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意義闡釋

　　 在一個非理性的時代，真正的思想成就不可能由狂熱分子完成；思想只屬於鎮靜、冷沉、忍受孤獨、保持獨立人格和超越精神的自由人。

　　 ——作者手記

　　 一

　　 認識偉大人物的精神需要時間，對胡適這位"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文壇巨匠的評價，正是應驗了這一歷史法則。胡適畢生的事業成就可歸納為二：一是開創了現代新文化運動，它是中國人文傳統的更新和變革，胡適稱之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他早期圍繞這一運動，在諸多文化領域留下的著述，都是前無古人的；二是傳播中國自由主義的真諦，它是近世西方文明菁華的吸取和引進，胡適認定為"世界文化的趨勢"和"中國應採取的方向"。胡適一生，特別是在晚期，為實現這一目標，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成為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精神脊樑。

　　 胡適的"累得大名"是建立在他的早期新文化成就的基礎之上，胡適的"盛名之累"卻不得不歸究他終身對自由主義的不倦追求。長期以來，對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國內學者怯於政治禁忌，諱莫如深；海外學者著力於對胡適思想前後一致的把握，亦忽視了胡適晚年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這就在胡適評價中出現了強烈反差：重早期輕晚期，揚文化成就貶思想意義。

　　 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排除以往的歷史偏見和現實的政治干擾，我們再平心靜氣地重新評估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胡適確已盡了自己的本分，他作為中國新文化實績的體現者已無需置辨，他對現代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亦不容抹煞。然若以現實的眼光立論，作為叱吒文壇風雲的胡適又畢竟已成為歷史。他的詩歌，名噪一時的《嘗試集》幾無審美價值可言；他的學術著作，異軍突起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紅樓夢考證》和《白話文學史》諸著，作為學術思想史上的一種"範式"亦已過時；他曾大力宣揚過的實用主義哲學也已退出了歷史舞台。因此，我們今天來考察胡適，應該談的不僅僅是確認胡適的文化學術地位，而應當理解、闡釋胡適思想的現代意義，再現胡適作為一個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價值，重新評價現代中國屢起屢仆的自由主義運動，把湮沒的半個胡適挖掘出來。誠如L·維特根斯坦所說："早期的文化將變成一片瓦礫，最後變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將縈繞著灰土"（《文化與價值》）。胡適的精神，亦即貫穿於胡適文化學術和社會政治活動中的"開風氣"的啟蒙精神，胡適思想里無處不在的現代意識，胡適晚期一再申張的自由主義大義，理應成為我們加以開掘和吸收的思想資源。

　　 二

　　 胡適並非最先表述現代自由意識的思想家，在這個思想體系發展的過程中，他只是一個環節。早在1903年，嚴復將英國著名思想家約翰·穆勒的《論自由》一書翻譯出版，首次發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呼喊，開中國自由主義之先河。踵起者是晚清輿論界的驕子梁啟超，他以生動、鮮明、犀利的筆調寫下了《新民說》，將自由意識傳播於一代學人，使之成為追求民主革命青年的共識。胡適早年深受嚴、梁二位思想大師的影響，他在自傳《四十自述》中有過明白的交待，在此無須贅言。

　　 自由主義在中國衍化為一場富有影響力的思想運動，浸浸然大倡，主要得力於胡適。嚴復，梁啟超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第一代佈道人思想搖擺，言行相背，經歷了一個從離棄傳統到復歸傳統的過程。胡適超越了他們，他不僅介紹了一整套自由主義思想，而且身體力行，以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相標榜，批判社會政治，成為一個從早期到晚期，從思想到實踐，一以貫之的自由主義者。作為中國自由主義運動一個承先啟後的關鍵性人物，胡適的主要貢獻在於：把自由主義由一種朦朧意向的文化探索推向自覺意識的思想建構；謀求在社會政治層面，而不僅僅是在文化學術的範圍，展現自由主義的性格；進而在思想理論和行為規範上，為自由主義提供了一套范型。

　　 胡適自由主義思想形成於留美時期。當時他接受了嚴格的現代主義政治訓練，深受新大陸自由主義氣氛的熏染、在杜威、羅素、安吉爾等國際知名思想家的影響下，胡適參加了反戰運動，並確立了對自由主義、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思想信仰。這一思想抉擇，既暗示了胡適思想發展內含的世界性眼光和強烈的自我開放意識，又決定了胡適與中國實際社會背景的巨大衝突。

　　 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登上歷史舞台是在"五四"前後。以實驗主義為指導，胡適提出，中國社會變革不能走"根本解決"的路子，而只能靠日積月累的自然演化和循序漸進；新文明是一點一滴而不是籠而統之造成的。以易卜生主義為張本，他發出"一個國家的拯救須始於自我的拯救"的呼籲，要求人們真實的為我，養成獨立自由的人格，把自己鑄造成器。以"重估價值"為武器，胡適把新思潮的意義理解為一種新態度--"批判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用懷疑的眼光重新估價一切固有的文化。據此，胡適把中國新文化運動分成四步：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胡適的這些思想言論，為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增添了新的興奮劑，同時又帶有反潮流的性質。顯而易見，他的改良主張與流行的"根本解決"的政治觀點大相徑庭，他的個人主義與傳統的"社會本位論"截然對立，他的"新思潮的意義"與激進主義的全盤性批判傳統甚至拋棄傳統的做法迥然不同。這種矛盾預示了現代中國在傳統秩序崩潰後所走的兩條路向。不幸的是，胡適的聲音乍響之時，就被政治革命的激情熱潮淹沒了，新文化的啟蒙火花稍縱即逝。對這一悲劇性的歷史轉折，胡適只能用"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來表示自己的遺憾和悲涼。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裹挾在一片階級鬥爭的血雨腥風之中。胡適特立獨行，中流砥柱，為自由民主搖旗吶喊，推波助瀾。他以"好政府主義"抨擊北洋軍閥，以"人權""思想自由"原則與國民黨鉗制言路的倒行逆施相抗爭，以"充分的世界化"駁斥"本位文化論"是"中體西用"的翻版。胡適面對黑暗勢力大無畏的抗爭精神，反映了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諍言"的本性和真誠。

　　 三

　　 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真正發揮和系統表述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後，他晚期思想不僅未改初衷，而且變得渾厚、深沉、圓熟。這期間胡適思想進展表現在：他著力於自由主義基本內涵和行為規範的思辯，不再使自由主義淪為一種宣傳性的口號，奠定了其學理的基礎和理論的構架。胡適注意到"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自由主義》）故他特別囑意建立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他明確提出自由主義的意義在於爭取思想自由；建立捍衛人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推動和平漸進的改革、實行立法的方法。他反對那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偏執態度，特別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與自由》），把容忍納入自由主義的行為規範。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見證人，胡適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就是承認人人各有其價值，人人都應該可以自由發展的方式；科學則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一種注重事實，尊重證據的方法，一種"無證不信"和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不難看出，胡適對民主和科學的詮釋、深深地打上了自由主義的烙印。

　　 胡適晚年對傳統文化的思考，構成他自由主義思想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一方面他尋找自由主義植根的文化土壤，肯定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有"自由問答、自由討論、獨立思想、懷疑、熱心而冷靜的求知"的"蘇格拉底傳統"；有象方孝儒這樣為主張、為信仰殺身成仁的思想家；有經學大師重證據的考據精神和科學方法；有使用白話文的下層文學，它是新文化運動的基礎；現代新文化運動不過是宋代以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部分，一個大時代里的小時代。"一方面，他對傳統文化桎梏人性、阻礙科學的發展的種種劣跡給予猛烈抨擊，告誡人們："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智識上的變化或革命"。（《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只有掃除傳統文化的偏見，改革落後的價值觀念，科學才能在中國生根。胡適的激越之詞，曾一度招人非議，其實這正表明了他對中國人文傳統的關切之深。

　　 把握時代的脈搏，理清近現代世界文明的總趨勢與中國前途的關係，這是胡適晚年傾注的思想主題。通過透視近兩三百年人類歷史進步的諸種表象，他看到了"科學與工業的進步"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發展"是當代世界文明的趨向；無論如何，由新文化運動造就的那個"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不可能被毀滅。中國向何處去？胡適的回答是："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族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胡適晚年在他的演講和政論中，聲嘶力竭地一再重複上述話語，這在自由之潮跌入低谷的年代裡，不啻是悲壯的奮鬥和蒼勁的吶喊，猶如空谷足音，宏鍾巨響，今天回味起來，仍覺力量無窮，意蘊深遠。

　　 "知難、行亦不易"。胡適生活的年代，對一個自由主義思想家來說，完全是敵對的。他不象文化保守主義那樣有著深厚的傳統根基作為依託，亦有別於文化激進主義可藉助前現代社會變革的非理性力量躁動瘋長，他只能訴諸思想的啟蒙，理性的拓展和科學的增長。這在一個封建主義如此漫長，傳統勢力如此根深蒂固，而又如此缺乏現代意識的國度，談何容易！胡適深深理解這一切，他堅信"要救國，應該從思想學問下手，無論如何迂緩，總是逃不了的"（《致徐志摩信》1926年10月14日）。因此，胡適的奮鬥充滿了孤獨、悲愴的色彩。從他留美歸來打定主意"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終至二十年代，他警醒國人不要被五花八門的主義牽著鼻子走，要只認得事實、跟著證據走，"努力做一個不惑的人"；到三十年代，他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以負責任的態度來發表"獨立評論"；終至四、五十年代，他奮力追求言論自由和反對黨的生存權利。胡適終身持行自由主義的理想，力求以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同整個黑暗、暴亂、急躁的社會相抗衡。《努力》談政治"上了壁"；《新月》為"人權"惹出了風波；《獨立評論》揭露"華北自治"、遭查禁；《自由中國》因鼓吹民主自由，針砭時政而被查封；胡適可謂"沉而再升、敗而再戰"。他傾其一生捍衛理性、科學、文明、自由、民主和人權這些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同各種非理性、偽科學、反文化、宗教迷信、極權主義展開激烈的搏鬥。胡適自詡："獅子與虎永遠是獨來獨往，只有狐狸與狗才成群結隊"，其實他自己就是時代的獅子和猛虎，是自由、科學、理性的象徵。

　　 四

　　 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胡適如此，與他同時代的現代化思想啟蒙者也是如此，他們要提前預告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擔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

　　 作為現代中國的啟蒙者，胡適既然是時代的產兒，就不可能擺脫時代局限給他命運的規定。從中國的歷史條件出發，胡適及其執著追求的理想的受挫是必然的，但這隻能說明先驅者因襲的負擔多麼深重，說明中國多麼需要現代意識的不斷啟蒙。在經歷了幾十年毫無止息，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風浪，在中華民族遭受重重磨難的困厄中，我們再體味一下獨立人格、思想自由、社會民主、人道主義和法治這些理想精神的歷史命運到底是什麼，不能不承認胡適這位逝去的智慧老人的"勸世良言"用心良苦，遠見卓識。他所高揚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精神，對中國新文化建設是多麼急需！他所反對的偏執、盲從、激進、浮躁，對糾正時代的"左傾"浪漫病又何嘗不是一副良藥！他所寄望的理性、容忍、博愛、重事實、大膽懷疑對中國人的現代化，是多麼富有建設性意義！該是歷史反省的時刻了，如果我們對胡適的思想探索沒有真正的理解和應有的認識，我們又如何走出歷史的迷津呢！？

　　 唐德剛先生稱胡適是"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確，胡適的精神生命不是以幾十年來衡量的，胡適的思想價值也不是由片斷的歷史所決定的。不管胡適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還是時代的犧牲品，他所奮力開拓的新文化運動和自由民主運動，實已成為中國現代化運動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預見，作為思想啟蒙的先驅，胡適所提出的那些具有現代意義的思想命題，仍將在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熠熠閃光；胡適的歷史形象也將在時間的檢驗中，愈見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