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最熱愛現代社會的土耳其人,為什麼又走回了伊斯蘭教懷抱?
我們彷彿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是過去幾個月到半年被一直重複的話。頭一次,人們開始懷疑起普世價值,開始擔憂起民粹和保守,開始對未來感到疑惑。
但這篇文章想告訴你的是,西方世界的這些問題,充其量只能算是煩惱。而在土耳其,全球化的反彈、精英和民眾的撕裂、前途的渺茫,一切都在真切地、劇烈地發生著。
安納托利亞,這個坐落在亞歐交界處,據中東、地中海、黑海的文明交匯地,盛世會賜予她明珠一樣的伊斯坦布爾,而亂世則讓其陷落至戰亂和殺戮。而今,這樣盛世和亂世交匯的時代,一切都混亂而讓人困惑著。
或許,我們也能在土耳其的年輕人身上看到我們自己的影子——遊走在傳統身份和現代社會之間,難以逃離。該不該愛國?該不該信仰?到底為什麼而奮鬥?
誰也不知道。
李子
於倫敦
◆ ◆ ◆
由於工作關係,我每隔兩三個月就要去土耳其出差。每次去土耳其之前,家人朋友都要問:真的要去?他們的擔心是正常的,這些日子土耳其頻頻出現在新聞里,每次都是壞消息——ISIS 就在東南邊境盤旋,還有永不歇火的庫爾德武裝,動亂、軍事政變,以及對極端穆斯林的天然恐懼。
但另一方面,充滿了東西方文明交融氣息的土耳其,又是歐洲人的「後花園」。20 世紀初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之後,土耳其一直都是伊斯蘭世界中最開明、最現代的國家之一,和歐洲又有天然的親近感。歐洲人想要體驗異域風情,隨時能飛去土耳其過個長周末。伊斯坦布爾和地中海岸、愛琴海岸的度假勝地隨處可見歐洲遊客。
可是近幾年,這兩個印象開始打架了。土耳其的遊客數量明顯減少,這個國家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危險:回歸伊斯蘭色彩的政府上台,近百年的世俗統治開始瓦解。土耳其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一直在為加入歐盟做努力,歐盟以政治、經濟、司法等種種理由梗著土耳其入歐,而這背後的原因,或許歐洲人對此心照不宣——歐盟會接納一個人口基數如此龐大的穆斯林國家嗎?
一邊是世俗,一邊是宗教,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土耳其人到底怎麼走?
「討厭清真寺」的世俗社會
第一次去土耳其,到首都安卡拉。那是個冬天,位於內陸的安卡拉氣溫零下十幾度,凜冽的空氣里夾雜著沙塵和尾氣的味道,很像北京。第一印象,竟然對宗教的印象並不差。
▲ 圖:高速公路邊正在修建的清真寺。由作者提供
輾轉反側到凌晨,朦朧中不知何時又被窗外的歌聲吵醒了。睜眼仍是黑夜,那歌聲穿破黑暗,空靈悠遠,好似來自另一個世界。那是清真寺召喚晨禱的宣禮。在這空靈的聲音盤旋中,太陽升起來了,將這個土黃色的城市蒙上一層金紅的光芒,就這樣開始了新的一天。
當我跟一個土耳其同事說起宣禮很美麗後,她卻說聽多了也是噪音。可以想像,如果你自出生起便每天聽五遍那聲音,不厭倦才怪呢。
「可糟糕的是,居民可以投訴鄰居或附近任何場所發出的噪音,就是不能投訴清真寺,你說討厭不討厭?」同事抱怨。
同事是大學老師。在土耳其,高校一直是世俗主義伊甸園。土耳其的大學校園裡基本看不到頭巾和鬍子,人們的容貌舉止與歐洲人沒有明顯區別。土耳其的女大學生甚至比歐洲女大學生更愛抽煙。課間休息時,教學樓外成群結隊的女生夾著細長的女煙在那兒很有姿態地吞雲吐霧。
▲ 圖:土耳其國父和國旗。由作者提供
這些學生里有不少外語流利、見多識廣的,博士生艾莉就是其中一例。她自稱「沙發客」:背包獨自闖蕩世界,走到哪裡就在 Couchsurfing 網站上尋找 host,蹭當地人家的沙發睡覺。她手裡有本「綠護照」,是土耳其政府給高級公務員的特殊待遇,艾莉的父親是政府官員,作為子女她也能享受同等待遇,拿著它便能無需簽證入境大部分國家。
我以為艾莉是土耳其的精英,屬於特例。然而走出象牙塔,我發現即使街上的民眾大多不說英語,沒有任何國際經歷,可他們的生活方式跟我的也不見有明顯區別。走在伊斯坦布爾的步行商業街上,Mango,Zara,Bodyshop 等商標與西方世界並無二致,頭頂是一串串閃爍的燈飾,頗像歐洲購物街上的聖誕燈—— 10 月 29 日土耳其國慶節,全國上下張燈結綵,馬路上到處飄揚著巨幅的紅底白圖星月國旗和印有「阿塔圖克」(Atatürk,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姓)頭像的旗幟。
1923 年的這一天,國父凱末爾將軍宣布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一戰後奧斯曼帝國解體,凱末爾推動土耳其民族主義革命,成立議會制共和國,頒布世俗化憲法,廢除伊斯蘭作為國教,關閉宗教學校和宗教法庭……面對宗教團體的反抗,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軍隊實行鐵血政策,強行將世俗化貫徹下去,從此土耳其軍隊便始終是世俗化的堅決捍衛者。近百年來土耳其的每個政府機關、公務場所和學校都貼著阿塔圖克像,他早就成為了不可侵犯的聖靈。
雖然清真寺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威嚴聳立,宣禮聲每隔幾小時便傳來,但我不禁懷疑,在這裡宗教只是一種表面的儀式,這個國家核心裡已經完全世俗化了。就跟歐洲一樣,表面上教堂還定點敲鐘,遇到基督教節日還全國放假,但是信教的人早就鳳毛麟角了。
但事情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簡單。
「我們想回歸奧斯曼帝國榮光」
然而,土耳其現在的政府,埃爾多安和他的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的支持者群體同樣十分龐大。這個旨在回歸「傳統價值」、在社會掀起「伊斯蘭復興」的黨派,近幾年在土耳其推行伊斯蘭化,腳步十分迅速。
如果土耳其真的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為什麼在大學校園裡也聽得到宣禮?為什麼中午 12 點宣禮聲響起,學生們不打一聲招呼就突然消失了? 宗教死灰復燃了嗎?
▲ 圖: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來源:rfi.fr
當地同事帶我們去安卡拉的「伊斯蘭村」吃飯。伊斯蘭村在高架下的一片窪地里,據說早年曾是貧民窟,後來經房地產商開發,變成了安卡拉土豪聚居的地方。我們來到一家高檔餐廳,門外掛著藍色「辟邪眼」(Nazar Boncu?u,也稱「惡魔之眼」,是種常見的護身符),走進去金碧輝煌,食色酒香。客人滿堂,大多穿著深色西服,油頭粉面。也有零星幾個女子,夾在男食客當中。
同事介紹,這些大多是生意人,同時也是虔誠的伊斯蘭信徒,是擁護埃爾多安的都市主力軍。他們之中不少從事房地產和建築,政府關係是必不可少的,埃爾多安政府給他們發財致富的機會,他們便投他的票,形成官商結合的局面。我見那些女子都沒有裹頭巾,男子在大口大口拼拉克酒(Rak?,土耳其國酒茴香酒),便以為這裡的宗教管制倒也不太嚴。
同事指著窗外說,再往那邊移幾十米就不行了。
窗外的清真寺,像迪斯尼樂園般閃著「魔幻」的燈光。只准州官放火,不讓百姓點燈?
2013 年土耳其頒布新法令,嚴禁在清真寺和學校方圓 100 米之內售酒。禁酒令還規定,零售商不能在夜間 10 時至清晨 6 時之間賣酒,且任何形式的酒精廣告和促銷都是嚴禁的。經同事提醒後,我倒真的發現土耳其的大學校園內見不到任何酒精飲料。
仔細觀察,校園裡其實也不乏裹頭巾的女生。從前,在土耳其校園裡宗教服飾是禁止的,而現在政府規定必須維護宗教自由,校園首當其衝。女生願意戴頭巾學校不能制止,而且信教學生要做禮拜,學校就得為他們提供便捷的禮拜室。雖然作為一個外來者,我看不到那些隱秘的禮拜室,但是我能看到宣禮響起後校園裡那些低著頭匆匆趕往禮拜室的學子們。
我問同事,土耳其百姓最想要的是什麼。她答說,回歸奧斯曼帝國的榮光。
奧斯曼帝國曾是東西文明的結合點,掌控亞歐大陸交通六個世紀之久。16、17世紀當它處在鼎盛時期,它的疆域跨越亞歐非,還是地中海上的霸權。19世紀它推行泛伊斯蘭主義,將哈里發(Caliphate,先知的繼承者)制度載入《奧斯曼憲法》,鼓舞全世界的伊斯蘭信徒團結起來,捍衛復興信仰,以此來抵制西方列強。
▲ 圖:由作者提供。
今天,埃爾多安就是這麼一個鼓吹復興奧斯曼帝國,與凱末爾主義唱反調的統治者。在文化上他主張泛伊斯蘭化和保守主義,在經濟上推行自由化並積極吸引外資,在內政上以反腐反壟斷為名打壓軍方勢力,在外交上提出新奧斯曼主義,力圖成為穆斯林世界的領導者。
在他的統治下,不到十年內土耳其的國民生產總值翻了兩倍,軍方權力受到嚴重削弱,伊斯蘭傳統得以恢復,似乎讓人看到了一個「新奧斯曼」的影子。雖然近幾年土耳其經濟開始衰退,政局日益動蕩,但是埃爾多安的支持率仍居高不下,土耳其的伊斯蘭化步伐也沒有放緩。
我意識到,推進土耳其伊斯蘭化的並不是埃爾多安一個人,在土耳其,根深蒂固的並不是世俗主義,而是奧斯曼的「帝國夢」。這個夢,卻將土耳其與現代社會越撕越遠。
撕裂國家裡的年輕精英們
埃爾多安帶來的宗教幽靈,纏繞著人們的生活。這個國家的精英開始憂慮,但又在帝國夢和復興夢中顯得矛盾重重。這個社會的年輕人也在這種「精神分裂」中掙扎。
土耳其同事略帶憂慮地說:禮拜室越建越密集,清真寺越建越密集;今天清真寺 100 米之內不得飲酒娛樂,明天 50 米之內變成禁地;起初只是說保障宗教自由,轉眼伊斯蘭就變成中小學必修課程。政府正在慢慢噬入人們的生活,咬掉一口,再咬掉一口,最後一點也不剩,到處都將受宗教規範統治,人們習以為常的世俗生活將一去不復返了。
對埃爾多安不屑一顧的人也大有人在。五月,安塔利亞海邊,我們一群十幾個老師和博士生吃著海鮮,喝著拉克酒。坐在我對面的一個長頭髮、抽女煙的男生給我看他手機里的一張照片,照片里 20 年前的埃爾多安站在一輛黑色豪華轎車上為某人護駕。
「埃爾多安是保鏢出身,一個草包怎麼能管好一個國家?」
他對埃爾多安的修憲計劃極為擔憂,如果他真把土耳其變成一個由總統領導的國家,那麼他就能不受牽制地推行伊斯蘭主義了,如果憲法也不能對世俗化加以保護,那麼還有什麼能保護他們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呢?
「埃爾多安推行的伊斯蘭主義不是真正的伊斯蘭,」男生說。他自稱是個虔誠的穆斯林,雖然不做禮拜,但是真主永駐心中。他說真正的伊斯蘭並不在形式,而在信仰,與生活方式無關。
坐在他邊上的女生點頭贊同。她剛從海里出來,還穿著比基尼,外面罩件鮮艷的袍子,也稱自己是個穆斯林信徒。
▲ 土耳其年輕人在抗議。圖片由作者提供
我想起在中東科技大學時,我們的接待人曾向我們無比驕傲地介紹該校的愛國史。50 年代建校後,許多知識分子從世界各地回來效忠祖國,並親手開荒植樹,把原來的荒坡變成今天佔地 4500 公頃的綠色校園。
學校的體育場坐席上有白色的大字 DEVRIM,意為「革命」。1968 年西方學運波及到土耳其,當時化學系的左翼學生自己研製出一種永不掉色,也不能被其它染料遮蓋的顏料,用它在體育館塗上「革命」。
2013 年土耳其六月遊行,中東科大的師生們是積极參与者。他們與其他左翼反對派、世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同性戀維權人士、反戰人士等並肩抗議埃爾多安的統治,以及禁酒令等多項伊斯蘭律法。「那是我最後一次感到希望,」自稱無神論者的納斯教授說。「從此以後,事態每況愈下,現在我只能指望伊斯蘭化不要來得太快太猛烈了。」
我問他們,既然國內形式不適合你們,有沒有想到過去國外發展呢?像很多年輕的土耳其學者一樣,他們也出過國。但是,他們卻並沒有表現出一點對移民的興趣:「憑什麼我們要離開自己的國家?」
安卡拉老城有個懷舊咖啡館,老式留聲機放著土耳其家喻戶曉的已故歌手 Zeki Müren 的音樂。他是個同性戀、異裝癖,然而在七八十年代的土耳其無論男女老少都愛他,如今在愛琴海岸的度假勝地博德魯姆有以他命名的博物館,裡面收藏有他穿過的女裝和女鞋。
周五午時,留聲機停止了轉動,外面傳來宣禮(周五中午的禮拜是一周里最大的)。走出咖啡館,站在老城的山坡上,土黃色的安卡拉城在視野下蔓延,無數清真寺的穹頂,每個穹頂下都在呼喚「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抑揚頓挫,此起彼伏,交響共鳴。
瓦西教授說,雖然她不信教,但是無論走到地球上哪裡,只要聽到了宣禮她便有種回到家的感覺。但是,這個家,真的是她想要的那個家嗎?經歷過世俗化和現代化的土耳其人,一直在表達對國家的愛,卻又拋不開對帝國的鄉愁。在這個動蕩又矛盾的年代,土耳其人可能也不知道怎麼愛國了。
浪遊者 | 岳韜
現居阿姆斯特丹
商業故事人、媒體撰稿人和小說作者
著有長篇小說《紅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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