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滲透與歷史學的邊界——學科滲透與歷史學的本質

07-24

馬勇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學術史及儒家經學、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出版學術著作三十種，發表論文百餘篇。

簡介

「歷史學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有自己的方法、領域和適用範圍。但到了充分信息化的大數據時代，一切都在改變，一切不可能都在變成可能，各學科相互滲透，歷史學不再是原來的樣子。那麼歷史學的本質也會隨之改變嗎？」一、重回混沌

多少年來，人們一再強調「文史不分家」，但是仔細斟酌這句話的含義，表明在歷史學與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文史不僅分家，而且分得很清楚。強調文史不分，只是期望歷史學者在遵守歷史學規範的同時，應該注意文字、修辭，有質有文；對於文學研究者來說，就是在充分展開想像翅膀的同時，注意證據，有文有質。

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使歷史學對史料的採集範圍無限擴大，過去傅斯年所嚮往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窮盡一切史料，原本以為只是一種理想、一種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幻。但在信息化時代，傅斯年的理想變成了現實，研究者可以在瞬間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史料。這是傅斯年那一代歷史學家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我們終於有可能「在歷史的矛盾陳述中清理出一點歷史真相」，這是互聯網、大數據的恩賜，是學術的新時代。

新的時代，一定會產出新的學術。充分數據化極大地方便了歷史學的量化研究，海量儲存和檢索從原來的不可能變成了可能。之前，哈佛燕京學社不惜重金專門成立「引得編纂處」，歷史學家聶崇岐將自己最好的學術年華奉獻給了這樣枯燥無味的事業。犧牲自己，方便學術，是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的宗旨，幾代學人也確實從中獲益良多。但是到了目前信息化的時代，隨便使用任何一個全文資料庫檢索系統，都可以很輕鬆地實現聶崇岐那代人經年累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充分數字化，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迅猛發展，為「e時代」的歷史研究揭開了一個無限寬廣的空間。

記得我讀書的時代，為了統計《論語》中孔子究竟說過多少次「禮」，多少次「仁」，我們都要費很大的工夫，甚至有些學者的貢獻，就是弄清了這些數字。現在，計算機瞬間處理，既快又准。老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虛言也。

　　信息化不僅加快了研究的節奏，而且使學科交叉、學科滲透，使綜合性的學問成為可能。記得我剛進研究所不久，一位長者在了解我的情況後非常希望我追隨他去做跨學科研究，他以為憑我對學術史、古代史的理解，如果跟他去做一個新學科，可以做出在傳統學科劃分下無法想像的成績。這位長者確實如此，他的跨學科成績公認一流。但是我那時還是太保守，執意守住學過的東西，不敢越雷池一步。幾十年走過，我當然並沒有後悔，但是看到在大數據、互聯網時代，跨學科研究、學科轉換，已不像幾十年前那樣會引起人們的恐懼、那樣的不可思議。　　

舉一個最新的例子：台灣學者黃一農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物理系，後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博士，之後在馬薩諸塞州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在天文學史、中西文明交流史、術數史等領域均有突出成績。

跨學科知識背景讓黃一農在諸多學科中隨意轉換，他的著作《兩頭蛇》研究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信奉宗教的因緣、心態和歷程，探究這些天主教徒如何運用其人際網路以擴大西學、西教的影響以及究竟怎樣處理天主教與儒家文化之間的緊張關係及衝突。

《兩頭蛇》講述的是一個真實故事。明末學者孫元化既是儒家學者，又是天主教信徒。他沒有子嗣，儒家倫理要求他納妾生子，延續香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天主教卻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儒家與天主教的衝突讓孫元化處於無法克服的矛盾中：他偷偷納妾生子，履行儒家信條。

有關孫元化的另一個故事是：明亡，孫元化作為將領應該自殺殉國，但天主教卻禁止自殺。孫元化說他自己一生處於儒家、天主教的矛盾之中，就像「兩頭蛇」一樣相互牽制。在納妾生子問題上，他屈從了儒家；在自殺還是苟活問題上，他遵從了天主教。他內心深處的矛盾、緊張，在儒教、天主教中終於獲得了一個平衡點。

類似於孫元化這樣的論題在過去的史學研究中也曾出現過，但由於史料局限，只能作大而化之的處理，最精細的研究也不過如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後者利用地方志之類文獻，甚至利用《聊齋志異》之類文學作品，以高超的敘事技巧講述一個故事。但《王氏之死》給人的感覺就是不倫不類，說是文學，又不是小說；說是歷史，又摻雜了許多文學想像。《王氏之死》具有不錯的閱讀價值，但在文學、史學兩邊似乎都不靠譜。

而黃一農的《兩頭蛇》似乎不一樣。《兩頭蛇》也要重建歷史細節，但這部書沒有從文學作品入手，而是通過「e考據」尋找孫元化的人際關係，講述一個又一個歷史故事。黃一農的這項研究只有在大數據歷史背景下才有可能。只有如此的技術進步，才能讓研究者真正實現「全面佔有史料」的夢想。作者窮盡明清文集、筆記以及各地的地方志。檢索這些資料，閱讀這些資料，在網路時代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個人無論怎樣博學，怎樣勤奮，都不可能做到《兩頭蛇》這樣「上窮碧落下黃泉」，一網打盡全部史料。這部著作為跨越學科壁壘，讓「七科之學」、「四部之學」重回混沌狀態成為可能。

隨著全球各語種文獻逐步數據化，微觀歷史研究重建歷史細節漸漸成為可能。作者從明清間一些原來不為人所知的人物中，發掘出他們的歷史，利用豐富史料重建社會生活的細節。如果沒有互聯網、超強資料庫，這樣的研究不可想像。大數據時代讓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二、非歷史專業的啟示

黃一農的另一項研究是有關《紅樓夢》的。《紅樓夢》自誕生以來就吸引了各個專業的研究者對這部名著進行全方位的研究，蔡元培、胡適、俞平伯、馮其庸等研究者，均為一代大師。嚴肅如章太炎那樣的學術大家，也對《紅樓夢》津津樂道。然而經過一個世紀的研究，《紅樓夢》在我們這些從事學術史研究的人看來，覺得已經不可能再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成績。同樣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黃一農利用大數據、互聯網讓「紅學」與清史對話，讓《紅樓夢》中的細節描寫重回清代人的生活場景。這一方面接續了胡適、俞平伯、馮其庸等人的研究，利用大數據還原曹雪芹那個時代的生活細節，對清史研究極富啟發；另一方面，黃一農也從清史研究中獲取靈感，因而有可能重啟《紅樓夢》研究，並將之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互聯網使歷史學研究發生革命性變化，過去許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今天日趨變得可能。今天的歷史學家不僅可以迅速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文獻，而且很容易獲得傳統歷史學不太重視的遺存形態，或者根本沒有見到過的歷史遺存物，諸如音像史料的大量出現，極具個人色彩的回憶錄的大量製作，文獻儲存方式的便捷，既為歷史學研究的深化、細化提供了可能，也使各門學科的相互滲透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過去我們只是期待、呼籲文史不分，希望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相互借鑒，現在的情況卻是，有許多文章、論著，已很難從原來的學科分類去定義，從「四部」到「七科」是學術不斷分化、不斷專業化的過程，現在似乎有一個相反的趨勢，是許多學問漸漸趨同。比如，文史哲政法經諸學科都可以探討近代史上諸如辛亥革命這樣的大事件，非歷史專業諸學科的角度、視野、見解，雖然仍受制於專業學術基礎訓練的約束，但各個學科的討論在逐漸接近，尤其是非歷史學專業的研究，對於歷史學專業來說，極具啟發意義。

比如，在過去純粹歷史學的討論中，研究者也曾注意到清帝退位詔書的意義，以為這份詔書標誌著滿族人兩百多年的政治統治至此結束。然而，最近有憲法學者從民族國家建構的視角重新討論清帝退位詔書的意義，認為這份退位詔書實際上是將大清帝國的主權、疆域和人民完整地移交給了袁世凱。這樣一來，過去的許多既成看法均需要重新思索，民國初年對清朝既有制度的因襲、損益，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政爭，袁世凱與民國的關係，列強與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政府的關係等，都需要給予新的解釋。從憲法學視角重新討論清末民初，在某種意義上說推動了歷史學等相關學科的思考。

文學研究者在這些年也很喜歡討論歷史問題，許多討論對歷史學研究啟發多多。比如民國初年的政治亂局，歷史學的研究幾乎始終聚焦於各政治派別的衝突，討論帝制、共和的分歧，甚至從絕對共和主義立場將民國初年所有試圖加強政府權威的做法視為倒退。最近，文學研究者陸建德通過對清末民初政治態勢、國家治理能力的分析，認為那時中國現代化失序、失范，一個重要原因是速度太快，改革的中樞失去了領導力。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是與中央集權相聯繫的，電報、路政、船政和郵政等新事物需要全國統一部署。重大的、全國性的公共事業不能歸這個省或那個省管。晚清新政時，財政上有了新氣象，各個省要報預算，預決算由度支部統一管理，中央也能藉此了解各地的財政情況。但因為中央太弱，沒有能力在全國範圍興辦公共事業，就由地方自行解決，強調地方自治。而地方一旦有自己的解決辦法，就不願意再聽命於中央。晚清財政，中央與地方一直存在激烈的博弈。進入民國，這種情形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更加嚴重，國家治理能力嚴重不足，此時過於強調共和，強調分權，強調民主，只會加劇國家治理能力的削弱，無助於中國現代化進程。文學史家閱讀的並不是歷史學家看重的檔案，而是當時文人的感想、媒體的記錄。作者講述朱光潛在《旅英雜談》中的一個故事，說1926年有一個印度學生問正在英國留學的朱光潛：中國有沒有政府？朱光潛驚訝於對方的無知，甚至感到對方很可憐。作者認為朱光潛的反應過度了，如果讀讀當時英國報刊上關於中國的消息，就知道中國的混亂早已給外國人一個很深的印象，即中國無政府，或多政府，一直處於混亂之中：有南、北兩個政府，還有數目不大確定的一些獨立王國；軍閥不受統領，今日甲與丙開戰，乙宣布中立，明天乙與丙打起仗來，甲兩邊得利，分分合合，變幻莫測；出現災荒，見不到有組織的救助。諸如此類，舉不勝舉。中國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英國人一般不會提出暗含負面評價的問題，印度學生比較直率，他有千百種理由問朱光潛，中國到底有沒有政府？

三、守住史學邊界

互聯網時代是前所未有的時代，地球被縮小為一個村落，全球幾乎處在同時同步狀態，這樣的外部條件給歷史學研究帶來全新的挑戰。研究者可以輕鬆獲取過去很難獲取的信息，資料的堆積，史料的排比，在未來大約不再是歷史學家的首要功夫，博學如錢鍾書依然會受到推崇，但其學術功夫大約會被計算機所替代。未來的歷史學鼓勵超越，鼓勵創新，因為任何研究者在準備從事一項全新課題時，一定會利用檢索功能查詢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也一定會全力避免意義不大的重複勞動。研究成果重複率一定會逐步減少。

歷史學知識生產方式的變革，讓歷史學家不再將主要精力用於「上窮碧落下黃泉」，而是需要歷史學家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史料基礎上進行創造性思考。換言之，前輩學者大多推崇陳寅恪在大家習見史料中發現不一樣的問題，得出不一樣的結論。在大數據時代，完全以新出資料取勝的研究當然還會有，比如許多檔案在整理過程中就介入的研究，一定會比其他研究者的成果早出，但是畢竟新史料的公布不會遙遙無期，研究者的真知灼見比資料收集、排比更重要。　　

新的知識環境，多學科的相互滲透，還會影響歷史學的表達方式。傳統歷史學雖然也強調要關注底層、關注民眾，但受資料、研究手段的制約，過去的歷史學研究一直圍繞著精英階層展開。互聯網、大數據，特別是社會學、歷史人類學的發展，一定會改變傳統歷史學的表達方式，社會學的田野調查，社會學的故事性敘事，也一定會讓歷史學作品更活潑更有趣。在這一點上，老一輩社會學者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林耀華等已做出不俗成績，他們的社會學作品其實就是廣義的歷史學研究，只是礙於過去的學科壁壘，歷史學界不太理解他們的貢獻而已。像潘光旦的《馮小青》、《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之望族》，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於建嶸的《岳村政治》、《安源實錄：一個階級的光榮與夢想》，馮軍旗的《中縣幹部》等，既是優秀的社會學著作，也是廣義的歷史學作品。如果從一個更廣泛的知識生產體系看，他們基於社會學方法所作的歷史研究，不僅在方法上給歷史學很多啟示，而且其研究對象、範圍，本身就是歷史學值得繼續探究的主題。歷史學真正將視野向下移，去研究底層、研究民眾，社會學方法無疑最值得借鑒。

文哲經法政社諸學科都能從歷史學研究中獲取營養，它們的研究也都能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給歷史學以啟發。學科滲透、跨學科發展，讓各個傳統學科都能獲益，當然說到最後，任何一個學科的獨立存在是各個學科存在及相互滲透的前提。因此，歷史學在互聯網、大數據時代充分接納吸收其他各專門學科方法、成果的同時，一定要謹記自己的學術邊界，守住邊界，不是不讓其他各專門學科「入侵」，而是不讓歷史學失去自身的「歷史特色」，更不能抹殺歷史學的本質。

以哲學為例。哲學與歷史學關係最近，但哲學研究與歷史研究還是存在很大差異的。哲學可以假設、可以推理，但歷史學只能根據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行討論。比如，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哲學和歷史學領域發生過關於太平天國的爭論。從哲學觀點看，假如太平天國勝利，推翻清朝統治，那麼太平天國必將把中國拉回到中世紀，因為其意識形態來自西方中世紀宗教，是對近代中國歷史道路的反動。哲學家的這個研究引起歷史學家相當激烈的反對。其實，這是由兩個學科的性質決定的，哲學不進行假設、不進行推理，就不是哲學；而歷史學如果也用這種方法探討，勢必淪為空論。歷史學家在這場爭論中守住了自己的學術邊界，沒有無條件將哲學家的假說引進近代史領域。

歷史學有自己的學科邊界和方法，歷史學一方面必須最大限度地汲取其他各專門學科的營養，另一方面應該守住自己的傳統，在適度保守中創新、發展。

文章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