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研究與啟示 - scofieldlan的專欄 - CSDN博客

摘要：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是中國大學目前之奮鬥目標，然而必須客觀指出，中國頂尖大學之北大清華距離世界一流大學仍然有不小之差距，本文試圖從民國時期一流大學研究入手，揭開昔日中國一流大學的神秘面紗，探索中國一流大學前行之路。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s the goal of many universities in China.However,objectively,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for the top universities such as Tsinghua University or Peking University to fulfill their mission. Starting with researching the top universities (S.W.AsscU , Jiaotong University,Peiyang University,etc) of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try to unveil the fundamental rules of developing the top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the road ahead for the universities to be top of China.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ight

關鍵詞：民國 高等教育 研究 啟示

民國時期，是中國軍閥割據，戰亂頻仍，風雨飄搖的黑暗時期，卻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大批大學，無論國立，私立，或是教會大學都如雨後春筍般成長。這裡有：工科翹楚，交通大學，北洋大學；綜合名校的清華，北大，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私立閨秀的南開大學，廈門大學；還有一度辦學水平達到世界一流的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1941年清華大學在成立三十周年之際，更是收到了「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的賀電，極言大學進步之神速。[1]

在辦學水平方面，早在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成立之初，畢業生即可赴美國一流大學的研究院深造，而在二三十年代，交通大學「東方MIT」更是飲譽中外，1948年，英國牛津大學致函國民政府教育部，確認包括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浙江大學、國立武漢大學、私立南開大學以及協和醫學院的文理科學士畢業生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級生地位」。

在人才培養方面，民國時期的大學為祖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卓越的科學家，國學家，藝術家。僅抗戰中存在短短八年的西南聯大就培養了兩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以及幾乎問鼎諾貝爾獎的首次完成結晶牛胰島素合成的鄒承魯。而在以後為兩彈一星作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中，西南聯大的畢業生就有八位。僅1955年中國科學院470名學部委員中，西南聯大的師生就佔118名，佔39.8%。[2]

飽經戰亂，政治腐敗，黑暗的民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培養這麼多一流的大師，卻令後來「富強，民主」新中國的大學難以望其項背呢？

一、大學起點高

民國元年（1912年）10月24日，國民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頒布了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第一條即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3]這裡直接就規定了大學的任務和培養人才的方向，那就是培養服務國家，報效祖國的高層次人才。這一點在民國大學辦學上幾乎成為共性。

武漢大學校長前王世傑說，「經深思熟慮後，認為不辦則已，要辦就當辦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平的大學。」北洋大學在建校之初，課程設置，教科書選用等方面均以哈佛，耶魯為藍本。同樣，交通大學校友錢學森回憶說，「1935年秋，我剛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學習，就發現交通大學的課程安排全部照抄此校的，連實驗課的實驗內容也都是一樣的。交通大學就是把此校搬到中國來了！因此，當時交通大學的本科生教學水平在當時是屬於世界先進前列的。」[4]

二，大學嚴進嚴出

民國時期大學大都自行招考，招收學生一般都秉持寧缺毋濫的原則。魏壽昆回憶北洋大學時，「每年報考者是以二三千人計，但只錄取一個班僅60人。」[5]交大招生秉持公正，堅決杜絕後門，寧缺毋濫。只要成績合格，「雖家徒四壁，亦大加歡迎」；若是考分不夠，「雖豪門巨紳，亦拒諸門外」。。。[6]1923年校長盧田炳私自免試收取數名學生，招致師生一致抗議，將他趕出校門。」北洋大學同樣是「錄取新生，寧缺毋濫，四十年來，精神一貫」。[7]

就大學治學方面而言，同樣是極為嚴格的。吳有訓在執掌清華大學物理系時期，考進物理系的學生成績均是名列前茅，然而「1929年入學學生11人，到1933年這一班畢業時，僅剩5人，淘汰率為54.6%。1930年入學學生13人，到1934年畢業時只剩4人，淘汰率為69.4%。1931年入學14人，到1935年畢業僅剩7人，淘汰率為50%，1932年入學28人，1936年畢業時僅剩5人，淘汰率為82.8%」。[8]

在大學裡，重視外語程度是現在所不可想像的。重視外語教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學習西方的決心和態度。較高水平的外語教學，是學校能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教育接軌，可以直接訂購英文原版教科書，畢業生留學英美，對英語均能應付自如。這一點在北洋大學，交通大學，以及教會大學裡表現的尤為突出。

三，庚款的貢獻

梅貽琦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謂有大師之謂也」。「師資是大學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圖之也之極」師資人才的重要對大學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國從哪裡弄來大師呢？庚款對於當時的大學而言，為留學事業，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為以後中國大學發展注入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1908年7月，美國駐華共識柔克義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務部，從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將美國庚款之半數1078.5296萬美元，逐年逐月「退還」中國。並規定，該款有中美組成董事會共同管理，而不由中國政府單獨支配，專用於選送中國留學生和開展中美文化交流。之後，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陸續退回庚款，以方便雙邊科教交流之用。這些資金後來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使用，為高等教育基建，留學，培訓，考察等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9]

1911年，庚款用於在清華園新建游美肄業館，後來便成立了舉國聞名的清華大學。1929年中比庚款用於重建北洋大學被燒毀的校舍。後來蔡元培又藉助庚款的支持親手創建了中央研究院。不僅如此，庚款有為大批出國深造的人才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才使他們負笈康奈爾，聆教哥倫比亞，磨硯波士頓，留蹤芝加哥，修業倫敦，問學「牛橋」，接觸西方一流的科技和教育。從早期的胡適，趙元任，吳有訓，茅以升，竺可楨，談家楨，到中期的錢偉長，錢學森，錢三強，到戰後的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哪一個不是它的直接受益者？

不得不指出，庚款打上了國恥的烙印，確對中國走向今天的昌盛文明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孔子曰：知恥而後勇。當年那些庚款留學生，正式頂戴著庚款的恥辱，負笈美歐，孜孜以求，將大恥化為大勇，卓有成效地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教育文化帶回那個處於水深火熱的祖國。他們一旦學成，即使國外的條件再優越也不屑一顧，毅然回國從教。[10]如此，那些大師才能在動蕩的歲月潛心教學科研。即使是在「越教越瘦」的戰時的西南聯大。他們依然無私地為國家儲備人才。西南聯大社會學教授吳澤霖曾說，「我常想，一個人的一生好像一架天平，天平的一頭是我的父母，老師，社會為培養我們放進去的砝碼，天平的那一頭是我們應當給社會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貢獻。我們一個人要對得起人民，對得起社會，對得起父母，最低的限度應使天平的兩端取得平衡。」[11]

高質量的庚款留學生的陸續學成回國，則是民國高等教育的最有力的助推器。

四，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與大學獨立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時，提出了相容並包的思想，給大學提出了明確的定義「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像之學府也。」才有了辜鴻銘，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文化大師。很難想像，在獨裁，專制，風雨如晦的民國時期，師生基本人權都難以保證的情況下，大學的民主和自由是難以想像的。

「思想自由，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通例。」 蔡元培如是說。「一切黨派退出中大」戰後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吳有訓如是說。

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將民主共和思想深入入心。之後，大批留洋學者歸國，帶來西方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民主，至少是大學民主和自治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這在動蕩的局勢下，大學仍然保持著自治是殊為不易的。

當記者問生物化學家鄒承魯，「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那麼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12]記得北洋政府時期，由於軍閥提不出意識形態，所以平津一帶大學思想較為自由，國民政府統一中國時期，儘管蔣介石試圖用單一的意識形態控制國民的思想，但是平津一代不受蔣介石直接控制，抗戰的西南聯大時期，又有地方軍閥龍雲的保護，黨化教育日趨沒落，意外的確保了西南聯大的思想自由。大學的教授和校長努力使大學儘可能保持著自由的空氣，為教學創造了相對優良的學術環境，抵制了浮躁的社會風氣。抗戰時期，「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的西南聯大得以在極端困難的抗戰時期維繫生存的意志。學術本位，自覺抵制官本位，這在民國時期的大學之中並不罕見。

五． 強大的民族精神與人文精神

民國時期，政治，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都是弱項，國學卻從不曾中斷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有陳寅恪，梁啟超，趙元任，王國維「國學四大導師」。北大有錢穆，馮友蘭。他們沒有因為中國大力引進，追趕西方的科學文化而崇洋媚外，相反，他們依舊不遺餘力地弘揚國學。國學教育也一直極為重視。所有的國立大學都要必修國文。交通大學唐文治編寫的《南洋公學新國文》一度成為風行一時的國文課本。清華大學的國文一直都是大一學生的必修課。

同樣，張伯苓親眼目睹了中國甲午戰爭的失敗，下定決心，毅然退役海軍，轉向教育，堅持「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的信念，窮畢生之精力建立南開學校和南開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周恩來等一大批優異的畢業生。至今仍然在海內外具有極高的影響力。

在中國貧弱到幾近亡國滅種之時，汪精衛投降日本，蔣介石消極抗日，抗戰前景黯淡之際，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卻說，只要中國的文化還在，就算全部淪陷，也依然有光復的希望。剛毅堅卓的精神卻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熠熠生輝!!!

啟示：

在中國大陸維繫了僅僅38年統治的中華民國，歷經民國初年的黑暗的北洋軍閥的統治，北伐，國共內戰，殘酷的中原大戰，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儘管風雨飄搖，飽經滄桑，卻依舊給當今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不僅僅是培養那批有幸就讀一流大學為國家做出突出貢獻的的先輩，更向世人證明：中國，在戰亂時期，也能擁有世界一流大學。

反觀新中國，1952年院系調整，將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慘淡經營的大學幾乎瓦解成文理分家，重工輕文，理工分家的非真正意義的大學，大學發展嚴重背離了先輩的思想。以意識形態劃分界限，知識分子遭到嚴重而長期的迫害，隨後的1958年「反右」，十年文革更是將昔日大學的精神內核深深踐踏。六十年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傳統文化在大陸一度瀕臨滅絕，淹留一脈孤懸台港海外。當今日益浮躁的大陸學界，坐堂叫賣「國學」猶如藝場說書，但求名利雙收，何須真才實學？有望成為碩學鴻儒者，鳳毛麟角而已。[13]

必須指出的是，1958年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由於秉承「理工結合」的理念，同時擁有錢學森，華羅庚，嚴濟慈，錢三強等大批尖端的一流學者，加上院系調整的受益，科大無疑擁有一流的師資。以及70年內遷合肥，遠離中央，更有80年代由方勵之，管惟炎短暫支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使科大具備了較多的自治精神，並吸引了大批包括高考狀元在內的優異生源。少年班的特色辦學更是享譽海內外。前校長朱清時更是強調：「科大的崛起在於它遠離中央」。這些都使科大具備了一些民國時期大學的以上關鍵要素而得以異軍突起，成為新中國時期，後民國時代唯一一所類似民國大學模式的一流大學。據統計，科大平均每一千個本科畢業生出一個院士，遙居全國之冠。90年代，中科大又抵制擴招風和「大學城」，確保了生師比和生源質量。加之劃歸中科院直屬，遠離教育部的諸多干擾，地理位置比較安寧，海外留學人才紛至沓來更是使科大如虎添翼。

在除科大以外的諸多高校，時至今日，經歷擴招之後，空有表面的繁榮，「大學城」，合併潮，更名潮層出不窮。大師級的人物已隨時間不可逆轉的消逝，大學至今未脫離「蘇化」的窠臼，實質空洞，體制僵化，管理泛行政化，官本位嚴重，大學成為了政治的延續，黨化教育強化。辦學自主權仍然是奢談，遑論民主與自治？招生問題矛盾日益尖銳，大學重量不重質地盲目擴招，罔顧教育規律，為了經費保障，又不惜招收本難以承擔的生源，生師比攀升，教學質量下跌，人才培養質量必然下跌。

更為重要的是，就目前而言，一黨體制下的政體勢必不會過多容忍思想的自由，既得利益者為了「維穩」，視民主，自由為異類，思想上控制和主流意識形態宣傳亦不斷加強。大學教育亦長期受到一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學生思想束縛在主流的意識形態之中，思想自由受到很大的掣肘，從根源影響了大學的進步和繁榮。「今日之中國，大師不出諾獎無緣，原因仍在體制對文化學術的思想桎梏未除。」同時，優秀文化的蕭條造成在商品大潮衝擊下的社會風氣浮躁，學術與金錢、權術掛鉤，又嚴重影響大學學風。大學儼然淪為社會風氣的犧牲品，學術腐敗嚴重，官本位突出，早已不再是「轉移一時之風氣」的大學了。囿於學術環境和政治，思想大環境的限制，導致一流人才大量流往國外，「星條旗下一流人才，五星紅旗下二流人才」的局面方興未艾。

與此相應，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是，中國在機械，造船，電子，精密儀器等關鍵產業缺乏核心競爭力而遭到技術壟斷。國防科技工業，航空工業缺乏強有力的技術支持而落後西方強國；自主創新，原創性成果在世界科壇尚未形成氣候。導致國家產業遲遲未能完成升級和轉型，技術落後導致的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又進一步凸現出來。從長遠上缺乏一流大學導致文化軟實力不足，對世界影響力不強。「中國在沒能輸出價值觀之前，是不會成為大國的。」

五四的旗幟是「科學與民主」，豈有偏廢之理？有科學而無民主，則科學無以昌明；有民主而無科學，則民主徒託空言。中國在五四後出現了一批學術大師，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學生，也在海外成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14]

總之，當前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是高大的平庸，大學成為有體無魄的「象牙塔」。

改變

Change We Need

一，切實增加高校辦學的自主權，對大學少干涉，多支持，尊重教育規律，實現大學自治。保障充足的經費，增加高等教育投入，降低生師比。在招生方面，不與招生人數簡單掛鉤（成線性關係）。允許一些優秀高校單獨實行招考，改革目前的高考制度，選拔適合大學的優秀人才。

二，大學校長一定要是大教育家，一定要按教育規律辦事，這必然需要頂住壓力，自主權是極為必要的，需要通過立法來保障。

三，重視本科生培養。努力嘗試引進歐美的教學模式，大力引進原版教材，參考或移植名校的課程設置，重視外語教學。從根本上重視本科生培養水平，加強實驗教學和人文教育和熏陶。重視國文，美學，藝術等課程，加強通識教育，提高課程的彈性。

四，放寬對私立大學發展的限制，或將國立大學轉為私立，鼓勵非政府力量參與辦學，在經濟上使大學獨立。

五，中國大學需要的不只是金錢的支持，關鍵和根本是要突破思想和政治的桎梏。讓大學獨立和自由，找回大學的精神。大學真正需要的是像「五四」一樣的思想解放。這必然有賴於制度的根本改革。

參考文獻：

[1][2][3][11]楊立德.《西南聯大的斯芬克司之謎》.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5.

[4]錢學森.《回顧與展望》

[5]張鳳來,王傑.《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0

[6]盛懿,孫萍,歐七斤.《三個世紀的跨越—從南洋公學到上海交通大學》

[7]魏壽昆《嚴格—北洋的學風》

[8]《清華大學校史稿》

[9][10]程新民.《庚款留學百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7.

[12]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9

[13][14]章立凡.《21世紀：中國還有「五四精神」嗎？—五四運動九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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