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龍：我是罵不死，推不倒的人

代表國家

一個月前，成龍先生所在的政協文藝小組開會，同時向媒體開放。門一開記者進來，所有攝像機鏡頭全都對著他。「看著我，等著我。」成龍想忍住，「我說人家這位先生在講話，你就拍拍人家。他們在笑。」沒人聽他的。

他沒忍住，拉長臉，發了一通牢騷，「我一個duang，講100年。我現在講一句真話，真有可能後悔10年！我講真話被扭曲，連講假話都被你們扭曲！」隨後果然又上了當日頭條。

「我是氣到講話，我本來真的不想講。」成龍回憶道，他太氣，一旁的張國立神色緊張，「噓！他就捂著嘴，斜著眼睛看我，叫我不要、不要，你不要說了。」他翹起無名指，捂嘴，壓低聲音，學著張國立的樣子，自己大笑起來。

講完了，他又後悔。「明年（兩會）我是講都不講，明年我就這樣，這樣子。」他坐著，雙手抱胸，頻頻點頭，臉上露出不可捉摸的微笑。房間里所有人都被他逗樂了。

去年兩會，他被拍與宋祖英貼面嬉鬧，圖片里的宋祖英又驚又羞。今年兩會，他被拍到與宋祖英分開坐，兩人都板著臉。兩張圖片一對比，意味深長。

「成龍，宋祖英，離得遠遠的，這麼大一個版面。」他驟然提高音量，抬頭、仰身、撐開雙手，嘴巴張成O形。

「成龍，拍電影（《十二生肖》），獸首被送回來了。成龍，捐小學，這麼一點版面。」他突然俯身，壓低聲音，眯縫著眼睛，雙手顫抖，做出在地毯上搜尋的樣子。

他不明白，在他做了這麼多事之後，媒體還會「抱一個惡毒的心態來報道」。他費解地反問，「我們都是代表國家的，為什麼你們要醜化我們呢？醜化我們就是醜化國家，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呢？」

他說起格格不入的環境：講假話對不起自己，講真話又禍及家人，寧願不說。「我是無所謂，我是百毒不侵，我是金剛不壞之身，我是罵不死、推不倒的人。」

做了「大哥」好多年，成龍不可抑止的責任感，讓他總有家國情懷和教化大眾的衝動。這種衝動成為他如今電影當中的規矩：至少有一個值得講的宏大主題。《新宿事件》告誡中國人不要移民；《大兵小將》展示戰爭的殘酷，稱頌和平；《十二生肖》呼籲環境保護和文物歸還原主……

成龍說，如今他不再為票房拍電影。「我要是拍《致青春》、《致老青春》、《成龍帶兒子回家》，一定會大賣座。他出獄我去接，兩人淚汪汪地擁抱，外面記者拍，再訪問他，一定大火。」成龍說，「但我不拍。」

他想要拍一些「百年以後我走了」也留得住的電影。「人家講，哎呀……我不知道你們的感覺，你覺得《天將雄師》是什麼樣一部電影呢？」成龍問記者。

得到「提倡民族融合、反戰」的回答後，成龍表示滿意。「但你要知道我幾時寫的這個劇本？7年前已經在寫，拍了1年，我們的習主席還沒講，我已經在安排。」

2014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次出訪中提出「一帶一路」。佔了先機，他有點小得意，把靈感來源歸結於每天都看的紀錄片。隨手打開挎包，拿出兩張《遠古外星人》的DVD展示給記者，「我一買就是這些東西。」

「你絕對想不到我最近在看什麼。」說完他徑直去了卧室，四處翻找，然後扔給記者一本大書，「這個，于丹推薦我看的。」

一看封面，王陽明——一位以教化蒼生為己任的明代儒學家—的文集。

愛國有錯嗎？

他過去曾有一段日子，困惑於自己的身份。幼時在使館區長大，打了欺負他的大使兒子。父親怕丟工作，暴打他，逼他道歉，他感到屈辱。

1980年代去美國，總有人當他是日本人。他解釋，是中國人，「人家問中國哪裡？中國香港？香港不是英國的嗎？」

當時他英文不好，就準備多套唐衫，女裝都成，一出國就穿，來自證身份。但來內地拍戲，心裡也沒有太多歸屬感。他只知道「有人游泳到香港」，那其實是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的「大逃港」事件。

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他是4000多個觀禮嘉賓之一，在台下，「看見那個交換國旗，那一剎那就很感動。」成龍捂著胸口，望天，向記者示意。

晚宴時，成龍與幾十個演藝界人士一起去給江澤民敬酒。很快輪到他，「我說主席你隨意，我乾杯。」成龍來了興緻，雙手虛握，起身做了一個舉杯動作，「（後面有人）排隊呀，我一走呢，『哎，成龍大哥』」—成龍揮揮手，學江澤民招呼他的樣子，又猛地往後退走幾步—「『過來過來，什麼叫你隨意我乾杯，我跟你一起乾杯』，全場在那邊笑，我就『啊，哦，哈哈』，我就笑了。」他把這份禮遇歸因於臉熟。

他用「我不能一來就享受這麼好的中國」解釋自己做公益、拍電影堅持家國主題的動機。「我就覺得應該為你們祖宗、你們的上一代為中國付出的，我應該來做點東西。」

成龍反思早年電影《醉拳》票房雖高，但是「我為什麼要教人喝酒打拳呢？這是錯的」

他把電影和公益的重點都轉入內地。他收穫了內地市場的巨大肯定，也與官方維持親近關係：建國60周年慶典，上人民大會堂樓頂演唱不用查身份證；奧運會後鳥巢的首場對外演出就是他的演唱會；「北京成龍慈善基金會」破例無需掛靠其他單位，擁有獨立法人資格。他獨自承擔所有行政費用，而非按慣例從善款中扣除，為的是「乾乾淨淨，沒有人可以質疑我」。

調子唱得高了，難免招來物議。有人調侃，「香港回歸這麼多年，只有成龍回來了」，還有人疑他有上層關係，做事有便利。

「我從政府那裡拿過一分錢好處嗎？沒有！如果我跟政府關係好，我兒子不會進去。大家有眼看得見，對不對？」成龍搓著手，直直地望著《人物》記者，一口氣反問道。「我是做應該做的事。人要守法，除了守法，中國人你就要愛國、愛家，愛你自己的民族，愛自己的文化。」

他不理解，「愛國也有錯嗎？」他說起美國大片里常出現的星條旗，「他們都以愛國為榮」，而中國電影里的五星紅旗卻被人視為危險的象徵，「很多年輕人會拒絕這些。」

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兩句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國家能做什麼」，「只有外國人移民來美國，沒有美國人移民到國外」。

「我永遠記得這兩句話。」他放低語速，一字一頓地說道。「另外一句，日本人講的：In Japan we do not have a poor people。人家的國家多屌，我希望有一天我們中國也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