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危急時刻：1880年，抗俄還是抗日 (5)

　　消息傳回國內，引起巨大的反響，張之洞就曾指出：「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萬里之實際……是有新疆尚不如無新疆也。」左宗棠說：「伊犁乃我國之領土，俄軍乘虛入侵，蹂躪我邊民，掠取我財物。我今索還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賠償軍費，如此強盜行徑，乃國際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劃定兩國邊界為名，行掠奪土地之實，雙方並未陳戰，一彈未發，我朝公然割地與人，此乃外交所不許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謂通商，其商人志在謀 利，其政府意在廣設領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虛實，此種通商，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他提出，「如今之計，當先禮而後兵」，一方面重新談判，另一方面 積極備戰，「訴諸於武力」，並且主動請纓。 全國上下抗俄熱情高漲，倒霉的崇厚一回國就被逮捕，從重判處死緩(斬監候)。中俄關係急降到冰點。感到顏面掃地的俄國，一方面在伊犁地區大舉增兵、尤其是增強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軍艦，巡弋渤海和黃海，擺出可能攻擊華北腹地的架勢，戰爭風雲籠罩中國。

　大清政府則一方面派遣經驗豐富的駐英公使、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出使俄國，一方面積極備戰，左宗棠親自率軍屯駐哈密，隨帶棺材，以示必死的決心，做好了和戰的兩手準備。

　　日本趁火打劫

　　中俄局勢一觸即發之際，東海再度告急：1879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將琉球撤蕃置縣，琉球國王必須移居東京。琉球問題到了圖窮匕首見的地步了。

　　中日《北京條約》簽訂(1877年)後，日本就屢屢要求琉球廢止「對中國朝貢而派遣使節及慶賀清帝即位等慣例」，廢止藩王接受中國冊封的慣例，撤銷在福建的琉球館，貿易業務概歸廈門的日本領事館管轄，琉球今後與中國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務省處分。琉球國王一邊與日本軟磨硬泡，一邊向中國求援。負責對琉球聯絡的閩浙總督何王景、福建巡撫丁日昌，在轉呈琉球國王咨文的奏摺中，認為琉球「地瘠民貧，孤懸一島，本非邊塞扼要之地，無捍禦邊陲之益，有鄰邦釀釁之憂」，對中國並沒有大的利益，只是考慮到琉球已經「恭順」了數百年，「何忍棄諸化外」，如果對琉球的求援「拒之過甚」，那麼列強可能會認為中國不能庇護屬邦，這將引起屬邦的離心離德。根據他們的建議，大清中央命令即將上任的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到達東京後立即就琉球問題與日本交涉。

　　何如璋敏感地意識到日本終將成為中國的大敵，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軍艦，盛陳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質問，實質上要「示日本以必爭」;中策是據理言明，約琉球令其夾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與日本反覆辯論，或援外國公法(國際法)以相究責，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李鴻章及中樞機構經過反覆權衡，決定採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時百廢待舉，在琉球問題上採用敷衍拖延，實在也是有難言之隱。

　得到國內的指示後，何如璋即開始對日交涉，但他的態度還是十分強悍，在照會中寫道：「今忽聞貴國禁止琉球進貢我國，我政府聞之，以為日本堂堂大國，諒不肯背鄰交，欺弱國，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日本政府認為，這樣的照會是一種「假定的暴言」，深深地傷害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 求何如璋當面道歉，否則不再繼續商談。

　　事情至此鬧僵，談判轉到北京，由日本駐華公使與總理衙門直接商談。中央的主流意見也認為何如璋在態度上強硬毫無意義，「揣度中國現在局勢，跨海遠征，實覺力有不逮，若徒張聲勢而鮮實際，設或為彼覷破，轉難了局。」李鴻章在發給總理衙門的《密議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認為何如璋辦理外交 「歷練未深，鋒芒稍重」，並且與其副手也難以和睦相處，「出好興戎」，過於「冒失」。外交第一線的何如璋與外交決策機構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開始武裝對峙後，日本趁機吞併琉球，改為「沖繩縣」。李鴻章請出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在中日之間居間調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條約》，證明中國早已承認琉球是日本所屬，格蘭特也無奈，其華裔隨員在發給李鴻章的信中，直陳「中國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國只有「設法自強，諸事可得自主」。

　　在格蘭特調停後，日本再度顯露了外交方面的靈活手段，提出將琉球由中日兩國分割佔領，琉球南部靠近台灣的宮古、八重山兩島劃給中國。而中國則提出了反建議，要求三分琉球，北部歸日本，南部歸中國，中部各島則歸琉球王國，由中日兩國確保其獨立自主。日本對中國的建議堅決反對。 多次拉鋸之後，新疆問題再度進入關鍵階段，種種跡象也表明日俄兩國可能聯手對付中國。為了避免兩線作戰，中國不得不調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議為基礎，進行琉球問題的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