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一世界

夏提埃認為，電子閱讀和由此而來的數字化編輯、出版方式，都不同於傳統書籍。但若觀察歐洲書籍史從捲軸到裝訂書本的轉變、從手抄到鐫刻再到鉛印的歷程，這樣的變化和斷裂其實一直都在發生，我們不必要對電子載體產生恐慌。

《堂吉訶德》下卷第六十二章講述了一些「不能從略的瑣事」（楊絳譯本的題頭），這些瑣事都發生在巴塞羅那城裡的一家印書的作坊里。堂吉訶德在城裡逛，看到這家印書的店，「他很高興，因為從沒見過印書，很想瞧瞧。他就帶著人跑進去。只見一處正在印，一處正在校樣，這裡在排版，那裡在校對；反正都是大印刷廠里乾的常套」（楊絳譯本，下卷，447頁）。堂吉訶德進去後，還與旁人高談闊論一番。這一幕在別人眼中幾乎是整部《堂吉訶德》里最不起眼的「瑣事」之一；但在書籍史學者那裡，塞萬提斯所記錄的關於印刷、翻譯、書價等的信息，都是研究西班牙黃金時代書籍史的例證。這一幕多次出現在歐洲書籍史領域的領軍人物 Roger Chartier 今年新出版的學術論文集當中。Roger Chartier常譯為羅傑·夏蒂埃或羅傑·夏提埃，這本論文集題名為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作者之手，印者之心》），2013年底由Polity出版。

羅傑·夏提埃是法蘭西學院的歷史學家，專門從事歐洲書籍史的研究，擅長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架構。夏提埃是法國年鑒學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他不僅延續著年鑒學派的傳統，關注文化史；而且注重反思，以社會學和法國當代哲學的理論方法彌補前人的不足，回應年鑒學派受到的批評。在書籍史的研究方面，「作者」、「文本」、「書籍」、「讀者」，以及這四個元素之間的關係在文化史、社會史當中的呈現，是夏提埃多年的研究重點。他同時強調書籍的誕生史與閱讀史，已在該領域內引發了新的熱點話題。這本論文集，毫無疑問，呈現的便是書籍史研究的理論和微觀案例。書中的大多數文章已自2002年以來就被發表過，其原稿形式包括講演稿、研究論文等，均由Lydia G. Cochrane從法文翻譯成英文。這本書集凝結了作者過去十多年間的研究成果；而此次的出版有選擇性地重新修訂舊文，並以特定的主題形式，而非編年順序編輯起來，突顯了他最新的研究思路。

概括地說，全書涵蓋的研究時段集中於十六和十七世紀，也簡略提到十八世紀的版權制度。個案研究集中於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的作品，及其語言的、印刷的、社會和文化的背景。夏提埃在序言中說，「同」一部著作也是不同的，當它的語言、文字、標點符號發生了變化的時候。那些變化總讓我們想起這些作品的第一批讀者：那些翻譯了這部作品的譯者，用來自於他們自己的和他們所面對的讀者的——辭彙、審美和文化儲備，附加於原作之上；那些校訂審核的人，把稿子加工成可以付梓的樣子，重新組織稿件的各個部分，添加標點或更改文字的書寫規範；編纂者或錄入者個人的習慣和偏好同樣影響到這個文本的樣稿是如何的；還有文字編輯，他們最後準備好的稿件，既要與原作者的手稿相匹配，還要拿去給審查部門求得批准。甚至在有些特別的情況下，這部著作的形成過程並沒有在刊印之後就停止，而是繼續由它的所有者、讀者不斷添加批註、筆記（第9頁）。如此，這些所有環節的總和便是一部作品或一本書的歷史；而每一個環節之間的斷裂便造成了文本與文本自身的斷裂。雖然，上述的書籍誕生和流通過程已是今天出版業的基本工作流程；但這是到十八世紀之後才逐漸形成的。在前現代時期的歐洲，「作者」、「版權」等概念還尚未建立的時候，當時人的書籍製作過程、文本變遷和閱讀的方法，就成了書籍史當中的關鍵問題。

書中共收錄十二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歷史和時間的理論探討，開篇文章「用眼睛聆聽死者」是夏提埃2007年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講。這篇可以看作是後面十一篇文章的開場白，闡發問題、敘述學術傳統。文中提到的一些例子可以幫助讀者建立關於「作者」、「校對者」、「編纂者」、「印刷者」的概念。譬如，生活於黃金時代的西班牙作者，都懂得書籍的形成涉及這一系列的多重工序、多個決定、多種技藝；而「作者」並不是在寫書，甚至他們自己的書也不是由自己寫出來的。於是，書籍的完成涉及其他很多人的合作或對抗。1619年，身為校對者的Gonzalo de Ayala直言，校對者「必須懂得語法、拼法、詞源、標點以及重音的安排」。1675年的律師Melchor de Cabrera強調過，編纂者必須知道如何「放置問號、感嘆號和圓括弧，因為如果這些對於理解文本十分必要的元素有缺失的話，原作者的意思總是不夠清楚的。畢竟，這些東西有哪個被漏掉的話，意思就會發生改變、顛倒或者其他的變化」。幾年之後，Alonso Víctor de Parades又說，校對者必須「理解原作者的意願，理解他送到印刷廠的東西。這不僅是為了添加足夠準確的標點符號，也是為了確保原作者不要疏忽了什麼，如果有的話，就要建議作者（做補充和修改）」。一個文本的基本的歷史性，即形成於雙方的協商：一方確定文本內容的寫作、體裁；另一方決定它的重要性、印行的物質條件。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文論更多涉及個案研究，也呈現了很多有趣的細節。在有限篇幅內，本文無法一一列舉，僅取兩三例使讀者先睹為快。比如印刷技術和工序：用於印刷的活字都要被集中放在同一個木框里（formes），這樣就可以印在同一張紙上。比如說，要印一本四開本的書，每一折（quire，中世紀抄本中常見的四開紙）由兩個印刷頁面組成，一個formes就會包括第一、第四、第十三和第十六頁的內容。1605年版的《堂吉訶德》就是這樣印成的。哪怕是第二面的活字還沒組好，第一面已經可以印刷了。這樣一面一面印下來，就特別要求印刷時，要精確地把整本書分割成像將被印好的頁面那樣。……如果在分割中出現了錯誤，等印到最後一折、尤其是最後一頁的時候，就一定需要對原書做出調整——即由印刷工加入或刪掉一些原文的詞句。這完全不是原作者的打算，但取決於編纂者或校訂者的一念之間。同樣的，在本文開頭所引的堂吉訶德在印刷店的一幕當中，塞萬提斯也提到印刷店的經營問題。堂吉訶德與一個自信滿滿的譯者對談的時候，討論到Le Bagatele，一本由義大利文譯為西班牙文的書，它在黃金時代的西班牙已是司空見慣。堂吉訶德問譯者，「您出版這本書是自負盈虧，還是把版權賣給書店了？」譯者說：「我自負盈虧。這第一版印兩千本，每本定價六瑞爾，轉眼可以銷完；我想至少能賺一千杜加。」堂吉訶德答道：「真是如意算盤！看來您還不知道書店的底細，和他們同行之間的勾當呢。您瞧著，將來您背著兩千本書，壓得腰癱背折，您就慌了……」（楊絳譯本，下卷，448頁）中文版的譯文中沒能準確地表達「版權」和「書店」以及具體的「勾當」是什麼。原文是說，印書的店通常是不夠誠信的。他們經常做假賬，隱瞞一次性付梓的印行數量。實際上他們會印出超過作者（此處的情況是譯者）允准他們的數量，然後可以更快地、並以更好的價錢售書，以此牟利。

第六篇文章「Pauses and Pitches」，以文本當中的句式在朗讀過程中需要表現的停頓和音調高低為例，檢視了文本在離開原作者之手後，如何被其他人（校訂者、編纂者、印刷工等）增添或刪減文本中的符號，重新塑造。十七世紀的歐洲見證了書寫文化的規範化，標點和字體印刷是題中之義。例如，在前現代時期的英格蘭，隨處可見標點符號的遊戲——或者在「符號詩」中，文中的句號和逗號表示出不同的停頓，但當讀者有選擇性地遵循或忽視這些停頓，詩文的意思也隨之改變；又或者在舞台上，錯誤的標點符號會產生戲劇性的，甚至滑稽的效果（95頁）。

夏提埃在本書中主張的基本理念是，歷史學與文學的融合。從方法論的層面說，這個融合有兩層意思——既要回到文本所形成的歷史背景中去理解它的生命歷程；也要通過精深的文本閱讀去反思，這個文本向我們傳達了什麼樣的歷史畫面，什麼樣的在檔案史料中無法彰顯的聲音。這一主張源自夏提埃本人的研究實踐和學術譜系，具體說，來自法國年鑒學派的傳統、法國當代哲學和歐洲書籍史研究這三個方面。首先，年鑒學派提倡以問題意識（l"histoire-problème）引導歷史學研究、以整體史（l"historie totale）和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觀念書寫歷史。其創始人之一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一起，於1958年出版的 L"Apparition du livre（中譯《印刷書的誕生》）成為書籍史作為獨立研究領域的濫觴，且將歐洲書籍研究置於社會史的大背景。出自這一傳統的夏提埃，也是時刻將研究的文本對象放在流淌的歷史時間中進行考量，這是他基本的史學理念。第二，夏提埃本人偏好當代法國哲學、社會學和理論研究，深受福柯、利科（Paul Ricoeur），特別是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的影響。德塞都說，「如今的歷史學話語聲稱是在提供一種真實的內容，然而只是在敘述的形式上如此罷了。」將我們對歷史的認知還原為史料和話語的建構——這樣的歷史哲學不僅幫助夏提埃同時思考過去的歷史、史學編纂與文本寫作的關係，而且直接促成了他的書籍史研究方法，即歷史學與文本研究的結合。第三，在法國書籍史研究的領域內，夏提埃也借鑒了其他英美等國學者的方法，如作者本人在書中提到的英國的Don McKenzie和義大利學者Armando Petrucci。McKenzie強調，書籍的形式是一個具有實際意義但被長期忽略的問題，諸如書籍的紙張、頁面、印刷字體、排版方式，都是具有詮釋意義的書籍元素。Armando Petrucci集中研究歐洲書寫歷史上處於轉型和變化期的文本，譬如手稿與印刷本、普通文本與文學性文本之間的關係。這些不同的側重點都對夏提埃帶來啟發，並影響到他後來的研究實踐。簡單回顧夏提埃的學術淵源，我們不難理解，他是如何博眾家之長，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此外，本書所選的文章誕生自過去十多年間，它們自身便也具備了如此的「歷史背景」。這些文章都對本世紀初的歷史學和書籍史領域的一些熱議做出了回應，諸如歷史學與語言形態學的關係、微觀史和全球史 / 宏觀史的關係、數字化與傳統書籍的關係。近年來，書籍史這個話題在歷史學領域炙手可熱，而且也逐漸受到大眾傳媒越來越多的關注。由於人們對圖書和閱讀心心念念的緣故，數字圖書的衝擊促使象牙塔內外都在關心傳統書籍和閱讀方式的更新、書店模式的去留、新技術的走向和報刊雜誌出版業的轉型等問題。在本書的多篇文章中，夏提埃都提到電子文本對傳統書籍的挑戰。他認為，電子閱讀和由此而來的數字化編輯、出版方式，都不同於傳統書籍。但若觀察歐洲書籍史從捲軸到裝訂書本的轉變、從手抄到鐫刻再到鉛印的歷程，這樣的變化和斷裂其實一直都在發生，我們不必要對電子載體產生恐慌。而且，他還提出，我們如何看待古籍和舊書（比如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的作品）的電子版本？畢竟這些技術允許我們看得到，這些文本是如何的數量龐大且具有不確定性——我們通常忽視這一點，因為曾經的印刷版本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矛盾的是，與此同時，這些新的技術將刻印的形式和書寫文字的流傳，以一種新的方式呈現出來，完全不同於歷史上的讀者能接觸到的書籍形式。

若說這本書有什麼不盡人意的地方，那應該是它默默省略掉的結論部分。這些文章緊湊地表達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卻仍然沒能回答他自己提出的問題。換句話說，這裡沒有結論。這種不夠「給力」的讀後感無獨有偶。2014年6月的《歐洲史季刊》已刊出一篇針對本書的書評，書評作者Martyn Lyons開篇即說：夏提埃簡直是鍾情於薄薄的小書。或許有人會期待一本大部頭的著作能夠系統地展現經典文本（比如塞萬提斯、莎士比亞、莫里哀這樣的）的印刷和出版歷程，這樣的書恐怕只有夏提埃能夠寫得出，但是我們苦等不得。不過話說回來，作者的關懷似乎也並不是給出一個全景的結論，而是呈現書籍背後的精彩，並為前行中的書籍史研究建構理論框架。我們的失望只是暗合了學術界對夏提埃更大的期許。

本雅明曾談到書籍的收藏，他說：「對於一個真正的收藏者來說，一個物件的全部背景——它的時代、產地、工藝和它曾經的所有者——構成了一部奇妙的百科全書，訴說著它的命運。」但本雅明只講了自己作為一個藏書者與藏品之間的關係，全然避開了這部「百科全書」。他解釋到，「倘若我為了顯得實在點兒，如數家珍地向你們展示我的藏書，又或者講述這些書的歷史，甚至它們對於一個作家的用處，那我不是太高慢了嗎？」夏提埃已經充當了這位可以「高慢」得起來的人，帶我們走進這部關於書籍的「百科全書」。而本書，即是一條跟隨夏提埃的捷徑。對於書籍史研究者，本書中演繹的方法論代表了當下書籍史領域前沿的研究工具和反思，可以方便地「拿來」；對於普通讀者，這本書為了解前現代時期的經典作品在形成之前的生命歷程，提供了豐富的細節；對於研究或愛好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的讀者，從書籍史的角度檢視原文本，是一種不容錯過的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