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關於「甲申悲劇」的再思考

07-24

王長江：關於「甲申悲劇」的再思考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發表70周年。70年過去，我們國家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文章所涉之事，也已過去300多年。但是，對有關內容的討論，似乎並未隨時光流逝而淡化，情況還有點相反。原因何在？這個問題，很值得深思。

　　「不當李自成」的話題為何常講常新？　　在當下中國，「不當李自成」無疑是我們黨內一個屢講不衰的話題。不但在全國執政之初為人們所熱議，而且這些年來，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越來越多的深層次問題浮出水面，這個問題也越來越頻繁地被提及。　　一個話題被經常議論，必定有它的原因。依我看，這個話題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為兩個方面：一是事情本身濃烈的悲劇色彩；二是這件事所揭示的規律性命題。　　首先，就事情本身而言，它是濃縮了歷史的一個片段。中國幾千年的古代史，本來就是一個個王朝不斷興衰更替的歷史。但是，就在1644年，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兩個王朝，一個是延續了276年的明王朝，一個是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建立的僅僅在首都存在了42天的大順王朝，相繼滅亡，則有太多的東西可以玩味。從「以史為鑒」的角度論，可以說，這是一面高質量的鏡子，包含了巨量可供探討、思考的豐富內容。研究者能從中挖掘各種有意義的政治歷史文化素材，當政者能從中照見自己的影子，而且既能照見政權沉浮的大勢，也能照見治國理政的細節。　　其次，從規律性而論，這段歷史雖然距今已有370年，卻絲毫沒有使我們有太多的陌生感。一個能夠被反覆關注並提及的歷史事件，大體是兩種情況：一是它包含著大量成功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不斷重溫這些經驗，總能使我們從中獲益良多；二是其中有深刻的歷史教訓，這些教訓所提示的問題，是一直以來困擾我們、直到今天也仍然需要深入思考的歷史性難題。毫無疑問，1644年的那段歷史屬於後者。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集中分析了明朝歷時276年而亡、李自成政權得而復失的原因，力圖就如何避免政權由盛而衰、人亡政息的結局作出回答。正因為如此，這篇文章才引起了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高度重視，並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列為全黨的學習文件。在從西柏坡進入北京前夕，毛澤東又言及此事，進一步表明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的決心。今天，作為一個強大的執政黨，無論黨的自身力量，還是我們所領導的偉大事業，70年前都不可與之同日而語。但是，在歷史條件發生深刻變化、國際範圍的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執政的考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突出。能不能長期執政、怎樣長期執政的問題，甚至比過去更加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也正是站在這個角度，可以說，學習《甲申三百年祭》仍然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甲申悲劇」的原因究竟在哪裡？　　崇禎是個勤勉、想有點作為的皇帝，但面對明王朝的衰亡，他無力回天。李自成奪了大明江山，全然是承擔了改朝換代的責任，可惜的是屁股還沒坐熱便寶座易手。所以，兩個掌權的標誌性人物都屬悲劇角色。我們不妨把兩個失敗疊加在一起，稱為「甲申悲劇」。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對兩個失敗分別作了深刻分析。對於崇禎，郭文著重指出了兩點：一是皇帝本人「生性多疑，好剛尚氣」，二是吏治極度腐敗。在講到李自成的失敗時，郭沫若則用了兩個「假使」：假使初進北京時，李自成聽了李岩的話，對軍隊有嚴格的管束，對吳三桂等採取正確的政策，清人入關就難以成功；假使退出北京後李岩的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就能保有根據地與清兵對抗，避免陷入絕境。　　毛澤東對李自成的失敗給予了特別的關注，這無疑是我們黨也走了造反、奪權這條路的緣故。在毛澤東看來，勝利沖昏頭腦，是李自成農民政權功虧一簣的重要原因。結合黨的歷史，毛澤東強調：「我黨歷史上曾經有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親筆回信中寫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但是，若不只是單單問李自成失敗的原因，或是明王朝滅亡的原因，而是要問「甲申悲劇」的原因在哪裡，我們似乎應該有更多的思考。驕傲是李自成失敗的直接原因。然而，僅一個驕傲，並不能說明全部問題。把同一年滅亡的明王朝攏在一起看，更不僅僅是驕傲的問題。謙虛一點，冷靜一點，使政權延遲更長一點時間是可以的，但要長期執政，僅僅如此遠遠不夠。靠執政者永遠保持謙虛不驕傲的個人品德，來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是靠不住的。　　「甲申悲劇」前後兩個失敗有一個明顯的異曲同工之處，那就是：得了天下，有了權力，卻失去了民心。在我看來，這才是問題的要害。兩個政權的敗，都敗在民心漸失。而失去民心，又都和權力有關。明王朝極端專制，由專制而導致權力運行紊亂、失控，朝綱不整；由專權而導致掌權者孤家寡人、無人擔當，貪腐橫行，崇禎自己都這樣說：「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李自成的大順朝，則是一進北京便權欲膨脹，不是忙著登基、封官，便是忙著納妾、斂財，軍紀廢弛，民怨日積。「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這個道理，在「甲申悲劇」中是通用的。　　民心的問題，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問題。但民心可畏，卻在朝代更迭的歷史中被反覆證明著。權力和民心，不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關係，但放縱權力不加管束，最後的結果必定是「失民心」。對此，為政者始終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怎樣才能跳出「歷史周期律」？　　所謂民心，對掌權者而言，就是政治學裡所講的執政合法性問題。民眾認同你，你便得了民心；民眾不認同你，你就無民心可用；民眾從最初的認同，到後來變得越來越不認同，就是失去民心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治理的體制、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是以獲得儘可能多的民眾的認同為指向。　　「甲申悲劇」告訴我們，要想得民心，就要管住權力，以防權力運行過程變成民心漸失的過程。　　管住權力，僅靠掌權者的自我約束不行。在中國封建專制條件下，除了皇帝本人，沒有任何人能約束住權力。這就使皇帝本人的德行和能力成了王朝延續的決定性因素。從歷史上看，出幾個德行好、有能力的皇帝並不難，但要所有的皇帝都有好的德行卻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為此，才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個個王朝由興而衰的「歷史周期律」。上世紀40年代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進行的那場著名的「窯洞對」，談的就是歷史周期律的問題。跳出歷史周期律，簡單地說，就是如何做到既執掌政權，又順乎民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歷代王朝都始終沒有走出這樣一個循環往複。而「甲申悲劇」只是中國歷史周期律的濃縮版、極端版而已。　　怎樣管住權力，跳出歷史周期律？實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世界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是不難得出結論的。在近代以前，西方國家也和中國一樣，經歷著反反覆復的王朝更替。但在建立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政治之後，這一過程便總體上停止了。其原因，概在於民主政治為民眾參與約束權力的實踐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而且歷史表明，民眾的參與越有效，政權就越難以完全背離民意，因失去民心而崩潰的風險就越小。這種約束，絕非執政者情願，而是民眾自己在長期鬥爭中爭取來的。我們自然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讓人民在約束權力中發揮主體作用，恐怕是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其實，對於這一點，我們早就有深刻的認識。在「窯洞對」中，黃炎培先生請教毛澤東：中共諸君準備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作出了精彩的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個回答，今天聽來都振聾發聵。如果當初我們沿著這個思路對民主進行更加深入、更加系統的探索，如果我們後來不是把自己封閉起來，照搬蘇聯高度集權缺乏民主的模式，如果我們很早就著眼於從制度設計、而不只是從為政者們的個人品德方面約束權力，那麼，我們現在可能已經跳出了長期困擾中華民族的歷史周期律。　　今天，我們需要沿著民主的道路堅定不移、義無反顧地繼續向前。這就是「甲申悲劇」給我們的深刻啟迪！

來源: 《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