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勇:威權的容忍

湖北省宜都市洋溪水泥廠　　台灣經過五十多年的奮鬥終於逐漸走上民主化之路，這是民進黨當年帶領的黨外奮鬥運動起主導作用的，對這一點我們固然不應否認，但同時也不應忽略國民黨當局在其中的配合與容忍作用。沒有國民黨政權的主動順應與默許，僅憑反對運動的在野抗掙是單方面不會起到這樣快的效果的。所以當民進黨的一些成員以民主化唯一的功臣自居，過分誇大 當年戒嚴時期的 白色恐怖時，國民黨有些人便大叫冤枉。　　對於民主化之前近五十年的戒嚴時期，馬英九回憶同時與蔣經國當年的一次談話，可以看出一點。當年面對台灣島內外強烈要求解除戒嚴，回歸憲政的強大呼聲，蔣經國要馬英九去查一下英語詞典中對「戒嚴」一詞的定義。當看完英語詞典中 對「戒嚴「所下的定義後，他感嘆得說：「英九啊，其實我們是冤枉得啊！西方的戒嚴是軍人執掌政權，憲法是終止的，但我們得的確 憲法其實沒有停止，還在運轉啊......」在這次談話後不久，他便解除了黨禁，報禁，台灣實施了近半個世紀的戒嚴隨之逐漸解除。從這裡可以看出，對於別人將台灣的國民黨 政權視為集權體制，蔣經國是有不服的，這是其最終下定決心解嚴的 一個原因之一。不僅蔣經國，還包括很多學者都看出國民黨這一政黨和其他真正高度集權型的政黨是有不同的，它是一種介以西方民主型政黨和集權型政黨之間的威權體制。早年台灣著名的法學家邱垂亮先生曾著文專門論述過，這更可以從台灣民主化近過程中國民黨對反對派運動的態度輕易得看出來：　　1960年得《自由中國》雜誌事件是台灣民主化近程中的第一件大事情，在一般人的眼裡，事件的主角雷震之所以被捕是因為在雜誌上抨擊了蔣介石。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蔣介石最後 逮捕雷震，其直接原因並不是《自由中國》雜誌，而是因為雷震聯絡台籍本土人士，準備組建反對黨在政治上與蔣抗衡。　　《自由中國》雜誌在1949年11月20日創刊，當時不僅得到了蔣的 首肯，蔣甚至下令給雜誌社在教育部分了一間房子。軍隊的官兵當時也幾乎人手一冊《自由中國》。只要翻一翻這份舊刊，可以發現當時抨擊國民黨的言詞非常激烈。然而就是這樣一份猛烈攻擊時政的刊物，卻始終沒有遭到查禁。 　　在1951年6月第4卷第11期刊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評論，批評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背後支持經營高利貸。雖然台灣保安司令部指責《自由中國》雜誌「破壞金融管制」，「損害政府威信」，準備對其採取行動時，遭到省主席吳國禎的干預而做罷。　　又如1954年7月的 第11卷第12期批評政府的「加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象如此明目張胆得批評國民黨的奴化教育，蔣介石也只是開除了雷震的黨籍，撤消了他的職務而已，並未將其逮捕。 　　1959年1月出版的第20卷第1期和6月出版的 第20卷12期《自由中國》繼續發表文章，反對蔣介石連任第3任「總統」，對這樣直接將矛頭指向最高領導人，蔣雖然暴跳如雷，但還是只在內部下發了一個《向毒害思想總攻擊》的 小冊子，號召黨內外組織輿論對雷震進行「筆伐」，以消除其「惡劣影響」，蔣 仍然只是用「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的 方法。　　這份時政刊物從1949年11月20日第以期一直出版到1960年9月1日最後一期，前後長達11年，總共出了290期。戒嚴體制下的台灣黨局卻一期都沒有查封，因而讓其後也以辦雜誌出名的李敖羨慕不已。 　　李敖在1984年2月21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自由中國》雜誌從1949年11月 20日出刊，到1960年9月1日最後一期，前後連續出版了11年，一期也沒到裝訂廠搶過，從來沒有罰停過，今天我們有這種福氣嗎？今天國民黨會允許一個反對它的刊物這樣長壽，這樣安全上壘嗎？1979年8月《八十年代》出版《反對黨問題》，只是就《自由中國》的老文章，加以選集而已，可是國民黨都 不放過，要迎頭查禁。和20年前的對比以下，你就知道1979年的言論自由，其實趕不上1959年的......」--------見《李敖訪談錄》　　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1960年雷震入獄後，雖然象《自由中國》這樣的政論雜誌事後再很少出現，，卻有許多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為主的刊物在繼續公開發行，其中如1960年2月有杜奎英，胡佛等辦的《思與言》等，此類刊物儘管有較濃的 學術氣息，但創辦者仍然大多是不忘時事的青年學子。　　七十年代末的「中壢事件」是台灣 民主化進程里的又一大事，有不少的人將其稱之為台灣政治的「分水嶺」，可就是這樣一場具有政治轉折意義的民主運動，從頭至尾卻充滿了不少的暴力。當時因滿國民黨在選舉中的舞弊行徑，憤怒的群眾在桃源縣中壢警察分局燒毀了八輛警車，六十輛警用摩托。面對當時混亂的暴力局面，國民黨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剋制，雖然派去了 軍隊和警察，但卻沒有開 一槍，在事後也未逮捕任何參與者。　　　　隨這黨外運動的日逾壯大 與成熟，在1983年黨外人士先後成立了黨外公政會和黨外 編年會，它們都是具有政黨 性質的政治團體，因而成立之初遭到了 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阻撓，如台灣「新聞局」局長張 京育一開始便指責公政會為非法組織，要予取締，但國民黨內部的主流派最終在自主推行「政治革新」，順應潮流的計划下，還是沒有 取締公 政會和編年會。　　執政當局不僅沒有取締這兩個剛剛誕生的政治反對派組織，而且 主動展開與黨外人士的溝通，三名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 副秘書長與公政會董事長尤清，副秘書長謝長廷進行了會談，雙方達成了為政治和諧奮鬥的歷史性共識。　　然而就在黨外反對力量越來越強大，直接對國民黨的執政地位構成挑戰時，蔣經國對一位到訪的美國記者說，國民黨正在順應現實，研究開放黨禁等問題，很快就會有結論。　　1986年9月28日當台灣歷史上 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民進黨成立後，蔣經國權衡再三，最後終於予以默認。他召見李登輝時談了台灣要順應歷史 的 潮流：「此時此地，我們不能以憤怒的態度，採取激烈的 行動，影響社會治安，我們應 採取溫和的態度，讓人民安全，國家安全為要考慮，來處理國家的 事情。」10月5日他又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 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 憲政的基礎上，推行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接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10月15日，兩項具有歷史 意義的「政治革新」方案在國民黨中常會上通過。一項是即將取消「戒嚴令」，另一項則是修改「非常時期人民團體 組織法」，台灣民主化的序幕就此終於緩緩拉開。　　從以上台灣民主化進 程中的幾件大事里可以非常明顯得看出，國民黨當局在自身面臨組織挑戰的關鍵時刻，表現出了很不錯的妥協與容忍。也正是這種妥協與容忍避免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延緩，避免了從 威權到民主轉型時的更多的暴力和不穩定。　　它的歷史功績是應肯定的。　　在海峽的 對面---------大陸在逐步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新權威主義」一直是很有影響的一種理論，但在現實中，目前還沒有看到這種學說取得很明顯的實質性效果。但在已實現了民主化的台灣，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其民主化的進程到是遵循「新權威主義」這一軌跡演進的。　　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具有「新權威主義」思想雛型的可以說是孫中山先生。其提出的先從「軍政」，再到「訓政」，最後過渡到「憲政」的民主化思路，和「新權威主義」有不少契和點。先從經濟體制改革入手，一步步過渡到政治體制改革，台灣正是依著這條路，走向了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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