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為什麼要乘專列外出視察？有的年份甚至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北京之外度過

1953年2月中旬，南國的空氣里還留著濃濃寒意，武漢蛇山上的黃鶴樓雖然正在恢復重建，但因為是春節期間，遊人依然如織，熙熙攘攘。正當人們陶醉於蛇山的美景時，人群中突然響起了一個孩子驚喜的喊聲。

原來，毛澤東正在一位老漢那裡買油炸臭豆腐，可還沒來得及攀談幾句，就被身邊的兩個小女孩發現了，高聲喊：「毛主席！」

剎那間，人們象潮水般涌了上去，蛇山上頓時水泄不通。

毛澤東的警衛員特別著急。因為1953年2月，抗美援朝尚未結束，國民黨特務仍有殘餘活動，複雜的時局不容放鬆哪怕一絲一毫的警惕。

同樣的場景，早在新中國尚未成立時就曾發生過。

毛澤東的衛士組長李家驥說：「1949年的5月2號，毛主席到頤和園，看他的詞友柳亞子，可是一下車，剛剛進了頤和園的門就被人發現了，群眾一下就圍上來了。給保衛人員來個措手不及。」

隨著這種熱烈場面一再地出現，毛主席的安全也越來越令人擔心。警衛部門不得不規定，在大庭廣眾之中，毛主席必須戴上口罩和墨鏡。

毛澤東感到了深深的不自由，畢竟口罩與墨鏡並不屬於他曾經的生活，他早已習慣與老百姓無拘無束相處的日子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對此就深有感觸。

1946年，斯特朗在延安採訪毛主席，兩人談得正投入的時候，突然斯特朗聽到窯洞上面有響動。因為當時延安的形勢也比較複雜，她考慮上面是不是有壞人，想暗害老主席，所以她非常緊張，結果她一看主席呢，很從容，而且習以為常。她就問主席誰在窯洞上面。主席說是鄰居小孩。他們對我的這個外國客人比較感興趣，他們在上面可能要看你吧。

半信半疑的斯特朗，立即起身環顧四周，果然看見幾個陝北農家孩子，在窯洞的頂上玩耍，那一剎那，她明白了這位共產黨的主席，與農民之間是怎樣一種關係，也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一個結論：毛主席不是隱匿自己的神秘人物，他不過是這些普通農民的友好領導而已。

另一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比他的同胞斯特朗更早見到毛澤東。1936年，他就來到了陝北，後來在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記》中，他樣記載印象中的毛澤東：「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很顯然，戰爭年代的毛澤東和周圍老百姓之間沒有任何隔閡。

無論是延安，還是西柏坡，身為政府主席的他想要找誰，都可以抬腳就走，或者乾脆站在院子里喊一嗓子，對方就能聽見。

可是和平的到來，卻使毛澤東少了這樣的自如。人們對他的崇拜和想親眼看到他的願望，使得他的外出總能引起圍觀。甚至能引發交通癱瘓。

就算不說個人安全問題，也得考慮是否會干擾群眾正常的社會生活，而身為共產黨員的毛澤東，也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在個人自由與組織紀律的衝突間做出讓步。

於是新中國成立後，搬進紅牆高聳的中南海，毛澤東不能隨便逛街，不能隨便遊園，不能隨便進電影院，甚至不能隨便去百貨商店買一次東西，偶爾有那麼幾次，毛澤東會悄悄地跑到北京郊外，到農民的菜地里，和他們拉拉家常。

毛澤東的衛士組長李家驥說：「德勝門外以馬甸村，這個地方到處都是農田。一個老鄉在地里澆水，毛主席就走進去了，帶了個口罩，進去後毛主席要跟那個老漢嘮嗑，蹲在地里，把口罩啪的就甩了。」

把口罩甩了跟群眾嘮嗑，成了毛澤東的一種享受。可惜的是，這樣的機會對他來說，實在是太少了。於是，他越來越反感把他與普通百姓隔斷的口罩和墨鏡了。

1953年，毛主席視察湖北黃石鋼鐵廠的時候，就曾堅持不戴口罩。

當時，我國經濟還不發達，工廠條件比較艱苦，工人們沒有戴口罩，毛澤東也不願搞特殊，戴上他本來就討厭的口罩。對他而言，他討厭的恐怕還不僅僅是口罩，他真正擔心的是與脫離群眾。1954年，毛澤東去參觀杭州郊區時，就經歷過這樣的事。

毛澤東的貼身警衛曾文說：「1954年，社會情況比較複雜。當地公安機關為了保護主席，就到當地清場。主席去了以後看不到群眾，就問人都到哪兒去了。」

當群眾消失得無影無蹤，毛澤東深深的擔憂。

李家驥說：「毛主席要求，不要把人民和領袖分開。因為這是魚和水的關係。魚離開水，就要渴死。」

人民為水，我為魚。從群眾走出來的毛澤東，太明白群眾的力量了。對於人民群眾，他早有過生動的比喻。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上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像群眾學習。

而現在，一副口罩使他無法自由地走入群眾中，毛澤東必須想出彌補的辦法。他的辦法，是走出紅牆環繞的北京，大量外出視察。從建國開始，他的專列就經常賓士在祖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有的年份，他甚至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北京之外度過。

從這份長長的日程表中，我們就足可以感受到毛澤東的馬不停蹄。而這僅僅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一次巡視的日程。歷時5個月的這次巡視，毛澤東跑了8個省（市），停車開會，談話59次，視察工廠、公社和部隊7次。而就在回到北京一個月後，他的專列又一次啟動外出了。因為只有走出去，他才能深入基層，才能隨時隨地停下專列，大量接見群眾代表。

鄭敏庭說：「只要能見到群眾，他總是會高興起來。有一次到孝感找到晏桃香同志，她是種棉花的能手，但是她感冒了，地方的幹部有點怕傳染給主席，毛主席說：『不要緊，怕什麼？』見到她的時候，毛主席還幽默地對她說：『你是不是對我很感冒啊？』」

不戴口罩外出巡視，接見群眾代表，仍不能讓毛澤東滿足。因為他只有一雙眼睛，一雙耳朵，他擔心看得不夠，聽得太少。而且因為自己的主席身份，他更擔心人們不跟他說實話。

1955年5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剛剛組建的中央警衛團一中隊全體人員，跟大家講了話以後，他突然向這些警衛戰士提出要他們以回家探親的名義，搞調查的任務，還布置了詳細的調查內容。

其實他不是頭一次這麼做，早在兩年前，當他還在苦惱著無法更多地和群眾接觸的時候，衛士組長李家驥的父親病危。他就這麼安排過工作。

給李家驥安排的工作是：一、農業生產情況。二、農民生活情況。三，我們黨政策落實情況。李家驥一共走了7個村子，9天，回來以後向毛主席彙報了三個半小時。把我調查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做了彙報。

李家驥向毛澤東彙報了地方的很多實際情況，此後，毛澤東就開始重視這樣的調查方法。

1955年，中央警衛團一中隊組建之初，毛澤東曾親自給中央警衛局做過這樣的批示。這份批示是這樣寫的：「從全國各個省和廣西自治區，每個專區選調一名軍隊幹部，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武漢、五個大城市各選調一名軍隊幹部，集中到中央警衛團一中隊，」顯然，利用警衛戰士接觸人民群眾，了解基層實際情況，出於毛澤東的深思熟慮。

毛澤東的警衛張耀祠說：「調查回來的情況都向毛主席彙報，一個是寫了書面，然後口頭彙報，主席一個一個問。」

半年後，派下去調查的工作人員，回來彙報了看到的農村真實情況，由此引發了毛澤東一系列的思考與決策。1960年12月，毛澤東重提「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親自組織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做農村調查。不久，中共中央先後在廣州、北京，舉行工作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了制定和修改。取消了群眾意見很大的公共食堂和供給制。

一副口罩，或許拉遠了毛澤東與群眾之間的空間距離，但卻拉不開毛澤東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係。今天，時光的流逝已使逝者的背影漸行漸遠，但毛澤東當年那折釘截鐵的論斷，卻依然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