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梨傢具傳奇

黃花梨傢具傳奇發生在最近20年里的中國財富故事，總是充滿傳奇色彩，推出一批傳奇人物。股市、樓市、古董及藝術品是三大獲利豐厚的投資渠道，而其中的古典傢具收藏則更具神秘性，因為它的頭頂，始終被一道光所籠罩。撰稿／沈嘉祿(記者)黃花梨傢具蒙塵時期馬未都，中國收藏界的傳奇人物，在北京人嘴裡，他是一個「爺」，老外也樂意跟著叫他「爺」。在通往北京機場的路上，兩邊高高的楊樹梢頭點綴著數不清的鳥巢，若是黃昏時分，老鴉就開始呱呱地叫，在灰色天幕的襯托下呈現出一種北方城市的蒼涼感。那裡有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的798創意園區，馬未都的博物館就設在一座大院里。樓梯口有一件雕塑頗讓主人得意，那就是陳逸飛創作的大型雕塑《少女》——一個女孩昂首提著一個鳥籠。陳逸飛一共做了兩件，另一件送到了法國巴黎。還讓這位爺得意的是，在二樓展廳里陳列著七八十件黃花梨傢具。拿行話來說，「件件開門，生辣，典型器。」馬未都曾是一名文學青年，寫過小說，在《青年文學》當過編輯。上世紀80年代初他從明清瓷器為切入口，以獨行俠的姿態在收藏界飛檐走壁。那時候他在文物商店裡用兌換券購買官窯瓷器，十元錢就能買到一隻清三代的碗，「隨便挑」，他對記者說，「大老遠趕來的農民，抱著老瓷器賣給文物商店，天一亮就排起長隊，文物商店只能限量收購。」掘到第一桶金後，馬未都開始將目光瞄準古典傢具。「收藏家具有一個麻煩，特費地，需要場地擱它。那時候大家都住不寬敞，傢具抱回來得有地方供它。我也沒想到租個倉庫存著，當時沒那個概念，更沒想到日後要建個博物館，所以一開始收傢具不很多。純粹是為了實用，我結婚那會家裡全是老傢具。既可用，又可欣賞，這是收藏傢具的好處。」聽起來似乎是歪打正著，馬未都又走到人家前頭去了。其實他是長心眼的，那會兒小青年好不容易在單位里分到一間房供結婚用，房子小，只能買塑料貼面的組合式傢具，貼滿一堵牆就相當牛啦。家裡傳下來的老傢具，那些個破破爛爛的玩意兒，趁早扔，省得見了煩心。老輩了人捨不得扔，拆碎後紮成一捆往床底下一塞。「那時候根本沒人認識老傢具的材質，就連許多文化人也光知道紅木，不知道黃花梨。舊貨店裡有啊，堆得小山樣高，你眼光好，就鑽進滿是灰塵的倉庫里去挑吧。店裡的老師傅也不一定搞得清，統稱硬木傢具，幾十元一件。」他說。北京另一個古典傢具收藏家張德祥也是在這個時候起步的，經常趁假期蹬自行車往京郊農民家裡鑽，天不亮就蹲在農民家門口，有時還會吃住在農民家裡，磨蹭啊，花幾十元錢將看中的黃花梨傢具抱走。當時大家都不富裕，五元十元要計較好長時間。更早涉足收藏圈的「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在50年代就注意到黃花梨傢具了，瞅准了就買一件。從來不超過50元的，因為他當時的工資也就這個數。上海收藏協會會長吳少華是古典傢具研究專家，他認為如果將討論的時間界定在改革開放前後的話，那麼上海人是最早發現黃花梨傢具價值的。吳少華說，明代黃花梨傢具的作坊主要集中在蘇州和松江兩地，今天玩古典傢具的人還對蘇作傢具讚不絕口。松江則是明清兩代經濟發達、交通南北的城市，也是漕運的樞紐，管轄著上海這個縣，要不董其昌怎麼會在那裡生活呢。黃花梨傢具做好後，首先往北京運，供皇上和大臣用，富商人家趁機截留幾件，有錢的文人——比如董其昌之流也用。因為有文化人直接參与設計，明式傢具中以書房傢具最為珍貴，藝術價值最高。到了清代，黃花梨原材少了，好在此時中國的版圖進一步擴大，可供選擇的傢具材料豐富了，以皇帝為首的高消費群體將目光瞄著了紫檀。紫檀有韌勁，比黃花梨更便於雕刻，甚至可以透雕。在上海博物館傢具館裡可以看到，最早由王世襄和陳夢家收藏的幾十件明代黃花梨傢具以素麵或淺浮雕居多，充滿典雅的書卷氣。而清代的紫檀傢具滿工滿料，極盡奢華，將中國的龍鳳圖騰演繹到極致，不厭其煩地傳遞著以皇帝為首的封建官僚階層的審美趣味。進入民國後，一批遜清官僚來到上海做寓公，他們將京城的傢具帶到上海，這是上海黃花梨傢具的又一個來源。「改革開放之初，黃花梨傢具在上海是沒有市場的，舊貨鬼都不要這種傢具，稱之為『黃胖紅木』，上海人只認老紅木的，以家中有一堂硬扎的、可以傳代的老紅木傢具為榮。黃花梨傢具在很長時間裡賣不過紅木傢具。另一方面，黃花梨傢具是國家禁止出口的，流通性差，這也影響了它的價值提升。」吳少華還補充一句，「當時我在上海郊區南匯一帶農民家裡就看到不少黃花梨傢具，他們是堆在灶頭間里的，布滿污垢，在上面斬肉切菜的都有，農民不當它一回事。」老外發現了黃花梨傢具的價值其實，早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明清兩朝更迭，大量硬木傢具從宮廷王府流入民間。在華活動的西方傳教士看到典雅精美的中國古典傢具後，驚為天工，大量購買後運回歐洲，這是中國古典傢具第一次大規模進入歐洲。當時有個英國傢具設計師齊彭鐵爾，以明式傢具為藍本為英國皇室打造了一套宮廷傢具，曾轟動整個歐洲。從那時起，中國明式傢具與從14世紀傳入歐洲的中國瓷器一樣，在國際市場有了高尚的地位。鴉片戰爭中，老大帝國封閉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火炮轟開，歐洲商人在對華貿易時又一次將明清傢具列入他們的購貨單。民國時期，軍閥割據，大亂，外國商人趁機在中國鄉村城鎮大量收購明清硬木傢具，有些外國商人乾脆就在中國本土經營開店，轉手倒賣發大財，最著名的就有美國的杜樂文兄弟。德國人艾克曾編過一本《中國花梨傢具圖考》，雖然謬誤百出，但畢竟是外國人收藏中國明清傢具的初級讀本，誘使外國收藏家再次挖掘中國古典傢具的藝術、經濟價值。書中收錄的100多件古典傢具後來都流往海外。北京琉璃廠的一位古玩商人趙汝珍在他的《古玩指南》里寫道：「歐美人士之重視紫檀，較吾國尤甚，以為紫檀絕無大料，僅可為小巧器物。拿破崙墓前，有五寸長紫檀棺槨模型，參觀者無不驚慕。及至西洋人來北京後，見有種種大式器物，始知紫檀之精華盡聚於北京，遂多方收買運送回國。現在歐美之紫檀器物，緣由北京運去者。」這個情況跟老外考證中國元青花瓷器的經歷有著驚人的相似。由於外國人對中國明清傢具的需求，也刺激了中國本土舊貨商人逐利而動，開始收購硬木傢具。同時，有眼光的中國收藏家和文化人士也在保護性地搜求它們。朱家溍的父親朱翼庵先生就是這個領域中先知先覺者的代表。建國後的1954年和1976年，朱家溍先生遵照其父的遺囑分別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承德避暑山莊、浙江省博物館的明清傢具就達70餘件之多。其後，王世襄通過收藏古典傢具，悉心考察研究，成為當代中國在古典傢具研究領域享有一言九鼎地位的權威，他收藏的70餘件黃花梨傢具最終由一港商以「十分之一的價格」(王世襄語)購得，條件是捐給上海博物館永久陳列，從而構成了古典傢具館的底子。建國初期，還有大量硬木傢具通過各種渠道流失到國外。鑒於此種情況，在王世襄等專家的建議下，政府有關部門就明文規定紫檀、黃花梨、雞翅、鐵力、烏木等5種名貴材料做的傢具不準出境。現在，這個法規還是有效的。但即使是劫後餘生的老傢具，經過建國後的幾次政治運動，住房的重新分配，使不少原先的富貴人家不得不蝸居一隅，笨重而佔地很大的老傢具不適應這種變革了的生活窘況，流散情況嚴重。所以，硬木傢具的收藏研究就有了不可避免的遺憾和局限性。70年代後期，隨著民間收藏熱的勃興，古典傢具才慢慢地進入了有文化意識的少數收藏家視野。瘋狂開始了80年代中期，國門大開，港台地區和歐美等地的華人、老外爭相購藏中國明清傢具的信息傳到國內，不少人搶得先機，一頭扎進這個行業淘金，老傢具開始大規模外流。沿海城市的舊貨商人也趕到北京、天津等地收購老傢具，「你知道大城嗎？這裡歷來出太監，太監家裡就有好多黃花梨傢具，世世代代使用並保存著。」吳少華說，「這些舊貨商人收了黃花梨傢具後就空運到廣州、深圳，然後悄悄地出境，香港、台灣地區成了黃花梨傢具的主要出路。」後來，天津瀋陽道文物市場成了古典傢具的「大本營」，天津周邊的幾個縣城也受到輻射而成了老傢具的集散地，那裡的農民扔下鋤頭，成了老傢具買賣專業戶。山東、山西、陝西和東北三省的一些老傢具商人也紛紛加入這個行列，編織成一個巨大的網路，將老傢具販到境外。這種狂熱的現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八五狂潮」。後來，海關被驚動了，但他們在關前攔下的老傢具又常常是新仿的。「八五狂潮」在老傢具收藏方面的影響是很大的，積極的一面就是提升了中國明清傢具的價值。首先是中國的文化人重新發現了明清傢具的美學價值，並試圖重新解讀其中的歷史文化信息。北京有馬未都、田家青、張德祥等一小批文化人以有限的資金涉足這方面的收藏，初獲成功，並成為古典傢具的收藏家。在上海，黃花梨傢具的價值發現還有一段插曲。80年代初，中國新聞社的記者陸谷葦到蘇州東山採訪，意外地在農民家裡看到不少明代遺存至今的黃花梨傢具。眾所周知，明清兩朝，蘇州是出狀元秀才最多的地區，也是江南最富庶的魚米之鄉、商業重鎮、文化名邑，又是蘇作傢具的大本營，黃花梨傢具大面積地出現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這些傢具沒有引起重視和有效保護。於是陸谷葦回來後寫了一份內參，引起了江蘇省文物局的重視，派了專家去考察，挑了一些珍品收購。上海的舊貨商人得知這一情況後，馬上趕到那裡，將文物局挑剩的一掃而光。「所以說，上海的舊貨商人反應是最早的。」吳少華還提到一個情況，「上海鬧甲肝的1988年，一些舊貨商人跑到北京避風頭，在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里看到有人拉著大板車賣老傢具，裡面居然夾雜了黃花梨傢具，賣舊貨的人自己也不識，他們就跟蹤大板車的來龍去脈，終於發現了這些傢具的源頭是在天津周邊的幾個縣，於是他們收購了黃花梨傢具再銷往港台，結結實實地發了一筆。1994年，上海收藏欣賞聯誼會(上海收藏協會前身)假座三山會館舉辦了中國第一次古典傢具展，明代黃花梨傢具以藝術收藏品的姿態展現在人們眼前。這個展覽取得了轟動效應，黃花梨的價值得到了重估，「許多跑筒子(舊貨商人)的人都成了我們聯誼會的成員，後來他們集中在吳中路、虹橋路一帶專做老傢具生意，發了。有一個老闆借了虹橋路上榮毅仁家族的一幢別墅，做成上海規模最大的老傢具大賣場。」吳少華說。在持續至今的中國老傢具熱中，有一部堪稱經典的著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它就是王世襄編著的、由香港三聯書店於1985年出版的《明式傢具珍賞》。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中國古典傢具的大型圖書。此書一經問世，黃花梨傢具價格猛然飆升，流散加速，連王世襄本人都後悔得連連跺腳。1996年秋，佳士得國際拍賣公司在美國紐約總部舉辦了一個中國古典傢具拍賣會，這也是有史以來國際拍賣公司第一次舉辦中國古典傢具拍賣會，世界各地收藏家300餘人親臨現場，其中有幾十位來自新加坡以及香港、台灣地區的華人。經過兩小時的激烈競爭，107件拍品全部成交，拍品成交價四次打破歷史最高紀錄，有的競超過估價的十倍。拍品中價位最高的是一件清代黃花梨大座屏，以100萬美元被美國一家博物館購藏，加上傭金，相當於1000萬元人民幣。這次成功的拍賣無可爭議地標誌著中國古典傢具已經躋身於世界級重要拍賣品行列。總體上看，海內外拍賣行和古玩市場是遙相呼應的，佳士得、蘇富比兩大拍賣行幾乎每年有古典傢具的拍賣專場，黃花梨家具行情一路看漲。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在最近20年里，黃花梨、紫檀、烏木、鐵力、雞翅等硬木傢具的價格至少升了50至100倍，其中以黃花梨的漲幅最為驚人。北京的張德祥說：「70年代末，天津古玩市場上的黃花梨圈椅，論斤賣，跑舊貨的人還不肯收。彎料不好出東西，他買去是改裝成新傢具的。紅木太師椅、官帽椅倒相當走俏，但也論斤，60元一對。後來，大概是80年代初，北京市場上，京郊老鄉送上來的黃花梨圈椅才賣600元一對。到了1986年，漲了，6000元一對，10 倍吧。再過四五年，漲了10倍，要你6萬了，又是10倍。」現在呢？馬未都認為又漲了10倍。吳少華有個全面的評估：黃花梨傢具在20年里漲了200倍，有些精品級書房傢具漲幅達到2000倍以上，上百萬一對的官帽椅不算稀奇。黃花梨傢具還會漲嗎？回答是肯定的。但這個問題要分兩個方面來考察，首先，作為文物或古董的明代或明式黃花梨傢具，是稀缺資源，是記錄著珍貴歷史文化信息的載體，是不可再生的，從上世紀30年代起，就不斷地流失，國內遺存的其實並不多。「還因為它的流通性差，很多人收進後就不再拿出來了，自己享用，顯擺著，捂著。這跟瓷器、字畫等古董不一樣。」馬未都對記者說，「而且奇怪的是，大多數是私下交易，國內拍賣會上偶爾也會露臉，但價格反而要低一些，東西也可能差一些。」吳少華認同這個看法，他說：「上海的一些玩黃花梨傢具的老闆都是自己玩，不再轉手了。他們擺在別墅里當作成功的標誌。還有在上海工作、生活的老外，也在不惜一切代價在收羅。」其次，新材料仿製的黃花梨的價值如何認定。記者早在1999年就注意到，嘉德拍賣公司首次推出了由傢具收藏家田家青設計並監製的6件黃花梨明式傢具，結果全部成交，一件黃花梨木八足劈料大禪墩，估價為1至2萬元，最後以3.3萬元成交。價位最高的是紫檀圈椅一對，成交價為13.2萬元，已經接近當年市場上老傢具的價格。「這是不是可以說，新黃花梨傢具也是有收藏價值的呢？」記者問馬未都，他回答，「由老師傅以純手工打造的，而且型制對路的，當然有價值，但只是工藝價值或者材料價值。老的黃花梨傢具主要靠文化價值來支撐的，它的真實性是不可替代的一個前提。你可以藉助高科技複製一個維納斯，但永遠替代不了真的雕像。」吳少華則從材質上來分析，他認為老黃花梨與現在市場上炒作的新黃花梨還是有區別的。現在的黃花梨密度不如老料，這就跟大葉紫檀與小葉紫檀的區別一樣。明代的黃花梨產地是廣東、廣西。不過，內業人士對記者說，黃花梨傢具的新舊，不是一般人能看出來的，這給黃花梨傢具的收藏提供了機會和挑戰。在利益驅動下，贗品肯定層出不窮，加之材質本身的價值，所以黃花梨傢具的上升空間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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