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國：從林語堂說到臧否新文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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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7 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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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語堂說到臧否新文化人物

3月26日，人民網發了一條微博稱：【歷史上的今天】林語堂逝世。林語堂從小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終身與二者打交道,或學,或教,或比較,或偏愛,或回望,須臾不曾放下,直到1976年3月26日病逝於香港(光明日報)。我看了很有感觸。這雖然只是網站的一條不大引人注意的微博，但也明確表示對林語堂這一歷史文化人物的正式評價，而且可以被認為是主流文化界的態度。

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是極為重大的。當時出現的像林語堂這樣新文化人物，現在能得到比較公正的評價，應該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界的一個很大進步。此前，我們臧否當時的新文化人物都是受極左政治標準支配的，除了魯迅被大樹特樹之外，其他如胡適、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等等的文化建樹都很少見諸文學史詳細介紹，更多的只是當做資產階級的、幫閑、甚至反動文人加以批判，這是很不公正的。

就拿林語堂來說，我們過去很少知道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也很少讀過他的文學作品和雜文，只知道他搞什麼「性靈」和「幽默」，和魯迅很過不去，還投好國民黨政府。經過這些年的研究和討論，現在我們才知道，林語堂乃是和魯迅並駕齊驅的新文化幹將，他不僅有很紮實的中國古典文學功底，又對英語和西方文化造詣很深，對現代白話文的研究推廣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他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於1940年、1950年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不僅如此，林語堂還首創了漢字筆劃、筆順、漢字偏旁部首的概念，進而開闢了以筆劃、筆順、偏旁部首為依據對漢字進行拆分、解構、歸類的全新理念，參與創造出曾被定為國家正式推行的注音方案的「國語羅馬字」的漢字注音方法。他甚至還破天荒地發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機」！因此，林語堂被公認為中國現代著名文化學者、文學家、語言學家，他在新文化事業上的貢獻實在不能抹殺，他在文化史上地位理應得到更正。

除了林語堂之外，這些年來，我們對胡適、包括周作人等其他新文化人物也都做了比較客觀的介紹評價，糾正了過去對他們的偏見和不實之詞，肯定了他們在文化上的建樹和貢獻。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對過去按照極左的面貌打扮魯迅的現象也進行了歷史還原，讓一個真實的魯迅留在文化史冊上。作為文學史、文化史，對這些新文化人物重新進行研究評價是很必要的，完全應該的。這既是對新文化運動成果的客觀定位，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血脈的正確傳承。

但是在臧否新文化人物的輿論中，我認為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公正的現象。

一是在糾正過去的偏頗時又出現另一種偏頗，那就是對凡是過去批判的人物都大加讚揚甚至吹捧，對過去褒揚的人物都反過來加以貶責甚至謾罵。乃至於出現這樣一種輿論傾向，胡適、林語堂等都偉大得不得了，而魯迅則問題多多，甚至還不如他那個當了漢奸的弟弟。我認為這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翻燒餅，也不是臧否人物的正確態度和方法，反而說明我們許多人的思想感情仍然被政治偏見支配著。臧否歷史人物，政治評價是應該存在的，但或左或右各執偏見就難免有失公允。而以偏概全、否定其文化學術成就就更不對了。政治觀念的偏激、思想方法的片面絕對化，在評價歷史和臧否人物中都是應該盡量避免的。

另一種不公正的現象，是對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現過於苛求。比如對郭沫若，他也是一位新文化人物，在新詩、歷史，考古等文化領域都建樹頗多，但由於他在文革中的表現，現在被人罵得一塌糊塗。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表現固然很糟糕，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在新文化上的成就。周作人當了漢奸，我們現在還承認他的小品散文寫得好，難道郭沫若連漢奸都不如嗎？我主張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表現，都得從歷史的客觀情況出發，更多地體諒他們當時的處境。老實說，在那種情況下能實行孟夫子的「三不」當然值得表彰，但能要求大家都硬挺著脖子不低頭嗎？如果一味苛求，那麼可以說，自秦皇以後，中國少有節士；元代清朝，中國多是漢奸！我們能這樣苛責郭沫若嗎、我們能這樣臧否文化人嗎、我們能這樣看待中國知識分子嗎？

最後我還想總結一下，現在我們之所以能比較正確的評價林語堂、正確的臧否新文化人物，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很大進步，是文化界解放思想，排除極左政治干擾的結果。我們應該高度肯定這個歷史進步，保持這種進步的態勢。這也是我看到人民網發了關於林語堂的微博感到特別欣慰的原因，是以此文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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