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朝非怠政:給遺臭萬年的萬曆皇帝平反-讀書頻道-和訊網4
四、無為而治
萬曆十五年,為了躲避群臣的騷擾,萬曆宣布實行「靜攝」,從此不上朝。許多人認為萬曆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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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寧夏蒙古哱拜之亂、播州土司楊應龍之亂以及抗倭援朝戰爭。這三場戰爭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困難重重,但最終取得完全的勝利。在君主專制的政體下,如果沒有萬曆皇帝的運籌帷幄,就不可能決勝千里之外,可以說萬曆的戰功遠超康乾。
在現代社會,政府決策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召開會議決策; 二是批示公文決策。對於會議,我們現在強調要開小會、開短會,涉及到的人蔘會,無關人員沒有必要陪綁,大範圍的全體會議一年也開不了幾次。
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開全會,人多嘴雜,並不適合問政,尤其是在口水滿天飛的時期,上朝只能是給大家提供吵架的機會,對於政務的處理,沒有什麼益處,將其取締,對於遏制不正之風,倒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皇帝處理政務的主要渠道,跟今天有相通之處,也是召開小範圍會議,召見相關人員或是通過公文(奏摺)等渠道。
打開《明史?神宗本紀》可以看到,關於萬曆十五年以後朝政的記載,與萬曆十五年以前的並沒有區別。賑濟荒災、整頓吏治、平定叛亂、治理河道、發展經濟、對外交往等工作,一個也沒有少,私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樣子,反而能看出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的執政能力也在不斷增長,許多疑難雜症得到妥善處理,尤其是「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尤其來之不易。
工人喜歡把活干在明處,老闆則願意在幕後控制,萬曆作為明朝最大的老闆,每天不上朝,改為「靜攝」,其實質也是在幕後操縱。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有制度的保證和道家理論的支撐。
明代完善的制度,為萬曆實行「靜攝」提供了條件。朱元璋奪得天下以後,為確保皇權不受威脅,子孫後代長治久安,在總結歷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統治經驗的基礎上,精心設計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體現在《皇明祖訓》、《太祖寶訓》中。在祖訓中,朱元璋不厭其煩地加以訓誡,事無巨細,幾近叨絮,在制度法令、機構設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為規範、後宮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體而細緻的規定,建構了權力運作和制衡網路。
應該說朱元璋在制度建設上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最高水平,各項制度不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數制度從維護皇權的角度看,極具合理性。以至於清朝幾乎全盤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對朱元璋佩服得五體投地,發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人治社會也可以有法制,朱元璋的制度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以法製取代人治,無論皇帝在與不在,政府官員各司其職,各項政務按部就班,社會運轉有條不紊,形成了「神明自運」的統治局面,皇帝無須事必躬親。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明朝滅亡以後,社會還在有序運行,四川官兵在無政府狀態下仍在組織抵抗張獻忠大西政權,使得大西政權在四川無法立足。
萬曆的「靜攝」還是以道家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一種執政理念,其精髓就在於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尋訪張三丰,朱棣更是為之大興土木,修建武當山供奉真武大帝。來自湖北的嘉靖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問政風格頗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簡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卻做了許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改革。萬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爺爺嘉靖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響並非都是消極的,漢代初年以黃老思想為指導,實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政策,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漢代的國力在此期間迅速增長,為後來漢武帝北擊匈奴創造了條件。萬曆的「靜攝」,同樣有利於在「三大征」之後休養生息,恢復國力。
人們常說萬曆怠政的另一個理由是「不任免官員」, 導致「官曹空虛」,造成政務荒廢。這個問題同樣也應該放到黨爭和無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這麼做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論。那些空缺的職務大都是言官(御史或是給事中),並非干實事的官員,在黨爭的背景下,言官是黨爭的先鋒和口水戰的主力,將其裁汰對於抑制黨爭和口水戰,十分有效。此外減少言官數量,對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節約行政開支,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通過分析我們弄清了萬曆「不批」、「不朝」以及「官曹空虛」的真實原因,以此作為怠政的依據是不合理的。萬曆的「靜攝」不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種十分高深的、太極拳似的執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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