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堂直擊|許紀霖：當代知識分子的認同尋求，從原子化再歸「家國天下新秩序」

文/文匯報記者袁琭璐

談論「家國天下情懷」，以往一直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專利，如今卻成為了每一個公民都可擁有的態度。家國天下，在古代中國乃是一個連續體，而到清末民初，發生了「自我擺脫家國天下的共同體、成為獨立個人」的「大脫嵌」，經歷了一個世紀之久，至今依然在延續。在學者看來，「愛國」其實是一個關於「認同」的哲學命題。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許紀霖十年磨一劍，其新書《家國天下》探索了中國在古代到現代的歷史轉型過程中，中國人如何理解自我和國家，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認同」。

今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許紀霖新書《家國天下》

3月陽春的最後一個周末，許紀霖攜此新書走進靜安書友匯，與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唐小兵、瞿駿漫談《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情懷》。講座開始前半小時，現場已難覓一個空位，如此盛況被許紀霖笑稱為「來的都是情懷黨」。結合文獻資料、歷史事實，三位嘉賓從傳統的「天下觀念」遭受現代性衝擊入手，在互動中探討了儒家、晚清的地方認同和個人認同、五四的「世界主義」、民族主義等中國近現代思想革命中的嘗試。在時間和空間的軸線敘事中，和現場的「情懷黨」分享了何謂家國天下，何謂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情懷。現代，我們是否需要為了重新獲得個人生活的意義而「再嵌化」、重構家國天下的新秩序？

現場「情懷黨」慕名而來，在聽講中對「何謂家國天下」有了深入思考

擁有「家國天下情懷」是知識分子的普遍特徵

知識分子的典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以知識分子研究聞名的許紀霖，一直都在「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之間尋找平衡。一邊在學理層面深入診斷中國崛起背後的精神缺失，一邊在現實層面積极參与公共話題的討論。研讀1919年至1949年知識分子的史料，許紀霖於2003年出版的《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在讀者圈引起廣泛反響，並獲得首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成為一大文化熱點。2015年，此書修訂版出版後，許紀霖便在各類講座中再度暢談何為知識分子。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典範地代表了啟蒙一代人，就是有理性、有自己獨立思考，有自由思想的人。陳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典範地代表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從蘇格拉底到孔子，從春秋戰國的風起雲湧到民國的激濁揚清，知識分子負家國天下命運於一身，引領社會與歷史風潮，做變革的中流砥柱，具備著「家國天下情懷」。然而從學理而言，從古至今的「家國天下」觀念卻是經歷著時代的變化。

2003年，許紀霖著作《中國知識分子十論》獲得首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2015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的修訂版

反思傳統又承載傳統，近代知識分子的厚度與張力

研究晚清民國報刊史與知識分子史的唐小兵，對近代的知識分子的體會是「擁有家國天下情懷是一種普遍的人格和特徵」。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唐小兵認為近代的知識分子擁有家國天下情懷是一種普遍的人格和特徵

他舉例，比如在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從哈佛留學歸來的英語系教授吳宓，參與創辦了《學衡》雜誌，倡導中國傳統文化，他回國創業的豪情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情懷。「而對胡適這些人來說，一方面要對中國傳統進行反思和批評，另一方面，在這種轉型時代，他們自身的人格和精神生活又與傳統有著緊密關聯。」這種「斬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在唐小兵看來無疑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情懷的厚度與張力。

在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從哈佛留學歸來的吳宓參與創辦了《學衡》雜誌

層層推進，愛國從愛家人、愛鄰居、愛家鄉開始

許紀霖補充，「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傳統當中，大多是健康的家國天下情懷。固然，有些人內心中無祖國，是世界公民，但在我看來，最好的世界公民，乃是有家國的。世界精神不是抽象的，其普遍性存在於特殊的民族形態當中，因而也顯現出人類精神的豐富多彩。愛自己、愛家、愛國與愛世界並不矛盾，它們存在於我們情感世界中的不同層次，而且相互耦合、關聯。」對於當下談論的如何愛國，許紀霖的看法是首先要從愛家人、愛鄰居、愛家鄉開始，「我最欣賞的是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主義，或者是具有家國情懷的世界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當中，家國天下情懷無法了斷，不能撕裂了各取所需。」

對於當下談論的如何愛國，許紀霖認為首先要從愛家人、愛鄰居、愛家鄉開始

「家國天下」觀念的衝擊和轉變

從傳統社會到近代社會知識分子談論的「家國天下」，其含義已發生相當大的改變。許紀霖在《家國天下》一書的導論中就首先引用孟子之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闡明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家國天下，乃是以自我為核心的社會連續體。每一個自我都是鑲嵌在從家國到天下的等級性有機關係之中，從自我出發，逐一向外擴展，從而在自我、家族、國家和天下的連續體中獲得同一性，也就有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

古代的「家」包含「血緣+地緣」，「國」是「王朝」的觀念

許紀霖進而對比，古代所謂的「家」，不是現在意義上家庭的「小家」，而是一個「大家」，是與血緣相關的「家族」、決定你氣質的「地方」以及特定的宗教或文化風俗。而家國天下中的「國」與今天所說的「國」的概念也大相徑庭。許紀霖辨析，在西周，國指的是天子賜給諸侯的封地；春秋戰國時代，國指群雄爭霸的列國；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國乃是以王權為核心的王朝。因此梁漱溟說「古代中國人只有王朝的觀念，沒有國家的觀念」。而近代的梁啟超最早將「國」的觀念引進，他認為，晚清中國落後挨打，是因為缺乏「國」的觀念，他甚至和陳獨秀非常強烈地批評當時的人「只知有同鄉，不知有家國」，因此他要將「國」這個觀念輸入給人們。現在看來，在「你是誰?」「我是中國人」的這個問答中，「國」的觀念已經相當突出。

古代「天下」是文化的天下，顧炎武謂之「世風」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瞿駿深入剖析「國和天下」的關係

參與撰寫《從傳統士大夫到現代知識者：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型史》一書的瞿駿深入剖析了國和天下的關係。「研究國和天下，離不開一本書，就是顧炎武的《日知錄》。《日知錄》卷十三，它的總題目就是「世風」，即社會的風氣。其《正始》篇中有言『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瞿駿揭示了這句話乃基於嵇康和嵇紹父子的故事。「嵇紹的父親嵇康被司馬氏在魏國所殺，後來嵇紹當了晉朝的臣子，而晉朝是篡魏成立的王朝。由此顧炎武認為，即使後來嵇紹為保護晉惠帝而死，為忠義之士，值得褒揚，但因為他的父親死於司馬氏之手，所以嵇紹並不值得被稱頌。而且以嵇康等人為代表的竹林七賢的清談風氣，很容易與明末陽明心學的末流——不讀書，空談高論的風氣聯繫在一起。因此顧炎武認為，東漢時期士大夫風氣比較好，到了魏晉時候則不然，也就有了亡天下的趨勢。」

研究國和天下，離不開顧炎武的《日知錄》，他認為天下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天下，稱為「世風」

可見，那時的人將父子關係、和王朝的關係等統一在「天下」里，不僅是通常理解的地理範疇的、政治意義的天下、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天下。而用顧炎武的話說就是「世風」，若社會的風氣不好，無家、亡國進而就是亡天下。這是傳統中國人的理解。

清末民初的口號「衝決網羅」代表家國共同體的斷裂

到了清末民初，中國的天下主義德性文明轉變為以西方為主體的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於是傳統的國與天下的關係，變異為富強與文明的價值衝突。而在晚清之際，最激動人心的口號，是譚嗣同所說的「衝決網羅」，這個「網羅」便是儒家三綱所編製的家國共同體。一百多年過去了，家國天下，從傳統的可以統一在一起的連續體到「大脫嵌」革命導致的連續體斷裂，給中國的政治生活、倫理生活和日常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因此也就產生了現代如何重構家國天下新秩序的問題。

家國天下背後的「認同」，隨運動、思潮不斷變化

家國天下的觀念，追其溯源是一個「認同」的問題。梳理從古至今的「認同」，許紀霖認為，傳統中國人的認同，除了「國」之外，還有「家」與「天下」。然而，清末民初，中國的現代轉型發生之初，中國在「認同」問題上，產生了共同體和個人兩個層面的認同危機，表現為政治秩序危機和精神秩序危機。一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對「中國」的想像並非鐵板一塊，它隨著運動、思潮在變化。

「五四」知識分子的「認同」：家國為虛，只有個人和世界才真實

許紀霖特別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特殊的時期，它是中國的啟蒙時刻，但「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與今天的中國人不一樣，他們在認同方式上恰恰是很「傳統」的，對「家」與「國」都不以為然。經歷「五四「運動的傅斯年曾說：「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成一個『真我』。」在「五四」的知識分子看來，家族與國家竟然都是虛幻之物，只有個人和世界才是真實的。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觀念，所以「五四」愛國運動，是一場具有世界主義背景的愛國運動。比如，「五四」青年上街抗議「巴黎和會」，提出的理由不僅因為條約侵犯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其違背了世界普遍的公理。可以說，「五四」的知識分子懂得如何用世界聽得懂的普遍語言爭取自己的國家權益。

經歷「五四「運動的傅斯年認為家國為虛，只有個人是真實的

走出原子化的迷失，在重構家國天下新秩序中尋找自我

美國社會學家貝拉曾寫過一本書《心靈的習性：美國人生活中的個人主義和公共責任》，唐小兵尤為贊同書中的觀察，「如果沒有更高級別共同體的滋養，這樣的個人往往就會成為原子化的個人，這樣的個人有時可能非常亢奮，有時可能容易頹廢。所以到了1920年代，很多革命青年都在尋找一個組織、尋找一個新的共同點，此時國家就變成了一個被呼喚的對象。從傳統的有機體當中「脫嵌」出來，經歷一個短暫的屬於個人的奔放時代之後彷徨無所依，到最後還是要尋找一些共同體，讓自己有一個安頓。」這也呼應了許紀霖的觀點「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要想走出原子化個人的迷失，就只能在重建的家國天下新秩序之中獲得自我的認同。」

美國社會學家貝拉的著作《心靈的習性：美國人生活中的個人主義和公共責任》

在《家國天下》一書的最後，許紀霖提出了「新天下主義」的認同模式，以此來解決「國家認同」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他強調，「新天下主義」有特定的問題意識，針對的是特定的問題，因為傳統天下主義的中心化和等級化已經不適合民族平等和國家獨立的當今世界，所以需要同時「超克」傳統天下主義和民族主義。尤其在全球化的21世紀，面對後冷戰時代民族主義的膨脹和「文明的衝突」，人類需要新的國際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智慧，而許紀霖關於「新天下主義的思考」便是一個寶貴的思想探索。

講座尾聲，許紀霖回憶起1990年代初，移民去美國的同學在坐上飛機那一刻的感慨「我得到了天空，卻是去了大地」。天空意味著自由，而大地意味著根，意味著家國，這種割捨不斷的「根文化」也是很多第一代移民最強烈深刻的感受。正如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在《我在1769年的遊記》所說的「鄉愁，是最高貴的一種痛苦」，縱然你是一個世界公民，最終總要回到一個問題：你從哪裡來？要回哪裡去？

（未經演講者本人審核）

圖照來源|現場：世紀文景提供、 其餘網路

微信編輯|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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