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遠鵬：《顧準的民主思想》講座提綱

《顧準的民主思想》講座提綱

主講人：由爺

時間：2015年9月18日·晚

地點：泉州西街·芥子會客廳

一，為什麼要讀顧准?

二，顧准生平簡介

三，顧準的民主思想

四，讀懂顧准，將讓我們有境界的大提升

推薦書目——

顧准傳記《拆下肋骨當火把——顧准全傳》，高建國著，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

《顧准文集》，顧准著，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9月。

四卷本《顧准文存》（包括《顧准文稿》、《顧准筆記》、《顧准日記》、《顧准自述》），顧准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

《顧准追思錄·顧准百年紀念版》，羅銀勝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2015年8月。

顧準的民主思想

2015年是顧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上海的羅銀勝先生編輯《顧准追思錄·顧准百年紀念版》，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8月23日，在上海書展上，舉行主題：往事·追憶·追思·探索——新書發布會。

上世紀90年代的顧准熱。

1994年，剛好是顧准逝世20周年，《顧准文集》由貴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公開發行。該書出版後，在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人們爭相捧讀，不僅由衷佩服顧準的深邃思想、淵博知識和橫溢才氣，更對他在「文革」中，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絕對權威」籠罩一切的年代，以「戴罪之身」，忍受著各種苦難的折磨，卻以超人的膽識與毅力，敢於用自己的頭腦獨立思考和探索，全方位研究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深感震憾與崇敬！

背景：89年事情的影響，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一部分去國，一部分在監牢，一部分犬儒化，一部分沉默了。知識界沉寂了四年，知識分子的不死心，造成了顧准熱，他們以談論顧准來曲折表達自己對歷史與現實的想法。

一，為什麼要讀顧准?

●顧準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他思想的高度達到了同時代人的最高峰。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顧准1957年發表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首創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應當遵循價值規律的主張，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文革」中顧准被批鬥的一大罪狀就是他鼓吹市場經濟。直到20世紀80年代價值規律才被人們接受。1994年，中國才真正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地位。

吳敬璉先生，顧準的難友兼弟子、被譽為「國師」的著名經濟學家、改革開放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八十年代以來一直為市場經濟鼓與呼，被譽為「吳市場」。

●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話。

2002年2月，著名思想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之先生指出：「顧準是中國近代以來（且不說自古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賢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蔡元培都更偉大。一個客觀原因是因為他是從毛澤東的絞肉機里滾過來的人，因此眼界更寬、體會更深。從主觀上說則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執著地追求中國的出路，從各個角度比較中西文化，學習民主的道理。他探索真理的所得不但迄今並未過時，而且更切合今天的需要，我們自以為了解他，其實了解得很膚淺。要重新認識顧准在中國迄今尚未認真開始的啟蒙運動中的作用。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二，顧准生平簡介

顧准，字哲雲，1915年生於上海的一戶陳姓家庭，自幼從母姓。12歲進入上海潘序倫先生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做練習生。他通過自學而成為會計學專家，1934年（19歲）出版第一本專著《銀行會計》，列入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出版，到1940年間，已出版多部會計學專著，並受聘擔任滬江大學、之江大學等校的兼職教授。

面臨抗日救國的民族危機，顧准從1933年（18歲）時開始，就積极參加抗日反帝的民族民主運動。1934年，顧准組織了一個秘密的馬克思主義黨小組「進社」，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擔任過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簡稱「民武會」）上海分會主席、「民武會」總會宣傳部副部長，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中共江蘇省委「職委」書記與「文委」副書記等職務。1940年進入抗日根據地，1943~1945年赴延安學習。之後，在江蘇、安徽、山東解放區做行政和財經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顧准作為負責接管上海財經系統的「青州總隊」的隊長回到上海，之後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財政局長、稅務局長、政府黨組成員，併兼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

1952年，顧准因與上級在稅收方法問題上意見不合，在「三反」運動中受到撤職處分。1953年奉調入京，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務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局長，1955年入中央黨校學習。1956年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未幾，調資源綜合委員會任副主任，仍兼經濟所的研究工作。「反右」運動中，1958年，顧准戴上右派帽子，被開除黨籍，下放農村勞動改造。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後，再次進入經濟研究所，從事會計研究。1965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1966年，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顧准在劫難逃，經受了人生苦難的極致。1974年12月，顧准在厄運和病魔的雙重摺磨中逝世。

1980年初，經有關部門複查，徹底平反了顧准於1957年和1965年兩次被打成「右派」的大冤案，恢復了顧準的黨籍和政治名譽。是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財政部等單位為顧准和妻子汪璧隆重舉行追悼儀式。1985年9月，國務院批複了中共上海市委為顧准1952年被錯打成「三反分子」的冤案平反的文件。至此，顧准生前所蒙受的冤屈全部平反昭雪。此時距顧准含冤去世已有11年。

三，顧準的民主思想

什麼是民主?

「民主」一詞最早來自希臘語，意思是由人民來主政。

民主的概念人言言殊，至少有幾十種，其內涵在各個歷史時期也各不相同，有一個逐漸完備的過程。

民主最流行的定義是：民主是由人民來當家作主。但「人民」這個詞卻經常出問題。

在現代，民主應該定義為：「公民為自己的一切事情作主。」或者說，公民是自己的主人，沒有他們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就他們的事務做出決定。

按我個人的理解，民主不僅是一種思想價值理念，還是一種社會治理方式、一套制度設計；是基於這種思想價值理念的一種社會治理方式，是為實現這種社會治理方式而形成的一套制度設計。

對於國家，就是實行民主政治。

對於城市，就是實行民主治理。

對於我們芥子讀書群，就是實行民主方式的自我管理。

我們現在要講的「顧準的民主思想」，並不是研究民主的理念，而是要講顧準是怎樣通過考察民主的起源、演進的歷史，來說明為什麼民主政治是國家治理所必需的。

民主的理念起源於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

2500年前，希臘雅典實行了歷時250多年的直接民主制，雅典城邦的政治主權屬於其公民，公民們直接而不是由部分人代表參與城邦的治理。

（城邦指以一個城市為中心的國家，通常擁有主權。公元前8～前4世紀的古代希臘，數百個城邦並存，出現過許多城邦聯盟。目前世界上存在的梵蒂岡、摩納哥符合城邦的傳統定義。）

雅典城邦當時約30萬人口，設立了公民大會，是全城邦最高權力機關，城邦的重要政務都要由公民大會通過，公民大會定期選舉執政官、其他執政人員和軍事領導人，評審公職人員的政績，決定宣戰或媾和，締結或解除同盟，制定和修改法律，決定財政開支等等。公民大會每月召開3—4次，凡20 歲以上的男性自由民都有權參加。

元老院由執政官任期終了轉任，元老院保證法律不受破壞和有效實施。新設立的四百人「議事會」由富農、騎士、中農、貧農四個部落各選一百人組成，負責提給公民大會議案的預審工作。

司法方面，以公眾法庭為最高審判機關，公眾法庭的審判官由全體30歲以上公民抽籤產生，任期一年。

雅典人崇尚法治，堅決反對人治。所有公職人員都處於公民的嚴格監督下，而且工資低於普通手工業工人的收入。

希臘政制：王政時代—貴族寡頭專政—僭主政體—雅典民主—城邦制度

希臘的城邦制度與直接民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顧准以歷史的眼光探索希臘城邦制度的起源和發展歷史的軌跡，從海上大移民的興盛，城邦制度的建立、演變，一直到民主制度的確立。他列舉史實證明了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是「神授王權在一種特殊環境下演變出來的東西，它並不是直接從氏族民主遞嬗過來的。」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希臘本土諸邦在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的深刻影響下開始了城邦化和集團化的歷史進程。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許多城邦出現了僭主政體，繼而以推翻僭主，實現民主的歷史演變。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人民推翻了僭政，實行了著名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政治兼具「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的兩個特色，雅典民主從此確立下來，成為希臘諸邦的範例。

（僭主，是古希臘獨有的統治者稱號，是指通過政變或其他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獨裁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

顧准指出：「城邦制度的流風餘韻，在羅馬時代和歐洲中世紀時代，一直流傳不衰，還對近代西方歷史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影響」。這個「流風餘韻」，是指希臘城邦制度的許多特點，如：它的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公民權和公民意識，獨特的官制和兵制，城邦對於維護自己國家主權獨立的堅強意志，城邦的法治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一整套國際慣例和近現代國際法的萌芽，等等。這一點等下我們還要講到。這些特點，中國人是19世紀中葉接觸西方以後才知道的知識，在當時及今日許多人都認為很「現代化」的觀點，在希臘卻是2000多年前就具有了。

顧准還比較了作為海上國家的希臘和埃及、兩河流域、波斯、中國、印度等大陸國家地理環境差異所導致的不同歷史發展道路，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兩種不同道路的分野就是從希臘城邦和城邦制度開始的。（省略……，這個觀點非常重要，但今天由於時間關係，沒辦法展開了）

顧准更為重要的思想是論證了議會的演進史，這是顧准民主政治思想最為可貴之處。

現代民主制度的最主要形式就是議會。歐洲進入中世紀，城邦民主政體被君主制完全取代，現代民主制度雖說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但確實受到古代希臘、羅馬民主制度「流風餘韻」的影響。

議會：雅典元老院—羅馬元老院—西歐等級君主制—英國大憲章—英國近代議會民主

雅典的元老院可以說是議會的雛形，但其成員是無給職（不支付薪俸），完全不同於現在的國會議員。雅典元老院的作用，似乎沒有公民大會那麼大，到了羅馬元老院，作用就更為顯著。羅馬的大政方針，全由元老院決定。顧准還指出：「羅馬人還有一種『法律獃子』脾氣，大小事情都要通過元老院用立法形式來確定。」

顧准說：「議會，是在孟德斯鳩所稱的『等級君主制』的根子上長出來的。西歐的等級君主制是蠻族在作為羅馬帝國的鄰人和僱傭兵的時候，從羅馬法的契約觀念那裡脫胎出來的。」

（西歐等級君主制是王權藉助等級代表會議實施統治的一種政權形式，貴族和市民階層共同參政，並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權力。這是西歐「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徵之一。13世紀下半葉開始逐漸形成。）

最初的英國議會，只有「諸侯」一個等級，後來，「城市生長起來，商業發達了，關稅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權利用城市來搞統一，議會的成員，從諸侯這一個成分，擴大到包括城市代表……」。議會成員的逐步擴大，實際上也就是民主權利的擴大。因而議會中的各種勢力為爭取自身利益把議會作為進行和平鬥爭的舞台，這就成了議會政治。

顧准還注意到西方中世紀日爾曼蠻族傳統的騎士文明與羅馬傳統的教士文明並行的特徵。他說，與世俗權威並行的，還有宗教權威。「兩種政治權威同時並存，對於歐洲政治之不能流為絕對專制主義，對於維護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對於議會制度的逐漸發達，甚至對於革命運動中敢於砍國王的頭，都是有影響的。因為兩頭政治下最底層的人也許確實撈不到什麼好處，體面的人物卻可以靠這抵擋那，可以鑽空子，不致於像中國那樣『獲罪於君，無所逃也』，只好引頸就戮」。「這就是說，君王對所屬諸侯（諸侯對從屬他的小諸侯和騎士也一樣）相互間有比較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權利。」「除騎士不盡義務不得享受權利而外，還有：王侯超額索取，騎士可以反抗。這就是英國大憲章（Magna Charta）的來歷，也是英、法等國議會的實際起源。」 由此可以印證顧准指出的城邦制度「流風餘韻」對近代西方歷史產生的影響。

（由於英國王室違反慣例，向各諸侯進行非分勒索，侵犯諸侯利益，各諸侯便聯合起來在等級會議上進行反抗， 1215年6月15日，英國國王與貴族們簽訂《大憲章》，確立一些英國平民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規定朝廷要徵收錢款必須取得議會同意、保障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改革法律和司法，限制國王及皇室官員的行為。西方歷史將《大憲章》的簽定視為現代民主的萌芽，包括美國憲法，都是起源自大憲章。）

在顧准看來，歐洲封建等級君主制下存在的權利義務傳統，必定會發展出議會政治。顧准指出「13世紀初期英國的大憲章，雖然不過是國王和諸侯間的一個協議，然而多種歷史事變的湊合，使在其上長出來的議會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隨時可以摧毀的幼芽，繼而經過克倫威爾（Cromwell）確立了權威，但不免還是典型的貴族政治的裝飾品（直到19世紀還是如此），然後發達起來成為一種複雜精巧的、適合廣土眾民國家實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足以代替它的制度，雖然它極不完善。」

民主：直接民主—代議政治—政黨產生—兩黨制民主

顧准突出強調了議會的演進對促進民主政治的功用。顧准認為 「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這就是說，開始只不過是等級君主制下封建的權利義務關係，最後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實現途徑的議會政治。」

「議會的演進史，又使民主政治演進到不同於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議政治。」顧准認為這並非表明民主政治的蛻化，而是歷史發展的現實性所要求的。現代民族國家不可能做到古希臘城邦國家那樣的直接民主。顧准說：「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在這樣的大國里，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儀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術的偽善借口。」 顧准還進一步直接說，在區域遼闊的國家裡，「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號，搞蘇維埃式的、代表大會式的、一黨制的民主，勢必成為以民主的招牌，來掩蓋『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來對全國人民實行領導的國家，說乾脆一些，獨裁國家。別的結果是不可能有的。」 而如前所引，議會制度則是「一種複雜精巧的、適合於廣土眾民國家實行民主的制度」。

議會在實際運行中存在著諸如：清談、賄選、黨派鬥爭等大量的弊端，顧准清醒地看到了這些問題，他說：「至於弊病，哪一種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間世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顧準的這一論斷正好與英國首相邱吉爾所說的：「民主體制是人類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最不壞的制度」相呼應。

顧准進一步推論，議會的存在使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分別屬於議會和「朝廷」，這就逐步演進為後來的三權分立制度。

議會的發展也催生了政黨的產生。通過一個議案時的贊成派，演化為執政黨，反對派演化為反對黨。也唯有一個有立法權的議會，才使政治和政策，成為公開討論的對象，才能在討論中出現贊成派和反對派。

我以為，顧准民主政治思想最為重要的是以下一段話，他說：「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主，而來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於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權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權是必要的，問題在於防止行政權發展成為皇權。唯一行得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不得成為獨佔的，是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種『覬覦』是合法的，決定『覬覦』者能否達到取而代之的，並不是誰掌握的武裝力量比誰大，而讓人民群眾在競相販賣其政綱的兩個政黨之間有表達其意志的機會，並且以這種意志來決定誰該在台上。」

這就是民主政治的新定義以及議會政治的實質——通過議會運作程序來培育和維持一個理性、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或反對黨，從而實現民主制下的「兩黨制」。這就是顧准所說的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實現的途徑」。

「兩黨制儘管表面上看來選民只有有限的選擇的可能，它卻是真正民主的——因為有徹底的批評自由。」因為有在兩黨間的「選擇」，它就會有「有徹底的批評自由」，這就是真正的民主。

顧准還從哲學上探討了什麼是真正的「民主」。

顧准強調指出，真正的「民主」必須建立在科學精神之上，只有這樣的民主才是牢靠的民主。也就是說，「民主」與科學精神是密切相關的。顧准認為，科學精神「不是指具體的科學上的成就，而是

（一）承認，人對於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永無止境。

（二）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類知識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

（三）這些知識，沒有尊卑貴賤之分。……

（四）每一門知識的每一個進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而全面的過程。……

（五）每一門類的知識、技術，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統治的權威性的學說或工藝制度；但大家必須無條件地承認，唯有違反或超過這種權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證進步。所以，權威是不可以沒有的，權威主義必須打到。這一點，在哪一個領域都不能例外。」

顧准並明確指出了「科學精神」的實質，就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在他看來，「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而不是依賴於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因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和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採用的方法。」

顧准認為「所謂科學精神，不過是哲學上的多元主義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在他看來，「哲學上的多元主義，就是否認絕對真理的存在，否認有什麼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類的什麼終極目的。」這種「哲學上的多元主義」，貫徹到政治主張上就是多樣的，「那就是，可以有各種政治主張的存在，有政治批評——來自各種立場的政治批評。」

在這種「科學精神」驗證下，顧准明確論證了「民主集中制」其實是非民主的。「實質上往往不過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

因此，顧準的民主觀，最終是建立在多元主義的哲學觀之上的。

四，讀懂顧准，將讓我們有境界的大提升

聰明（天才）。

舉例：會計。顧准少年時代就聰慧過人，1927年12歲時進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很快就掌握了會計學的全面知識，16歲就在立信會計補習夜校登台上課，19歲時寫出會計學專著《銀行會計》，被當時的大學採用為教材；接著又陸續出版六部會計學教科書和專著，並且在滬江大學、之江大學等校兼職教授會計學。

博學。

顧准曾經說過，他可以得三個博士學位。數學，經濟學以及歷史學。哲學，會計學。

知識涉獵範圍極廣，古今中外。

顧准從經濟學研究開始到醉心於「海上文明」、希臘歷史、西方歷史的探究，進而從希臘城邦制度的「自治」、「民主」到對「立足於科學精神之上的民主」的探索、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軌跡的揭示。

想大問題，有大見識。

進入七十年代，顧準的思考和研究越出了經濟領域，轉而探索人類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尋求「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的答案。

顧准曾經下了「笨功夫」來研究「海上文明」、希臘文明、西方思想和西方歷史，「打算用十年時間，通盤比較徹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後是）中國的歷史，並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達成他對歷史未來的『探索』」。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被認為是中外比較歷史研究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將古希臘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形成過程與中國的春秋時代及其以前的諸多小國林立的歷史相互比較，揭示了古代希臘城邦（「海上文明」）與東方領土國家（陸上文明）之間在起源與演變過程中的諸多重大差異，指出人類社會從希臘城邦時代開始就向兩個不同方向發展了，東方諸國（包括巴比倫、波斯、埃及、印度、中國等）屬於大陸文明，無一例外地向專制主義發展；以希臘城邦為代表的西方，屬於海上文明，則向民主主義發展，最後形成了現代西方文明。顧准關於人類歷史發展軌跡的探索，極具歷史意義。

顧准自己曾明言「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的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

活得明白，活得有意義。

苦難出真知

人們不應該忘記，顧準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進行思考、研究和寫作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一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當時的顧准正經歷著煉獄般的苦難、病魔的折磨和慘痛的家庭悲劇（愛妻汪璧與他「協議離婚」而又自殺身亡，子女與他斷絕關係），他以病弱之軀經受「除了挨批挨斗挨罵挨打以外，連一天都沒有能直起腰來鬆一口氣」的苦難的極致，忍垢含辱，而發憤作為。

顧準是立足現實、關懷現實的，他的思索，都是為現實生活服務的。顧准以極大的心力研究「海上文明」和西方歷史，其實是著眼於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如何解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如何找到一條能夠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道路。在顧准生命最後幾年的歲月里，他處於病難交迫、孤身一人的困境，卻嘔心瀝血地窮思竭慮，他的研究成果，真正是苦難出真知，是極其珍貴的思想遺產。雖然顧準的工作並沒有最後完成，但他的探索成果，時至今日還讓人覺得像是鑽石，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題外話

李慎之：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顧准在這些筆記中涉及的問題真是十分廣泛，不但有他專門下了工夫的希臘文明，還有把希臘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比較，有日耳曼騎士文化對希臘－羅馬文化和猶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有宗教與哲學的關係……等等，往往著墨無多，即已一語破的。後生晚輩嘗鼎一臠，倘能繼軌接武，光大其說，必能卓然成家，這是我敢於肯定的。

張曙光：顧準的「糊口經濟」和「饑荒理論」。

阿瑪亞蒂·森，出生於印度，英國劍橋大學教授，1998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深入研究了貧困、飢餓和饑荒，寫下《貧困和饑荒》（1981）、《飢餓和公共行動》（1989）、《飢餓的政治經濟學》（1990）、《以自由看待發展》（1999），提出一套比較完整的反貧困和反饑荒理論。顧準的記述比阿瑪亞蒂·森的分析提前了整整20年。

杜光：顧准通過對希臘城邦制度的研究，把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同希臘文明聯繫起來，同基督教的精神聯繫起來，是很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