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麼不願要孩子？｜羽戈

1930年魯迅與許廣平、周海嬰合影

生丁此時此地真如處荊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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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羽戈（青年學者）

1929年9月27日清晨，周海嬰呱呱墜地。在寫作《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十年之後，魯迅終於成為父親。這一年他將近五十歲，按理說，中年得子，該是不勝之喜。然而周海嬰誕生前後的種種細節顯示，魯迅似乎並無太大歡愉。許廣平分娩之時，遭遇難產，醫生徵詢魯迅意見，留大人還是留孩子，魯迅不是如一般男人那樣猶豫不決，或者企圖求全，答「兩個都留」，而是不假思索道：「留大人。」當他知悉了孩子的性別，遂說道：「是男的，怪不得這樣可惡！」據一位籍貫浙江諸暨的朋友指教，紹興話中，「可惡」有搗蛋之意，由此來講，魯迅這話，雖是玩笑（許廣平稱魯迅「帶著欣慰的口吻說」），卻道出了一點殘酷的事實：周海嬰的出生，搗亂了他們既定的生活。

話說回來，魯迅本來不願要孩子。他在致李秉中（李是魯迅執教北京大學時期的學生）的信中明言：「我本以絕後顧之憂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嬰兒，念其將來，亦常惆悵，然而事已如此，亦無奈何……」（1931年4月15日）周海嬰的回憶可為參照：「我的出生是一個意外。母親告訴我，當時他們覺得生存環境非常危險、惡劣，朝不保夕，有個孩子是拖累。但是後來他們避孕失敗，我就意外降臨了。」

魯迅這一思想，擱在今日，可稱丁克主義。我亦曾是丁克主義者，故而對魯迅的心路，常有揣摩。具體說來，魯迅與朱安的婚姻，有名而無實，孩子自然不在考慮之中。他和許廣平，1923年初見，1925年開始通信，1926年3月6日，魯迅日記云：「夜為害馬剪去鬃毛。」「害馬」即許廣平的雅號，這一天也許是定情之日。1927年10月，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初，因「偶失注意」，許廣平懷孕。據此可估算魯迅作為丁克主義者的時長。以當時避孕技術之低劣，則知魯迅的丁克生涯，能堅持兩到三年，其實相當艱辛。

魯迅不想要孩子，絕非不喜孩子，而是太愛孩子了（增田涉《魯迅的印象》寫道，魯迅最喜歡月亮和孩子），以至不願讓他們降生於那個殘虐不仁的時代與國度。他對李秉中大發感慨:「生丁此時此地，真如處荊棘中……」（1931年2月18日）「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誠為累墜之事，然生產之費，問題尚輕，大者乃在將來之教育，國無常經，個人更無所措手……」(1931年4月15日）前一句談孩子成長的語境，「荊棘」之說，並非危言，「大野多鉤棘，長天列戰雲」，正是彼時的寫照。後一句談及對孩子的教育之恐懼，結合《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來看，可知這是糾結魯迅的最大心魔。

我身邊的朋友，與2010年前的自己，堅持做丁克，原因大抵與魯迅一樣。W兄說過一句名言，大意是：把孩子生在這個世道，是一種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有人認為這樣的思量過於理想化：古往今來，哪有一個適合孩子生存的黃金年代呢，假如我們都因此作絕嗣之想，世界只可能更加糟糕。我覺得這兩種說法，都有其道理，不能說哪個正確，哪個錯誤，因其所涉及的問題，在於對世界與人性的根本態度，樂觀還是悲觀，希望更大還是絕望更大。魯迅顯然屬於後者，他的絕望感之深，該是近代第一。我猜測，若非「偶失注意」，魯迅應該會丁克下去，直至老死。

基於此，便不難理解，為什麼魯迅對周海嬰，不乏煩言。他在致親友的信中，屢屢提及周海嬰淘氣、頑皮，「總是攪亂我的工作」「真難辦」「真麻煩」「十分吃力」「鬧得人頭昏」云云（當然這些話可從另一面來理解：貌似抱怨，實則不無炫耀之嫌，以我為人父的經驗揣度，魯迅在下筆之際，嘴角也許會有一絲淡淡的笑意）。其中致李秉中一信，措辭最是嚴峻：「孩子生於前年九月間，今已一歲半，男也，以其為生於上海之嬰孩，故名之曰海嬰。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無求於後嗣，雖無子女，素不介懷。後顧無憂，反以為快。今則多此一累，與幾隻書箱，同覺笨重，每當遷徙之際，大加擘畫之勞。但既已生之，必須育之，尚何言哉。」（1931年3月6日）把孩子與書箱並提，未免有些薄情。

海嬰與魯迅，一歲與五十

對於周海嬰，魯迅固然好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臉孔，如「長吉詩云：己生須己養，荷擔出門去，只得加倍服勞，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近來我幾乎終年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撫育。換言之，這是報應，也就無怨言了」（1932年11月7日致山本初枝）。不過大體而言，他堪稱一個合格的父親，不是嚴父，而是慈父。許廣平回憶錄常見魯迅疼愛周海嬰的情節，譬如每天寫作，要搬到樓下的客廳，原因之一，即怕煙熏了孩子。我記得魯迅致增田涉信中提到一個數據：「寓中都健康，只海嬰患了阿米巴赤痢，注射了十四次，現在好了，又在淘氣。」（1932年6月28日）連注射了多少次都記得如此清楚，足見關愛之深切。至於「俯首甘為孺子牛」，還有那首著名的《答客誚》（據許壽裳回憶，「這大概是為了他的愛子海嬰活潑會鬧，客人指為溺愛而作。"救救孩子』，情見乎辭。」）：「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皆可作為魯迅摯愛周海嬰的印證。

魯迅對周海嬰的大愛，我以為當表現在其遺囑。人之將死，不忘教子，足以證實周海嬰在他心中的地位。遺囑共七條，第五條明確寫給周海嬰：「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余者如：「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其潛在對象，還是周海嬰。

我讀魯迅遺囑，常常想起嵇康《誡子書》（《家誡》）。古代人物，魯迅最心儀的大概便是嵇康，他所校輯的古籍，《嵇康集》耗時最長。按許壽裳的說法，魯迅的性情「嚴氣正性，寧願覆折，憎惡權勢，視若蔑如，皓皓焉堅貞如白玉，懍懍焉勁烈如秋霜」，正與嵇康相通。這二人，一般的傲世輕物，一般的風骨凜然，然而留給兒子的文字，卻彷彿換了一副肝腸。《誡子書》充滿了世俗智慧，條分縷析，細緻入微，完全可以當作魏晉生存指南，正如魯迅遺囑，主旨不是政治與文學，而是老於世故的生存之道。這導致了他們人格分裂或錯位么，我卻以為，這恰恰使得他們的人格趨向完滿。

2015年11月2日

羽戈 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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