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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榮幸能來給大家演講，我希望我的演講與隨後所進行的現場問答能讓大家有所收益。我的演講中有一些觀點會與最近的一本書《性格與個性：從文學和歷史角度來看社會的構成》中的一些觀點相似。這本書是由莫頓·堪普頓主編的，書中選編了8篇關於社會和家庭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我寫的《家庭對自我塑造的影響》（從277頁到310頁）。現在我將以一個社會學學者的身份討論以下幾個問題：1）現代（西方）家庭的演變 2）造成這種演變的原因 3）這種變化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近代社會家庭和婚姻的演變工業革命對西方社會的家庭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點是每一個高中生都能背下來的一個歷史事實。所有關於婚姻和家庭的社會學教科書中都討論了最近兩百年內家庭所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包括1）核心化，2）家庭在經濟、宗教等方面喪失原有的作用， 3）世俗化4）實用主義和享樂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工業革命前的家庭模式還主要是擴展式的大家庭，而近代社會的家庭模式則逐漸核心化。婚姻制度，工業革命前主要是從一而終的制度；而工業革命後，進入現代社會，離婚率不斷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婚姻模式可以被稱為一系列的多配偶婚姻。換句話說，婚姻已經成了一種暫時的協定或合約，或許時間可以維持很久；或許兒女出生後，父母就會離異，另尋新歡。然而，大多數情況下，離婚是在還沒有子女的情況下就已經發生了。無論婚姻能維持多久，反正人們不再認為它是終生的約定了。現代社會家庭和婚姻的演變現代社會延續了近代社會對婚姻和家庭概念的理解，而家庭與婚姻的變化則更加明顯。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得到證實。這時的社會強調工業主義。而工業主義則強調時間的重要性。時間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變得越來越尖銳。社會學家們注意到近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中的人更容易受到時間問題的困擾。資金和工作的需要逐漸在人們生活中佔據首要地位。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休閑、滿足精神生活、家庭開銷等都需要他們。從文化上說，西方的男士變得過於個人主義，滿足個人的需求成了他們一生的追求。在這個時期，家庭的規模越來越小，單身最後成為常規模式。讓我們來看一下婚姻的狀況吧。未婚生育盛行一時。然而讓我們更進一步地來看清事實，未婚家長几乎無可避免地意味著未婚母親。布蘭肯洪的《沒有父親的美國社會：直面社會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995）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書中事實很明顯：30年前美國社會中沒有親生父親而非法出生的情況很少，只有在黑人社區中才比較多見，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莫伊那汗(1965)是第一個在這個問題上給我們提出警告的。他拿黑人社區的情況與「母系社會」中的情況作比，說明了這種反常的社會狀態發展的速度驚人。然而，他的報告卻被人認為帶著種族偏見。今天，白色人種的父母的結婚率與20年前黑人的結婚率趨同。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兒童出生在父母都有的家庭，其他人種的情況現在跟當時黑人社區的情況差不多，只是這種情況發生在20年後的今天。以這種速度發展下去的話，在一個世紀內，美國所有兒童都將出生在沒有婚姻的家庭。近代社會的因素工業革命後，家庭核心化的原因部分是由於社會傳統造成的。這方面的因素可以用這樣概括為下面幾點：1）經濟和技術的因素 2）人口的變化 3）文化的變遷 4）社會與行為因素1）技術和經濟的因素中四個方面尤為重要a)在農業社會，工作場所是家中和農場。工業化開始後，工廠興起，需要人們走出家門去參加工作。這就使得家庭生活與工作/經濟生活分離。朝九晚五的生活模式成了家庭生活的主要模式。b) 醫學的發展給世人提供各種途徑來對付死亡，降低出生率。c)現代社會的高科技使西方社會生活水平提高，中產階級成了西方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d) 在這樣一個新社會裡，時間跟金錢一樣成了一種稀有商品。一個家庭的維持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家庭主婦的經營，也需要妻子的第二分收入，另外還有賴於未成年子女的花銷。2）兩個人口統計方面的原因看似無足輕重——但其中，一個原因是世界各國普遍需要面對的問題，而另一個則更為嚴重。a)人口變化是剛才提到的醫學發展的結果：西方社會的成年人和嬰兒的死亡率都急劇下降，而人的壽命被延長至80歲，幾乎延長了一倍。而與此同時，或許稍微晚一些，出生率下降的更快，乃至有一個時期，人口數量出現了零增長。出生率下降更快的幾個國家甚至出現人口負增長。換句話說，許多西方國家從一個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並存的國家轉變為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並存的國家。b)一些西方國家同時也面臨著人口過多的問題，同時公共資源趨於緊張。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其實我剛才已經提到，是由於人均壽命延長了。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受到西方福利的吸引，大量異國人移民西方。例如，荷蘭的人口密度一度達到一平方英里1200人，大概比美國的人口密度高15倍，是中國的人口密度的4倍。3）由人的價值觀、人生觀構成的文化方面的因素開始從無到有地影響人們的內在心理以及思想。至少有四種價值觀對家庭的發展方向起著重要的作用。大多數的價值觀我們其實都有所了解。他們大多是剛才我們所討論的經濟技術或人口統計變化的結果，並反映出這些方面的變化。a)工業革命及其餘波使社會出現了上班族，使時間成為了商品。而這些現象幾乎和工業革命的發生是同時進行的。工作被理性化與量化。計算精確、效率、產品成了人們追求的目標，也成了衡量人們行為的標準。西方人變成了理性的人。b)與此相關的是，西方人變成了經濟的人。最近馬格里斯（1998）有一篇精彩的專題報道，其中描述了人類自我的類型，包括各種自我類型：宏觀的自我，微觀的自我，作為國民的自我，進行交換的自我，所謂的自我等。在20世紀，進行交換的自我超越了其他所有的自我，因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商品化，售出我們的服務，時間，技術，甚至是自我。把所有相互間的關係都變成了一種交易。c)與其他核心文化的特徵相類似的還有：實用主義，享樂主義。社會評論家們普遍地經常會談論到這個問題，以至於這個問題幾乎成了一種老生常談。然而，問題的存在是客觀的。在眾多社會評論家中俄羅斯社會學家p. 索羅金是最引人注目的，他曾在哈佛和明尼蘇達州大學工作過。他的「可感知的」文化的含義是：實用主義的常見含義已經發生變化。實用主義是一個綜合哲學概念。在這個完全現代化的社會，科學也使社會的各方面簡化了，現代化具有特殊的意義。這種內涵在四百年前就有了。在那個理性的年代，這個詞的本質是它的現代性。那些最受歡迎的作家以及一些後現代主義者關於這個詞的核心思想都是：現代性強調的是理性、工業主義、實用主義、資本主義、科學的技術性，而忽視了思想性、直覺性、非實用性、情感性。d)近代經濟與人口變化的情況使得以下情況同時發生。傳統意義上的家庭的概念逐漸消亡，代之以新的價值觀：反對生育。例如，子女的價值被貶低。事實上，這代表著對生活本身意義的置疑。當然也代表對生命彼岸的置疑。出生率的控制――包括對墮胎的控制――使得我們本來就沒有多注重的子女更比我們的祖宗「掉價」了。而對於生命的彼岸，近現代社會對安樂死抱著更寬容的態度。荷蘭把安樂死合法化並不是偶然。因為荷蘭本身就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而照顧正在老化的人群需要很大的社會成本。4）最後，讓我提一提四個破壞家庭的傳統意義的社會行為因素：a)社會學家區別基礎群體與第二群體間的基本特徵是：前者是更小，更親近，相互間更有影響的群體，例如工業革命前的社會家庭；後者是規模更大，人數更多的理性化組織，可以以現代社會種的企業和政府為例。現代化從根本意義上說是指社會的逐漸理性化，第二群體逐漸代替第一群體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行計劃經濟的現代社會與實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現代社會並無區別。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現代社會都是由第二種社會群體和關係佔主要地位。兩種社會都將產生這種現象：反對鼓勵生育的觀念，社會生育率很低，而離婚率卻很高，墮胎率驚人，家庭關係薄弱。b)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有這樣一種趨勢：希望把私人問題轉變成公眾問題。不正常的言行，人際關係，家庭生活以及其他領域的本屬於個人範圍的生活與關係變成了社會與政府關注的問題。可以在「家庭戰爭」這篇論文中得到一些啟發。家庭戰爭已成了社會和個人雙方都關注的焦點。c)剛才已間接地提到了這第三個造成家庭概念弱化的行為因素：這來自於個人主義的加劇。現代人的行為更趨於個人化而不再是以一個群體為中心。d)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統計學技術提高，實用主義/享樂主義價值體系的出現，性行為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性的行為而更是一種娛樂性的行為。現代社會的因素我把現代社會家庭變化的成因還是劃歸入以下四個方面：1）經濟和技術的因素 2）人口統計方面的變化 3）文化的變化 4）社會與行為因素1）經濟和技術因素a）實質上的革命：從馬歇爾·麥克盧漢到彼爾·蓋茨，美國與其他的現代化社會已經從電子傳播時代轉變成數碼信息時代：真實信息與虛假信息都通過數碼以飛快的速度增長，並被傳給急速增長的人群。而人類社會的溝通方式也正在經歷著質與量的全方位的變化。b）技術與經濟的因素對工業社會的影響，早已超過了它只作為因素之一對這一歷史階段的影響。也就是說，人們現在要求的機械類小玩意，物品和工藝品大大超過了他們實際生活的需要。2）至於人口統計方面，在一些國家，如日本、義大利、德國還有其他幾個北歐國家，人口增長速度減緩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斯堪的納維亞和大多數東歐國家的人口變化也是由同樣的原因造成的。3）人們的值發生了以下幾種轉變：a）現代社會的文化和思想的精英把他們的注意力從過去「老套」的經濟政治轉至現在新式的「個人政治」：作為社會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政治經濟概念開始淡化，社會主義――既包括那種麵包加黃油的西方工會的理念也包括那種東方馬克思主義――都開始衰弱。相反，社會運動追求的新的心理和文化目標，如爭取同性戀不受歧視，爭取政治語言不帶歧視（如黑人用african american而不用black或negro）。婦女運動的目標與經濟和文化相結合要求經濟與思想的獨立。現代主義的專家則在為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大唱讚歌，同時也慶祝「另類」的誕生。這裡是說：有色人種，婦女，同性戀，以及所有那些追求非傳統的生活方式，包括單身，無兒女，集體婚姻，未婚父母等。現代主義者開始對傳統文化，資本主義，異性戀，一夫一妻的家庭進行解構，認為他們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有異性傾向並對婦女有壓迫傾向的文化價值」。b）在工業化社會趨勢仍然在繼續的情況下，反對生育的人在人口統計上仍然起主導作用。然而，現在又有了新的變化，反對生育的人現在發起了保護環境的各種運動，指出人口過多給這個星球帶來更多災難。c）追求自我實現的人現在採取新的形式，信仰新的宗教，參加各種保護環境的活動以及各種公共的社區活動。這裡，或許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對精神和超然性的追求的熱潮。4）在現代社會，社會行為方面最重要的轉變是：工作和家庭在人們的生活中已變換了位置。人們發現，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家庭成了一個緊張的戰場而工作反倒成了了父母逃離家庭，參與社會，與朋友或同事聯絡感情的好地方：工作――以前是一種生存的必要手段――現在變成了一種享受或者福利。壞的變成好的，否定的變成了肯定的。這不是四百年前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清教徒）資產階級走上舞台相關聯的工作理念的重複。最早的加爾文主義者是受虐狂，對他們來說，身體所經歷的痛苦對他們是有好處的。現在，人們的觀點不同了，雖然他們也對工作有肯定的態度，但是對工作的理解也不同於清教徒。新的態度喜歡工作地點是因為工作地點與家庭不同，能帶給人們樂趣，輕鬆愉快的心情，可以幫助人們社交，解除壓力。現代的女人完全自願地接受這種概念。對她們來說，她們不需要去忍受工作，而是渴望工作――這是自由的標誌，是個性和自我價值實現的地方。工資是需要考慮的次要因素了。年輕的媽媽們都忍耐不住他們短期的產假（2至3個月），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辦公室和她們的朋友中去。被嬰兒和尿布牽制在家這個小小的鳥籠似的地方對她們來說是一種痛苦與折磨。這是集體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階段和最後的勝利。相互間的合作已經贏得了上班族的完全信任，並且最後這些上班族對工作的熱情完全超過了對家庭和其他私人領域的熱情。康茲預示了這種態度。與我們中那些為家庭產生的各種變化而擔心不已的人不同，她認為過去的那種家庭模式比現在的差多了。她研究的目的是要維護現在許多婦女所珍惜的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即不因經濟需要而尋求在家庭之外。對個人和社會造成的影響當社會現實發生了變化，人類除了重新定義它別無選擇。l. 費斯汀格（1957）在很久前就已經解釋：人們只有改變他們的行為或改變他們的態度。但是，當人們無法改變自身的行為時，他們就只好儘力去改變觀點、態度或者語言或者行為準則，使一些不正常的行為正常化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它是這個自由社會用來對付那些它所無法控制的社會現實變化的策略――由於社會無法戰勝它們，只能參與它們。實行實用主義的美國與荷蘭，歷史上很早就用這種方法來處理事情。例如，他們仍然同意各種藥物，娼妓等其他一些活動的合法化，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先被確定為「無害」的性質。現在迫切需要重新定義家庭這個概念，因為婚姻曾經是組織非血緣關係家庭的唯一途徑。那些很想來重新定義家庭意義的人首先都提倡重新定義婚姻，通過這種途徑來完成他們的政治目標，例如：如果兩個同性的人可以結婚，那他們也就可以組織一個家庭；與此相似類似的，如果十幾個具有手足之情的兄弟可以互相合法的結婚，那他們也可以組成一個家庭。然而，這種修正主義卻並不是很成功，因為社會仍然堅持家庭生物學關係。人類不僅僅是社會的動物，更是自然的動物。功能主義社會學家們如默多克，帕森斯（1968）都曾經證明，家庭是一個無可取代的結構，因為它不光履行其社會責任，還履行著生物學功能。人類既是文化生物也是自然生物。那些空想主義的改革家們的錯誤在於忽視了後者，而認為人類完全可以自由地選擇建立各自的組織或團體。但是，即使最具自由的社會學家——實用主義家都無法逃避評估當前他們自身也在經歷的行為與文化變遷的責任。最基本的問題是，到底這種變化是好還是壞。事實上，樂觀主義者很歡迎這種趨勢。這裡面包括一些後現代主義者。具有樂觀主義的國家有冰島，瑞典，可能還有其他一些國家。在這些國家裡，在很長時間內，與美國相比，非法出生率都更高，而結婚率更低。雖然我們並沒有發現這有什麼可怕的影響。另外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是d. 馬克（1997），他寫了「美國人還沒有停止喜愛他們的孩子」，指出傳統的家庭價值依然存在而且發展的很好。馬克不同意荷齊斯切德（1997）的觀點，也不同意我前面提到的工作與家庭已經互相調換了地位的觀點。但他認為美國人現在的確正在逃離家庭生活的壓力，而去享受社交生活以及辦公室的放鬆氣氛。另外一種樂觀的聲音來自於安德森最新編的關於家庭的集子（1997）。j. 波奈爾的文章證明，由於計算機革命以及民主化只是的普及，大眾的家庭價值可能會重生。康茲(2001)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的論點是社會學家們所熟悉的「進步的」家庭。我們中那些認為現在的家庭生活正在惡化的人錯在把過去的家庭生活理想化了，而事實上並不是如此。根據如康茲這類學者的研究結果：工業革命前的家庭生活，事實上更糟，相對於現代已經發展了很多的家庭來說，過去的家庭飽受了諸如墮胎，家庭暴力以及婚姻強暴等多種病態狀況的摧殘。毫無疑問的是：過去家長式的婚姻對它所有的成員都不好。問題爭論的另一方是悲觀主義者。那些認為這些現象是壞消息的人包括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家m. 卡普蘭和自以為是先知先覺的人i. 克里斯托。卡普蘭教授在他關於道德哲學的著作（1995；1995）中談到了現在我們的文化已過多的注重了個人的自由選擇而相對忽視了社會責任——這種態度深深地包含在j. s. 米爾的文章中。而這種態度又是造成現代美國家庭價值下降的主要的原因。然而，由於我自己也是悲觀主義者之一，現在我就要來系統地列出現代西方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對家庭產生的負面影響：1)對兒童的影響：最直接的影響是經濟方面的。當一個家庭中缺少了掙麵包養活家庭的男勞力，單身媽媽和她的孩子就經常淪落到最貧困的生活中。更普遍的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一個家長的時間精力，資源比起兩個家長的總是有限的，尤其在孩子社會化的任務上。大量經驗數據證明，犯罪，心理失調，精神和情緒不正常等其他病態出現在離婚家庭或單親家庭中子女的身上的機率要遠遠超過出現在那些雙親家庭的子女身上的機率。.社會學家們已經區分了基本社會化與第二社會化。第二社會化的意思與學習的意思大致相同。一個成人可能參加的學校、工作和各種組織中，他或她都可以學到具體的知識和技術。這是一個認識力提高的過程。基本社會化是另外一回事，其中包括人的情感。康來在1982年首次探討了構成自我的關鍵因素。自我發展不僅意味著認知器官的形成與發展，但——更重要的是——一個人感情世界的形成與發展。所以，個人自我發展完全是在一個家庭之內的既包括認識的層面也包括感情的層面，既包括肯定方面也包括否定方面。所以，家庭既是個人精神和情感正常發展的家園，也是精神和情感可能惡化的禍源。因此，我們完全能理解出生在單親家庭或缺少父母關愛的家庭的子女不正常機率要高得多。這裡不正常指的是：在自我發展時出現犯罪、被忽視、虐待、缺乏教育、孤獨、生理和心理的不正常、自殺、貧窮、發育不良等情況。我們的社會在對待婚姻、家庭和兒童時具有「精神分裂」的傾向：一方面，「發展主義者」對任何一個「撥回歷史的時鐘」回到一個更注重少年兒童成長的價值體系的建議、努力或其他的工作都皺眉頭，但又同意降低離婚率。這個價值體系努力恢復父愛、母愛，更希望人們獻身於家庭。另一方面，熱心的媒體、大學等都堅持要擴展社會服務，以達到「互相幫助」的目標，來遏制少年犯的增加。總之，我們這個社會只不過是動動嘴皮子就算給那些處於困境的年輕人提供了幫助了，甚至，這個社會還假裝極力渴望「拯救兒童」。然而事實上，大多數成年人並不是很喜歡孩子，並不停地推卸自己作為父母的責任，而把他們推向第二社會組織，如：照顧兒童的組織或者孤兒院，或養育院，直至最後把他們送入監獄。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社會學家早已從各個角度證明了這一點。例如：stanton（2001）回顧了j. 沃勒斯坦的著名的開創性的著作，她表明了離婚對兒童造成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壓力、人際關係、表現差、健康狀況下降、吸毒等問題。她的工作受到了很多攻擊，認為她在政治上她不對，然而斯坦頓卻說明她的數據都是有根據的，那些詆毀者都是錯誤的。2）對母親的影響：未婚媽媽一般經濟狀況都比較差，離婚對她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即使她們拿到了合理的贍養費或者社會救濟金，情況也還是很糟。另外，這些離婚的媽媽或未婚媽媽的身體和健康狀況都比那些處於婚姻狀態的媽媽們明顯要差。其他方面如福利等情況也是如此。另外，她們更可能犯罪、吸毒、酗酒、自殺、心理不正常。最近的經驗數據可以在維特的《婚姻狀況》中找到。3）對父親的影響：未婚男子的情況也總是比已婚的差很多。所有的健康福利檢查數據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沒有婚姻伴侶，缺少家庭帶來的動力、鼓勵、指導，不知人生的目標和意義所在，男人們都成了流浪者。他們對生活的期望下降，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也都下降。收入更低、酒喝的更多、吸更多毒、犯罪更多，自殺的可能性更大，他們更不幸福。總的來說，家庭的破裂造成了三類犧牲者：兒童、母親、父親。單身母親徹底墜入貧困的深淵。福利惡化，用微薄的收入勉強滿足各方面的需求，艱難地把孩子拉扯大。由單親撫養的兒童還經常受大人牽連，受其虐待，被忽視，或者成了社會病態的犧牲者。最後，單身男子表現也極差：並沒有充分享受到他的自由，或增加購買力，他一直在流浪，身體健康狀況下降，成就也減少，成功的可能性降低。但是，我們不能光從這些實用方面來看待傳統的核心式家庭破裂所帶來的影響，我們也應該發現：本來存在於男人、女人、兒童之間相互受益的關係變化了。當這核心家庭遭到破壞的時候，這三組人成了具有對立的政治意義的群體了。難道我們希望將來生活在一個男人，女人，兒童互相敵視的社會嗎？4）對社會的影響：家庭的破裂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我要從三方面來談：a）大眾社會的興起 b）因對付各種變化的對策引起的「奶媽式」社會狀態 c）謙恭有禮的態度的消失a）作為典型的基本群體，家庭是唯一處於社會與個人之間，宏觀與微觀之間，第二社會化與基礎社會化之間，公眾與私人，國家與國民，制度習俗與感情理智間的中間組織。從de tocqueville（1945）到kornhauser(1959)的社會科學家都曾討論過上文所提到的相互關係。de tocqueville注意到，美國的民主力量在於美國的有力的中間層的生活，也就是指許多美國人所屬的，無數個自願組織和基本組織（美國人可稱得上是一個「參與者」的國家）的生活。這個法國觀察家曾在他19世紀前半葉的作品中預示到了這一點。在那個時候，具有歐威爾風格的20世紀大眾群體社會離當時的社會現實還很遠。由大眾媒體和傳播支持的獨裁——所有這些都在拉攏大眾的選票的舉動以及對個人的自治權的腐化都需要物質化。但de tocqueville認為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社會與個人之間一個中間結構作為緩衝器。對這中層機構的衰弱造成了這個大眾社會。這種社會必然造成兩極化，一極是：不斷互相疏遠的大眾個體，而另一極是處於支配地位的國家。在這個大眾社會，個人直接效忠於他們自己與國家——沒有中間環節。大眾很容易被國家主義和戰爭掃到一邊。中間沒有任何環節使國家對個體的特權有所削弱。整個歷史過程中，家庭一直是把不同的個人連接起來的最重要和最基礎的唯一的組織，最終可以阻止個人之間越來越疏遠，也可以阻止群體生活的大眾化。這兩種趨勢在20世紀都已經很明顯了：一方面，存在完全的中央集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國民們卻成了機器人似的自動化，一切惟命是從，似乎被洗過腦似的，只是他或她在組織里各種角色的總和。這種完全的角色扮演是一種社會病態，這種社會病態不會表現出真實的自我。個人只是一個角色扮演者，他總是做別人想要他做的事。他是公司完美的職工，似乎是著名的納粹黨的劊子手——單純地服從命令，只是做他的工作，沒有一種核心的指導思想在對他的行為進行自我指導。他是完全被動的自我而沒有主動的自我，就像一個洋蔥，外面各層的皮被剝掉以後，也不會有一個核心的自我出現。另一極端是完全個人主義與無政府狀態的可能。這裡人們被他們自己的本能驅使著，他們是一種心理病態。這種心理病態也缺乏真正的自我。弗洛伊德的追隨者說，這個「我」處於統治地位，但卻缺乏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是他人普遍關心的關鍵。這兩種極端都有可能同時發生。這也是其他那些觀察到家庭正在消亡的學者的擔心。家庭開始消亡，兩件事情將會發生：第一是，「奶媽國家」將代替家庭，即以前由家庭履行的職責現在越來越多地由國家來充噹噹地奶媽了；第二，個體逐漸受享樂主義的驅使。而這種社會是索羅金的可感知社會的特點之一。正如伯吉斯在他的精彩之作《家庭之戰》（1984）中注意到，衝突發生在公眾與私人之間。在20世紀，前者原先處於邊界，現在卻越來越深入地和嚴重地侵犯了後者。同時，國家的興趣正是要削弱那強大的，充滿愛的，單調的個人之間的關係，例如：婚姻關係。奧威爾的w. 史密斯所翻的赫克斯利的《勇敢新世界》（1932）里也寫道：大眾現在被「命令」去參加周期性的放縱活動甚至吸毒。麥克斯（1962；1964）強調：在大眾社會，兩性關係受到壓抑。福括德(1978)也認為在現代社會裡，扮演兩性的角色同樣受到壓抑，從而推導出與其他作者一致的結論：現代國家為了要增加對國民的控制，它就必須取消這深刻的強大的長久的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愛）以及基於愛的組織——家庭。它要把兩性關係轉變為對它自己無害的娛樂性質的活動或者一種商品。它在公立學校里開展「性教育」、「發放安全套」的活動都是為了這樣一個目的。所以，是家庭，而不是其他組織成為社會通往極權化、獨裁道路上的絆腳石，也正是因為家庭，我們大多數的國民還沒有變得心理病態或者社會病態，我們才能發展出了健康的自我。b）為了對付這種社會狀況而採取的「治療」手段所引起的奶媽式的社會的興起：後現代主義者在對付家庭的戰爭時採取的立場很簡單：現狀還將繼續發展。而大多數這種現狀都被中產階級的家庭物化了。通俗的說，傳統的終身的單調的一對異性自己已經養育了他們自己的後代要剷除中產階級家庭的原因是，它壓迫婦女與兒童，也就是說它是家長式的。除了選擇建立家庭，人們還有其他的選擇，而政府就對此表示接受並鼓勵。這些選擇包括離婚，母親出去工作，不生兒女，單身，單親（這其實直接就意味著單身母親），未婚母親，墮胎，收養，同性戀的婚姻，以及其他各種一夫一妻制形式。這些多種生活方式以自由選擇與多樣化的名義到處存在。解決的辦法在哪裡？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奶媽式的社會，社會成了一個代替的父親。那麼，有各方面的力量都要來對付中產階級。第一個競爭對手包括後現代主義理論家。這些學者把所有的傳統理論都放到男人女人，同性異性，家長兒童，精神正常與不正常的環境中來描寫。第二方面的人是那些社會工作者，家庭顧問，性顧問，以及學校顧問等公共部門的僱員。他們也包括現在的青少年犯罪的判決系統，例如一群家庭管理人等。這些人願意誇張家庭的病態現象。他們誇大家庭的無能，認為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在他們看到問題的第一眼時，他們就想要代替人家天生的父母，他們迫切地想要插手。這種「慈祥的殺手」的插入最有可能發生在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中。而這些低水平收入的家庭是最沒有能力來抵抗這種侵犯的。最後一方面的人是現在佔據主導地位的大眾媒體。他們從來不放過可以把家庭的災難寫出來的機會。新聞中充斥著家庭暴力，配偶間互相的侮辱，虐待兒童，對兒童的性騷擾甚至強暴等事件。雖然公眾對這些事件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但我們卻不能說，這類事情發生的比以前多得多了。我們可以肯定，事實上，現在比五十年前的殺人放火等現象要少得多了。可是，現在傳統的私人家庭遭受到更多的騷擾，被人看到的負面現象遠遠多於正面現象。所以在家庭中，人們只能看到婦女兒童受到虐待，暴力衝突時刻發生。而事實的另一面卻被淹沒了。而政府也裝模作樣地給出各種解決方案，只是為了橫加干涉。這種打著救援的幌子掩飾自己真正目的的做法就像是不負責的醫生給病人看病一樣。你到醫院看病，醫生給你開了藥方，他卻不曉得你對某種葯過敏，結果可想而知。類似地，許多社會的干預並沒有解決問題，相反造成更多的問題。這種政府或社會的干預對社會帶來的危害到了何種程度呢？讓我們來看一看。從社會學家福括德開始就注意到現代社會對私人的行為例如性生活都給予了過多的關注。更要命的是，他們打著偽科學的幌子，不易讓人識破。他們現在廣泛採用醫學的辭彙，而不是道德辭彙。給每一種現象都加上病態的標籤。美國心理協會的「社會診斷結果手冊」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些工作並不是真正的發覺到社會的疾病，而是創造出各種各樣的疾病類型，給政府或社會可以干預民眾生活提供了借口。歐文·克力思多爾的書有很多都涉及到政府或社會的這中行徑。最近他有篇文章「福利社會的精神危機」也談到了這點。在這篇文章里，他的觀點很明確：現代福利社會並沒有解決家庭危機問題，相反卻是造成家庭問題的罪魁禍首。在書中，他寫道：「50年前，人們都無法想像，家庭作為社會的最基本的機構居然有那麼多的疾病。事實上，社會上的犯罪，犯法，毒品，離婚，性亂交都逐步對家庭侵蝕。社會沒有解決自己的問題，卻把問題推給了家庭。」c)文明的墮落與喪失：個人自我的發展取決於他的社會化程度。個人覺醒的水平取決於個人自控的水平。個人自我發展的水平越高，他的道德水平也越高。s. 米爾格蘭姆與哈佛心理學家勞倫斯·科爾伯格開創性的工作，首次把道德發展的水平劃分成了6個等級。對權威的盲目遵從是第一級，而最高等級是主動的思考，不光只關心自己個人的利益，同時也對他人的利益表示關心。這位學者在書中用甘地等的例子來證明了他的理論。哈佛心理學家勞倫斯·科爾伯格強調了道德發展的階段與年齡有很大的關係，換句話是說，小孩的道德水平要比成年人差。我們無法保證，一個人如果身體成熟就表示他的道德也達到了最高一級的水平。如果沒有有效的社會化，那這個人的個性發展就會受到阻礙。根據科爾伯格的理論，美國高校學生的道德水平一般都在第三和第四級停滯不前，情況或許更糟。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湯姆·坎多博士（原載：國際教育基金會；本文由麥明君推薦）（完）現代化對家庭的衝擊來自: 免費論文網www.paper800.com

陳志武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熊鵬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生

20世紀以來，美國歷經數次由泡沫引發的股災，其中以1929和2000年的股災為最大。1990年代泡沫帶來的後果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正在美國發生的事情（見《股市泡沫的危害 —— 解讀美國股市當前的危機》）。為更好地認識這次以及任何股市泡沫可能帶來的破壞性後果，這裡我們重溫1929年股災後的大蕭條。

1929年席捲整個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危機危害程度之深，持續時間之久，影響範圍之廣，政治干預之多，在當代史中絕無僅有。尋求對股市崩潰和大蕭條原因的理解，直到現在還是西方學界，業界和政界辯論的焦點。甚至圍繞大蕭條成因的解釋，形成了今天流派眾多的宏觀經濟學。爭論的焦點包括政府不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技術衝擊，投機盛行，社會分配不公，道德淪喪等等，但有一點卻是各家都認可的觀點，即投資者非理性樂觀的情緒是產生這場悲劇的原因之一。人們不禁要問，難道20年代的美國社會就沒有認識到即將來臨的大災難嗎？

飛揚的二十年代

二十年代同樣被當時人稱為「新時代」，財富和機會似乎向剛在一戰中獲勝的美國人敞開自己吝嗇的大門。「人人都應該富裕」，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發表了他對新時代的看法。胡佛總統也認為，「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勝利的前夜，貧民窟即將從美國消失」。機會和富裕成為二十年代醒目的標誌。美國股市在歷經10年的大牛市後，20世紀前期美國最富盛名的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 費希爾在1929年10月22日的《紐約時報》頭條表示，「我認為股票價格還很低」。可是，沒過幾天股市泡沫就開始破裂。

股市泡沫的培植、經濟超速增長常常是技術發展、制度變遷和社會氛圍等眾多因素作用的結果。美國二十年代的經歷完整地體現了這些因素的作用。圖一是美國1920到1939年製造業指數的圖示。1920年開始，美國製造業飛速發展了10年。1921年的指數水平為67，而1929年的該指數已經到了119點，製造業保持了超過6％的增長速度。1929年10月股市崩潰後，到1932年該指數僅有63點，比起1929年高峰時跌了47％。

就工業技術而言，一戰當中和以後老的石油和鋼鐵工業得到長足發展，而新興技術引發的汽車、電氣和飛機工業革命方興未艾。戰爭中發展的科學技術對民用經濟的推動效果明顯。如果我們用投資於新設備和新工廠的資本數量來衡量技術的加速發展和推廣速度，我們發現1915年用於新設備和新工廠的投資約為6億美元，而到了1918年，這一數字已到2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超過300％！新工廠的建設和新設備的投入使用，為製造業的加速發展打下了基礎。福特汽車公司總裁——亨利·福特的話形象地表達了當時工業界對技術進步和資本擴張的自信，「美國人現在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意款式，任意色彩的福特汽車」。

除了技術創新，科學管理的泰勒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例如，1914年到1927年間美國汽車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8%）、政府與大企業的密切關係、信用消費形成等因素都促進了整個20年代的經濟騰飛，同時也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更加非理性、使股市泡沫繼續膨脹。

提高了的勞動生產率使工人的工資水平也有了大幅度上升，消費能力增強，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刺激了生產供應商採用更大規模的標準化生產、採用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範圍的運用科學管理模式，這反過來又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促進更高的消費。整個社會的生產 —— 消費形成了一個自我增強的循環機制。

整個社會對新技術和新生活方式趨之若騖，「炫耀性消費」成為時代潮流。當時人們追求的消費包括收音機、電影、新型電氣（吸塵器，冰箱和洗衣機等）、汽車等等。對新汽車的追求永無止境，當福特在1928年宣布他將推出新的A型車時，數以百萬的美國人對這種尚未謀面的汽車下了訂單。「新時代」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而且還深刻了改變了美國社會結構。

二十年代對經濟前景的自信更集中體現在股票市場。在股市最狂熱的1929年夏，美國封閉基金的價格遠遠超過其資產凈值，比二戰後封閉基金平均升水水平高出60％，這意味著資產的價格遠遠高於資產的價值。最近的一些研究顯示，即使存在作空機制，也不能完全抑制當時股票價格的上漲。在投機最盛行的1929年1月，當股票作空方借入股票時（這是作空交易運作的一部分），需為借入的股票支付18％的月利率，這意味著很難借到股票去作空，以致使作空機制無法抑制股市泡沫繼續膨脹。

我們可以做個簡單估算：道瓊斯指數從1921年的75點到1929年頂峰時的370點，平均年增長率高達33%。假設1921年是合理水平而且這些年的利率水平基本不變，如果370點在1929年也是合理水平的話，那麼包括在道瓊斯指數中的公司利潤的增長速度應該約為每年33%，而且是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還極少出現！倒是半個世紀後1988年的日本，其GDP增長率如果按升值後的匯率計算的話高達36.5%，但那顯然只是曇花一現。

像任何一次金融危機一樣，1929年的危機前同樣是一片欣欣向榮。社會中涌動的暗流，像銀行不良資產增加、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社會信用受到破壞、上市公司行為扭曲，都被節節攀升的股市和對幸福未來的預期沖得無邊無影。

苦難歲月

1929年股市崩潰引發了全世界長達10餘年的經濟衰退。圖二是道瓊斯指數從1921至1939年的水平。長達10年的大牛市把道指從70多點推到了360多點。在股市最高峰來臨前曾經有個短暫的調整期。1929年3月的指數略低於2月指數水平。但是沒有人相信股市會下跌。從圖二可以看到，在股市最低谷的1932年，指數水平只有崩潰前的12％左右(試想一下，如果中國股市從2200點降到250點時會是一個什麼狀況)。直到二戰結束的1945年，該指數還在153點，只有崩潰前頂點的42%。從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兩個星期內，共有300億美元的財富消失，這相當於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總的開支。

然而，這一切還僅僅是開始。股災中，摩根銀行試圖托市，政界、工業界、銀行界的頭面人物也紛紛出面表示對經濟的信心，但這都穩定不了投資者恐慌的情緒。由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在過去10年股市擴張中受到嚴重傷害，可怕的連鎖反應很快發生：瘋狂擠兌，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貧困來臨、有組織的抵抗、內戰邊緣，20年代的美夢對美國人而言已經是昨日黃花。

我們可以從反映實質經濟的四個指標：真實GNP增長率、失業率、國際貿易數量和軟飲料的產量來看股市崩潰對美國實體經濟的災害性後果。圖三顯示了大蕭條前後真實GNP增長率的變動情況。真實GNP增長率是客觀反映一國經濟增長情況的指標。我們發現在1930年第四季度GNP增長率降幅最深：10.05%。

從1929年第四季到1933年第一季，連續出現了14個季度的經濟負增長，累計負增長為-68.56%。GNP指數在1933年第一季度達到低谷，僅為53.2，相當於1928年基準水平的50％，比20年代經濟起飛時1921年的59點還低。這意味著美國經濟至少倒退了10多年。

圖四顯示了大蕭條前後失業率的變動情況。股市崩潰的1929年，失業率為2.5%，之後失業率迅速上升，到1933年達到創記錄的25％，這意味每四個人中就有一人失業。整個30年代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到二戰爆發的1939年，失業率仍然處於17％的高位。相比之下，二戰後美國歷史上失業率最高的經濟危機中失業率是12％（1981～1982），這已經讓很多美國人心有餘悸了。

圖四大蕭條前後美國失業率水平

1929年經濟危機另一顯著特色是危機很快從美國蔓延到其他工業化國家。各國為維護本國利益，加強了貿易保護的措施和手段，這進一步加劇了惡化了世界經濟形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重要根源。圖五顯示了大蕭條後時間總貿易數量的變化趨勢。我們清楚的看到1929年後世界貿易水平急遽下降，低谷時的1933年只有1929年世界貿易水平的1/3。

圖五大蕭條前後世界貿易水平

經濟危機對大蕭條前新興發展的行業造成致命的打擊。這裡我們選取了一個受經濟周期影響較小的新興行業――軟飲料行業――作為分析對象，結果見圖六。大蕭條前，軟飲料人均產量穩步增長，從1921年的人均41升上升到1929年的人均53.1升，上升了25％。經濟危機對軟飲料的生產和消費影響巨大，到1932年時，人均產量只有27.1升，僅有1929年水平的一半。這意味著該行業在1932年市場規模的急遽縮小，廠商，工人面臨嚴峻的生存問題。

大蕭條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失去工作不僅對個人造成了經濟和精神痛苦，而且失業者的家庭也因此變得不穩定。大蕭條中結婚率比正常年份下降了15％，而離婚率也降低了25％。歷史學家發現離婚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夫妻雙方不願意承擔分居後的住房費用。大蕭條期間出生的新生兒長期缺乏營養和醫療護理；約有200～400萬中學生中途輟學；大量的無家可歸者棲身於鐵道邊簡易的紙棚；許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殺；社會治安惡化。火藥味最濃的事件是1932年的「向華盛頓進軍」。兩萬多老兵由於沒有拿到撫恤金，在華盛頓搭建起他們的「臨時城市」，發誓除非政府拿出錢來，否則他們不會離開。驚恐的胡佛總統下令麥克阿瑟和艾森豪維爾率領軍隊驅散老兵，這是美國歷史上一次非常不光榮的用武力對付和平請願的事件。

結論

1929年美國股市的崩潰和隨後十年的經濟蕭條是整個20世紀世界歷史中的重大事件。1920年代是美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十年，由於股市預期的財富增長速度大大超出了實質經濟能支持的速度，社會又沒有及時的糾錯機制來制止虛擬經濟與實質經濟的進一步分離，泡沫的繼續膨脹就不可避免。從1930年開始的大蕭條對美國經濟和美國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讓美國經濟逐步擺脫衰退，而美國股市回到崩盤前的水平時，已經是1958年，也就是說，美國股市用了近30年時間「推倒重來」。大蕭條的歷史經驗給新興的中國股票市場和中國經濟的啟發和警示作用是非常深遠的。不能人為地培植股市泡沫。

本文章於2002-12-12發布 累計瀏覽164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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