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債務算太多？

存在「安全」的家庭債務/收入比或政府債務/GDP比嗎？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對於這兩個問題，說出正確的比例為多少又都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這已經成為眼下最緊迫的宏觀經濟問題，不但是因為2000年以來家庭和政府債務不斷上升，也是因為——也更重要地——政府債務正在引起過多擔憂。

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份2015年報告，許多發達國家家庭債務在2000—2007年間翻了一番，達到收入的200%。接著，受2008—2009年經濟危機衝擊最大的國家家庭債務有所下降，但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家庭債務比仍在上升。

政府債務的大漲發生在2008—2009年崩盤之後。比如，英國政府債務從2007年進展GDP的40%出頭增加到今天的92%。重債政府一直在採取措施消滅赤字，但這樣導致GDP下降（如希臘）或復甦推遲（如英國），從而債務比例上升（如希臘）。

在現代金融讓人們能夠輕易地靠借錢過活之前，陷入債務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不要借錢，也不要借人錢，」莎士比亞筆下的普羅尼爾斯這樣警告他的兒子雷歐提斯。經濟永遠增長的預期帶來了新的角度。一個世紀前聞所未聞的按揭債務如今已佔發達國家家庭債務的74%（發展中國家佔43%）。銀行一直在貸款，家庭一直在借款，好像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好似的。

類似地，曾經人們對政府的預期是保持預算平衡，除非要打仗。但是，它們也開始期望收入不斷上升而稅率保持不變甚至下降。因此拿未來作抵押在現在借錢看上去是審慎的。

如今，許多家庭和政府面臨嚴重的融資問題，這已不再是真理。但唯一的確定之處是「安全」債務比需要看情況而定。

以丹麥和美國為例。2007年，丹麥家庭債務/收入比達到了269%，而美國的峰值為125%。但家庭違約率在丹麥可以忽略不計，而美國在衰退最嚴重 時幾乎有四分之一的按揭貸款「資不抵債」，一些屋主選擇戰略性違約——進一步加劇了房價的下行壓力，危及其他負債家庭。

這可以歸因於借款人的分布。在丹麥，高收入家庭借錢最厲害（相對於收入而言），按揭貸款標準一直和高（按揭不能超過物業價值的80%）。在美國，收入最低的家庭（底層五分之一）的債務/收入比高於頂層10%，而獲得按揭貸款易如反掌。在美國，以及西班牙和愛爾蘭，銀行和家庭成為《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所謂的「固定資產的高槓桿投機者」。

至於政府債務，日本的債務/GDP比為230%，而希臘為177%。但希臘的後果遠遠比日本悲慘。債權人的分布至關重要。日本債券持有人大多為本國國民（甚至中央銀行），政治穩定符合他們的利益。大部分希臘債券持有人是外國銀行。此外，對於債務主要由外國人所有的情況，信心危機要來得早得多，但並沒有什麼措施用來限制政府向國內資源借錢。

我們現在知道，永遠增長的預期只是個幻覺。但政府預防下一次危機的行動十分緩慢。宏觀審慎工具——如反周期資本和銀行準備金要求——被金融業既得利益所削弱。此外，儘管政府一直在試圖（儘管收效甚微）減少凈負債，但卻在鼓勵家庭增加債務；以支持重塑「健康」增長。

麥肯錫報告用來自IMF和經合組織的共識數據（consensusdata）預測，除了德國、希臘和愛爾蘭等顯著例外，發達經濟體的債務/GDP比將會上升。這值得警惕。但這一警報很大程度上基於一個老生常談的流言：政府支出不屬於生產性活動，而是子孫後代的負擔。事實上，子孫後代能夠比當前一代從政府基礎設施投資中獲得更多好處，因此讓他們來出基礎設施的大頭也是合理的。

債務為了什麼目的而產生很重要。如果債務被用於填補當前支出，就更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但如今，利率接近於零甚至為負，是政府借錢用於資本支出的理想時機。如果債務讓生產性資產有所增加，債券持有人就不應該感到擔心。

現在，所有政府都想通過財政盈餘降低債務。這是明智之選，但如何做是個問題。在復甦不完全、增長停滯的情況下，增稅或削減福利支出是錯誤的方法；財政整合需要採取積極措施增加GDP增長。

在長期，這隻有通過提高生產率實現。但政府可以幫助讓長期變得更短。它們一直在依賴印錢抵抗財政政策的通縮效應。但麥肯錫的報告指出，「當需求受到抑制時、儲蓄傾向很高、銀行仍在去槓桿時，流動性……無法轉變為通脹。」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一種禁忌，因為它可能讓國民債務進一步增加。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如何管理它們的賬戶。2014年，英格蘭銀行持有24%的英國政府債務。扣除這一部分，英國債務/GDP比為63%而不是92%。

因此，更明智的做法是著重關注扣除政府向央行借貸後的債務。政府應該隨時準備表示無意償還欠它們自己的銀行的錢。如果（很有可能）經濟復甦政府支出最終停頓，那麼政府支出的貨幣融資將是必然會受到支持的禁忌思想之一。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英國上議院議員，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多少債務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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