但與這種辯論同時存在的卻是對那些所謂過激或淫穢下流的言論的嚴厲限制。第一條憲法修正案當時並不被看作是美國自由的基石。權利法案50周年和100周年紀念日(分別在1841和1891年)幾乎沒有引起任何關注。直到20世紀，在最高法院開始將權利法案「納入」(即要求各州遵循它的規定)之前，權利法案對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沒有留下什麼影響或痕迹。

1900至1915年間，相對上一個世紀來說，更多的言論自由案件被遞交到法院審理。訴訟者包括那些想躲避政府有關規定的廣告製作者和要求取消地方審查制度的初出茅廬的電影製作者。

但真正使言論自由成為有影響的公共問題的卻是工人們爭取罷工權的鬥爭、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勞工領袖對禁止露天公開演講規定的反對以及由文化現代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發動和參加的要求終止對「淫穢下流」品進行大範圍管制的鬥爭。一般來說，法院對這些要求持否定的態度。但這些鬥爭卻為在公民自由作為20世紀美國自由的一個中心內容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進步時代的州法院通常在勞資衝突時發出禁令，禁止罷工者發表演講、組織糾察線或散發有關文字材料。如同當年的廢奴主義者，勞工運動也發展出一部「自由的憲法」。這是一種不同的法律觀，它以自由的名義，要求得到集會、組織和罷工的權利。事實上，也有許多州頒布法律，對反勞工的強制令的範圍加以限制，但它們大部分都被法院宣布為非法。1912年國會工業關係委員會的調查顯示，在許多工業社區，公民自由處於一種極為糟糕的狀態；在工廠私人警察隊伍使用武力的威脅下或地方官員的壓制下，工會組織者往往被禁止進行公開、自由的演講。「我不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或享受到了公民自由，」勞工運動的律師克萊倫斯·達羅這樣告訴國會工業關係委員會說。

除了反對罷工禁令之外，世界產業工人協會(IWW)爭取公共場合表達意見的權利的鬥爭，也為言論自由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世界產業工人協會一方面是一個工會組織，另一方面也是工人革命運動的鼓吹者；它提倡工人們行動起來，奪取生產資料，廢除國家機器。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希望把那些流動工人、新移民以及那些被現存工會組織排斥在外的少數民族工人組織動員起來。世界產業工人協會沒有會議廳，它的組織者只能利用街頭巷尾的集會來傳播信息，爭取支持者。針對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行動，洛杉磯、斯波坎、丹佛以及其他一連串城市的官員下令禁止或限制露天集會。激進勞工領袖伊莉莎白·格利·弗林的講話表達了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反應。她說，在「自由的美國」政府官員不能要求那些在公共場合演講的人「交出一份我們思想的時間表，來由官方批准」。

為了喚起公共的支持，世界產業工人協會有意公開違背禁止公開演講的地方法律，他們的成員使地方監獄人滿為患。有的時候，遭到監禁的人還會遇到赤裸裸的暴力迫害；在斯波坎，受到監禁的有三人死亡，數百人不得不送到醫院治療，他們都是因為違反了一項要求演講內容得到事先批准的法律而遭到監禁的。但是時間最長、最血腥同時也是報道最多的一場戰鬥是1911年發生在聖地亞哥的鬥爭，當時當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成員因違反一項在市中心禁止公開演講的法律而遭逮捕後，官方把世界產業工人協會成員交給一個私人治安組織去處置和懲罰。如同80年前的廢奴主義者一樣，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行動和鬥爭成功地引發了一場圍繞公共演講的界限問題而展開的廣泛公共辯論。在所有的有關言論自由的戰鬥中，世界產業工人協會最終迫使地方官員繳械投降。「不管人們是否贊同或反對它的方法和目標，」一位新聞記者寫道，「所有的熱愛自由的人們都應感激這個組織(指世界產業工人協會。——譯者)，是它保持了自由的火焰永遠不熄滅。」

勞工運動對表達自由和使用公共空間的要求充分暴露了進步時代美國在言論自由方面的局限性，在這方面，在影響上僅次於勞工運動的，是對反對管制淫穢材料——尤其是爭取傳播和散發有關計劃生育的信息的權利——的戰鬥。對性問題的公開討論，與一個自我意識感強烈的激進反叛群體的興起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通過對傳統道德觀的挑戰而提出的言論自由問題，卻遠遠地超出這種挑戰本身的範圍，為個人自由的內容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

人們經常講述一戰前格林威治村和舊金山、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的類似地方的故事。在蓬勃興起的實驗劇場、討論俱樂部、藝術展廊及小型雜誌的活動中，一個「詩意左派」得以降生，它充滿自信地聲稱，它要將人類精神從19世紀的傳統和偏見中解放出來。這個時代的象徵之一是伊莎多拉·鄧肯，她從加利福尼亞帶來了一種極富表現力的新的舞蹈形式，這種舞蹈動作的基礎是身體的一種自由運動，完全擺脫了傳統的舞蹈技巧和服飾的限制。在女繼承人梅布爾·道奇的紐約客廳中舉行的著名沙龍中，一群非常出色的激進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進步改革家、女權主義者和藝術家——聚在一起，情緒激烈而衝動地討論著勞工衝突、藝術中的現代主義和性革命等話題。看上去，杜威所稱的「自由探索的社區」在這裡最終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儘管進步主義者經常光顧道奇沙龍，但在詩意左派竭力推崇的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與進步主義者堅信的秩序和效率之間，顯然存在巨大的溝壑。「我們住在華盛頓廣場，我們是自由的，」約翰·里德的一首詩這樣宣稱道。詩意左派把自由看成是他們的社會觀的關鍵。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把言論自由提高到自由語言的中心位置，並將其從一種不受阻撓地進行政治辯論的權利擴展為一種不受政府限制的、對經濟、藝術和性等問題自由地表達意見的權利要求。

很多人都很關心迪倫的成名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面上的女孩到底是誰，她就是蘇西·羅托洛。如今佳人已逝，只留下《放任自流的時光》一書。

在進步時代，如同新聞記者威廉·M. 里迪的諧語所稱，「性的鐘聲」在美國敲響了。那些從前僅限於私下交談的、涉及隱秘的私人關係的話題突然在大眾讀物上和公共辯論中暴露出來。新一代婦女採用了剛剛形成的「女權主義」的名稱，以表達她們對更大範圍的自主的要求；對她們來說，自由的性表現和在生育問題的自由選擇，是婦女解放的關鍵內容。女權主義，一位年青的婦女寫道，有兩個「主導性的思想：那就是既要解放作為人的婦女，也要解放作為性的婦女」。克利斯特爾·伊斯門解釋說，「婦女們真正追求的東西」是「自由」。對伊斯門來說，自由的內容遠遠超出投票權，超出「工業自由」，它包括「感情上的自由」和性方面的自決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格林威治村成為了性自由實驗的一個中心。它那種極為寬容的氣氛吸引了許多人，其中也包括許多同性戀者。有組織的爭取同性戀權利的事還要等到遙遠的將來才會發生，但在20世紀20年代里，由於同性戀者的茶館、地下酒吧和舞廳的存在，同性戀社區成為格林威治村名聲和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新的性道德規範遠遠流傳到文化反叛者的圈子之外，在這個時代里受到廣泛報道的、自食其力的年輕未婚女性中也十分流行，這些年輕女性把性自由當成她們經常宣稱的個人獨立的標誌。但是沒有其他任何因素比大量婦女進入勞工市場這一現實更為堅決徹底地推動了對傳統的性觀念和性規範的挑戰。這些勞動婦女的出現，強化了婦女要求擁有生育控制權的重要性，這種要求對戰前女權主義和不斷增長的對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的認識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事實上，生育控制權的問題賦予新的性道德規範一種政治表述，將那些公開的婦女權利提倡者與那些被克利斯特爾·伊斯門稱為「數百萬無意識的女權主義者」的女性聯合起來了，後者時常企圖把性與生育問題分開對待。在19世紀，「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通常指一個人拒絕性要求和侵犯的能力，拒絕的內容包括來自丈夫方面的類似舉止。此刻，這個概念意味著婦女有權享受積極的性生活，而不用擔心必須要承擔生兒育女的後果。對新女權主義者來說，如伊斯門寫道的，除非婦女們「知道如何控制她們家庭規模的大小」，「任何其他種類的婦女自由，都是不可企及和不可實現的。」埃瑪·戈德曼是這個時代最不知疲倦的演說家(她曾周遊全國進行演說，從主張無政府主義到呼籲人們對同性戀採取更為理解和寬容的態度等)。她在關於婦女權利的演說中，經常談到生育控制權，她同時還散發詳細介紹各種避孕方法的材料。戈德曼毫不妥協地堅持「不受限制的表達自由」以及「愛情自由和做母親的自由」的觀點，為此她經常遭遇到法律上的麻煩。據一個統計，她曾因發表煽動性的或「淫穢性」的言論或純粹為了阻止她發表演說的原因，而被逮捕過40多次。

但是，在將生育控制問題變為新女權主義中心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瑪格麗特·桑格。桑格出生在一個愛爾蘭裔美國家庭，是家中11個孩子中的一個。她對那種將避孕方法和信息視為「淫穢」品而加以禁止的法律提出了直接的挑戰。在外表上，桑格屬於紐約文化反叛群體的左翼，她的鬥爭與激進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繫。1911年，她在紐約一家社會主義者的報紙《呼喚》上開闢了一個性教育專欄，取名為「姑娘須知」。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的公共檢查官安東尼·科姆斯托克有一次下令，禁止一期《召喚》不能從郵局寄送，因為這期報紙中包含了一個討論性病的專欄。隨後一個星期，《召喚》刊登了一個空白的專欄，只是留下了標題：「姑娘應該知道什麼？——根據美國郵政總局的命令：什麼也不必知道」。

到1914年，無畏的桑格在她自己的期刊《婦女叛逆者》上公開刊登節制生育方法的廣告。「自由」是桑格的關鍵詞。「一個不能擁有和控制自己身體的女人，」她宣稱說，「不能稱自己是自由的……只有當一個女人能夠有意識地選擇她是否要做母親時，她才能把自己稱為是自由的人。」因為她通過郵局寄送所謂的淫穢材料(這項罪名最高可被處罰45年的監禁)，桑格被控觸犯了科姆斯托克法而被定罪，她後來逃奔去了英國。當她於1915年返回美國時，對她的指控被取消了，桑格隨即開始了一次遍及全國的巡迴演講，這場演講使她的名字成了早期控制生育運動的同義詞。1916年，她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工人階級居住區里開了一個診所，在那裡向貧窮的義大利和猶太婦女們散發有關避孕知識的材料，為此她被監禁了一個月。進步主義者都不出來為她辯護，但桑格卻在激進知識分子中成了英雄。一時間，控制生育和言論自由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使激進勞工領袖、文化現代派分子和女權主義者之間的力量交匯一處。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和社會主義黨散發了桑格的作品。尤金· V. 德布斯對她的行動也表示了堅決的支持。

如同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和戈德曼持續不斷的爭取演講權的鬥爭一樣，桑格的事業是進步時代非常豐富的不同政見歷史的一部分，這部歷史幫助公眾輿論意識到，地方和聯邦有關淫穢物的立法如何使言論表達的自由變得一錢不值了。但是，真正使公民自由成為一個主要的公共問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產生了進步主義者長期希望的一個具有強大權威的、有目的的聯邦政府。這個政府的行動及其政策所釋放出來的大眾性狂熱，不僅毀掉了進步主義時代的改革激情，也將公民自由推到關於美國自由問題討論的前沿。

瑪格麗特·桑格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自由的危機

在回顧美國對歐洲戰爭的參與時，倫道夫·伯恩尼總結出這場捲入的教訓：「戰爭意味著國家的興盛。」美國捲入戰爭在伯恩尼看來是一種危險，但對大多數進步主義者來說，這是一個黃金機會。他們認為，戰爭給美國帶來了一種機會，美國可藉此對社會做一次理性的整頓，向全民灌輸一種國家團結和公民自我奉獻的精神，賦予勞資關係以正義的內容。與此同時，美國可通過戰爭向全球範圍傳播進步主義價值觀的可能性更增加了戰爭的吸引力。

幾乎所有的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和改革家們，與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勞工領袖們一起，加入了支持這場被威爾遜總統在1917年稱為「使民主生活在更為安全的世界上」的戰爭。戰爭支持者的名單上包括了約翰·杜威這樣的知識分子、沃爾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羅利這樣的新聞記者、勞聯領袖塞繆爾·岡波斯以及重要的女權主義社會改革家珍妮·亞當斯、弗羅倫斯·凱利和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等。杜威在《新共和國》雜誌撰文，要求進步主義者要看到「戰爭的社會可能性」。他寫道，戰爭的危機為「將科學更有意識地和更廣泛地運用於共同的目的」，為打擊美國國內存在的「權力分配上的極大的不平等」現象，帶來了希望，所以，戰爭是「有效自由」的基礎。

如同在內戰時期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創造了一個生命雖然短暫但擁有前所未有的權力和行政能力的國家政府。戰時工業委員會主持國家的製造業，同時負責滿足大眾的「合理消費模式」的口味。戰時勞工委員會調解勞資糾紛。食品服務管理局對農場主給予現代農業技術的指導，推廣了高效率的準備餐食的方法。但是，一旦戰爭結束，戰時國家的威力迅速減弱。但是至少在一段時間內，聯邦政府好像已經準備全力以赴，去完成那些由進步主義者制定的、促進社會重建和經濟正義的任務。

在內戰期間，動員公眾輿論支持戰爭的任務是由私人團體和組織——如聯邦同盟、忠誠出版協會等——來擔當的。但威爾遜政府卻認為，愛國主義是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不能交由私人事業去承辦。美國參戰受到了來自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和社會主義黨的反對(社會主義黨1917年的黨代表大會譴責美國參戰宣言是「反對美國人民的一種犯罪」)，同時也遭到許多愛爾蘭裔和德國裔美國人的反對。在這些群體之外，許多人也對民主的美國是否應捲入這場帝國主義戰爭持有懷疑態度。1917年4月，在美國對德國宣戰之後不久，威爾遜政府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CPI)，其功能是，如委員會主持人喬治·克里爾所說，向美國人民和世界解釋「美國為何被迫拿起槍來保衛自己的自由和自由體制」的原因。

在公共信息委員會的召喚下，大批的學者、新聞記者、藝術家和廣告製作者製作了一大批支持戰爭的宣傳品，他們使用了從小冊子(一共印製了7500萬份)到宣傳畫、報紙廣告和電影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公共信息委員會還培訓七萬五千多名「四分鐘人」，並將他們送到全國各地，在各地的電影院、學校和其他公共場所為聽眾作標準統一的演講(有些時候這些演講是用義大利語、意第緒語或其他移民語言進行的)。

美國一些最傑出優秀的歷史學家按照政府規定的具體要求，寫出宣傳冊子，向公眾解釋盧梭、奧利弗·克倫威爾和托馬斯·傑斐遜共同擁有的「共同原則」是什麼，以此來說明法－英－美同盟的歷史基礎。用年輕的埃德華·伯奈斯的話來說，從未有過任何聯邦政府機構像公共信息委員會這樣「有意識地同時又極為聰明地操縱組織化了的大眾習慣和民意」。伯奈斯當時是克里爾班子中的成員，他後來開創了現代公共關係的專業領域。

自由的理想看上去是需要一個對立面的，所以公共信息委員會就把德國皇帝，或更籠統一點說，把整個德國民族和人民當成了對立面。政府宣傳極力煽動對戰爭對手的仇恨，將德國描繪成一個由野蠻的德國佬組成的國家。但公共信息委員會的宣傳還是由一種比較正面的進步主義語言來包裝的，這種語言強調社會合作和擴大民主。在海外，公共信息委員會的宣傳強調基於民族自決原則之上的和平；在國內，則強調保衛和推動民主。作為一個進步時期的新聞記者，克里爾相信戰爭將加速推進進步運動，解決「貧困、不平等、壓迫和不幸福等古老的問題」。公共信息委員會的相當一部分工作在於說服勞工和新移民接受「我們對民主和正義的追求首先從國內開始」的說辭。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曾警告說，只是簡單地將德國的獨裁體制和美國的民主體制進行對比並不一定能打動聽眾。克里爾對此深有體會，因為「當你給他講我們的自由理想，他卻想到美國對勞工赤裸裸的剝削……和貧富之間存在的那種令人感到極為荒唐可笑的差距」。公共信息委員會散發的宣傳小冊子勾畫了一幅和平時期的社會秩序的圖畫，這個秩序的基礎是「工業民主」，實行「一視同仁的八小時工作制」，並保證所有人的生計工資。至戰爭結束時，美國人普遍認為，赫伯特·胡佛所稱的「一個新的工業秩序」即將在美國出現。

當民主成為戰時動員的關鍵詞時，作為進步時代思想主流中一個相對次要主題的自由突然具有了新的意義。一份公共信息委員會的廣告宣稱道：這場戰爭是「為了自由的偉大事業」而打的。戰時宣傳最常見的視覺主題是自由女神像，它被用來呼籲美國人購買自由債券，尤其被用來號召移民對戰爭給予支持。「你到這裡來尋求自由，」一幅自由女神像宣傳畫的文字說明寫道，「你現在必須幫助保衛自由。」購買自由債券成為了一種愛國主義行為的表現。威爾遜的演說把美國塑造成一塊自由的土地，遵循「自由人民的一致要求」而奮鬥，為世界上受壓迫的人民爭取民族自決權。

一戰時的自由女神宣傳畫。

將「民主」和「自由」當成戰時的意識形態武器，並以此作為區分美國與德國專制主義的特徵，這樣做勢必激發國內要求擴展自由與民主的呼聲。1916年，威爾遜對婦女選舉權的要求給予了小心謹慎的支持，從而贏得了12個給予婦女選舉權的州中的10個。當美國進入一戰後，卡麗·凱特和傳統的婦女選舉權組織充滿熱情地參加支持戰爭的活動。與此同時，一代受過大學教育的新的婦女活動家，在愛麗斯·保羅的帶領下，組織了全國婦女黨，採用了許多老一代選舉權運動者很不以為然的激進對抗戰術，要求獲得選舉權。保羅將威爾遜與德國皇帝比較，焚燒了總統的演講稿，並在一群跟隨者的支持下，把自己用鐐銬鎖在白宮周圍的欄杆上。最後，她為此被判了七個月的監禁。婦女在戰時的愛國主義行動，加上公眾輿論對保羅及其同志在監獄中受到的迫害的普遍譴責，迫使政府全面地支持婦女獲得投票權。1920年，數十年的鬥爭終於以第十九條憲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結束(這條修正案使美國成為第27個准許婦女投票的國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爭取新移民的支持，聯邦政府製作了大批愛國主義的宣傳張貼畫，其中的許多畫使用了自由女神像的畫面。一份義大利語的張貼畫宣稱：「食物將贏得戰爭」，敦促那些剛抵達美國的新移民「要尋找自由」，不要浪費麵包。

然而，正是在廣大的黑人中，戰時的自由語言點燃了最高的希望之火。被剝奪了選舉權同時又面臨種族隔離的黑人，面對美國對自由的表白，充滿了懷疑；他們深知自由的象徵可以與殘酷的種族暴力同時存在。這些年間發生了數以百計的私刑，其中一樁發生在1906年的密蘇里州的斯普林菲爾德。三個黑人被誣陷為犯了強姦罪，他們被一群白人暴民吊在電燈桿上，在一場公開的暴力慶典中被活活燒死。而在這個電燈桿的頂端，卻聳立著一個自由女神像的複製品。

黑人領袖們一直在尋求一種重新點燃美國人追求平等的熱情的策略，這種追求在重建時期曾經短暫但極其明亮地燃燒過。但沒有人像學者和社會活動家W. E. B. 杜波依斯那樣，對黑人的自由問題和美國民主面臨的挑戰進行了如此深刻、如此長久的思考。「在我的一生中，」杜波依斯後來寫道，「我始終痛苦地意識到為白人所享有的美國自由與連續不斷的對黑人的壓迫之間的對立。」1906年，杜波依斯協助組織了尼亞加拉運動，這項運動的目的是希望恢復廢奴運動和重建時期的傳統。杜波依斯在這個運動的宣言中寫道：「我們要為自己爭取每一項屬於一個生而自由的美國人的權利，無論是政治權利、公民權利還是社會權利，在我們得到這些權利之前，我們將不會停止我們的抗議，不會停止在美國的耳朵旁邊製造噪音。」五年後，他與一群白人改革者們聯合起來，創立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協進會發起了為爭取實施第十四和十五條憲法修正案的長期鬥爭。

除了激進的波士頓編輯威廉·門羅·特羅特之外，大多數黑人領袖都把美國參加一戰看成是實現真正自由承諾的機會。對特羅特來說，廣為報道的德國暴行與發生在美國本身的私刑不相上下，與其說要把世界變成民主的安全之地，美國政府不如應該首先「把南方變成黑人能夠安身立命之地」。但黑人報紙都表示支持戰爭，堅信黑人士兵的參戰會幫助瓦解種族不平等的制度(儘管當時在全國各地影院放映的電影《一個民族的誕生》將內戰時期的黑人士兵醜化誣衊到了極點)。杜波依斯本人也在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月刊《危機》中的社論(後來被複印廣為傳播)中呼籲美國黑人「捐棄前嫌，團結起來」，報名參加實行種族隔離的美國軍隊，幫助把我們自己的美國變成一塊真正的自由人的土地。這樣的希望在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部也激起了強烈的回應，戰爭的到來也引發了要求民主的運動，在一定程度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出現的更大的、組織得更好的「雙重勝利」運動開了先例。如果黑人能緊密團結起來，一位得克薩斯州基爾德爾小村莊的牧師說，他們必須要「打一場就在家門口旁邊爭取民主的戰爭」。

戰爭引發的社會變革也改變了美國種族關係的結構。由於戰時生產量的提高和歐洲移民的中斷，成千上萬的產業工作開始向黑人工人開放，從而導致了一場從南部向北部的黑人大移民運動。到1920年時，大約有50萬黑人離開了南部。大移民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北部城市高工資的吸引(儘管黑人乾的是體力和非技術工種)、讓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逃離南部暴力的威脅、分成制令人難以忍受的負擔和勞累以及對投票權的期望等。所有這一切和更多的動機都被黑人們理解成為是自由的要素，這是從他們獨特歷史經驗的鏡片中所折射出來的對自由的解釋。詹姆斯·里日是在1917年從佛羅里達移居到芝加哥的，他當時想的是「找一個自由的州去居住」。聖經中的出埃及記故事深深地根植於黑人的意識之中。移居的黑人用一種啟示錄式語言來講述第二次解放，跨過約旦或離開法老的領土，奔向聖地。一群從密西西比州來的黑人，在火車越過俄亥俄河的時候，竟然唱起：「我就要去迦南之地。」

大多數黑人移民是年輕的男女，如阿蘭·洛克在他那本很有影響的《新黑人》(1925年)的前言中指出的，他們都抱著「一種對機會的新期望，對社會和經濟自由的期望」。即便是在1919年芝加哥那場血腥的種族騷亂之後，當該市種族關係委員會詢問黑人他們在北方生活最為珍貴的東西是什麼時，幾乎所有被問到的黑人都回答說：「自由。」但是，這場騷亂也是這一時期肆虐全國各地城市的暴力衝突中最惡劣的一樁，它充分暴露了黑人移民所遭遇的巨大失望、受到嚴格限制的就業機會、工會的排斥、強行實施的住宅隔離模式以及由於政治機器對城市政治的操縱而引起的對投票權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暴力的施用更到達到肆無忌憚的地步(僅1918年5月在喬治亞州一地就有11起私刑發生)，南部各地興起了一場將有色人種協進會組織從當地驅趕出去的鎮壓浪潮。與此同時，就全世界非白人人民的利益而言，1919年的巴黎和會將民族自決的原則——這個同盟國公開宣稱的戰爭目標——祭獻在帝國主義的聖壇上。和會為東歐人民建立了民族國家，但對那些被威爾遜的顧問埃德華·豪斯上校稱之為亞洲和非洲的「落後國家」，和會卻沒有類似的行動。最後，同盟國對大英帝國的利益一點也沒有觸動，與此同時，卻將德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殖民地在獲勝的英法之間進行劃分。

巴黎和會使黑人深深感到被出賣了，這種情感影響到從杜波依斯到普通黑人在內的所有黑人。杜波依斯本人曾跑到巴黎，為殖民地獨立事業奔走呼籲。杜波依斯在失望之下，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威爾遜「從來就沒有想要把」美國黑人和世界上的非白人「包括在他的民主之中」。在北部的黑人居住區里，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極度失望迅速激發了對由馬爾庫斯·加維發動的分離主義運動的廣泛支持，加維本人是新近從牙買加移民到美國的。對於加維派來說，自由意味著民族自決；他們要求黑人應該像波蘭人、捷克人和愛爾蘭人一樣，得到一種國際上認可的民族身份。「我們在全世界各地都聽到了要求自由的呼聲，」加維在1921年宣稱說，「我們渴望得到一種能把我們提高到與所有人處於同等位置的自由……這種自由將給我們帶來最完全的實現我們理想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在由其他人統治和控制的國家裡是得不到的。」對於杜波依斯和其他公認的黑人領袖來說，加維不過是一個嘩眾取寵的煽動家而已。但是，加維運動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能吸引如此眾多的支持者，充分證明了黑人社區中存在的那種被一戰及其結果出賣了的感覺。薩瓦那的一位叫阿諾德·E. 格雷戈里的牧師說，「沒有誰比黑人更全心全意地相信民主，」但他懷疑，美國會滿足黑人「對美國自由的渴望嗎」？

對於充滿怨恨的勞工們來說，因為官方的宣傳將愛國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理想聯繫起來，使他們感到一個崇尚社會正義和給予勞工經濟權力的社會就在眼前。1917年，威爾遜告訴勞聯說：「當我們在為自由而戰時，我們必須保證除了其他事情外，勞工是自由的。」勞工對威爾遜的話非常看重——甚至比威爾遜本人料想的還要認真。如一位機械師指出的，政府自己「對世界宣稱說，我們為之奮鬥的自由與民主將在美國的工業中實施」。在一戰期間，工會會員的人數增加了一倍，達到500萬人以上。還有更多的人集合在要求終止「工業奴隸制」的旗幟下。「人們可以聽到解放者的腳步聲，」縫紉工會領袖悉尼·希爾曼寫道。希爾曼與許多人一樣，深深地沉浸在一戰所帶來的對烏托邦的憧憬之中，他們的這種憧憬又為1917年發生的俄國革命進一步強化。「勞工將當家作主，全世界將自由解放。」

在美國捲入戰爭的第一個月里，沃爾特·李普曼宣稱，為民主之戰只有在「推翻普魯士專制政府」之後才會結束。美國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到「我們自己內部的暴君們——我們那些科羅拉多州的礦場主們、我們那些專制的鋼鐵工業、我們的血汗工廠以及我們的貧民窟」。停戰之後，在1919和1920年里，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勞工抗議風暴接踵而至，風靡美國。在全國各地，工人們使用了戰時的形象和語言，穿著綴有自由紐扣的軍裝遊行，把他們的僱主和工頭稱為「(德國)皇帝」，強烈要求得到「在工作場所中的自由」。在北卡羅來納州皮德蒙特控制嚴密的紡織區內，工人們湧向小小的聯合紡織工人工會，從1919年起開始舉行了一系列的罷工，要求「獲得在家門口的工業解放」。一家工會報紙寫道，美國工人對「自由如饑似渴」，僱主們「卻把『自由』這個輝煌的字眼從我們的語言中塗抹掉」，然而自由正是美國在歐洲浴血奮戰所力圖保衛的「精髓」。

在西弗吉尼亞州的煤礦里，一位公司主管在1918年警告說，戰時的宣傳將工人們不現實的期望提高了，他們把「一個真正解放」的承諾太「當真」了。當戰爭結束後，礦工們提出了結束公司絕對統治權的要求。爭取組織工會的鬥爭，一位礦工寫道，是一場「為自由的鬥爭」。在堪薩斯州，1920年的一條法律曾禁止在關鍵行業進行罷工，以此來取代過去由一個「工業法庭」來解決的勞資糾紛的決議，成千上萬的工人為此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罷工。19世紀50年代，這裡曾經是親奴隸制和反奴隸制勢力較量過的地方。罷工者使用的語言—— 「強制性的奴役」、「半自由和半奴役制」——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理想與內戰時期的理想聯繫起來了。

戰時民族主義、經濟民主和自由的語言激發了這一時代最大規模的勞工暴動，即1919、1920年間的鋼鐵工人大罷工。在罷工的頂峰時期，約有36萬5千工人參加，其中大部分是新移民工人。如同他們19世紀的先行者一樣，新移民到達美國時，把美國想像為「一塊自由的土地」，在那裡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享有信仰自由，享有經濟上的機會，人們將從歐洲那種充滿壓迫性的社會等級制度中徹底得到解放。「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一位波蘭移民在寫信回家時這樣說道，「在這裡，你不再是他人的佃農。」但鋼鐵工業的工作卻背棄了所有這些期望。在戰前，鋼廠形同小型的專制國家，根據一份研究報告，工人們在其中面臨著「一種不可抗拒的權力」；這種權力任意規定工人們的工資和工作條件，並殘酷鎮壓一切組織工會的企圖和努力。在戰時，工人們蜂擁一般地參加「聯合工會」，這個鋼鐵工人的工會在上一代人的霍姆斯特德大罷工失敗後，遭到毀滅性打擊，一直處於一蹶不振、氣息奄奄的境地。隨著停戰而來的是鋼產量的減少和削減員工，僱主也迅速恢復了反對工會的活動。「這場戰爭的意義是什麼？」一個移民鋼鐵工人在工會會議上問道，「我們為了什麼去買自由債券？是為了工廠嗎？不，我們是為了自由和美國——是為了所有的人。我們不能再像一匹馬和一輛篷車那樣工作，我們要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如果說鋼鐵工人大罷工表現了由戰爭激發起來的對自由理想的追求，那麼，這場罷工的徹底失敗則標誌著一個以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工業自由思想的撤退為特徵的時代的開始。

爭取從根本上改變經濟關係的要求和鬥爭被擊敗，這對於許多支持戰爭的進步主義者所抱有的理想是一種致命打擊。1917年，倫道夫·伯恩尼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指進步主義者。——譯者)對於戰爭的熱情暴露了進步主義思想的陰暗面。他們關於重建社會的談論實際上隱含著一套管理者態度，這種態度將民主的價值「貶低在技術的控制之下」。伯恩尼對知識分子那種自以為能夠按「自由主義目的」來左右衝突的幼稚想法進行了無情的嘲笑。他預測說，這場戰爭並不會壯大進步主義改革派的力量，而只能增加「美國生活中最不具備民主性的力量」。伯恩尼的精闢預測很快就應驗了。無論政府的宣傳講得如何天花亂墜和動聽，一戰卻開啟了美國歷史上對公民自由最嚴厲的鎮壓活動。戰爭並沒有為進步主義的勝利奠定基礎，反而為美國歷史上最保守的一個十年打下了基礎。

也許正是崇高的戰時官方語言導致了對持異見者的大規模鎮壓。因為對於威爾遜和許多他的支持者來說，美國參戰的目標是不言而喻地正確和正義的，一切反對這個目標的言論和行為自然都只能視作是對自由和民主理想的背叛。自1798年的懲外治亂法以來，聯邦政府第一次立法限制言論自由。1917年的反間諜法不僅禁止任何人從事間諜工作和阻撓徵兵工作，同時也嚴禁可能妨礙軍事成功的任何「不實言論」。顯然國會拒絕滿足威爾遜提出的對報刊的新聞檢查權，但卻給予郵政總監極為寬泛的權力，允其下令禁止任何反戰出版物進入聯邦郵政通道。次年，懲亂法又將任何慫恿對「政府形式」進行「蔑視、輕視、侮辱和毀譽」或鼓動干擾戰爭動員工作的言論和印刷品列為犯罪行為。隨後不久，國會授權准允將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外國人遞解出境。有2000多人被指控違反了這些法律，有100多人被判罪，其中包括尤金·V. 德布斯，他因為一次反戰演講被判處了十年監禁。(在對他宣判之前，德布斯給法院上了一堂關於美國自由歷史的課，從托馬斯·潘恩的異見講到廢奴主義和婦女選舉權運動的領袖們，他指出美國歷史上沒有一次戰爭沒有遇到過國內反對派的抵制。)許多的刊物，包括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者的印刷品，以及許多外語報紙，都經常因它們的「總調子」，而不是因為它們違反了什麼具體的法律，而被禁止進入郵政通道。

許多民間團體也利用這種整肅鎮壓氣氛作為打擊國內反對派的武器。僱主們與政府狼狽為奸，擊垮了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實現了西部商業利益集團長期以來要求達到的一個目標。1917年9月，在美國歷史上範圍最寬廣的一個搜查命令的庇護下，聯邦官員襲擊了全國所有的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辦公室，逮捕了數百名工會領袖，沒收了文件和出版物。鎮壓不同政見的運動在19191920年間的「恐紅」運動中達到了高潮。這場運動部分地是為了回應因俄國革命引起的社會衝突和戰後出現的罷工浪潮。數千名激進分子遭到逮捕，數百人被遞解出境，包括埃瑪·戈德曼在內。「自由這個詞」，一家義大利裔美國人的報紙宣稱道，「已變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謎。」

但是，更為極端的鎮壓卻是由州政府來實施的。在戰爭期間，有33個州禁止舉行遊行活動或展示紅色和黑色的旗幟(這兩種顏色分別象徵著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23個州立法設立了「犯罪性工聯主義」的罪名，把那些鼓動用非法行動來爭取改變政治或「改變工業(財產)擁有方式」的言行統統歸入此類(這樣，愛國主義便與維持經濟現狀和支持戰爭聯成一個整體了)。一位名叫約翰·懷特的俄亥俄州農場主，因為說了一句德國士兵對無辜婦女和兒童的屠殺與美國在菲律賓的所作所為大同小異之類的話，便被判處了21個月的監禁。使用德語成為那些支持戰爭的組織刻意打擊的一個目標。在衣阿華州，威廉·L. 哈定州長簽發了一個州長文告，要求在學校、公共場合和打電話時只能使用英語作為口頭交流語言。他宣稱，言論自由並不包括「使用一種非本國語言的權利」。明尼蘇達州擁有一個龐大的德裔美國人口群體，工會活動也非常活躍，但該州在戰時禁止了幾乎所有的工會活動，並建立起公共安全委員會，專門根除州內的不忠誠因素。在整個國家，演奏德國音樂受到禁止，學校的課程活動都需經過嚴格審查，保證它們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內容，教師也被要求籤署效忠國家的誓詞。

如果戰爭及其結果證明了什麼東西的話，李普曼在1919年寫道，那就是「傳統的言論自由和意見自由並沒有建立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但是，儘管一些進步主義者反對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但他們，包括李普曼自己在內，對大規模地鎮壓公民自由的行動卻表示了默認。令人更為熟悉的傾向是將戰時的持不同政見與對國家不忠誠等同起來。對於進步主義者來說，公民自由基本上不是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進步主義者往往將國家政府視為民主目的的代表，堅持認為自由來自於對社會生活的參與，而不是站在與社會隔離的立場上進行反對活動。許多進步主義者認為，對個人權利過於廣泛的要求，是一種過度個人主義的癥狀，而後者正是他們所譴責的引起諸多社會弊病的根源。進步主義者相信通過積極使用政府權力，社會條件可以得到改善；他們對法院以「自由」的名義推翻民選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的傾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但對於在多數或政府暴政的形勢下如何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的問題，卻沒有發展出一套連貫的防範措施。從勞聯到《新共和國》的知識分子們以及戰爭的支持者們，都把消滅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分子看成是一個將勞工和移民整合進秩序井然的社會的一個必要前奏。這是他們希望出現的一種戰後結果。

（待續）

（本文摘自《美國自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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