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國|語言安全與中文危機

「國家安全中的語言戰略」論壇嘉賓發言特稿

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國家安全中的語言問題，我想稍微變換一個角度，談談語言本身、特別是漢語和中文自身的安全問題。最近我到印尼去了半個月，對這個問題深有感觸，有點不吐不快。

從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我應邀到印度尼西亞講學，14天里到了5個城市，作了7場講演，接觸的有大學中文系師生、部分孔院老師、中國僑辦派遣的志願者、印尼3個省的華文教師協調機構、雅加達和萬隆兩地的印華作家協會，還參訪了一家華人報社和兩家三語學校，做了一些零星的座談，可以說是一次旋風式的訪問，但是就印尼爪窪島而言，訪問還是比較深入的。我的總體感覺是震驚、震撼。漢語在印尼，至少在我到過的那些地方，作為華人的族語，可說實際上已瀕臨消亡了。也就是說，對華人來說，漢語已不再是他們的「根」，即使現在要學習，也是一門與其他外語沒有什麼不同的「外語」。這對我們是個深刻的警示和教訓。下面我先講三點觀察，然後講啟示。

第一，漢語在印尼作為華人族語實際已經瀕臨消亡。

原來我們講「瀕危語言」，總覺得那是遠離我們的原始部落或者是未開化之地的語言，這次到了印尼，才發現這種事也可能發生在有一千多萬人口的大民族身上，發生在有深厚文化和歷史背景的語言身上。而這個語言就是漢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漢語在印尼就是一種瀕臨消亡的語言。在去印尼之前，我想像的還是像到其他東南亞國家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唐人街」一樣，見到的華人華僑都能說一口華語，只是帶點廣東腔、福建腔，或者客家腔什麼的，年輕一些的則一般都能說國語。沒料想到了號稱有1000多萬華人的第一華僑大國，在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爪窪島，我所遇到的長著華人面孔的年輕一點的華人，幾乎沒有一個會說華語的。印尼朋友告訴我，在印尼，事實上65歲以下的華人一般已經都不會說華語了。在雅加達，朋友的女婿負責開車送我們，但我幾乎無法與他交談，因為他只能大概聽懂，而幾乎無法用華文回答。在日惹特區，我們下榻酒店的老闆是當地首屈一指的華人富豪，50多歲的樣子，但我與他也說不上幾句話，因為他會說的華語實在沒有幾句。中國餐館照例還有，而且有的地方還相當集中，類似我以往熟悉的「唐人街」。但從餐館老闆到侍應生，一律只會說印尼語，不會華語。雅加達市中心最大的吃港式早茶的酒店，在9點到11點的高峰時刻，接連兩個早上，除了我和陪我的兩位朋友，居然沒有一個其他客人，可見那裡早已沒有了「飲早茶」的習慣。菜單上倒是有中文字，但我問兩個中國面孔的服務員會不會讀，她們都說不會。第二天我們到了一家中國大陸來的華人開的飯店，飯店裝潢中國氣氛更濃，甚至還有啤酒賣（因為伊斯蘭教禁酒，印尼國內幾乎沒有酒賣。甚至印尼在編寫中文教材時，都要求把「酒」字改成「茶」字），但除了大陸來的老闆外，華人服務員也一概不會說中文。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我到了市中心最大的書店，想看看有什麼中文書在賣。一般在國外書店，找中文書很容易，掃一眼看有沒有漢字就知道了。但我掃了幾遍，偌大的書店裡沒有見到一個漢字。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封面有漢字、寫著一個大大的「福」字的，打開一看，結果是通書（皇曆），而且還是雙語的。整個書店裡連一本學中文的教材、一本漢-印尼詞典都找不到。在印尼，許多華人理論上都有一個中文名字，但許多人本人都不會念，平時用的都是印尼語的名字。我採訪了一家三語學校，這是現在華人孩子可以學中文的唯一一種學校，因為當局不讓辦單獨的華校，甚至不讓辦華語和印尼語的雙語學校，必須是加上英語的三語學校，而且學生的來源也要求必須多元，不準是純粹華人。但其中畢竟學生有很多是華人後裔，他們明明有中文名字，而且上的又是實質上的華語學校，但是卻不會念，彼此都以印尼名字相互稱呼。印尼全國有五六家華文報紙，但其總銷量加起來不足3萬份。現在還在掙扎辦報的幾乎都是70歲以上的老人，我去訪問的是東爪窪最大的華文報紙《千島日報》，社長80多歲，總編輯70多歲。他們傷感地說，《千島日報》現在還能賣個幾千份，已經不錯了。從以上這些情況看來，可以說，印尼華人基本已經被同化，在印尼的華語華文，已經基本消亡。我不能斷定全印尼都如此，據說在棉蘭，在坤甸，還有華人說華語、保持有一定華人風俗的，但就爪窪而言，這可以認為是個基本事實。現在我們談「語言安全」，「安全」的反面就是「危亡」，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一個有1000多萬華人的國家，華語就這樣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即將消亡或公公作為一種外語存在了。

第二，語言消亡的速度可以非常之快。

像印尼這樣的華文華語基本消亡的例子，在東南亞並不罕見，緬甸、泰國也同樣，甚至遠在南美的秘魯也是如此。但那些地方的同化是個漸變的過程，在我們沒有感覺到的情況下發生了。印尼卻是突變，幾乎就是轉瞬之間發生的，前後不過三十來年，可以說就是一代人的時間，而且是在華人數量那麼大的一個國家。自蘇哈托1965年藉政變奪權，1966年正式上台，瘋狂迫害華人華僑，採取強制同化政策，至1998年他在內外交困中下台，其間只有32年。但華人就已被同化得相當徹底。以至雖然1999年解禁後華文教育逐漸恢復，但至今收效甚微。更令人尷尬的是，在中國崛起、世界對外漢語教學大發展的形勢下，印尼華人學習漢語的積極性和效果還比不上印尼族人，據猜想是因為華人在印尼普遍經濟條件比較好，沒有就業之虞，而印尼本族青年卻想跟上中國經濟發展的班車，把學漢語作為改變命運的一個途徑。從根本上看是印尼年輕一代華人對中國、對中文已經沒有了認同感。因此學習華文的人數、到中國參加教師培訓的人數，以及參加漢語橋等各種比賽獲獎的人數，都是印尼裔人多於華裔。我們在東爪窪開會前，一位剛在中國得了世界中學生漢語橋比賽第三名的選手給我們作彙報演講和才藝表演，就是一個印尼小姑娘。而在課堂上，包著頭巾的印尼老師給華裔學生上中文課的風景，也不罕見。以致那些70歲上下的老教師、老作家、老詩人、老報人都感嘆，儘管他們還在努力，但印尼的華文狀況再也回不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狀況了。所謂60年代以前的狀況，就是像現在我們在馬來西亞看到的狀況，以及我們記憶中「印尼華僑」的時代。再過一二十年，等到他們這一代人老去，華文就連最後的種子都要沒有了。他們問我有什麼辦法，我說我也不知道。其實他們和我同樣感到了時間這把刀的厲害，一代人的功夫可以使一種語言化為烏有，而且基本不可能再恢復到以前。

第三，華語的消亡是從華文消亡開始的。

印尼的華語是怎麼消亡的？印尼的朋友談到了兩個教訓。第一個教訓，華語消亡是從華文開始的。1966年後，蘇哈托政府對華人進行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是從華文開始的，他不是從肉體上消滅（當然，1965年「九三○事件」前後死了不少華人，1998年雅加達發生針對華人的大屠殺也死了不少人，但肉體上消滅，人數畢竟非常有限），也沒有禁止華人說華語，而是從華文著手的。他一上台，就採取四大政策，可說「三禁一強」：禁華校、禁華報、禁華社，強制入籍。第一，禁華校。據老人回憶，當時印尼全國有1500-3000所華校，是華人對子弟進行華文教育的基地。一聲令下，全部關閉，一個都不準留。沒有華校，華人的語言文化就無法得到傳承。這一手可說是釜底抽薪，非常毒辣。其實當初李光耀在新加坡也是這麼做的，也從根本上斬斷了華人的根。只是他後來因形勢所迫，又改而重新重視華語，但至今新加坡沒有恢復一所華校。第二，禁華報。取締華文報紙，使華人沒有接觸華文的機會，即使識字的也沒有了使用環境，沒辦法寫文章，也沒地方登。同時還不準唱華語歌曲、看華語電影，使華語使用的客觀環境完全喪失。第三，禁華人結社，包括同鄉會、詩社、文會等，使華文華語沒有使用機會。最厲害的是不準一切公共場合使用華語華文。本來，華人華僑在外經商開店辦公司的不少，但蘇哈托禁止商號使用華文，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下令海關凡見到旅客挾帶中文書刊者，一律沒收。當時華人在家或私人場合有時相互間還說說華語，但到了公眾場合就立即噤聲，即使華人之間也不敢說華語，因為一有人聽到，就會大罵：支那人，滾回中國去！久而久之，在家裡也沒有了使用華語的習慣。現在可說絕大多數華人，在家裡也不說華語只說印尼語。第四，強制入籍，而且必須取印尼名字，以印尼名字才能入籍。這一強制命令是從根本上讓你忘掉民族的歸屬感。從今天看，這一政策的效果是很明顯的。總之，蘇哈托這四招，招招毒辣，但仔細一看，都是從華文即漢字和書面語著手的。本來，華語以華文為重要的生存環境，以漢字為海外華人聯繫的紐帶，通過漢字和鄉音找到歸屬感。禁文字和禁語言哪個容易？顯然是前者。蘇哈托從文字著手，卻做到了華語不須禁而自然消亡的效果。我們學到的語言學理論一直告訴我們，口語是基礎，文字依賴語言而生。但沒有想到，在文字產生以後，不是文字依賴語言，而是語言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文字。在印尼，正是從華文的被禁開始導致了華語的走向消亡。

第二個教訓，則是1998年蘇哈托下台、1999年華語文解禁後，華語教育逐漸恢復。當時距1966年只有30來年，華語作為族語和家庭用語的條件還未完全消失，本來還完全有可能恢複印尼華界老的教、學華文的傳統，也就是符合中文特色的「認字一一辨義一一朗讀一一寫字」的傳統，但在國際上第二語言教學理論和教學法興起的氛圍下，特別是母國「對外漢語教學」逐漸從國內走向世界的背景下，中國和印尼華界都沒有採取相應的區別對待的政策，而採用了同樣的二語教學理論和教學法，對印尼華人和印尼本族人一視同仁，結果使本來應該有別於「對外漢語教學」的華文教育也「對外漢語」化即外語化，華人在這樣的教學中得不到區別對待，本該具有的優勢也無法體現。相反，由於不少華人家庭說的是漢語方言，在學習漢語普通話中還成為要花大力氣「糾正」的對象從而感到泄氣。結果漢語對印尼華人來說，成了與印尼人一樣的「外語」。加上政策上，印尼政府不允許有單獨的華校，只能辦別處少見的「三語」學校，學漢語必須搭上印尼語和英語。華人在學習中毫無優勢可言，落後於印尼同學也勢所必然。結果解禁後20年華文教育的元氣一直無法恢復。這與沒有採取針對性的措施、創造和恢復華文教學的環境和優勢大有關係。

下面我簡單談一下這三條觀察帶給我們的思考。

第一，語言的消亡或瀕危並不只是小語言或少數族語言的事。

從印尼的實際看，漢語作為一種族裔語言，有著極其強大的基礎，但不過一兩代人的時間，說滅就滅了。目前的狀況，恐怕還比不上印尼任何一種少數民族，因為印尼的少數民族畢竟還有自己的語言，畢竟還有自己的文化。但華人不會說華語，不認識華文，那還是華人嗎？沒有語言，文化也將蕩然無存。在東爪窪的泗水有海外少見的文廟，在中爪哇的三寶隆，有紀念鄭和登岸之地的三保大人廟，但看守文廟和鄭和廟的人都不會華文，只能說印尼語。再過若干年，這樣的文化古迹還有意義嗎？在中國，漢語當然不會有消亡的危險。但正如我在《危機下的中文》一書前言里說的，漢語、特別是普通話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候，確實不存在危機，但是書面語，或者叫「中文」，卻存在著極大的危機。我從生存的危機、發展的危機、教學的危機、研究的危機四個方面進行了相當細緻的分析，各有若干條。這裡不詳談。那本書是十年前寫的，從實際情況看，經過十年，書里說的危機現在多數還存在，因此漢語、特別是中文的安全問題實在容不得我們掉以輕心。

第二，時間這把刀是無情的，提醒我們如果發現問題一定要抓緊處理，否則，失去的會永遠失去，再也回不到原來的狀態。

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傳統詩詞。這是中國語言、中國文學皇冠上的明珠。曾幾何時，中國還被稱為「詩國」，因為所有斷文識字的人都能寫詩。但經過一百年，它已離我們遠去。十年前，在記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時候，北大教授、新詩專家謝冕教授曾說，「五四」反掉了傳統詩詞，這是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記得我讀書的時候，不論什麼學科，例如數學家蘇步青、英語教育家葛傳椝、徐燕謀、地質學家翁文灝、水利學家黃萬里等都能詩，更不要說那些文史學家如陳寅恪、周汝昌等了。而現在，中文系古典文學、古代漢語教授能詩的也已成鳳毛麟角。儘管網路上有不少人在作舊詩，但要回到以前那個人人懂詩、能寫詩的時代永遠不可能了。第二個例子是繁體字。簡、繁體各有短長，簡體利於普及，繁體利於傳承文化，本來可以通過討論，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最佳方案，但在政治干預下，我們可能已經失去了這個機會。經過五十年，不管人們如何論證繁體字不可缺少，但也不可能回到五十年以前去了。這告訴我們，要採取一項政策，特別是要否定一件東西的時候，千萬要謹慎。一步走偏，加以時日，那是很難再回去的。

第三，語音與文字、口語與書面語關係的再認識。

印尼本世紀以來的華文教育難以成功恢復的教訓告訴我們，語音與文字是兩件事，口語與書面語是兩件事，華文教育與對外漢語教學是兩件事，外語教學與母語教學是兩件事。印尼部分華文教師總結這二十年來華文教育成效甚少的教訓之一，是華文教育的對外漢語化，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1998年以來，我們熱心地在全世界開展對外漢語教學，為什麼在華文地區如印尼，效果不如人意甚至適得其反？甚至他們還責怪我們造成了華文教育的「對外漢語化」，影響了華文的傳承從而錯過了後蘇哈托時代好不容易的機會？華文教育與對外漢語教學到底有沒有區別？其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對外漢語教學的對象是完全沒有中文背景的外國人，而華文教育是以有一定中文基礎或中文背景的華人華僑及其子女。前者需要聽說讀寫全面開花，而後者重在讀寫。華文教育與國內的母語教育有一定的相似性，凡母語教育都是重讀寫的，全世界概莫能外。中國人以前上學叫讀書寫文章，英國人叫learn to read and write。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會把上學學本國語文說成是learn to listen and speak的，那只有學習外語才需要。我們由於各種因素，先是母語教學受到衝擊，母語教學外語化，把本來屬於全民義務的推普工作變成了語文教學的基礎甚至主要任務。後是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全面採用了教拼音文字語言的聽說領先那一套，再後就是華文教育的對外漢語化。我在日惹一所三語學校里，見到了幾位僑辦派去支教的幾位老師。他們談起與派往馬來西亞支教同學的交流。他們感嘆教印尼學生要從零開始的苦惱，而他們的馬來西亞同學開心地說，我們的工作很輕鬆，只要教正音就可以了。這就是典型的華文教育對外漢語化。我們真的有必要把國外的華文教育變成國內的推普工作？我的想法，對於能說華語只是發音不太準的華人，與其花時間幫他們正音，不如多教他們一些中文和中國文化知識。

（潘文國 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