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偉大的愛國者和憲政先驅 

宋教仁：偉大的愛國者和憲政先驅 自旋的電子 宋教仁（1882.4.5-1913.3.22），字遯初，又作鈍初，號漁父，湖南省桃源縣八字路鄉人。幼喪父，家貧，刻苦好學。1901年中秀才，工詩擅畫，但傳世聯語不多。1905年在日本協助孫中山創建同盟會，是孫中山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中國國民黨代理理事長，代表孫中山管理黨務。辛亥革命元老，中國國民黨組建人之一。中華民國初期傑出政治家、民主革命家，民主憲政先驅。　　晚清時期，1899年入讀桃源漳江書院。7月在武昌發起創建「科學補習所」。1902年去武昌投考文普通中學堂。1903年8月結識黃興，成為摯友。11月4日與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一起決議成立華興會，被推為副會長。1904年2月25日華興會在長沙西園正式成立，選黃興為會長，被選為副會長。1901年11月計劃在長沙進行起義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1904年與黃興策動長江起義，失敗後潛赴日本。12月13日到達日本，入讀日本政法大學。　　民主革命時期，1905年6月創辦革命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8月支持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並任司法部檢事長，將《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兼任編輯。1906年一度回中國，企圖在東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1907年黃興赴安南謀舉事，薦宋教仁代理同砟會庶務，主持同盟會日常工作，參與?切機密。1910年返回中國。1911年受孫中山委派，回國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在武昌發展的同盟會分會成員，到上海組織反清運動，旋赴香港參加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去武昌在那裡組織外交工作。1912年南京中華民國成立，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起草了一部憲法草案《中華民國?時政府組織法》。3月10日袁世凱接替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設在北京的民國政府中內務、外交、財政、陸軍、海軍5個主要部門均由袁世凱的親信擔任總長，教育、司法、農林、工商4個相對次要的部門由同盟會人士擔任總長。3月30日被委任為唐紹儀內閣的農林部總長，4月初到北京就職。7月因不滿袁世凱破壞《臨時約法》，與教育總長蔡元培等同盟會人士集體辭職，遂辭去農林總長之職。7月21日當選為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主持同盟會工作。經孫中山同意，以同盟會為主，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組建國民黨，以便同袁世凱抗衡，實行議會民主制度。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孫中山出席大會（被選為國民黨理事長，黃興為副理事長），當選為理事，並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代表孫中山管理黨務。1913年領導國民黨獲國會壓倒多數席位。由於率國民黨在競選中取得議會多數席位，有資格以多數黨領袖身份出任內閣總理，這就觸犯了袁世凱的專制獨裁利益。　　1913年3月20日晚，回湖南探親後經上海去北京，在上海火車站被袁世凱指使親信趙秉鈞派殺手刺殺，在火車站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護送宋教仁去滬寧鐵路醫院搶救，兩天後（3月22日凌晨），因傷重不治在醫院身亡，終年僅31歲。袁世凱被認為是背後指使刺殺的黑手。著有《間島問題》、《宋漁父日記》等傳世。 宋教仁的政治人格一、維護民族感情　　1905年7月9日下午，宋教仁和胡瑛、郭之奇至東京和強樂堂看電影，因突然演「支那婦人醜態」，留學生嘩然，群起而散。宋思無以善後，遂與郭之奇站在門口，說明理由，勸中國人不要進去觀看，同時還囑一潘姓友人寫一長條貼於門口，以使人皆知之。但該堂司事人不許張貼，雙方發生爭執。館主出面，請宋等進去以茶款待，表示歉意，並說不要張貼這些文字，但宋則說：「貴君演寫真（電影）有自由權，雖如何出吾國丑，吾不能干涉之，則吾等禁戒吾國人不來看，亦有自由權，雖貴國政府亦不能干涉之」。[5]　　從上面宋教仁對此一事件的處理，我們可以感到宋氏作為一名中國人和常人一樣對於此一在異國他鄉所發生的傷害民族感情的事件的悲憤與激昂，另一方面我們亦可以看出宋氏的心思十分細密，能想常人所未想、見常人所未見。在眾人一鬨而散之時，他並沒有跟隨離去而是留意善後；在善後過程中，其與日本館主之交涉、抗辯亦顯得有理、有利、有節，十分講究策略，同時表現出一種不屈不撓的堅韌個性。二、應付日警之跟蹤　　1904年12月宋教仁到達日本後，由於積極從事革命，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再加上清廷駐日使節的要求，日本警視廳乃經常遣人加以監視，尤其是1905年8月20日同盟會成立之後，日警更密切注他的行動。　　1905年8月27日宋氏正準備清點由「秀光社」印刷廠送來的《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二期，「忽有警吏數人至，向余（宋）言：此書須押收，不能發賣。余不解其由來，與之辯。……彼復問幹事為誰?余曰：『程家怪與黃華盛。』彼曰：『發起何人？』余曰：『我一人發起人也，尚有數人已回國矣。』」[6]　　隔天(28日)宋教仁遂與友人程潤生一起至神田警署詢問昨日雜誌被押收之事。警吏出示當日官報後，復問《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發行者何人？余（宋）答以無人，皆系社員公任。又問掌會計者何人？余答以已歸國矣。又問募集經費者何人？余答以我一人而已。又問第一篇文稿（即《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從何至此？……乃漫應曰：『此香港友人投來者，不知何姓名也，現在香港出版矣。』」經過此一番交鋒，宋、程二人知無迴旋之餘地，乃轉而求助於日本新聞界諸如《讀賣新聞》、《二六新聞》、《萬朝報》等報紙將此事登報，訴諸輿論。事畢，宋教仁才回到寓所。但戍初，又有一警吏前來盤問，其具體情形宋氏記載如下：「問余《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姓名冊，余答以『幹事黃華盛已攜往他處去，君可自訪之，余不知也。』彼復問報中之主義，余曰：『革命而已。』彼曰：『支那革命之派多乎？』余曰：『甚多。』彼曰：『除孫逸仙外，尚有何人？』余曰：『此不關君事，均何必問？余也不能告也。』彼遂去。」[7]　　1906年1月23日(反抗日本文部省限制中國留學生令風潮已近尾聲)，「警察終日守民報社。」[8]隔天「巳正大雪，頃刻成銀世界。午初至上州屋送《民報》，運送橫濱……，尋至今館閱報良久。午正至秀光社。佐藤獨嘯邀余至會芳樓小飲。警察吏隨余，亦與飲焉。」[8]　　同年1月27日，「戌初，余清檢行李，遂雇荷車一乘，移寓早稻田學校瀛洲筱處。戌正至，警吏亦隨余至焉。」[9]隔天，「巳初，余出門將往神田，四顧無警吏隨行，以為既轉居則不復至也；乃行未數十步，一人至余前欲與余語，詢之，則當地之警察也，不覺粲然。」[10]　　當警吏至報社調查干涉時，宋教仁假託黃華盛之名充為民報社幹事。雜誌被押收後，宋氏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而是與友人一道至警署詢問打探。至事不可為，反被警吏詰問二十世紀之那社的情況時，宋氏也並沒有慌亂而是沉著冷靜地應對，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將之一一應付過去。而對於如影隨形式跟蹤的警吏，宋氏則能由跟蹤而相識，而熟稔，進而相邀共同飲酒以避寒。以上對付日本警吏的方法，一方面充分表明宋氏在情急之下，仍能技巧而幽默地回答質問與刁難，另一方面，更能大而化之，對奉命緊迫盯人的日警，不但不惡言拒斥，反而邀之共飲。這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通常人在此種情況下，必極力設法尋找任何可以逃離其監視區域之機會，並以能脫離而自豪。宋氏則不然。他在這些地方所表現的足有大丈夫風度，能體恤對方，且做事光明磊落，又十分機警、靈巧而幽默。他在民初政壇上能縱橫捭闔，能充分展現其政治之魅力，當與他的這些能力有關。三、間島問題　　宋教仁作為革命家堅決地反對清廷，但他並卻非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反到底。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亦說明了其某些高出同時代革命者的識見。「間島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從這裡也最容易看出宋氏政治人格的特性。　　「間島」是圖們江口與朝鮮接壤的中國領土，後日本於該地駐兵，設立派出所，清廷抗議無效，於是原為中韓間的問題，一變而為中日間的交涉。交涉初起，清廷與民間雖然明知日本強詞奪理，然苦於無法擊破日本的陰謀。擅長於輿地的宋氏，此時挺身而出，編纂了一本《間島問題》的書，綜合各種資料（僅直接錄出書名的著作就有90餘種），證明「間島」乃中國領土，論據堅強不可破。書中引用日、韓方面的資料尤其豐富，宋教仁說明「是編所依據者，以日韓人歷史地理書及遊歷筆記為多，蓋僑居海外，無從多得祖邦故籍，且欲假盜器以御道也。」[11]台灣史家吳相湘先生說道：　　「書成之後，某日本學者即肆其如簧之舌，勸宋將版權讓售日本政府，籍以所得補革命活動之費用，且力言不應以此書稿郵寄北京，協助不共戴天之清廷解決難題，言詭而辯，頗聳動人心。宋初似陷於進退維谷之境，然卒決然以書稿郵寄直隸總督袁世凱。袁得書後曾電約宋歸國襄助交涉，宋以在日經營事多，未予應允。然其後清廷據此而有所措手，挫折日人之妄計。世凱甚德之，交涉結束後特電駐日使臣酬以日金二千圓，宋不肯受，使臣固強之，宋乃以散之留日睏乏者，聲名從此大著。同志中或有猜忌讒誣謂其賣黨交結清吏者，日本官憲更以此視宋若密探，時加迫害，內外夾攻，然宋怡然自得。蓋此舉不僅為祖國保全土地，且中國革命黨人之愛國自尊心亦因此顯著於世，日本人中之『屬邦觀之援助論』者，對我革命之態度亦不得不重加考慮。」[12]　　宋教仁這種作法明白地告訴我們：(1)他所反對的只是滿清政府，而非中國。這顯然表明宋氏對政府與國家之間的區分，有著非常清楚的概念。此外，他就事論事，不以感情而使自己短視。（2）拒受清廷駐日使臣酬金，以及拒絕袁世凱邀請回國，襄助交涉，更明白表示了他幫的是中國，而不是清廷。這一點十足說明他是一個強烈的愛國主義者。為了國家的領土，他情願協助清廷以抗外敵。 (3)留日同志的猜忌，日本官方目之為密探等他並未十分在意。宋氏如此，正意味其能識大體，而非一般常人所能比擬。他能清楚地分開公與私、理智與感情，這不是中國傳統下公私不分的一般中國人所能做到的。(4)清吏強贈酬金，宋不能拒，但接受後發給留日而貧困的中國學生。這一點，一方面表示他不介意於金錢等身外物，另一方面則為宋氏獲取他人尊重，提高自己聲望的最佳方式。當然，他做得自然而順乎人情，更能表示政治手腕的靈巧與眼光的獨到。這是宋氏人格中行俠仗義式的作風，而為一個成功的領袖在中國從事政治活動所不可或缺的。四、起草《中華民國鄂州約法》　　武昌起義成功後，因黃中愷進入鄂軍都督府擔任秘書一職外交局長出缺，革命黨人胡瑛頗思繼任。但當時宋教仁、王正廷均來到武昌，二人均留學外國學識優瞻、嫻於外國語文，於對外交涉事務多所儘力。因此，外交局一席，都督府屬意宋教仁，而胡聞之頗致牢騷。宋氏著意全國素抱大志，且與胡為同鄉，不願與之競爭，遂入都督府告知黃中愷示決心不就外交局長一職。於是確定以外交局畀胡，宋則退居於招賢館（湖北道員馮鈞私宅革命後改其宅為招賢館，各方投鄂人士多居於此。）自甘從旁協助胡處理外交。　　居鄂期間，宋教仁「一日入府謂予（黃中愷）曰：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憲國家，當憲法未成之先，雖有政府不過臨時應急之設施，而臨時政府不可無法令以資遵守。此種法令法美先進國家皆曾經過，大抵名之曰臨時約法。今革命軍初興，諸事草創，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戰事為務，無暇注意及此，一旦臨時政府成立，倉促莫就，必感困難。余不敏，日來閑居無事草成約法草案若干條擬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識者數人枉過寓所共相討論。予亟服其偉識，欣然而往至則陳登山、湯化龍、胡瑞霖皆在。宋出其稿授余等傳觀。」[13]　　宋教仁被刺以身殉國後，黃中愷感嘆道：「宋氏於危城之中窮數日之力草定約法，其遠見卓識誠足令人欽仰，且當時承專制之餘。預想將來政府無論何人不敢十分信任，為思患預防方針預加制限以防流弊在所不免。時在九月初旬，各項問題皆不可預測。怠共和告成，實約法執法者苦其束縛謂宋氏有心對人卒致以身殉法遭暗殺慘死，不亦哀哉！」[14]　　於炮火紛飛中制定憲法確屬不同尋常之舉動，足以顯示宋氏政治性各中，對於破壞後之建設的重視。宋氏注重建設可以說是由來已久，其於流亡日本期間的日記中就有所表露。[15]後來他還曾對人一再的強調：「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於破壞一途的太多，對於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麼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幹起來」。[16]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時，宋教仁繼陳炯明擔任起義機關的編製部部長，「是役布告、文令，皆一出於先生之手。在港時，日與同事諸子，草定《民國憲法草案》焉。則先生於破壞時代，固無時不為建設謀也。」[17]于右任後來在《遺事》的回憶中也談道：「一日，記者見先生方理董箱，中有手寫之巨冊三。噫！凡文告、約法，即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之設施，綱舉目張，累累備載，蓋先生於廣州之役事前所手草者。記者驚謂：此危險物也。先生曰：『此不可棄，吾將塗乙其標題，而存其擘畫可耳。』先生十數年，潛心建設事業，其所主張者，悉在此三巨冊中，至今當猶在北京之寓廬也。」[18]　　宋教仁以上一系列的舉動，都足以昭示出：（1）宋氏極為注重革命後之建設[19]以及政治制度平台之構建。與常人不同，在政治策略中，宋氏對於制度之重視尤過於人事。宋氏的政治理念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去處理具體的「事」而非如何去針對個別的「人」。宋氏責任內閣制的主張是從中國的歷史和清末民初實際的政治局面出發所作的考慮，而非針對某個具體的執政者（無論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為之。（2）宋氏並不十分看重職位權力對於個人一身的榮辱，而是亟亟於維持革命大局，主動退讓協調黨內關係，表現出一定的政治家風範。五、駁運動總理之誣　　民初宋教仁自承：「世人誣吾運動總理，由來已久。」接著宋氏又說：「吾雖無其事，實不欲(辨)辯，且因以自勵」。[20]隨後宋氏話鋒一轉，反詰道：　　「夫人立志為總理，豈惡事哉？……國家既為共和政治，則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願為國家負最大之責任，此國家所應歡迎者。美國小學生立志欲為總統，傳為佳話。各國政黨選舉總統或組織內閣，其黨魁之自負之運動之競爭為何如者，蓋為國服務，本非權利，共和國之職事，亦非專制國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世之人亦只問其有此能力與否，不能謂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無此能力，固不欲當此大責任。吾人之志則不諱言，實深願將來能當此責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則不可耳。若乃目為野心，咸起非笑，則直是視民國職務與君主國之官爵相等。」[21]　　在辯駁過程中，宋氏還以退為進地指出：　　「袁總統欲為正式總統，然余最佩服，蓋今日政府中有為國服務之責任心者唯一袁，吾人惟論其有此本事與否，不當論其不宜有此心。」　　「其既為之，則只宜責備其為好總統而已。人之欲為總理、國務員者，亦當待以如是，方為合於民國時代之常軌。」[22]宋氏駁詞明白地告訴我們：（1）民主政治乃是責任政治，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共和國的職位非比專制國的官爵，乃為國服務而非私人權利。宋氏已經明顯地認識到了現代政治權力對比專制政治私性權力的公共性；宋氏同時也意識到權力首先意味著責任而非權利。（2）政治人物競爭職位乃至政權，世人首先應看其是否有勝任此一職位的能力，而不能將其雄心隨便指摘為野心。宋氏此處所彰顯的亦非傳統中國人謙卑、退讓的性格，而是表現出了相對而言西方人才有的進取性與主動性。（3）鑒於民國混亂的政局，投身政治行動若要有內在的支撐定力，就必須要有追求一個理想的意圖。為了在中國建設民主憲政競逐富強這樣的理想，宋教仁追求權力、使用權力；他在堅持為此一「理想」服務的同時致力於實際政治的具體目標——政黨政治、責任內閣以及「不拔之憲法」。（4）面對袁派人物「運動總理」的指摘，宋氏在闡明上述政治上之道理後，乃話鋒一轉，言明自己最佩服袁世凱欲為正式總統，以此來堵住袁派人物的悠悠之口。此處最能表現其政治手腕之靈巧，凸顯出其縱橫捭闔的政治能力。五、在民初政局中對軍事與政權問題的考慮　　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取得政權後，委譚人鳳為粵漢鐵路督辦，譚以其為虛位而自身又缺乏經驗不願擔任。宋教仁乃特地勸譚就職並謂：「此路於南方軍事上關係緊要，極宜注意。即以目前論，亦可收容多數解散軍隊傭工，免流落為地方患。況大局難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以應世變。」譚人鳳聽了宋的一席話之後，自記道：「予以其言頗有深思也，乃勉承之。」[23]　　1913年2月，在長沙，程潛出於對袁世凱的不信任和國民黨成分之複雜向宋教仁提出自己對時局的疑慮。宋教仁則答以實行責任內閣制正所以制服袁之專橫，如政治不能上軌道，再作道理，並認為應訓練黨員且湖南應從速訓練軍隊。[24]　　民初與宋教仁最為親近的仇鰲則回憶道：在國民黨大選獲勝後，宋教仁曾和湖南黨（國民黨）政（主要指當時都督府）負責人商談組閣計劃，同時研究如何把湖南的政治地盤搞好。他邀譚延闓擔任責任內閣中的內政部長，仍兼湖南都督。仇鰲解釋道這是「因為譚的父親譚鍾麟和袁世凱的上輩袁甲三系拜把兄弟。他想利用袁世凱的世誼關係，在府院之間起協調作用。」宋教仁還提出把湖南民政司長升格為民政長，統轄各司。在譚延闓進京擔任內政部長期間，由民政長仇鰲代理都督職務，經營湖南這塊政治地盤，將這樣一個基本據點牢牢抓住。[25]　　後來宋教仁又在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的演說上向黨內幹部指出：「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著軍隊和治權，但是我們的當時站在民眾方面的。中華民國政權屬於人民。我們可以自信，如若遵照總理孫先生的所指示的主義和方向切實進行，一定能夠取得人民的信賴。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26]　　宋教仁上述的舉動和布置向我們表明：（1）他對民初政局的體認還是看得比較清醒的，不僅對袁世凱存有警惕，而且從軍事做了一定的考慮。宋氏在黨內的演說中也明白的承認國民黨「沒有掌握軍隊和治權」。（2）宋教仁對於國民黨整個政治的行動有著比較周密的計劃和相對妥帖的安排，他盡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關係與資源，力圖實現自己政黨責任內閣的理想，同時亦極力協調與袁的矛盾。（3）宋教仁作為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始終是從民國實際的政治現實出發來通盤考慮整個政治的情形並做出自己的政治決策的。以政治為吾人第一生命的宋氏當時雖僅30出頭，但卻遠遠表現出一種與其年齡極不相乘的政治智慧，比對當時國民黨內的其他領導人孫、黃二人絲毫不處下風。（4）宋氏對於民主、對於民眾有著樂觀乃至天真的信任（或者說信仰），頗為自負地宣稱「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因而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六、遇刺後的政治交代　　當暗殺未發生數日以前，即傳說有人謀來滬行刺宋教仁。宋氏亦親聞此說，並得友人警告書多通，謂宋前至寧時，即有人潛隨其後，意欲行刺，因勸宋戒備。而宋教仁夷然處之，曾親告《民立報》記者謂：「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豈容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且即使非謠，吾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27]　　宋教仁於滬寧車站被刺後，由於右任送至醫院，以醫生未在院，暫在別室小憩。宋氏極為痛苦但當時神志還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吾痛甚，殆將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28]　　隨後黃興亦趕到醫院詢問傷情，宋教仁一見黃興，即以手招之而言曰：「如我死後，諸公總要往前做。」並請黃興先生報告袁總統世凱，謂自己已中槍云云。[29]言至此，黃興即出。宋在病榻上授意黃興所代擬的致袁世凱的電文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哿。」[30]　　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病勢惡化，雙手發冷，眼睛仰翻，但嘴裡卻一直在重複：「我們要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31]宋教仁被刺後的上述舉動與言論，凸現出了張灝在分析近代中國革命思想時，所指出那種道德理想主義的志士精神[32]。這種理想主義的志士精神，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頭，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即使到了自身被刺後的彌留之際，為政治理想在現實中實現，宋亦堅定地向黨內同仁呼籲鎮靜維持民國政治之大局，向袁世凱要求竭力保障民權、確定不拔之憲法。　　筆者以為宋教仁遇刺後的言論與政治交代都是在按照責任倫理行事，足以顯出「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家風範。在醫院中宋氏一再激勵黨人勿以自己為念而放棄責任心，希望在自己死後，國民黨「諸公總要往前做」，「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對於袁大總統世凱，宋教仁亦冀其「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光明俊偉之風，忠朴懇摯之懷，令人神往。面對死亡的來臨，宋氏坦承：「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這樣一種人性的極致表現，令人無不為之動容。誠如韋伯所言，「在政治中盤踞著魔鬼的力量」，從事政治的人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韌，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　　「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角度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33]　　宋教仁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行動以及遇刺後的一舉一動，應該大體上能夠證明他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是一位「以政治為吾人第一生命」的政治家。結語　　透過上述一些不常為人所注意的細微歷史事件之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宋教仁政治人格中的下述一些歷史面向：1、宋氏富於理性，長於分析，是一個言出而後行的愛國者；2、宋氏是一個具有時代使命感的急進知識分子，一個近代政法之學頗有造詣的革命家；3、一個自我期許甚高的政治改革者；一個關係廣闊的政治運動家；4、宋氏還是一個有遠見、有眼光一個具有政治家(Statesman)風度的民黨領袖；5、宋氏亦有著「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謹遵責任倫理行事。正如蔡元培1920年，為宋教仁日記《我之歷史》作序時所指出的：「先生雖死，其以政治為生命之精神，影響於後起之政治家，不與俱死，吾人所共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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