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革命、暴亂中的人際心理：勒龐的「烏合之眾」為何錯了｜新知

每每發生群體事件或群眾運動，乃至社運、暴亂或革命等事件，只要發生災難性的後果，官方或民間都會將「烏合之眾」的理觀念輕易地拿來說事。古斯塔夫·勒龐的「暴徒理論」在很長一段時間被奉為解讀群體事件的萬能寶典。然而，最近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發現，勒龐之所以受歡迎，很大程度是因為讀者閱讀他的書之後，會製造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幻覺，將群體事件的罪惡移植給了參與的群眾，而不指向引發事件的真正責任人。

在下文中，我們將讀到最新的心理研究：不僅人群中很少出現盲目的無理性，而且在生命危急的時刻，合作與利他主義才是常見的準則。在引發集體恐慌或面對瘋狂鎮壓時，群體中的人們之所以會延遲自我拯救，並非因為他們被群體運動沖昏了頭腦，而是源於普遍共享的困惑心理。並且，出現群體事件或社會運動之際，派遣防暴隊進行鎮壓只能讓事態變得更糟，因為這種行為將每個人都視為挑釁者。這種將群體性災難怪罪到群體行為的頭上，是一種錯誤的判斷。因為，群體能夠具有穩健的心智，並創造親密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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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革命、暴亂中的人際心理：

勒龐的「烏合之眾」為何錯了

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如動亂一般，那樣強烈地召喚出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那個業餘心理學家了。回想一下 2013 年 8 月，當一個名為馬克·達根的 29 歲男性在倫敦的郊區托特納姆被警察殺害時，隨後都發生了什麼。數千人走上倫敦以及其他英格蘭城市的街頭，引發了英國這個時期最糟糕的一次民眾騷亂。暴力，以及對公物的肆意破壞持續了六天。當警察終於讓城市恢復秩序時，從首相大衛·卡梅隆到每一個政治陣營的時事評論家，都開始對那盲目的瘋狂進行譴責：單單一起死亡事件（雖然也很可怕），竟然能夠隨即點燃一場大型風波——這簡直不可思議！最為流行的理論對此解釋道，暴徒們都放棄了他們的自我意識和理性，陷入到群體的心智狀態當中。

▲圖為2013 年 8 月 7 日，英國倫敦，街頭一輛焚燒後的汽車殘骸。

自從法國大革命以及巴士底獄風暴以來，這就是有關群體行為的主導觀點。對於 19 世紀法國的犯罪學家加布里埃爾·塔爾德而言，即便是最為文明的人群，也是「一個怪物般的蠕蟲，它的注意力離散，根據其腦中的指令進行混亂無序的運動」。塔爾德同時代的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則嘗試將群體行為解釋為大腦的癱瘓；在群體的催眠下，個體變成了無意識衝動的奴隸。「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變成了機器人，不再受其自身意志的引導，」他於 1895 年這樣寫道。「孤立時，他或許是一個有教養的個體；在人群中時，他就成了野蠻人……成了一堆沙中的一粒沙，隨風的意志而攪動。」

這依然是最流行的暴徒行為理論，但是如今它已被證明是錯誤的。近年來社會心理學家發現，身處人群中的人們並非完全交出了理性和自我意識，而是根據他們當時與誰在一起來定義自身；他們的社會身份決定了他們的行為。

史蒂芬·賴歇爾是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他認為這一群體行為模型能夠解釋過去三十年來有數據記載的每一例公眾騷亂。與此同時，它也符合針對城市騷亂所做過的最為徹底的一項調查的結果，即科納委員會對 1965 到 1967 年間發生於洛杉磯、芝加哥、紐瓦克等美國城市中的種族騷亂的調查報告。或許，這一時期最嚴重的一起事件發生於 1967 年 7 月的底特律。當警察突襲了一家無照運營的酒吧後，數百名顧客以及當地居民聚集在街頭開始了示威遊行。人群與執法部門之間的暴力對抗持續了超過四天，其中有 43 人喪生， 1189 人受傷，超過 2000 座建築物損毀。

▲圖為 1967 年 7 月，國民警衛隊士兵在底特律街頭巡邏。

這場騷亂是自內戰以來美國歷史上最慘烈的一起事件。而科納報告則認為，而其發生背後的關鍵原因，則是黑人社群廣遭剝奪的權利。它注意到，黑人的失業可能性是白人的兩倍，黑人生活陷入貧窮的可能性幾乎達到白人的四倍。報告還指出，一個典型的暴徒是其社群中平均而言受過較好教育的個體，而且他們的社會融入性更好，持先前犯罪記錄的可能性更低。「暴徒們所追求的，似乎是在社會秩序中有更全面的參與，並享受大多數美國公民所享受的物質回報，」這份報告如此總結道。「他們並不是在抗拒美國體制，而是急於在其中為他們自己謀取一個位置。」

這一點極好地吻合了賴歇爾的理論，後者認為群體中的人並不表現為盲目或瘋狂，而是會與他們周圍的人進行相互合作。他們不會喪失理智；相反，他們是帶著完全理性的意圖在實施行動。在倫敦，很多（雖然並不是全部）暴徒行動的推動力，是一種共享的悲痛感，一種為他們的社群在過去數年數月間遭到警察粗暴對待而感到的悲痛，尤其是年輕黑人男性會高頻率地在街上被警察無理由攔截、搜查。當暴亂開始時，很多個體都感到，作為一個不滿意的群體的一分子，他們擁有正當的理由參與其中。

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模型同時還解釋了為什麼緊急情況下的人群並不容易陷入恐慌，從而將自己置於高風險之下。2001 年 9 月 11 日，當被劫持的飛機撞擊紐約世貿中心塔時，大廈中的多數人並沒有直接前往最近的出口，而是在原地拖延。即便是那些成功逃脫的人，都平均花費了六分鐘才開始前往樓梯。有些人逗留了半個小時，他們等待著接收更多信息、收拾東西、上廁所、發完當前的郵件或者是打電話。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國 4 架民航客機，其中兩架撞坍了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廈」，一架撞毀華盛頓五角大樓的一角，另一架墜毀。這一系列襲擊導致 3000 多人死亡，並造成數千億美元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

同樣的，研究者稱：乘客之所以在事故中喪生，也是因為他們沒有嘗試逃出去。就拿 1985 年 8 月 22 日英國曼徹斯特機場的飛機著火事件來講吧。 55 人喪生其中，因為四周起火時他們竟一直坐在原地。約翰·利奇是奧斯陸大學的災難心理學研究者，他認為這應該歸咎於一種人們普遍共享的困惑心理。流行觀點認為，人群在緊急事態下總是會恐慌，可事實與此相反：大型群體總是比小型群體停滯更長的時間，因為他們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來想出一個計劃。

對群體動力機制的新理解，幫助了歐洲的執政者們重寫有關群體管理的規章制度。在緊急情況中，個體被鼓勵抵制自以為是的誘惑，而是趕緊想出一個逃生計劃。同樣的，很多警力都接受了訓練，以採取一種更敏感的、更交流性的方式來對待大型群體。如果群體行為是源於其中大多數人秉持的社會常規，而不是源於小部分犯罪分子的行動的話，那麼派遣防暴隊就很可能讓事態變得更糟，因為這種行為將每個人都視為挑釁者。被假定為挑釁者的人將很有可能以挑釁的方式做出回應，因而暴力就會堆積爆發。

這些改革，大多是由利茲大學的研究者克利福德·斯托特推動進行的。斯托特做其大多數研究的方式，是浸入到人群之中（尤其是客場比賽中的英格蘭球迷群體），並對他們的所作所為進行記錄。他包里揣著錄音機，來到那些有英格蘭球迷捲入其中的歐洲足球暴力事件最為關鍵的場合中。其中包括 1990 年義大利世界盃決賽，和 1998 年法國世界盃決賽。他堅信，即便是最糟糕的足球暴力，也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廣泛的群體認同問題，而不是一幫盲目的奴才受到了一小撮流氓的指使。例如，在義大利和法國的比賽中，絕大多數英格蘭球迷一開始是很平靜的，然而當他們感到當地警方在針對英格蘭支持者時，他們的情緒就全都開始轉變了。同理，蘇格蘭球迷幾乎從不惹麻煩（除非酩酊大醉），因為非暴力是他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通過對衝突的避免，蘇格蘭球迷將他們自身與英格蘭球迷區分開來。他們甚至還會懲罰那些進行挑釁的內部成員。

▲球場暴力事件層出不斷，成為極大的安全隱患。

2004 年，葡萄牙第一次承辦歐洲錦標賽之前，斯托特及其同事向葡萄牙公共安全警察（PSP）提交了他們的研究成果。他們建議 PSP 放棄之前的錦標賽所使用的防暴隊策略，轉而採取更低調、堅決但卻友好的措施。 PSP 接受了這一提議。他們發起了一個訓練項目，以保證所有的 PSP 警官都理解這一理論，以及如何將其轉化為非對抗性的執法手段。結果是，在 2004 年的錦標賽中，英格蘭參加的比賽幾乎沒有任何騷亂髮生。

如今，由歐洲足球協會聯盟在歐洲舉辦的一切比賽中，其對警力的部署都是以群體行為的社會認同模型為框架的，雖然在俄羅斯以及東歐實施得很少。現在，斯托特正致力於將這一模型帶到足球以外的領域中。 2009 年，英國一隻獨立的警察檢查機構——皇家警務督察署（HMIC）請他為一份報告，有關如何將群體心理運用於公共警務。 HMIC 採用了他很多的提議，其中一個結果是在倫敦等地創立了聯絡單位。當有示威發生時，便向人群輸送穿特別制服的警官，目的是為了建立交流——而非如一些激進分子揣測的，是用於監視他們。雖然在 2011 年騷亂中，倫敦警方的可信度遭遇了危機，但是在 2012 年的倫敦奧運會中，聯絡警官曾起到大約 50 次的正面作用。

▲2005 年 7 月 7 日，倫敦爆炸案現場。

數年的田野研究使得斯托特及其他社會心理學家明白，不僅人群中很少出現盲目的無理性，而且在生命危急的時刻，合作與利他主義才是常見的準則。2005 年 7 月 7 日，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倫敦交通系統的早高峰時段引爆了四個炸彈，導致 52 人喪生，超過 770 人受傷。在這大屠殺的慌亂現場，發生了許多了不起的助人故事。在煤煙籠罩的、黑暗的地鐵隧道中，受困的幾百人全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得到營救，然而卻沒發生任何恐慌。如一位倖存者所言，人群中充滿了一種「我們現在要同舟共濟了」的普遍情緒。

在塞克薩斯大學，由社會心理學家約翰·特魯利帶領的研究團隊，在描述處於脅迫之下的群體行為時，提出了一個術語：「集體韌性」，意指危險中的人們會產生一種相互幫助的團結態度。對此，有很多案例有所記錄。 2008 年，特魯利的團團隊採訪了 40 年來 11 起慘案的倖存者，其中包括了 1989 年的希爾斯堡足球場慘案（利物浦隊球迷被困過於擁擠的看台並有96名因踩踏致死），以及 1983 年發生於倫敦哈羅茲百貨公司門前的愛爾蘭共和軍爆炸案。在每一起事件中，特魯利的大部分受訪者都回憶起：在面對危機時，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患難與共感，以及一種想要幫助陌生人的傾向。特魯利說，若是沒有這樣的互助精神，傷亡率可能還要高得多。這種精神往往是警察都並不共享的。因此，他將群體稱為「第四種應急裝置」。在特魯利看來，將群體性災難怪罪到群體行為的頭上，是一種錯誤的判斷。更常見的情況是，真正的問題出在組織力低下，例如太多人聚集在同一個地方，或是場地設計的不足。

▲希爾斯堡足球場慘案資料圖

特魯利解釋道，一次危機，即便是很小的危機（例如火車在隧道里壞掉了），都會在一群原先彼此陌生的人群中創造出一個「心理群體」。你們突然共享同一種命運了。你的利益範圍從個人蔓延到整個群體。

「我想任何人都會同意，那時候的一個個體真的已經超越了我們對於一個球迷的定義，」希爾斯堡慘案的一位倖存者說。「我不認為任何人還在以利物浦球迷和諾丁漢森林球迷來區分他人……人們不再是球隊的支持者了，僅僅就是人而已。」

這種對於團結的感受、對於隔閡瓦解的感受，是一種被廣泛承認了的群體體驗。心理群體常常是一個令人滿足、振奮的所在。2011 年的埃及革命後，我在採訪親歷者時常常聽到他們說：在開羅的解放廣場上抗議的那些日子，真是最好的時光。「那場革命真是我一生中可能經歷過的最棒的事情，」科學記者默罕默德·葉海亞告訴我。「那真是天堂一瞥，」巴塞姆·法特西說。他是早期抗議中負責協調的青年組織者之一。「沒有人在意你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是貧窮還是富有。」

駐守開羅的記者厄休拉·林賽如此回憶道：「一旦你看到了那個人群，你就會感到歷史的浪潮是站在你這一邊的。你感到無比正確。它讓人著迷。人們為之狂喜，因為見證到自己是如此一個巨大群體的一部分。這一種無盡的、啟迪心智的、鼓舞人心的體驗。你看到恐懼在消散，歡樂在升騰，因為那麼多的人都和你在一起。那 18 天讓每一個人心中最好的自己都成真了。人們都獻出了自己最好的樣子。」

在群體中我們可能會呈現出我們最好的樣子，這一觀點跟法國大革命以來慣常理解的流行觀點相抵觸。不過，它有科學為其作證：從足球觀眾的團結，到災難受害者的利他主義，以及革命者的凝聚力，證據如此令人信服地顯示出：群體能夠具有穩健的心智，並創造親密的體驗。

作者：Michael Shaw B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