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免責應得到充分質證 楊濤

備受關注的「南京寶馬撞碎馬自達案」因嫌疑人王季進被司法鑒定為作案時患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具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再度成為輿論焦點，該案的司法鑒定結論引來網友爭議。

像傷情鑒定、筆跡鑒定、價格鑒定，都是有一個相對比較客觀的標準，因此，鑒定得出的結論雖然難免也有時會存在爭議，但也不至於那麼離譜。唯獨精神病鑒定，卻沒有什麼科學儀器可以測量，主觀性特彆強，而且，正如專家所說「精神病是可以『裝』的。尤其是像『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這種突然發病又能快速自愈的精神疾病，基本上靠事後根據相關線索推斷案發時的精神狀態，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賴口供。」這種主觀性強的東西，就很容易被人情、金錢關係所侵蝕，而一旦拿到精神病鑒定，相當於拿到個「免罪符」「免死符」。所以，南京這一事件，當「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結論一出，引發公眾的一片嘩然也是情理之中。「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也是近期最火的網路熱詞。

但是，這並不表明嫌疑人王季進被鑒定為「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就一定有誤，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鑒定意見能否得到公開且有效的質證，能否經得起專家和歷史的檢驗。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公眾也少安勿躁。一是，作為受害人家屬可以申請重新進行鑒定，我們應當監督公安機關是否能保障受害人家屬的合理請求；二是，畢竟王季進被鑒定為具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還是要上法庭的，那麼，受害人家屬可以申請鑒定人出庭作證，接受質證，同時也可以申請專家出庭，對鑒定人進行質證。我們應當監督法庭能否保障受害人家屬的訴訟權利。

不過，換個角度來講，如果此事發生在一些西方國家，恐怕就不會有如此大的爭議。因為，在一些西方法治國家，精神病雖然是減輕責任或者免除責任的理由，但是，這種舉證責任並不在於警方或者檢方，警方或者檢方只需證實其有犯罪行為，那麼，嫌疑人要證實自己免責或者減輕責任，須自身進行鑒定，而且，這種鑒定認定必須經過法庭質證後方能認可。在法庭上，鑒定人要經受交叉詢問，也有被害人申請的專家證人對鑒定人和嫌疑人進行盤問，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虛假鑒定的發生。

但是，在我國關於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的舉證責任在於警方和檢方，警方和檢方有責任證實其有精神病，並且，在我國警方或者檢方申請精神病鑒定，一般都被認為是最終意見，比較難推翻。一旦犯罪嫌疑人被鑒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他就根本上不了法庭被盤問；即使是被鑒定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鑒定意見往往在法庭上很難得到有效質證。因此，警方的鑒定意見一旦出來，就往往意味著決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命運，所以，公眾反應強烈也在所難免。

因此，針對南京這一事件，我們有必要對精神病鑒定進行改革和改進。最好是制定法律規定，將精神病免責作為犯罪嫌疑人一方舉證事由，並且一律應當上法庭進行質證，由法庭最終裁決。如果一時還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就必須制定製度，規定必須充分保障受害人一方申請重新鑒定的權利，並且警方依據鑒定意見作出終止追訴的決定前，必須召開公開聽證會，進行公開質證。此外，法院也要對精神病鑒定意見的質證制定詳細的規則，確保送上法庭的精神病鑒定意見能得到充分和有效的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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