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讀者群的形成：1918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以下簡稱《日記》)。①小說中的狂人以為，人們在暗裡謀劃吃人，讀者通過狂人的幻想發現，「吃人現象」這一比喻，桎梏著中國社會和傳統。小說的寫法令人驚奇，在許多方面開創先河：語言採用白話文，敘述連貫使用第一人稱，虛構的瘋狂貫穿始終，當然，抨擊的主題也極為鮮明。小說發表之前，新文化，新思潮——一次徹底的新生——已經在《新青年》上回蕩開來。《日記》正是在這時發表的。此後，魯迅又發表了其他令人驚嘆的小說，風格清新，力度依舊。因此，中國現代文學，或者按其提倡者的稱謂，「新文學」的發端一般是以《狂人日記》為標誌的，這一提法順理成章。

　　提倡新文化的人士號召橫掃傳統，《日記》就在人物塑造上為其推波助瀾。雖然《日記》是革命性的，但其在文學上的源頭亦有跡可循。從《日記》的構成上看，已知的文學源頭包括果戈里小說中的人物，還有魯迅認識的一位精神病人，此外就是章太炎十年前在日本發表的演講。②另一研究方法還從清末民初通商口岸的出版物中找到了文學原型，而最近又有人提出，新文學的原型與清代的文學傳統一脈相承。③

　　拙文提出了另外一個原因：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其重要性並未立即得到承認。就魯迅的小說而言，經年之後，小說才被普遍認可，成為現在的里程碑。據文字材料，魯迅的作品歷經五年時間才開始受到關注。從1918年他發表第一篇小說，到1923年小說集《吶喊》出版，期間評論魯迅的文章只刊發過十一篇(參見附錄)。其中，只有三篇論述算是有些篇幅(見附錄5、9、10)，而餘下的文章不過只是提到他而已，(見附錄6和8)，或是三言五語，或是語焉不詳(見附錄1、2、3、4、7、11)。儘管新文學和魯迅很快就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導性敘述，但這在1918年還沒有發生。一如魯迅後來所言，那是個「猛士」「寂寞」的時期。④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1918至1923年之間，評論魯迅的文章數目有限，1920年代後半期文如溪流，在魯迅生命的最後十年里，評論文章才如江如河，而到了1936年魯迅去世時，寫他的文章已是數以千計。儘管魯迅研究成果頗豐，但這些早期評論文章卻無人研究，而為何早期評論數目稀少，也沒有探究。那些在其他方面嚴謹的傳記作家，也只是把這些文章零星地開列出來。⑤許多研究在探討魯迅同時代的評論時，關注的都是他最早的作品——畢竟，使魯迅名聲顯赫的大部分小說就在這些作品之中，但這些研究引用的大多是1923年或1924年的文章。當然，這些評論與魯迅的小說並不是同時發表的：評論文章比魯迅的小說已經晚了五六年。

　　這五年不同尋常，因此拙文才要研究。拙文在此提出，這五年的空白時光表明，研讀魯迅是要用時間的，先要有知情者來解讀才行，若要形成一個文壇，以文章的形式評論魯迅，那還需要更多時間。拙文並非早期魯迅批評史，也不是早期魯迅評論的記述，而是旨在研究，對魯迅的理解和魯迅讀者的出現，如何互相促進，與此同時，魯迅的影響與日俱增，又如何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與地位上日趨穩定的新文學同時推進，並鞏固了新文學的地位。因此，描述這段歷史，其意義就不僅僅局限在魯迅一人。這段歷史強調新文學的最初幾年，將其視為現代文學的表演者和進程逐漸各就其位的時期⑥，所以與一般研究不同。一般研究強調五四新人物在這一時期的作用及他們與其他政治和文學營壘發生的矛盾。⑦在魯迅那裡，那些年，一種新型的關係在作家與他們的社會之間迅速建立起來，魯迅代表著這一新型關係的發端，在時間上早於其他作家兩到三年。

　　1923年《吶喊》出版後，沉寂期宣告結束，此前魯迅創作的十五個故事收入其中。《吶喊》的新書預告預示著其後到來的如潮關注，很快就把讀者引到了魯迅和他的作品上。在一份上海的報紙上，這些關注成為最先發表出來的證據，說明魯迅的小說備受期待：

　　在中國的小說史上為了它就得「劃分時代」的小說集，我們已在上海看到了，正紅色的封面上印著了書名《吶喊》和著者「魯迅」四個字。⑧

　　封面的顏色和設計立即受到推崇，至今依舊，《吶喊》現在的很多版本，依然模仿原版的封面設計。

　　評論《吶喊》的文章，數目穩步上升，其他方面也說明魯迅的名望正在提高：採訪，分析，傳聞，批評，吹捧紛至沓來。至1925年，撰文者已經可以從魯迅那裡引經據典，並確信讀者可以讀懂：

　　他在我們裡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偷竊，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⑨

　　趙家的狗如同其主人和其他人，也用兇狠的目光望著狂人；孔乙己因為偷竊，被舉人打折了腿；老栓希望浸過人血的饅頭可以救他兒子性命；老拱和阿五都是鄉下潑皮，總想著占寡婦的便宜。文章的作者胸有成竹，認為這些角色和魯迅其他作品裡的角色，他們的名字和舉止言行，都已經深入讀者心中，形成了特定的語彙，因此，他假設魯迅筆下中國人的形象就是我們自己(「他在我們裡面看見」)，他的假設是可以被讀者接受的。

　　至此，沉寂期徹底結束。魯迅成為他那個時代最著名的作家，生前身後始終如此，後來又受到毛澤東等人的官方推崇。最初五年里的無人問津從此淡出歷史。許多評論《吶喊》的文章自然也對集子中的小說進行了分析，這些魯迅早期小說評論也被當做早期魯迅批評。文學史——我們對魯迅的了解——忽略了一個事實：魯迅的名望是慢慢提高的，而且這一過程幾乎沒有留下文字。

　　那五年里的十一篇評論文章可以分為三組。最早有五篇寫《狂人日記》的；過了一段時間，又出現兩篇文章寫其他幾篇小說的；第三組有三篇文章，寫的是《阿Q正傳》(以下簡稱《阿Q》)，再加上第四篇胡適的文章。在1923年《吶喊》結集出版之前，並無其他評論發表。

　　研究這些評論，先要將魯迅的成名分為兩個階段，他最先在友人圈子裡出名，然後才在更大的範圍內為外人所知。顯然，那些評論，特別是早期的評論，是內部人士寫給外部人士的。(上述意見與其他描述相抵牾，那些描述將十一篇文章羅列起來，當成魯迅評論史的標本。)這些讀者構成了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所謂的闡釋群體(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⑩在魯迅的問題上，他們之所以有「文學能力」將他向外闡釋，原因是與他長期熟識，與他志同道合。所謂內部人士，他們自己也是文學革命的急先鋒。他們已經知道魯迅就是周樹人，他們對他評價很高。那時的魯迅在北京已居住六年，他們與他相識最晚的也是在此期間，有些人與他相識更早，有人在紹興(1909—1912年)，有人更是在日本就與他相識(1902—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結成團隊(周氏兄弟)，周圍同好對二人的才能，有的欽佩，有的討教。最初勸說魯迅寫作的正是這些內部人士。(1908年在日本初遇魯迅的錢玄同就邀他寫作。)北大的關係，魯迅弟弟的關係，這些能說明內部人士的地位。內部人士對魯迅的想法有所了解，原因是他們有過接觸，所以他們才能讀懂魯迅那充滿革命性的小說。相比之下，最初幾年，外面人的評論少之又少，而且如下文所示，他們的評論很是離譜。

　　外部人士里既有知識分子也有普通讀者，知識分子的圈子與魯迅沒有重合，那些普通讀者是由新文化運動的雜誌和作家培養起來的。據估計，截至1917年，約有一千萬中國人接受過現代教育(11)，構成潛在的讀者群。若要擁有追隨者，提高知名度，普通讀者是不能不爭取的。從某種意義來說，與魯迅相識的所有作家都有與他相同的優勢，因為他們都在一個圈子裡。但是，他最終擁有了範圍更大的崇拜者，所以才獲得了空前的聲望。

　　《狂人日記》的評論

　　評論《狂人日記》的五篇文章，都發表於1919年。小說於1918年5月15日發表在《新青年》上，作者用的是筆名魯迅。沒有按語，唯一的背景資料是，刊發小說的雜誌以反傳統著稱。五年後，《吶喊》出版時附有自序，序文介紹了當初創作小說的環境，序文如今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研究資料，但小說的首批讀者卻不曾見過。魯迅在自序中描述了當時絕望的心境，並講述了自己同意寫作第一篇小說時複雜的心情。然而，當時只有少數與魯迅走得很近的人可能了解他的心境，或者可能知道他多年來廣泛閱讀並深入研究外國文學，所以才有了《狂人日記》。因此，《狂人日記》最初的讀者，就無從知道作者後來提到的經歷和心境，也不知道作者對外國文學技巧和文風的喜愛和接觸。

　　茅盾1923年提及如何邂逅《狂人日記》，拙文先從這裡入手。(12)茅盾在評論《吶喊》時，憶起《狂人日記》的發表悄無聲息，「不曾在『文壇』上掀起了顯著的風波」，就連小說的「前無古人」的性質，也沒能激起「國粹」派的怒斥。茅盾說，究其原因，這篇奇特的小說——「一篇小說模樣的文章，它的題目，體裁，風格，乃至裡面的思想，都是極新奇可怪的」——夾雜在《新青年》里，而該雜誌奇異的域外風格和政治態度早已為人熟知，因此小說看起來也就不足為奇了。說故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或革新精神，這是後來的事，小說在當時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個字：怪。小說在當時並未招來謾罵——這是後來的事——只是不被理解而已，打個比方說，逃過了對手的眼睛。

　　初讀《狂人日記》，茅盾(1896年生)22歲，以他在這篇評論文章的表述來看，他是外部讀者(指魯迅圈子以外的人，而不是指文壇)的傑出代表。他在北京大學預科學校接受過現代教育，關心文學界和社會上的大事，他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進步青年，《新青年》的仰慕者和追崇者(13)。三年後，茅盾協助建立文學研究會(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負責改組《小說月報》，使其成為研究會非正式的聲音，從這一立場出發，他還與魯迅制定了宏大的翻譯計劃。

　　茅盾的回憶揭示出閱讀魯迅的過程，即使是理想的(未經點撥的)讀者在當時也必須經歷這樣的過程。首先，對後來被視作現代小說的開山之作，他反應模糊，停留在自發層面上，因為「當時亦未必發生了如何明確的印象。」令他感興趣的，不是對小說的明確理解，而是無法描述的成分。他用一系列比喻來表達自己當時的感受。他說，自己感到振奮，「痛快的刺戟」，「猶如久處黑暗之人驟然見到陽光」，「有種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他自比愛吃辣椒的人，將這種感覺形容為「愈辣愈爽快」。他的話表明，即使是一位善於接受的讀者，在這篇小說發表之初，感覺也很模糊，或多憑直覺。茅盾當時並沒提及小說的技巧或主題——如，狂人大吐真言，將中國歷史視作「吃人」的歷史，還有救救孩子們的呼籲——雖然這些特點在今天人們提到《狂人日記》時，是首先要講的。他寫道：數月後又讀到更多魯迅的作品(14)，總會想起「這就是《狂人日記》的作者罷」。

　　以茅盾的描寫為背景，可以看出，那五篇寫《狂人日記》的文章，引起了讀者對小說的關注，並能幫助讀者欣賞小說，將其視作劃時代意義的作品，而不是什麼怪異之作。

　　五篇文章中，有三篇發表在《新潮》上，形成一組文章。這組文章，無論是從地點，還是從作者，一眼就能看出是內部人士撰寫的。《新潮》1919年1月經北大學生創辦，如那些年的《新青年》，也是北大教員編輯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作者是傅斯年(1896年生，當年22歲)。沒有署名的第一篇發表在固定欄目里，若非出自傅斯年，那也是觀點和立場與他相同者所為(15)。傅斯年是北大的學生，經常為《新青年》撰文，那時他又創辦了《新潮》，不久之後，(一如《新潮》的其他幾位創辦者)，他成為五四運動的著名學生領袖。傅斯年有方方面面的關係，使其成為內部人士。那年二月，第一篇文章發表時，他還不認識魯迅，但魯迅是知道他的。魯迅在給自己的老友許壽裳的信中說，在《新潮》創刊號(16)的文章中，傅斯年的最好。到了四月，傅斯年漸漸為魯迅所知。同月，他給魯迅寫信(17)，次日魯迅回信(18)，回信刊發在《新潮》五月卷上，最後一篇評論《狂人日記》的文章也發表在五月卷上。他的長信首先對當時已經出版的(四期)《新潮》提出建議。信中提到《狂人日記》，但是未作闡釋，只是說「很幼稚，而且太逼促」。傅斯年接近魯迅，似乎還有後續成果，因為進入十月後，《新潮》又刊發了《明天》。(傅斯年的內部人士身份與北大其他學生的外人身份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差異在一年之後依然存在。後來有人描述，1920年12月，周樹人要講中國小說史，「許多學生」都不知道周樹人就是魯迅，所以報名上課的大概僅有十人。魯迅的身份得到確認後，報名人數才多起來。(19))

　　三篇評論文章共同指出了小說的相似點(風格和技巧)，使用相似的手法(迎合歐洲更高的權威)。小說的風格是一大障礙——省略、不連貫、重複，這些表面上的特徵之所以出現，因為敘述者是瘋子。茅盾說，小說的反對者要想讀出其中的顛覆意義，至少要讀上五六遍才行。同情小說的讀者可能也得讀上許多遍才行。《新潮》引入英文語彙和概念，標榜西方美學，稱頌風格上的晦澀，說反覆咀嚼是值得的。二月發表的文章強調「寄託的(Symbolism)」，五月的文章推薦了兩個術語：「外發(Expressive)」和「內涵(Impressive)」，說《狂人日記》的內容是「內涵」的。這些新奇的術語在傅斯年那裡所指為何，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術語為小說不同一般的風格找到了英語(及世界)文學權威的語境。(20)茅盾就此回憶說，小說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風格，最初給「青年」(21)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小說的內容還在其次。後來，魯迅自己也有相似評價(22)：

　　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

　　四月發表的評論提到小說的寫作技巧，對作者始終以第一人稱敘述提出解釋，這一技巧(對中國讀者來說)不同一般，而且敘述者還是瘋人。在題為《一段瘋話》的文章中，傅斯年解釋說，瘋人講的實話，世人無法理解。他似乎要告訴讀者，其實魯迅的小說寫的並不是狂人。文章再次引用外國的事例，推薦西方作品中的瘋人主角。「哼哼!狂人!狂人!耶穌、蘇格拉底在古代，托爾斯泰、尼採在近代，世人何嘗不稱他做狂人呢?」魯迅的狂人與上述不同人物的可比性，不是拙文研究的問題。這裡要指出的是，將世界文學和國外思想設為語境，還是行之有效的。《新青年》和《新潮》的編輯們秉承同樣的精神，為自己的刊物冠以歐洲名字(La Jeunesse[青年]和Renaissance[復興])。

　　最後，《新潮》上發表的評論還明確指出，這位作者[魯迅]是偉大作家，小說是偉大小說(「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對於人世間的見解，真箇透徹極了」，作者「實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這些評價必定使《狂人日記》充滿了生命力。顯然，茅盾最初也在朝這個方向推波助瀾，後來才逐漸理解了《狂人日記》。不過，對很多人來說，《狂人日記》不過是刊登在無奇不有的雜誌上的小說。一年之後，小說還是怪文一篇。《新潮》證明，讀者的繼續閱讀是必要的。

　　《新潮》的幾篇評論討論的是小說的形式和技巧，而第四篇和第五篇評論卻要幫助讀者理解《狂人日記》的題旨。文章對狂人敘述者的敘述技巧並不在意，所強調的是「吃人」問題。二文指出「吃人」是比喻，中國的歷史實質上就是「吃人」，不過是用仁義道德來掩蓋罷了。此外，文章首次將關注點指向小說的一些文字，此後，這些文字成了閱讀《狂人日記》的關鍵所在。從這個角度來講，對小說的詮釋又進了一步。(注意，「救救孩子」的主題，此時尚未提出。)第四篇文章刊登在《國民公報》的固定專欄「寸鐵」上，第五篇刊登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二文均出自內部人士，這一點有據可循。

　　《國民公報》是研究系(23)的報紙，評論在報上發表時，編輯與魯迅是有聯繫的。聯繫人就是魯迅在紹興時的學生孫伏園，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不久(24)，孫伏園成為該報編輯。1919年，孫伏園北大畢業，在北大時，他已經是新潮社的成員。《國民公報》是他與魯迅密切交往的開始(後來正是因為他的鼓動，才促成了《阿Q正傳》等作品的誕生)，在該報被政府查封之前，他於八月和九月分期刊發了魯迅的九篇譯文。在這兩個月里，魯迅又寫作了七篇雜文，總標題為《自言自語》(25)，其中幾篇也刊登在同一個「寸鐵」欄目上，也就是發表《狂人日記》評論的欄目。因此，無論九月評論的作者是誰(孫伏園?魯迅?)，文章刊登時，魯迅已為這份報紙所知。

　　文中作者現身說法，講述自己理解小說的漸進過程。他寫道，原來自己以為，「魯先生」把中國寫成吃人的社會，怕是有些極端。後來，他偶讀一文，文中有人說，他恨不得像現在吃螃蟹一般，吃掉那些五四運動的可惡青年。讀到這裡，他才明白魯迅小說題旨之真實，「吃人」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慣例，並不只是文學上的比喻，他的言外之意是，讀者也會逐漸理解這個看似極端的比喻。

　　最後一篇《日記》評論是目前為止篇幅最長的。《新青年》當然是魯迅的重鎮：他與《新青年》有著複雜的聯繫，在1921年之前，他的文章幾乎都是寫給《新青年》的。至於文章作者吳虞(1872—1949)，是內部人士中的特例，頗具研究意義。吳虞在四川閉門讀書，曾在日本短暫學習，他自己得出反傳統的結論，認為在其他問題之外，「兩千年來，統治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就是不平等和專制壓迫」。(26)1917年，他已向《新青年》投送一些稿件——這些文章無法在成都(27)發表——此時，他寫反傳統的文章已近十年，比魯迅寫的時間還長。1919年的文章也是從成都寄出的。同年晚些時候，他來到北京，在北大任教(1925年回川)。1921年，他將十四篇文章輯成《吳虞文錄》，其中就有這篇評論，他還將文集贈給魯迅一冊。(28)

　　《狂人日記》遇到吳虞，是真正遇見了知音。吳虞長魯迅十歲，二人都受過傳統教育，都是自發地反抗儒學禮教。魯迅的小說一定點撥了吳虞。據他的傳記，他在這篇評論中「對傳統社會制度及其道德觀念的批判已登峰造極」。(29)儘管當時吳虞與魯迅並不相識，但在心靈上，他與另一位內部人士、魯迅的終生好友許壽裳已是不分上下。魯迅與許壽裳在日本的第一年(1902年)就建立了友誼。1916年他們分別，許壽裳離京赴南昌後讀到了《狂人日記》。據他後來記述，小說中有兩節深深地打動了他。他當時還不知魯迅所指何人，但是他對自己說道，撰文如此，非周樹人莫屬。一問魯迅，證明了自己的判斷。(30)

　　吳虞文章雖長，但題目切中要害：《吃人與禮教》。文章第一段就將吃人與傳統禮教等而視之：

　　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吃人與禮教，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然而他們在當時歷史上，卻認為並行不悖的。

　　之後，吳將筆鋒轉至後來被頻頻引用的段落，狂人發現自己所研讀的歷史，寫的都是「仁義道德」，然而字縫裡卻寫著「吃人」二字。

　　吳虞的長文意在說明魯迅的「吃人」比喻是不折不扣的事實。如小說中的狂人，吳引述史實，列出歷史上一些大人物，一面真的吃人，一面卻飽受讚譽。以這種方法評論小說，可能告訴讀者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歷史上寫滿了人吃人。然而，通過告訴我們歷史上吃人的事頻頻發生，而且是蓄意所為，作者迫使我們明白，吃人不僅僅是個比喻。這也能說明魯吳二人的共同之處，魯迅的資料來源之一也是歷史。魯迅1918年在致許壽裳的信中寫道：「後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31)

　　吳文的末尾一段與開篇首尾呼應：

　　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吳虞讀到魯迅平白的語言，心潮澎湃，至今依然清晰可見。這篇文章在當時可能廣為流傳，因為收入《吳虞文錄》再版時，胡適在前言中反覆使用吳虞所說的「吃人的禮教。」至1927年，文錄已印至第五版。

　　因為吳虞和《國民公報》上的文章，「吃人」這一比喻進入了大眾的語彙。作為內部人士的語言成分，這一比喻無需解釋。小說發表後不久，魯迅給錢玄同寫信，這一比喻信手拈來，他提到「國粹」派時說，「他們不過還想吃人。」(32)後來，在私下或發表的文章中，他也經常使用這種「狂人式」的語言。

　　最初《狂人日記》讓人不好理解，這可能使魯迅對中國社會的批判，更不容易被讀者接受。後來讀者才慢慢理解和明白，小說抨擊了中國的傳統、虛偽的社會結構、一己之私的孝行。《新青年》和《新潮》的讀者容易讀懂這些抨擊，其實刊名就是對傳統的挑戰。如卜立德(David Pollard)對當時散文的評價，「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這些散文並不比魯迅的學生文章精深多少。勇敢的個人為人類拿起刀劍……勸誡青年。敵人正是『國人』。」(33)當時指的是國粹派——茅盾稱其為「灰面」人——他們需要警醒。魯迅小說的讀者已經有所省悟，但到底是國人之一，所以還要等待《阿Q正傳》的洗禮，方能覺悟，自己也是罪人。

　　總之，最初評論魯迅的證據少之又少，對此有必要再說幾句，因為這些證據能說明早期現代小說界的一些重要特點。《狂人日記》於1918年5月出版，第一篇評論(1919年2月)要等到小說出版近一年後才發表，而最後一篇評論的發表時間是1919年11月。因此，一年半的時間過去之後，出版物才對小說的風格、比喻及傳達的信息有所討論。此後速度依然緩慢，又過了一年半，才有評論魯迅的文章發表(下節要討論的兩篇)。時至1920年年底依然如此，雖然有人說此時的魯迅已擁有眾多崇拜者，如在北大的學生中。(34)

　　如上文所述，一開始之所以很慢，因為小說超出了讀者的普通經驗，這是原因之一。第二個原因在作者自身，魯迅寫作速度緩慢。第一篇小說發表將近一年之後，《孔乙己》才於1919年4月15日發表。(《孔乙己》1918年冬已完稿，但距《日記》發表也有八個月。)這一年，他發表了十幾篇文章，其中多以《隨感錄》為題，五篇署名魯迅。對此茅盾評論說，一見到魯迅的名字，就想到了他的第一篇小說。

　　此外還有第三個原因。這是文壇自身的原因。二十世紀第二個十年里，經過逐漸醞釀之後，文學社團及與之相關的雜誌才出現，與此同時，文學雜誌也要為新文學尋找並培養讀者。複雜的角色相互作用——出版商、評論家、其他作家、教育家、書商和讀者，其中許多人同時扮演幾個角色——他們將構成並支持新文學，但是當時他們還在草創之初。這種關聯的初級形式在商業出版物中已經存在，這些出版物宣傳世紀之初發生的現代思想，但孕育新文學、響應新文學的專門機構尚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如李歐梵所言，使文學概念「在社會上大放光彩」的是五四的作家們，因為他們將文學推向下一個階段。(35)從這一階段到充滿活力的1922年至1925年，大城市裡有百餘個文學社團成立(36)，社團多冠以「朝氣蓬勃的名字」，期間，正是讀者理解魯迅的成長階段。

　　在文壇上發生重要作用的雜誌已為人所熟知，但有必要回顧一下這些雜誌與《日記》有關的日期，因為這些日期表明，文壇的演進，比《日記》的出版來的要慢。最早的《新青年》1915年創刊，儘管號召新文學，但如魯迅所言，刊物最初只是討論社會熱點的論壇，並非培養小說家的園地(37)。魯迅的言外之意是，《新潮》最先滿足了這一要求。(38)不過，《新潮》1919年1月才創刊，在《日記》出版之後還有較大的時間空白。還好，此時確實加快了速度，眾多雜誌和社團為社會方方面面的變革推波助瀾，最後形成了五四運動。其他一些雜誌這一時期也陸續出現，魯迅將在上面發表作品，魯迅的作品也將在上面被評論，這要比《日記》的發表晚了一年或更長時間。《晨報副刊》(《阿Q正傳》在上面發表)1919年2月發行，《覺悟》1919年6月發行。(39)那些年最有影響力的社團——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1月成立(40)，同月，《小說月報》作為該組織的非正式會刊開始發行。與文學研究會志同道合的《文學旬刊》也在同年開始發行。(41)1921年夏創造會成立，文壇上聲音開始明顯分化，1922年創造會的季刊發刊，標榜特立獨行的辦刊態度。文學作家開始從記者的行列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職業群體。(42)茅盾開始使用「創作壇」這樣的短語，但他不得不附加說明，「那些以寫作為事業的人。」(43)正是由於這些社團和雜誌的創立，《日記》才從文學研究會促進文學的宗旨中獲益，如李歐梵所言，文學「應被視作嚴肅、獨立、高尚的職業。」(44)《日記》的出版比文壇形成的要早，所以文壇也無法評判魯迅的價值。

　　對其他小說的評論

　　下文提到的兩篇評論，刊發在《小說月報》上，討論了文壇現狀，文章作者對魯迅的短篇，大為稱道。他們提到的五篇小說，創作時間在《狂人日記》之後，《阿Q正傳》之前。除了《故鄉》以外，作者不過是稱讚餘下的四篇，但未作深入探討。

　　第一篇評論出自茅盾，在同一個更大的文壇，他與魯迅皆為一份子，不過，在他編輯上海的《小說月報》之後，才成為與魯迅發生關聯的內部人士。上文提到，茅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時，讀到《狂人日記》，印象深刻，後來理解逐漸加深。三年後，《小說月報》成為進步刊物，二人開始聯絡，不久就開始在信中討論文學。孫伏園可能是他們的中間人。(45)雜誌創辦的第一年，魯迅為刊物翻譯了不少作品。但二人到1927年才見面，其時茅盾在上海短暫停留。(46)後來，他們在上海還曾共居一巷。

　　茅盾的文章專門評論新小說，每季一篇，此為其中的第二篇，內容與最先發表的魯迅評論一脈相承，此後他就魯迅又寫過幾篇重要文章。(47)茅盾的調查文章總覽此前三個月內發表的120幾個短篇小說(前一季度發表篇數為80)，但提到名字的僅有六位作者(和八篇作品)。寫到「農民與鄉村」題材，茅盾超出了研究的時間範圍，說魯迅的《風波》是這類小說的典範。之後，他又稱《故鄉》是同季小說里，最令他佩服的。他的分析對後來的文學評論頗有影響，其中他討論了人與人中間的「隔膜」這一概念，他說，「隔膜」源自「歷史遺傳的階級觀念」。他從魯迅的小說里引了兩句話，此後證明，這兩句話在許多評論家那裡，很是重要：「人生來是一氣的，後來卻隔離了」，「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

　　第二篇文章是汪敬熙(1897-1968)從巴爾的摩發來的議論。汪敬熙是北大經濟系的畢業生，為《新潮》一二期各寫過一篇小說。在稱頌魯迅的小說時，他一定知道其作者就是周樹人。近15年後，魯迅編輯現代小說選，將汪的作品收入其中，並在前言中評價汪的作品，書中總輯約五十位作者的作品，魯迅對每位作者一一點評。(48)

　　汪的文章寫作日期為1922年1月5日，被茅盾安排在《小說月報》三月號的讀者來信欄目，大概收稿後不久便刊發出來。有趣的是，這個不大的讀者群落，雖然人在他國，但完好如初。文章的標題質問道：「為什麼中國今日沒有好小說出現?」汪指的是「文學革命」後的四五年。他唯獨稱讚魯迅的三篇小說(《葯》、《明天》和《一件小事》)和冰心的一個短篇。他對這些小說沒再評論，只是討論了文學為何表現如此之差。(他感到作家們因過分依賴各種主義，束縛了手腳。)

　　上述二文作者，以內部人士的角度，也沒能提出獨到的見解。文章的作者雖與魯迅相知，也不過是把魯迅的作品從迅速成長的文壇上提取出來。不過，文章還是有幾個有趣的地方。首先，在《日記》之後，《阿Q正傳》之前，僅有兩篇小說未被提及：《孔乙己》和《頭髮的故事》。雖然文學初興，但是文章所及，已有很強的概括性。但文章沒有提及《孔乙己》，尤其耐人尋味，因為日後這篇小說十分重要，又是魯迅最喜歡的。(49)再有，文章僅僅是提及小說，稱其上乘之作。在《故鄉》以外，對其他小說沒有討論。其中原因之一，在《日記》和《阿Q》之間寫成的小說，寫作技巧平實。不過，與解釋小說相比，文學批評尚未普及，這似乎是更大的原因。因此，茅盾的評論分析可以放在眾多領域裡，他不愧為是開拓者。我們將發現，《吶喊》出版後，不少深入分析小說的專門文章紛紛發表，這表明理解在先，批評在後。

　　《阿Q正傳》的評論文章

　　《阿Q》連載十周(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大約每周一章，刊登在《晨報副刊》上。魯迅託名「巴人」，如他後來所說，暗指他自己是「下里巴人」。(50)使用新的筆名，被誤讀的幾率大大增加，眾多外部人士只知道魯迅是周樹人，卻不知「巴人」亦是周樹人。變化看似不大，但是以筆名發文諷刺社會，卻使人格外興奮。

　　下面要討論三篇文章，另外還有胡適的總論，總論里也評到《阿Q》。不過，我要先從1926年高一涵的描述性文章開始。高文描寫了《阿Q》連載後引發的「騷亂」。高一涵是北大政治學教授，《新青年》發起人之一，經常在上面撰寫文章，同時也是五四運動的活躍分子(51)。他在魯迅的日記中只出現一次，但當時他似乎與魯迅很近，因為據魯迅日記，魯迅讓周作人將《孔乙己》的手稿帶給高(52)。高文作於1926年，其中提到一人，此人確定連載小說中的一章諷刺的就是自己，他知道作者是某某，因為小說中的一個故事，只有某某才知道，而且此人逢人就講，有人聽就行。高一涵暗自好笑，因為此人最終發現作者是他「素不相識的」魯迅，所以此人不可能是魯迅小說諷刺的對象。擔驚受怕的還並非他一人。據高一涵講，不少人都害怕自己可能出現在《阿Q》的下一章里，只是故作鎮定罷了。(53)

　　巴人的身份還不是公開的秘密，這是高一涵的故事有趣的地方。另外，眾多有經驗的讀者似乎也沒有認出魯迅的文風。等到連載結束，周作人還要羞怯地寫道：「我與《阿Q正傳》的著者是相識的，要想客觀的公平的批評這篇小說似乎不大容易」(附錄評論文章10)。最後證明，高一涵的那位朋友不是小說抨擊的目標，雖然如此，但魯迅心裡未必沒有要抨擊的目標，無論是身邊的，還是比喻性的。論者說魯迅借小說來諷刺，他從未親口反駁。他只是說，有人總要問他，心裡要諷刺的目標都是哪些人，這著實令他煩惱。(54)外部人士可能產生的誤解，這次似乎十分明顯，所以，與《阿Q》同時發表的三篇評論也因此變得更有趣味。其中兩位作者是內部人士——茅盾和周作人——另一位是外部人士。

　　這位外部人士是名為譚國棠的讀者，此外，我們對他一無所知。他給《小說月報》寫信，茅盾將信發表，但是馬上又批駁。讀者來信表明，普通讀者可能有過一種誤解。如汪敬熙，譚國棠關注的不是魯迅，而是文壇。他也發現文壇令人失望，嘆道：「創作壇真貧乏極了!」他首先批評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同年十月出版)，接著又說《阿Q》也令人失望。他才讀完連載的第四章(阿Q因向吳媽求愛，剛剛被趙家趕走)，也知道這個故事是諷刺，卻還是認為故事太過冗長，「稍傷真實」。他似乎將小說視作對無能的個人的過分諷刺，而沒有看出這個人物代表著更大的群體。大概魯迅是為了避免讀者批評他過度幽默，所以才選了「巴人」的筆名，以示意出身低下。

　　身為編輯，茅盾以編輯部的名義當即批駁來信。(顯然，譚的來信也讓周作人很惱火。周在其長文的結尾，還特意引用並駁斥了「稍傷真實」的說法。)茅盾的駁斥，內容如下：

　　《阿Q正傳》雖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來，實是一部傑作。

　　阿Q這人，要在現社會中去實指出來，是辦不到的；但是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

　　此時小說連載還不及半，但是解讀小說的綱要已明確提出：阿Q要刻畫的，不是特定的個體，而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茅盾還指出，阿Q讓他想起了奧勃洛莫夫(Oblomov)，儘管他沒有說出原因。或許，這裡遇到了與《日記》相同的問題，要請出歐洲的樣板以示正聽。

　　連載結束才一個月，周作人就發表了評論《阿Q》的長文，文章也是發在《晨報副刊》上，還是在他發表文章的固定欄目《自己的園地》。文章表明兄弟二人的近密，但是一年半之後，二人將要終生疏遠。文章發表時，小說才發完一個月，我們至今仍視為與《阿Q》極為相關的不少見解，周作人已在文中提出。如今，這些觀點已被普遍接受，但並不總是歸在周作人的名下，或源自兄弟二人的親密關係。下面是文章的摘要：

　　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的結晶。

　　所以在現社會裡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

　　阿Q卻是一個民族的類型。……(寫出了)中國人的最大病根。

　　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

　　諷刺小說……的主旨是「憎」……在諷刺的憎里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

　　其中寫中國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為痛切，因為我相信這是中國的最大的病根。

　　一方面對於中國社會也不失為一服苦藥。

　　周作人對阿Q的解讀，沒有妥協。也許有些地方可以討論，但是他的基本觀點是鮮明的：阿Q所指就是中國人。數千年來，一貫自我粉飾的中國歷史，在魯迅手上濃縮成鄉下一潑皮，描寫他的文字是，「在諷刺的憎里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你若是讀過周作人的文章，自會明白《阿Q》不是簡單的故事。這必定是1922年的情形。

　　如果說周作人為閱讀《阿Q》定下了較為成熟的調子，那麼，同月胡適對魯迅的評論，又將評價提高，高度評價了魯迅的所有小說。早期評論共十一篇，胡適的文章排在最後。在這十一篇評論里，唯獨胡適的評論是長文的一部分。胡適的評論寫在五十年來中國文學史的結點上，應《申報》創刊50周年而作。胡適1917年號召「文學革命」，文章關注的是此後五年的文學發展。在最後一頁半的文章里，他開始討論在這混亂的幾年裡創作的文學作品。他總結了新文學的五種類型，但只提到兩個作家，魯迅和周作人。胡適只是說周作人是小品散文最堅實的擁護者，但他對魯迅的讚揚卻是直接的，具體的：

　　「創作」的小說……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

　　寥寥數語，卻已足夠：胡適高度評價了魯迅的所有小說，而且是寫在全面評價新文學的文章里，所以胡適的話就格外引人注目，此外，在《阿Q正傳》的第一章里，魯迅以諷刺的語言寫到這篇新文學評論文章的作者，所以胡適的話，還有幾分知己的意思。胡適當然始終在尋找出眾的小說。《日記》出版前兩個月，他在北大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以小說家都德和莫泊桑為例，指出短篇小說這種類型是何等的言簡意賅，充滿表現力，但在中國尚不存在。(55)雖然《日記》出版時，胡適沒有公開發表評論，但如前文所述，他在1921年為《吳虞文錄》撰寫序文，重複了吳的「吃人禮教」的提法。(56)

　　胡適的評價表明，對魯迅的稱道來自關注新文學的人。作為研究白話小說的先鋒人物，魯迅必定讀了胡適的文學史手稿。不過，他對胡適的評價隻字未提，送還手稿時，他只寫道：「大稿已經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57)書稿1924年出版，胡適贈給魯迅一部。(58)

　　當然，胡適是最重要的內部人士。從最初在《新青年》開始，他與魯迅就以不同的方式發揮著影響，雖然大眾眼裡見到的是胡適的作用。到1920年年末，原來《新青年》的編輯隊伍就如何辦刊出現嚴重分歧，雖然二人的接觸總是有限的、正式的，但這也表明，1922年年初，在一些重要方面，內部人士的圈子還是存在的。(59)我們可以這樣解讀胡適的評價，《阿Q》連載剛剛完成後，胡適的話反映了有影響力的內部人士的一致意見。早在1918年，魯迅就已經受到新文化運動積極分子的高度尊重，錢玄同專邀魯迅寫作後來的《狂人日記》，原因是他敬重周氏兄弟，他認為既然周作人已經為《新青年》寫了不少文章，難道此時不應請周樹人也寫寫嗎?(60)既然《阿Q》已經發完，人們可以推測，原來的內部人士始終在注視變化著的文壇，一些信息和標準，他們互相之間是知道的，儘管這些人將要分道揚鑣。

　　我們可能以為，此時的魯迅已經走到作家的前列，但現存的證據與此判斷又有所抵牾。回顧性的評論文章告訴我們，《阿Q》引起了軒然大波，出版後在年輕人中引來大批追隨者，可是，儘管他又發表了六個短篇，收在《吶喊》里，但並沒有任何人發文評論。對《阿Q》的評論也沒有。因此，在1922年3月至1923年8月期間，雖然今天的人們一再稱道《吶喊》，但在當時，一年半里沒有任何文字評論。《阿Q》將魯迅的名望提升至另一個高度，但在《吶喊》出版之前，在任何文字資料中對此都沒有反映。

　　其他一些作家反而吸引了文章關注。從1922年八月開始，《小說月報》各欄目就積極徵求讀者的意見，其後半年刊出多篇讀者評論，寫冰心的五篇，葉紹鈞的三篇，朱自清的一篇，還有一篇是寫顧一樵和孫俍工的。這些文章許多都是長篇大論，例如，寫冰心的一篇就佔了六大版，而且排版緊湊，當時冰心大受歡迎。在《吶喊》出版前，其他作家還有可能在大眾關注度上超過魯迅。確實如此，時至1925年，孫伏園的弟弟孫福熙還抱怨道：「在國外，各種雜誌上早已滿是研究他的作品與他的生平的文章了。在中國雖然我們很愛讀他的作品，總少見評論的文字。」(61)

　　然而，這一次我們能確定，雖然缺少公開發表的文字證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缺乏對於魯迅作品的理解與興趣。評論《吶喊》的人提到過去幾年讀過其中的小說：「全集每篇，都先後在各種刊物發表過，讀過的人，當然不少。」「魯迅君的文章，在零碎發表的時候，我都看過一遍兩遍」；「其中許多篇我以前讀過。」(62)即使成仿吾辛辣的語言也表明了這一點。《吶喊》出版後，成仿吾大張撻伐，又說他不敢批評魯迅，因為「作者名聞天下，門人弟子隨處皆是」，「作者是萬人仰慕的人」。(63)

　　《阿Q》似乎是關鍵所在，因為它標誌著大眾讀者在理解上發生了飛躍。小說要讓讀者反省，他們明白了，對此茅盾的描述很是生動：

　　現在差不多沒有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口裡不曾說過「阿Q」這兩個字。……我們不斷的在社會的各方面遇見「阿Q相」的人物，我們有時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帶著一些「阿Q相」的分子。(64)

　　「阿Q相」幾個字的出現及頻繁使用，說明讀者閱讀魯迅，又有了一個重要的感知：魯迅控告的人里，也有他們。讀者發現，魯迅還寫到了他們，而不僅僅是揭露他人，這是重要的全新的理解，此時才首次提出，雖然在狂人那裡已經存在，他就懷疑自己無意中也是吃過人的。

　　《吶喊》使沉默終結

　　《吶喊》的出版成就了我們所知道的魯迅批評，無論是數量，還是種類。讀者、評論家、雜誌、編輯，這些人創造、解讀新紀元里文學價值的等級，並使其合法化，他們開始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人數眾多。他們的觀點、論調和表達方式，種類也漸漸多了起來。最初，評論數量較少：1923年發表三篇，1924年發表十來篇。但是此後，反響穩步增多，時間上也沒有空白，發表評論的雜誌和報紙在增多，評論所及類型也在增多。在魯迅的協助與建議下，新發表的無數文章，一部分輯成了1926年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詳見注釋⑨)，文集的內容展示出《吶喊》引發的各種反響：評論、某一小說的分析、作者索隱、高度個人化的回憶，及與魯迅會面的報道。簡要回顧這些新材料，凸顯出此時與最初五年里的不同，拙文也就此進入結論部分。

　　各類參與者人數的增長是顯著的，無論是評論家、其他作家、讀者，或是編輯。隨著文學群體的擴大，評論的數量和種類也在增長，與此同時，報刊雜誌也在有目的地接納新人，這些人能夠根據新規則發表評論，他們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例如，《小說月報》就推出幾個新欄目，向外部人士開放：1921年8月的通信專欄，1922年的評論版，還有1923年的讀者反響版。讀者馬上利用這些機會。上文已經提到對冰心和其他幾位作家的評論。1924年寫作《吶喊》評論、後來成為著名詩人的朱湘(1904—1933)就是早期參與者之一，1922年1月他在讀者來信欄目發稿時(不是評論魯迅的)才18歲，還沒去清華讀大學。還有上文提到的譚國棠，他的《阿Q》評論1922年2月發表。1922年3月汪敬熙從巴爾的摩發來通信。一份高中報紙也來參與，刊發了一名學生在家中與魯迅相見的經歷。討論《吶喊》，就有資格進入文學園地：「我在飯館裡，在麵包店裡——都聽到恭維《吶喊》的聲音」，一位作者寫道。此言不虛。(65)

　　文學群體壯大起來，關於魯迅作品的主題和技巧等知識也普及開來，內部人士與外部人士的區別開始縮小。閱讀魯迅的技巧似乎是以個人經驗散播的，不是以內部人士的身份。以朱湘為例，從內部證據來看，他與魯迅並不相識(儘管他是周作人的門生)，但是他以極強的感知力分析了《故鄉》的結尾，還能聯繫到魯迅的雜感和周作人的風格，這後一點有些出人意料(66)。內部人士可能還擁有特別消息：如，化名曾秋士的孫伏園就說，魯迅最喜歡的小說是《孔乙己》。(67)據他說消息源自魯迅，但即便如此，這消息也沒達到原來的效果：後來的論者各取所用。

　　態度和語調，變化也很明顯。早期的評論對魯迅是一味讚揚，但此時，讚揚雖然得到提升，卻也出現了大唱反調的人。《吶喊》甫一出版，讚賞魯迅的一方，立即把他抬高，從這裡也能看出《阿Q》出版後的沉默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魯迅的名望。一位論者說：「我們走進荒涼平原，遼闊沙漠也似的文藝圈裡……其中有……一位化名『魯迅』君新近出版的《吶喊》。」另一位又說：「現在的創作小說，把它當做消遣品拿起來看一看。像魯迅先生的《吶喊》，讀了一遍，又讀一遍，還想再讀一遍。」(68)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嚴厲批評的文章，其中不乏人身攻擊，魯迅則是以牙還牙。成仿吾的批評目空無人，幾乎偏執，對《吶喊》的所有小說一一批駁，《不周山》是唯一的例外，後來，魯迅唯獨從文集里撤下了《不周山》。(69)

　　讚揚者與詆毀者分為兩極，互不相讓，魯迅的文章又推波助瀾——所有這些表明，此時的文壇已十分活躍。文學世界已經趕上魯迅，並吸收了魯迅的作品。尋求作品的語境，藉此理解魯迅先進風格和他對問題的定義——這些已不是問題。現在，人人都是權威，許多人還自稱是魯迅的門生。

　　拙文從時間維度一一梳理漸進式的評論，論證魯迅在現代中國文學的崇高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形成地位的原因不止一個，但《阿Q正傳》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現在我們能發現，《阿Q》的發表，鞏固了魯迅靠發表一篇篇小說才慢慢獲得的地位。這方面只有《吶喊》可與之相提並論。儘管小說《阿Q》和小說集《吶喊》都值得稱道，但拙文對上述過程的梳理能夠推出時機同樣重要的結論。

　　二部作品很早就能在文壇出現，說明當時幾乎沒有對手。與魯迅同代的知識分子，忙著為新文化運動創辦雜誌，鼓勵文學創作，徵求文學作品，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寫小說。與那批小說家相比，魯迅的創作要早二三年：《小說月報》創刊的第一年年末，《阿Q》便開始連載；《吶喊》的出現，臨近1921年至1925年的文壇繁榮之始。連《彷徨》收入的小說在內，魯迅小說的總數還是不多，而且他後來的小說無論是在重要性上，還是複雜性上都沒能超越《阿Q》，所以讀者後來也就無需改變對魯迅原已很高的評價。這種格局1923年已經出現，此後魯迅的聲望按照這一軌跡繼續上行，直到成為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偉大的魯迅。

　　在我們回顧的那幾年裡，魯迅評論日漸增多，同時文壇的規模也在擴大，其複雜性也在提高。之前，那些推動新文化運動的不同意見只在後台表現——如，在如何辦雜誌上發生的矛盾，編輯人員的更迭等——而且對這些矛盾的語言表述也僅僅出現在私下寫作中，如日記或內部人士的通信。等到這五年的末尾，新演員，新勢力，新地點的出現，意味著矛盾已經登上了無數雜誌的版面，通過多種形式彰顯出來。其他方面的矛盾，也時常出現在評論魯迅的文章中，魯迅是重要人物，他出現得早，也不怕打筆仗。這是文人的角斗場，在其後的十五年里，魯迅將是這些鬥士中最偉大的一員，他將投入戰鬥，也將被人圍攻。

　　附錄：

　　魯迅評論，1918—1923年

　　一、《狂人日記》1918年5月出版，相關評論：

　　1.1919年2月，《新潮》，署名「記者」。

　　2.1919年4月，《新潮》，署名「孟真」(傅斯年)。

　　3.1919年5月，《新潮》，傅斯年。

　　4.1919年9月，《國民公報》，署名「狂人」。

　　5.1919年11月，《新青年》，吳虞。

　　二、針對《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之間出版的作品的評論文章：

　　6.1921年8月，《小說月報》，署名「郎損」(茅盾)。

　　7.1922年3月，《小說月報》，汪敬熙。

　　三、《阿Q正傳》評論：

　　8.1922年1月，《小說月報》，譚國棠。

　　9.1922年1月，《小說月報》，茅盾。

　　10.1922年3月，《晨報副刊》，周作人。

　　11.1922年3月，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文章日期1922年3月3日；前言日期1923年3月7日；1924年出版。

　　本文譯自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2(Dec. , 2002). 1042-1064.

來源：《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3期

周杉，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巴魯學院英語系。

【謹以此文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3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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