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史上的最大慘案：兩次屠殺 數十萬華人死於非命

1965和1998年，印尼爆發了兩次針對當地華人華僑的大規模屠殺，每次都造成了數以十萬計的華人死亡——這也是海外華人發展歷史上所遭受的最重大劫難之一。

那麼，這兩次大屠殺，到底是怎麼引起的呢？

1965年的那場印尼軍政府屠華事件，導火索是當時軍方和蘇加諾總統、印尼共產黨（以下簡稱印共）之間的政治火拚——史稱「930」政變。這次政變中，以蘇哈托少將為首的軍方獲得勝利，蘇加諾總統遭軟禁，而印共這個蘇加諾的政治盟友則慘遭軍方強力剷除，以黨領袖艾地在內的30萬黨員慘遭屠殺，黨組織被摧毀，印共從此一蹶不振，逐漸衰亡。

而與清繳印共同步，蘇哈托也摟草打兔子，對在印華人大開殺戒。

打擊政敵就打擊政敵，為什麼華人也會遭池魚之殃呢？有一種觀點，說是蘇哈托認為中國支持長期支持蘇加諾和印共，所以在軍政府的反攻倒算中，華人被其連帶屠殺。清除中國影響的過程中，印華慘遭株連

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雖然在當時國際共運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確對蘇加諾和印共提供了一些幫助，但這並不意味著印華就和中國政府有什麼關係：

首先，國際共運大背景下，中國對印尼的影響力，並不是構建在民族和血緣基礎上，而是以紅色意識形態為依託。當時與中國交好的，是蘇加諾政府，以及印共這個主要由印尼土著組成的無產階級政黨，雖然也有印尼華人加入印共和蘇加諾政府，但這種加入是出於其自身的政治信仰抑或階級屬性，並不意味著印華這個族群也支持印共和蘇加諾。

甚至，作為一個族群，印華還屢受蘇加諾及印共的壓制。蘇加諾政府曾把華僑經濟定性為「殖民主義殘餘」，出台法令打壓華人的商業活動範圍和空間；50年代末印尼軍方發起的排華行動中，印共也曾支持軍方，甚至還指責印尼陸軍的作為不夠。而當時的這股風波，還招致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由此可見，印華並非中國政治影響力在印尼的延伸。

其次，印華中的主流群體，跟當時的中國政府，還有比較嚴重的政治立場分歧乃至衝突。

一方面，當時國民黨殘餘勢力在海外華人中依然有很強的影響力。畢竟當時新中國開國未久，而國民黨對南洋華人的經營，那是從晚清同盟會時代就已經開始了。故在當時的海外華人中，依舊有很大一部分人奉國民黨殘餘勢力為尊，對新中國持敵視態度。

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後，實行全盤公有化，國內私營經濟被逐步消除。而海外，尤其是印尼華人，從事工商業，並因此賺取了大量的私人財富——這部分人他們對這種全盤公有制的做法天然排斥。這不僅增加了它們對新中國的反感，連帶著對同為紅色政黨的印共，以及頗為左傾的蘇加諾政府，也頗不感冒。

綜上所述，在當時環境下，印華作為一個族群，與當時的中國政府，以及蘇加諾、印共並非一路。所謂印華跟印共政變有勾連的說法，不過是一種借口罷了。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基於自身利益考量。

在上一節《地緣政治97：1965印尼屠華背後的政治搏殺》一文中，雲石君有分析道，印尼是萬島之國，國家地緣結構支離破碎，加之印尼土著開化較晚，文明落後，對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感、向心力天然缺乏。鑒於此，印尼必須在政治上高度集權，甚至獨裁這種極端做法，以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壓制國內的分離主義傾向。

不過，所有的集權都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中央必須掌控優勢國家資源，如此方能有效壓制地方，確保國家的統一。

印尼前總統蘇哈托

而所謂的國家資源，最直接的便是軍隊，而除了軍隊，還有一個資源也不可或缺——那就是錢。中央有錢，地方才願意聽命中央；中央有錢，才能夠供養軍隊，進而控制國家。

可是，印尼的地緣結構支離破碎，且鑒於該國經濟落後，又未曾經過土改，故大量社會資源都掌握於散落各地的土著地主之手，這種格局非但嚴重製約了印尼的工業化轉型，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控制力，進而威脅到印尼的國家穩定。

面對這種情況，蘇加諾的應對之策是扶植印共，借印共之手，即能夠打土豪分田地，削弱這幫傳統地主的勢力，剝奪其之資源；還可以從蘇中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那裡拿援助——這個可都是直接給蘇加諾政府的。

可問題是，蘇哈托軟禁了蘇加諾，剷除了印共，如此一來，土改化為泡影，蘇中援助斷絕。這種局面下，蘇哈托這位新掌權人，就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他用啥來維持自己的集權甚至獨裁統治？

當然，蘇哈托有軍隊，可軍隊也得拿錢養。若指揮軍隊去剝奪土著地主們的利益，這不僅是挑起全國內戰，更相當於自掘墳墓——軍隊里的許多軍官就是地主階級出身，並且地主階級也是力挺蘇哈托上位的主要勢力之一。

既然動不了地主們，那蘇哈托就只能另尋財路——而蘇哈托選定的對象，正是華人。

華人在印度是少數族裔，而且獨立民族特徵明顯，未融入印尼主流社會——這意味著華人在政治上地位低下；同時，華人大多以工商維生，擁有大量財富。

有錢無勢，這絕對是最好的棒槌材料！

這就是蘇哈托要屠殺華人的緣由。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通過屠華，可以聚斂大量財富——即能夠蘇哈托自己從中撈一大筆；也能夠讓軍政府在短期內聚斂大量資源。有了這筆錢，不僅能用來供養軍隊，還能用來收買底層民眾，挽回因打擊印共而喪失的民心。

另一方面，屠華還可以增強新成立的蘇哈托軍政府之政治合法性。印尼貧富差距非常之大，土著底層民眾對富裕的華人工商業者有著與生俱來的仇富情緒，而這種階級對立，又因著印華在族群和宗教上與印尼主流的格格不入，而沾染上強烈的種族對立色彩。蘇哈托屠華，不但可以發財撈錢，還可以」迎合民意」，增強自身政治合法性。除此之外，借屠華煽動印尼的民族主義，如此，社會上一直存在著的十分尖銳的階級矛盾，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

就這樣，20萬印華在1965年，淪為蘇哈托的刀下之鬼，而這些印華苦心經營的財富，自然而然的也就進了軍政府的國土，以及蘇哈托們的私人腰包。

但奇怪的是，隨著65屠華告一段落，印華與蘇哈托軍政府之間，居然發生了一個神轉折——二者竟然又重新和好了！

這還真是活久見了！剛剛還你死我活，咋一轉眼就把酒言歡了呢？

這其實是二者共同利益決定的。

對蘇哈托來說，屠華雖然讓他賺夠了錢和政治資本，可這一頓亂刀砍完後，他仍然得面臨一堆問題：印尼這個國家該如何發展？自己的獨裁統治又該怎麼長期維繫？

首先，軍政府的維持離不開錢。儘管通過屠華，軍政府撈了一筆，可這終究只是一鎚子買賣，早晚是坐吃山空。所以工商業還得繼續發展，印尼的工業化也不能停。

當然，蘇哈托們也可放任社會自行發展，軍政府只管收稅就完了。可這樣的話，首先自個兒趁機謀利的空間免不了要大幅萎縮；此外，這種轉型過程中，土著地主，們肯定會憑藉自個兒的先天優勢，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迅速崛起坐大，發展壯大。這些土著地主本就獨立性極強，要是再讓他們這麼壯大下去，早晚會尾大不掉，發展成遊離於中央權力控制之外的本土門閥——這當然會對中央政府，以及蘇哈托的獨裁統治構成威脅。

鑒於此，印華便成為軍政府的最佳選擇：印華久經商場，對現代經濟接受度高；同時，印華作為邊緣少數族群，政治地位低下，並深受土著歧視，這意味著他們很難形成獨立的強勢勢力，即便就是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都高度依仗蘇哈托軍政府的庇護。如若軍政府撒手不管，印尼土著隨時都有可能將他們撕個粉碎！

鑒於印華必須仰賴軍政府庇護過活，故蘇哈托們既可以通過他們大發橫財，又增加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掌控程度，達到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增進中央政府權威的效果，又可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相反，印尼那些原先的土著地主，因為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受到來自印華的強勢競爭，經濟上的生存空間大幅壓縮，實力相對弱化，最終日趨沒落，作為一個階層被自然消解。

這正是蘇哈托的「妙計」。印華的邊緣少數族群身份以及被印尼土著排斥的現實，使得他們在民族主義高漲的社會環境下，必須依附於一個強勢靠山方能生存。故而，雖然蘇哈托的屠華行為可惡至極，但當他收起屠刀，拋出橄欖枝後，印華基於生存發展需要，也只能既往不咎，賣身淪為軍政府的附庸。

這就形成了印華現代史上非常畸形的「主公制度」——蘇哈托把華人的政治文化權利剝奪的一乾二淨，同時又在經濟上對它們鬆綁，具體而言，即華人企業家負責賺錢和經濟的現代化轉型，印尼裔的軍政官員們提供經營許可證和政治保護。

在蘇哈托為首的這些印尼「主公」庇護下，印華在經濟上重新崛起，趁著印尼現代化的東風，又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當然，這種機制，內中也蘊含著很高的風險。印華的身家性命高度依賴於蘇哈托的庇護。這種上層路線的搞法，更加劇了普通土著民眾對印華的反感。這樣過了幾十年，大難再次臨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印尼經濟遭受重大打擊。而經濟的惡化，又導致了政治與社會危機。隨著民眾怒火的點燃，蘇哈托只能被迫下台，執政的專業集團黨也分崩離析。

蘇哈托倒了後，印華這個有錢無勢力，被印尼民眾所敵視的族群，自然就倒了大霉，淪為土著民眾的發泄目標。

當然，蘇哈托軍政府垮了，但印尼軍方還在——他們這些年也沒少從印華那裡拿好處。不過，這次民怨太過沸騰，軍方也心驚膽戰。這種情況下，軍方非但不敢再庇護印華，反而故意將其拋出替罪羊。如此一來，印華生機斷絕，再次淪為種族屠殺的目標。

這便是98印尼屠華的緣由。

從1965到1998，印華兩次慘遭種族屠殺，而這種反文明、反人類之舉，也成為印尼國家發展史上一個嚴重的道德污點。也正因為如此，印尼從官方到民間，長期對此頗為忌諱。

不過近年來，這個禁忌突然撕開了一道口子。去年，印尼官方同意在本土舉辦一場關於1965屠華事件的學術研討會——這算得上是頭一回了。那麼，是何原因導致印尼官方態度發生微妙轉變，開始逐漸正式這段歷史呢？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雲石君在下一節中繼續為您分析。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101節——基督教系列之第4部分。對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感興趣的讀者，請用微信搜索公眾號：雲石，收看雲石地緣政治系列全部全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