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金燦：偉大源於悲憫——從《伍子胥列傳》看《史記》

小說筆法

　　按照《史記·伍子胥列傳》（以下簡稱《伍子胥列傳》）的敘述，楚國驟變來臨之時，太子建先避難到宋國，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獲之後，逃亡的路線是先往宋國，適逢宋國內亂，就與太子建一起「俱奔於鄭」，之後奔晉。然後太子建在晉頃公的慫恿下又回到鄭國，準備作為晉頃公的內應滅掉鄭國。陰謀敗露之後，太子建被殺，伍子胥攜太子建之子倉皇逃往吳國，途中還經過楚國的昭關，險遭楚人捕獲，最後在江上漁父的幫助下才得以脫險。

　　隨後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領吳國的軍隊攻入楚國首都郢，將楚平王開棺鞭屍，以報父兄被殺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傳》關於伍子胥逃亡過程的記錄卻與《史記》不一樣：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後，徑直便往吳國去了，並沒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沒有經歷了這麼多曲折才到達吳。關於伍子胥的逃亡經歷，與《史記》敘述相仿的是《呂氏春秋》、《戰國策》以及《吳越春秋》等書，可是就史實的可信度而言，這些典籍要比《左傳》低。

　　況且，根據《伍子胥列傳》所寫，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後一程里，竟然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通過昭關、穿楚抵吳，而不是選擇從其他國家抵達吳國，也有點不合常理，畢竟昭關地處「吳頭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顯示，伍子胥出奔吳國，事發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殺，則發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傳里，事情的發生順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殺，然後才有伍子胥到吳。這意味著在同一本書里，傳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頗令人迷惑。綜上兩點，《伍子胥列傳》關於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經歷這一敘述，在可信度上要打個折扣。

　　不可思議的是，費無忌和楚平王的對話，以及伯嚭和吳王夫差的對話，在這個傳里都寫得很詳細，尤其是伯嚭在吳王面前中傷伍子胥的那段話（「子胥為人剛暴，少恩……願王早圖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揮筆就一大段。這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因為如此機密的事情，司馬遷最多也只能知道個大概，不可能像筆下所寫的那樣掌握得如此精確。這是史書裡面典型的小說筆法，錢鍾書先生就以「非記言也，乃代言也」評價《左傳》「公言私語，蓋無不有」這一做法，對於《史記》此舉，錢氏此語同樣適用。

　　在《史記》中，類似這樣的紕漏為數不少，前人已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繩的《史記志疑》、郭嵩燾的《史記札記》等，都是出類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絲毫不能降低《史記》的價值，這是因為，《史記》灌注了司馬遷剛強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遠矚的歷史眼光。

　　無感情，不學問

　　細考歷史，不難發現，用小說筆法寫史的做法是有其緣由的。中國人注重文獻的積累及傳承，但在漢代，統治者似乎還沒有意識到編修國史的重要性，因此並未設立專職的史官，也沒有「修史」這一概念。在當時，太史令這個官職的功能，與後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樣，「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報任少卿書》），地位不高。而《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據此可知，在漢代，太史令只不過是個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職責是主管天文曆法和祭祀，掌管資料，記載朝廷大事，官方並未賦予其修撰史書的責任。

　　在東漢，班固因在家私修《漢書》而下獄，隨後才是「奉詔修史」。漢明帝時有大臣進諫，要求設立專職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絕，可知修史之事在東漢時仍未引起朝廷重視。一直到了魏晉時期，朝廷設置著作郎一職，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專職官員。

　　關於《史記》一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說得很清楚：「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謂：「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聖君子。」從這兩處自述可知，《史記》在當時並非官書，否則就用不著「藏之名山」了。

　　正因為這樣，司馬遷的創作態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為奔放。他是帶著充沛的感情去寫史的——《史記》的偉大，有這一方面的原因。其實，這也給了後人一個啟示：「無感情、不學問。」做學問跟寫詩一樣，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類入傳，是《史記》的一個做法。《伍子胥列傳》是復仇事迹的彙集，裡面的每一個人物都灌注了司馬遷的感情。他將各種各樣的「仇」組合到這個傳里去——伍子胥報家仇，夫差報父仇，伯嚭報祖仇，申包胥報君仇，勾踐報己仇，白公報父仇。其中「白公報父仇」事發在伍子胥死後，與伍子胥沒有多大關係，但仍被司馬遷列入此傳。

　　如此多報仇之事合在一起，「復仇」之意貫穿全篇，意在昭示「報仇」是基於人性的合理行為。古人極重人倫，認為那些破壞人倫的人，一定要受到懲罰。我們可以看到，《春秋》贊同復仇，《禮記》明言「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禮記》認為「朋友之仇，不與聚鄉；族人之仇，不與聚鄰」。今人讀史，不能輕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責古人。

　　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褒揚，在寫伍子胥的兩處說話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覺到。一處是他與哥哥伍尚說的那一番話：「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另一處是伍子胥將楚平王鞭屍三百之後，回應申包胥的詰難：「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兩段敘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讓人對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畫伍子胥的明智及堅忍，後者讚許伍子胥的坦蕩。

　　忍辱負重、堅貞不屈，何嘗不是司馬遷的品格？

　　悲憫情懷

　　「代言」這一做法，也有其歷史原因。唐代設立國史館，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確立，修史的人必須遵從朝廷的意志，並且按照嚴格的程式進行。具體的做法表現為對文本的依賴增加，而對口述材料的引用減少，大段描寫人物對話的情景也開始變得稀少。然而，人物對話的情況，在「前四史」當中是很常見的。這是因為司馬遷等人在修史的過程中，佔有資料的難度要大於後世，尤其是在西漢，其時普遍的文字載體還是竹簡，真正廉價實用的紙張尚未問世，雕版印刷術更未產生。因此，即使有文獻存在，也難以搜集、保存。

　　在資料匱乏的前提下，史書中出現涉及秘密的人物對話，也可說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沒有了這些對話，那麼《史記》就會是第二部《春秋》：晦澀簡約。學問的發展，其形式一定會有所變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馬遷不可能再用《春秋》筆法去修史，因為天下遭逢連年兵燹之後，古道變得幽微起來。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馬遷需要闡發古人的思想、暢論自己的見解。在這個時候，《春秋》那種不溫不火、內斂無華的筆法，就顯得無法完成這一使命。因此，《史記》摻入小說筆法、行文夾雜時語，就成了一種權變。

　　只有懂得經權互濟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時代。孔子如是，司馬遷也如是。

　　《史記》有小說筆法，但絕對不能把《史記》視為小說來看待。司馬遷的創作態度是非常嚴肅的，他之所以會摻入小說家的筆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關：「鄙沒後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他不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學者喜歡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為「文章」，然而正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如果行文不具文學性，文章又如何傳諸後世？

　　雄奇的文字橫絕百代，這就是司馬遷的業績。客觀來講，「二十四史」愈往後便愈追求嚴謹，但後期的史書，在價值上無法與《史記》、《漢書》相提並論，這與其文採的匱乏息息相關。

　　對於《伍子胥列傳》，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說成是：「棄小義，雪大恥。」此語見於太史公在篇末對伍子胥的評語。可以這樣說，整篇《伍子胥列傳》都是在為這句話作註腳。而通過這個註腳，很容易發現作者在描寫屈原、項羽、韓信、賈誼等優秀人物時，都體現了一種悲憫的情懷。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論了的負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絲高貴之處，司馬遷也會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筆墨為之揄揚。

　　書以人傳，《史記》正因為司馬遷的這種悲憫情懷而偉大，它閃耀著作者對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為中國人的一個精神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