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龐蒂：大理性主義

本文節選自梅洛·龐蒂《符號》，商務印書館，2003年，姜志輝 譯。

應該把人們講授的或人們在1900年討論的理性主義叫做「小理性主義」。它是科學對存在（Etre）作出的一種解釋。它假定已經在事物中完成，實際科學將在其完成之日到達的一門絕對科學，一旦任何合理的問題有了答案，絕對科學就不再給我們留下任何有待提出的問題。我們難以重新體驗這種極類似的思想狀態。然而事實是人們期待精神把「整個實現」放入一個關係網中，從此以後如同處於滿足狀態那樣處於休息狀態中，或只需從確定的知識中得出結論，只需應用同樣的原則來防備不可預料事件的最後突然出現的時刻。

在我們看來，這種「理性主義」充滿了神話：大致處於準則和事實之間的自然規律的神話，人們認為這個盲目的世界就是按照自然規律構成的；作為關係的認識的科學解釋神話，甚至能延伸到一切可觀察事物，有一天能把世界的存在變成一個恆等的命題。除此之外，還有在科學範圍內，例如圍繞生和死的概念產生的所有附屬神話。是人們以興奮或焦慮的心情問人是否能在實驗室創造生命的時候了，是理性主義的演說家樂意談論他們自以為在死之後「重返」——就像人們重返一種超感覺生活——的「虛無」，另一種更平靜的生命環境的時候了。

但是人們不想對一種神話作出讓步。人們以為以理性的名義在談論。理性混同於條件或原因的認識：只要一種條件作用被發現，人們就以為問題不復存在，以為解決了本質問題和起源的問題，使事實服從其原因。科學和形而上學之間的問題只是在於了解世界是不是服從於一個惟一的「發生公理」的一個惟一的大過程，在事後只需再現其神秘的表達方式，或了解在生命出現的時候是否有人們能把精神的對立力量置於其中的空隙和中斷決。定論的每一次勝利都是形而上學意義的一次失敗，而形而上學的勝利則要求「科學的失敗」。

之所以這種理性主義在我們看來是難以想像的，是因為它是被彎曲的和難以認識的一份遺產，是因為我們關注逐漸造就它的傳統。這是一種大理性主義，即十七世紀的理性主義的化石，儘管它具有一種有活力的本體論，但在十八世紀就已經消亡，在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中只剩下了一些外部形式。

十七世紀是自然認識和形而上學以為找到一個共同基礎的幸運時代，十七世紀建立了自然科學，但沒有把本體論的準則當作科學的對象，十七世紀承認有一種哲學懸於科學之上，但不是科學的一個敵人。科學的對象是存在（Etre）的一個方面或一個層次；科學的對象已恰當地得到解釋，也許正是通過科學的對象，我們才學會認識理性的力量。但是，這種力量不會在科學的對象中們耗竭。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馬勒伯朗士以不同的方式在因果關係下面認識到另一種存在，這種存在是因果關係的基礎，而不是取消因果關係。在外部存在（Etre）方面，存在（Etre）不是完全被遏制或抑制，也有主體或靈魂的存在，主體的觀念的存在，觀念之間的關係，真理的內在關係，這個世界和另一個世界一樣大，更確切地說，它包含了另一個世界，因為不管外部事實的聯繫如何緊密，一個世界也不能對另一個世界作出最後的解釋；它們一起分享它們的聯繫表現出的一個「內部世界」。然而，十七世紀的哲學，不斷提出當一種科學主義的本體論無批判地處在作為一般環境的外部存在中時所取消的所有問題。如何才能理解精神作用於身體，身體作用於精神，身體作用於身體，精神作用於另一個精神或作用於本身，因為最終說來，不管在我們之中和在我們之外的特殊物體的聯繫如何緊密，沒有一個物體在所有方面都是來自於它的東西的充分原因？整體的一致來自何處？每一個笛爾主義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設想整體的一致，但是，在所有的笛卡爾主義者看來，存在和外部關係在其深層次前提的一種檢查中呈現出來。哲學不會被它窒息，也不會為了讓出位置而被迫懷疑其可靠性。

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這種不尋常的一致只有通過一種肯定的無限，或無限的有才是可能的（因為任何對某種無限的限制都是一種否定的開端）。正是在無限中，部分之外部分的物體的實際存在和我們思考的連續的和無限的廣延性能相互聯繫或連接在一起。如果在存在（Etre）的中心和核心有一個無限的無限，那麼任何部分的存在都必須直接地或間接地以此為前提，並實際地或完全地被包含在其中。我們從與存在（Etre）的關係中得到的一切必須同時以這種關係為基礎，首先有把我們引向無限，因而不能被無限重新檢查的我們的真理觀念，然後有感官給予我們的關於存在物體的所有明確和含糊的概念。即使這兩種認識可能截然不同，它們也應該有一個惟一的起源，不連續的，不完全的和局部的感性世界應該最終通過我們的身體結構——構成可理解空間的內在關係的特例——被理解。

因此，肯定的無限概念是大理性主義的秘密，大理性主義能繼續存在下去是因為這個概念仍然有效。笛卡爾一度看到一種否定的思想的可能性。他把精神描述為不是一種微小的物質，不是一種氣息，也不是存在著的物體的一種存在，而是在缺少肯定的確實性的情況下依然存在的一種存在，他已經看出這種做和不做的力量。他說，這種力量沒有程度的差別，是在人之中和在上帝之中的無限和否定的無限，因為在做和不做的一種自由中，肯定只能是否定之否定。因此，笛卡爾比笛卡爾主義者更具有現代思想，他預感到主體性和否定的哲學。但是在他那裡，這只是一個開端，當他最終認為無限概念本身先於有限概念，任何否定的思想是在這種理性中的一個影子時，他義無反顧地超越了否定性，不管笛卡爾主義者間的分歧在其他方面有多大，但他們在這一點上是觀點一致的。

馬勒伯朗士多次重申，虛無「沒有性質」或「不是可見的」，所以對於這種虛無，沒有可說的東西，萊布尼茨問:為什麼「有某物而不是虛無」，他曾經提出相對於存在（Etre）而言的虛無，但是，在他看來，這種在存在（Etre）方面的後退，這種對可能的虛無的回憶是一種用歸謬法的論證；這只不過是為顯示存在（Etre）通過本身的最高產生所必衡的背景，最小陰影。最後作為斯賓諾莎的否定，後來在一種否定的決定性力量的意義中被理解的規定性， 在斯賓諾莎那裡只不過是指出被決定物體內在於與自身同一和肯定的實體的一種方式。

之後，人們沒有發現哲學和科學之間的這種一致，超越科學但不取消科學，限制形而上學但不排斥形而上學的這種自如。甚至那些自稱和真正是笛卡爾主義者的我們的同時代人也把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哲學功能給予否定：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能恢復十七世紀的平衡。笛卡爾說，上帝是我們設想出來的不是被理解的，這個「不」表示在我們身上的一種喪失和一種缺乏。現代笛卡爾主義者說：無限是不在，也是在，使否定和作為目擊者的人進入上帝的定義。萊昂·布倫施維奇承認斯賓諾莎的一切，除了《倫理學》的排列順序：他說，第一卷不是在第五卷的前面；應該以循環的方式閱讀《倫理學》，上帝必須以人為前提，同樣，人必須以上帝為前提。也許通過這種方式肯定是通過這種方式從笛卡爾主義中得到「其真理」。然而這是他本人不擁有的一種真理。有一種根據無限進行思考的單純方式這種方式產生了大理性主義，但無任何東西能使我們重新發現這種方式。

但願人們沒有在這些詞語中看到懷舊的成分，即使算不上精神世界已分裂，是對同一個人能不妥協和不做作地獻身於哲學和科學（如果他願意的話，獻身於神學）的一個時代的無力的懷舊。但是，這種內心寧靜，這種共有，不能持續很長時間，因為人們仍然在三條路的入口處。使我們疏遠十七世紀分離的原因，不是一種衰落，而是意識和體驗的一種進步。以後的世紀證實：我們的明顯的思想和存在的世界的一致不是很直接的；這種一致並非沒有要求；我們的明證不能自詡會對後來知識的發展產生影響；結論回到「原則」；我們應該準備重新制定我們能以為「基本的」概念在從簡單到複雜，從本質到屬性的過程中，真理不是通過合成獲得的；我們現在不能以後也不可能處於物理的和數學的存在的中心；在探索中應該從外面檢查物理的和數學的存在，以間接的方法研究它們，像詢問人那樣詢問它們。在內部的明證中把握一種無限的知性得以設想域正在設想世界的原則的信念本身已經肯定了笛卡爾主義者的事業，長期以來已被笛卡爾科學的進步證實的這個信念不再是知識的一個刺激和成為一種新經院哲學的威脅的時候已經來到。於是，應該重新考慮這些原則，使它們回到「理想化」之中，只要它們能激發研究，就能得到證實，如果它們無益於研究，就將失去資格；學會根據康德可能會說不是一個謂項的這種存在來衡量我們的思想，為超越笛卡爾主義而追溯笛卡爾主義的起源，重新發現這種創造性活動的寓意，這種活動用笛卡爾主義開闢了個漫長的富有成果的思想時期，但在繼承者的假笛卡爾主義中耗盡了它的力量，從此以後，需要重新開始。應該學習知識的歷史性，知識得以拋棄和保全其以前的表達方式，把它們當作特例納入一種更廣泛和更普遍，但不可能是完整的思想中的這種奇特的演變。不管在科學中，還是在哲學中，在文學中，還是在藝術中，這種即興的或臨時的態度，這種有點驚恐的現代研究的態度，就是為獲得對我們與存在（Etre）的關係一種更成成熟的意識應付出的代價。

十七世紀相信科學與形而上學，與宗教的直接一致。正是因為這一點，十七世紀與我們相去甚遠。自五十年以來，形而上學思想在世界的物理——數學關係之外尋找它的道路，它對科學的作用看來是使我們對科學想到的和沒有想到的「非關係的本質」發生興趣。在形而上學思想的生命力中，宗教思想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這使宗教思想與「無神論」形而上學既協調，又對立。當今的無神論不像1900年的無神論，試圖解釋「沒有上帝」的世界：而是以為世界是不可解釋的，在它看來，1900年的理性主義是一種世俗化的神學，如果笛卡爾主義者重新回到我們中間，那麼他們將在三個方面驚奇地發現哲學最偏愛的主題是世界的基本偶然性，神學最偏愛的主題也是世界的基本偶然性，同時，哲學和神學是對立的。我們的哲學處境正好與大理性主義的處境相反。

不過，在我們看來，理性主義仍然是偉大的，它就在我們的旁邊，它是走向拋棄它的各種哲學的必要中間階段，因為這些哲學以使之獲得生命的同樣要求的名義拋棄它。理性主義在創造自然科學的同時，也證明了自然科學不是存在的尺度，並把本體論問題的意識推向其頂點。因此，理性主義並沒有過時，同理性主義一樣，我們也不想限制或貶低科學的首創精神，而是力圖把科學當作意向系統放在我們與存在（Etre）的關係的整個領域中，之所以向絕對無限的轉變在我們看來不是解決辦法，只是因為我們更徹底地重新擔負起這個無畏的世紀以為永遠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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