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深入生活——從趙樹理的小說說起
賀友直繪趙樹理 《小二黑結婚》 連環畫 (資料圖片)
賀友直繪趙樹理 《小二黑結婚》 連環畫 (資料圖片)
【對話人】
張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閻晶明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評論家
白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占平
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評論家
葛水平
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
今年是趙樹理誕辰110周年。趙樹理的小說是以大眾化、通俗化為標識的，他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寫農民感興趣的故事，講農民關心的社會問題。
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富礦，創作者紮根生活的深淺，決定了他收穫的多寡。趙樹理為什麼能夠創作出那麼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紮根生活的深度，遠遠超越同時代的一般作家。
文藝創作不能僅僅滿足於杯中風暴、一己悲歡。如何學習趙樹理的問題，事實上是如何突破自我的認知局限，補充新的生活體驗，進而拓展情感體驗和創作格局的問題。
張江：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是什麼?生活。作家、藝術家只有吃透生活，才能源源不斷地貢獻出優秀作品。這個道理無需贅言。但是，如何吃透生活?這裡面是有大文章的。在當代文學史上，趙樹理是位有分量的重要作家。趙樹理的意義，不僅在於他留下了一批風格獨特的作品，也在於他在作家深入生活上做出了表率，提供了經驗。
趙樹理的啟示閻晶明：對作家而言，深入生活，是對現實生活的深入了解，深切體察，非如此，不可能將創作楔入到作家所生活的時代與現實，作家的創作就很可能錯失了對一個時代的真實表現，也錯失了同時代和更長久時代讀者的認可。
今天重提趙樹理，探討他深入生活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必然聯繫，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趙樹理生長在中國北方農村，是響應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走上文學創作道路，並在新中國成立後重新回到農村工作、生活、創作的作家，他對生活的了解配得上「深入」這個定語。趙樹理的小說是對他所生活的農村社會的真實描寫，這些描寫中，深刻地烙印著中國農村在政策層面上發生的變革，在建設熱潮中產生的巨變，農村政策如何落實到農村、農業、農民當中，如何影響和改變著他們的生活，他的小說可以說是對一段社會歷史的真實記錄。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看到，趙樹理的「農村題材」小說，既有對新時代農村生活的熱情歌頌，也有對農村現實中存在的腐朽勢力、落後現象的批評，甚至包含了具體政策在針對性上的偏差，在有效性上的距離。他的 《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所談的除了小說外，還有對「浮誇風」的批評，反映了農民關於「統購」問題的困惑。這些擔憂，不是出於對個人創作的考慮，而是發自內心對農民利益的關心。沒有深入生活，不可能掌握如此深刻的問題，沒有對農民的深厚感情，也就不可能關心如此「非文學」的話題。
趙樹理的小說是以大眾化、通俗化為標識的，他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寫農民感興趣的故事，講農民關心的社會問題。他的小說藝術卻絕不是「低端」的，他從來不用粗鄙化的語言來顯示「民間色彩」，他從來不以高一等的、冷漠的姿態看待農民，他是用樸實的語言在寫鄉村的故事，熱愛與批評、歌贊與擔憂在小說里融合著。他的語言藝術，是他長期浸潤於農村生活的結果，走馬觀花的創作者不可能學得到。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語言是被我的出身所決定的」，他在「說說唱唱」的民間藝術中向農民學習，在同農民的漫談中感受那些俏皮話，那種與土地息息相關的獨特而豐富的表達。對他來說，農村絕不僅僅是創作素材的搜集地，而是如魚得水的棲居地，也是他文學創作得以維繫的「語言學校」。
當我讀到太多用粗鄙的俚語裝扮「土得掉渣」的小說語言，看到太多被過濾成「符號化」的農民形象，讀到太多以「底層」或時代落伍者塑造農民形象、講述農民故事後，總會想到趙樹理。今天重提他與深入生活的關係，其實有很多已不可能複製，時代和社會的變遷也決定了文學創作的豐富多彩。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是一個創作者與生活的真正關係，表現生活時的態度與感情，樸素感情與樸實語言再生的可能性，勇敢地直面生活的勇氣，熱情謳歌時代發展，勇於面對生活中出現的矛盾、問題，發自骨子裡的民間氣息，爛熟於心的生活語言的運用。從這些層面上講，經典作家不會過時，因為他們不是用來摹仿和照搬的，而是時時能帶給我們啟示，同時啟示我們用新的創作需求去調整、去借鑒、去創新。
要做「家人」，不做「客人」張江：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富礦，創作者紮根生活的深淺，決定了他收穫的多寡。趙樹理為什麼能夠創作出那麼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紮根生活的深度，遠遠超越同時代的一般作家。對於農民的生活，趙樹理不是浮在上面，而是深入其中，融入其中，他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者，是當事人，他是農民的「家人」，而不是「客人」。這樣，他的獲取當然非同一般。
白燁：趙樹理由 《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 等作品所體現的從人民大眾中來、到人民大眾中去的創作追求，在1947年的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就被認為是「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方向」。時任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副主席的陳荒煤曾在 《人民日報》 發表文章，題目就是 《向趙樹理方向邁進》。
「趙樹理方向」，包含了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怎樣服務的重大問題，也包含了文藝家怎樣給自己定位，怎樣對待生活的具體問題。對於今天的文藝家最富啟迪意義的，一是趙樹理的文藝創作堅持對於現實的介入性，二是趙樹理在創作中始終保持與生活的互動性。這樣兩個基本支點，使得他在深入生活、紮根人民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也給廣大文藝家如何對待生活和人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今天常常要講「深入生活，紮根人民」，這是因為我們當今的文藝，創作與生活，產生了隔膜，作家與人民，出現了斷裂，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需要引起注意和加以解決。而這些問題在趙樹理看來，都不是問題，不該成為問題。因為在他看來，他這個作家本來就是「鄉下人」，寫作只是與務農有所不同的一個崗位，只有到了鄉下，才覺得自在踏實，才可能繼續寫作。因此，他在解放後雖然先後就職於北京市文聯、大眾文藝研究會和工人出版社，但每年都有一半的時間回到山西的晉東南，跟他的老熟人們一起「共事」。合作化期間，他先後參加過山西10個農業合作社的試點與試驗，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反映合作化運動中農村生活與農民精神的深刻變動的長篇小說 《三里灣》。之後，他把「共事」與「寫作」結合起來，一邊就自己了解到農村的問題、農民的意見，向當地的縣委、地委反映情況，陳述民情，一邊先後寫作出《套不住的手》 《實幹家潘永福》 《鍛煉鍛煉》 等短篇小說，引動了「現實主義深化」的寫作傾向，引發了「中間人物」的創作討論，實現了自己的「問題小說」創作的不斷突破，也帶動了現實題材創作的深化熱潮。
關於如何對待創作與生活的關係，處理作家與人民的聯繫，趙樹理在不同時期都有一些堪稱至理名言的深切體會。如在1947年的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言時說到：「我的體會是，要和農民成為一家人，當客人是不行的」。在 《談「久」———下鄉的一點體會》 一文中，他談到自己的做法時說到：「為了避免下去做客，我每到一個村子裡，總還要在生產機構中找點事，我常把我的做法叫做和群眾『共事』」。而這種「長期性」「共事」的好處，他歸結為：「久則親」，「久則全」，「久則通」，「久則約」。這些注重「常期」、看重「經久」的經驗之談，趙樹理自己是不折不扣地忠實地踐行了一輩子的，而這正是對「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最好詮釋。
關鍵在於與人民感情相通張江：在趙樹理身上，更重要的，是他在情感上實現了與農民的同聲共振，快樂著農民的快樂，悲傷著農民的悲傷。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創作的作品才會受到農民的認同、認可。而做到這一點，對一個作家而言，顯然更難。我們經常講「悲憫情懷」，什麼是真正的「悲憫情懷」?不是居高臨下的虛偽同情，而是真正從內心深處升騰起來的痛感，這種痛感的建立，前提是情感的相通。
楊占平：趙樹理1943年就以短篇小說 《小二黑結婚》，確立了他在文學界的地位。之後，又以 《李有才板話》 《孟祥英翻身》 《李家莊的變遷》 《催糧差》 《福貴》 等小說，在中國文壇打出了一片天地，聲譽與日俱增。但是，功成名就的趙樹理沒有坐享城市的安逸生活，沒有放鬆自己的創作追求，依然經常回鄉，心系鄉民，並經由自己的創作，繼續保持一個鄉土作家的應有本色，究其底里，是他在思想感情上與人民群眾緊密相連，聲息相通。
全國解放後，趙樹理隨工作單位進了北京。從1949年進京，到1965年舉家遷回山西，15年的時間裡，趙樹理有一多半是在晉東南農村生活的。他跟農民們吃住在一起，如魚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當作農民中的一員，操心莊稼收成好壞，研究農業政策的實施，幫助農民開展文化娛樂活動。他選擇這種方式，一方面是為了體驗生活，獲取創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農民一道，尋找過好日子的途徑，讓農民能儘快從千百年的貧窮落後中擺脫出來。因而，他總是心甘情願地充當農民的代言人，時時處處維護農民的利益。看到農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別欣慰;發現農村政策有誤，農民利益受損害，他就憂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惦記著的仍然是農民過著艱苦日子。
可以說，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沒有幾位像趙樹理這樣與農民的利益息息相關，這樣期盼農民過上好日子的。特別是在失去理智的「大躍進」年頭，浮誇虛假風氣甚囂塵上，農民的利益潛伏著嚴重危機。多數作家嘗過了挨批受整的苦澀，對此現狀採取觀望態度，惟有趙樹理敢於站出來為農民的利益說話。
在時下的一些作家看來，趙樹理活得實在是沉重，你一個作家只管寫你的小說就夠了，當什麼農民的代言人，管什麼農業生產該如何領導，而且還要寫成文章，往人家槍口上撞，累不累呀!的確，趙樹理時刻想著農村政策，想著農業生產，想著農民的利益。按常理，這些事情應當由各級政府官員去想、去做，不是他一個作家必須想的;他卻想得那麼投入，那麼執著，並且要奔走呼號。應當說，這就是趙樹理的性格特徵。正是這種性格鑄就了趙樹理的獨特人格，也是他能夠寫出一部又一部膾炙人口的小說、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讓人難忘的藝術形象的重要原因。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如果趙樹理生活在當今時代，按照他的一貫性格，依舊會做農民利益的代言人。事實上，現在的農民非常需要代言人，農村中不光弄虛作假之風沒有根除，各種新的腐敗又在侵害農民的利益，農民熱切期盼作家能替他們說話，能維護他們的利益，能有很多趙樹理式的作家。
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思想認識和藝術追求的作家，趙樹理成為了20世紀中國文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學史上取得了別人無法代替的地位，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山藥蛋」文學流派。他的作品產生過極為廣泛的轟動效應，曾經影響過眾多年輕的文學工作者，影響過一代文風。他的作品還在40多個國家和地區翻譯出版，國外有不少專家學者在研究他的人生道路與作品的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趙樹理作品的價值，將會更加顯現。
張江：社會發展到今天，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環境、生活條件大大地改善了，但是，社會的飛速發展也給文藝創作帶來了新的挑戰，那就是作家、藝術家對自身之外的生活越來越陌生，原有的生活經驗已經難以支撐當下的創作。文藝創作不能僅僅滿足於杯中風暴、一己悲歡。如何學習趙樹理的問題，事實上是如何突破自我的認知局限，補充新的生活體驗，進而拓展情感體驗和創作格局的問題。
今天如何學習趙樹理葛水平：趙樹理是一位最具農民情懷的作家，因為他出身於農村。他的 《小二黑結婚》 《李有才板話》 等作品已經成為百年中國文學的不朽經典。他對農民農村的描寫、刻畫，至今讀來依然親切。趙樹理也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之後湧現出來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文學創作類型和地域寫作，催生創造出一個文學流派「山藥蛋派」，他帶著問題寫作的創作態度、方法，則成為作家走近大眾的一個很好的形式。
我與趙樹理同來自一個故鄉「山西沁水縣」，同喝一條河水「沁河」，河水兩岸至今傳說著他走近農民農村的寫作故事，而我在閱讀他的作品時，一再感動他的創作素材始終是放置在鄉間炕頭的，他的語言樸素，至死都沒有學會油滑和狡詐。他的文風亦如他的做人，對生活凡事喜歡細問，從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常常話隨心到口無遮攔。他是一位來自民間的作家，永遠把農民當作朋友的作家，一個敢於講真話的作家，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作家，雖然已經離開我們40餘年，但是，他的那種「深入生活，為平民百姓鼓與呼」的精神卻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
趙樹理的成長，正逢一個特殊的年代，社會經歷了抗日鬥爭、解放戰爭、生產自救、減租減息、文化建設、群眾生活等，每天都有許多新事物，也會遇到許多新問題，在這新與舊、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的矛盾鬥爭之中，新生事物和真善美佔據了主流，趙樹理有效地把握住了這個主流的大方向，創造出了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化文學樣式。
今年是趙樹理誕辰110周年。他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以我的理解，他每天都活在矛盾中，除了外界給他帶來的矛盾，更多還有他生命內部滋長出來的矛盾。所謂「偉大的人心胸複雜，傑出的人心裡複雜。」相對於文學多重矛盾性，他給了我們巨大的文學「民間」的閱讀快樂。文字帶給了我們一種綿遠的、發自內心深處的美好。如今他家鄉老一些的人說起他，更多的時候只一句話：趙樹理把沁河兩岸的人事都寫活了。
作家的責任不在解決問題，難題應留待政治家去完成，作家是重在發現問題，用藝術的形式反映出來。
今天，我們學習趙樹理，首先，要學習他用農民的語言，寫農民的事，讓農民來看。其次，要學習他深入生活，紮根民間，只有低下頭走進百姓的生活，才知他們的生活其實是充滿了滋味。一切都是和土地有關。它承續身體之外的經驗，又在身體之內啟悟未曾有過的感知。只有和老百姓貼心貼肺地交往，所寫作品才可能有情有意，有血有肉。
又一個春天來臨了，趙樹理活著時，我沒有見過他，從沁河兩岸四季變換的風物人事中，我可以想見他活著時的情形：他只知道土地對他的情分不薄，他只知道他熟悉的人事便是一條河流兩岸的莊稼，收割了就算完事的一茬，他只知道他該牽掛一條河水兩岸的風物人事。作為寫作者，他太看重這人世苦樂了，他有牽掛，有不舍，他卻在牽掛未果中走遠了，他是這個時代永遠的高度。
張江：某種程度上說，作家、藝術家永遠在追趕生活，因為生活在不停地延展、更新。當然，一些優秀的創作者有可能憑藉自己的預判走到生活的前面，但是，這種預判也是建立在對現有生活的深刻把握基礎上的。趙樹理出身農民，他對農村、農民的熟悉程度遠遠超越一般作家，但是即便如此，趙樹理還是要長期深入到農村，與農民摸爬滾打在一起。可以說，他筆下那些鮮活的農民形象、那些生動的語言，都是在農村的土地上熏出來的。這一點，值得當下的作家、藝術家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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