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蔣介石為什麼失敗 | BetterRead

作者：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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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以後，指導國民黨政治行為的基本思路是蔣介石的新權威主義的統治策略。蔣介石的新權威主義統治策略的基本特徵是：強調以蔣介石為核心，在中國建立具有中國傳統政治色彩，高度集權的新軍事強人的統治，以推行兼具歷史延續性與變革性的社會發展。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落後的後發展國家，促進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對國家的人力與物力資源進行快速積聚，因此，確立權力中樞的權威，由國家對社會實行某種程度的控制性指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傳統建立權威以積累人力與物力資源，並不能真正推動國家的現代化，權力中樞的權威必須建立在社會變革的基礎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經濟結構才能真正促進權威的確立，並有效積累社會資源。反之，為了維護統治集團的私利，利用傳統抗拒變革，拒絕容納社會變遷中產生的新的社會力量，忽視社會變革的全面、協調的推進，就很難獲得社會成員對現有秩序的支持，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會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也難以集中。

在蔣介石新權威主義統治策略指導下建立的國民黨的制度結構，保留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大量痕迹。

首先，國民黨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緩慢，權力高度集中，一切權力最後集中到一個人手中。國民黨的政治體系完全排斥權力制衡關係，既不存在黨內製約，也不存在社會制約。

其次，一黨專政的巨大封閉性排斥了帶有根本意義的社會變革，蔣氏集團以「中國國情」為由，拒絕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拒絕為中產階級提供可以影響國家政策制定的參政渠道。 為了維持既存的社會結構的穩定，蔣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會力量均視為是對自己權力的威脅，以「保衛民族傳統」為 旗號，不惜訴諸武力，一一消滅，選擇的是一種中國傳統式的統治方法，基本放棄了對社會各階層利益的衝突進行調節 的和緩方式。國民黨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統治者有效地組織起來，因此，它的統治一直缺乏穩定的先決條件，其制度運轉的動力並非來自社會各階層對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賴于軍事強權統治。

事實證明，國民黨對於社會轉型的適應是失敗的，由於國民黨不能把社會變遷的新要求、新內容納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創新的能力，因此國民黨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過程，各種群體的要求必然超出這個過程而用其他方式表達出來，逐步形成新的社會和政治中心，最終取代國民黨的統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關係緊密。與國民黨不能創立新組織架構相適應，國民黨也不能為社會提供融合現代性與民族性的新的價值信仰系統。作為國民黨的新權威主義思想背景的新傳統主義，是一種由蔣介石所倡導，力圖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國民黨政治實踐的意識形態。新傳統主義實質上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的翻版，國民黨的既定文化方針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為社會的主流文化，對西方文化則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義的內容，吸取科技、軍事、管理知識。

一貫重視從中國傳統文化汲取資源的蔣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權力量發動了新生活運動和新道統運動，試圖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將社會上各種正在滋長的分散的價值納入官方意識形態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價值信仰系統，最終要求社會成員認同國民黨的政治象徵，服從或效忠國民黨政權。但是這種文化上的努力並不能使民族性與現代性真正得以融匯。

作為後發展國家，把若干傳統的因素納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題中應有之義，經過選擇和轉換的傳統因素，可為現代性因素提供賴以發育、成長的土壤；同時，體現了歷史繼承性的社會變革又可減輕社會轉型必然帶來的文化脫序和社會震蕩。但對傳統的藉助必須有一個質的規定的限度，一旦越過某種界限，大量傳統中的消極因素就可能對現代性因素構成阻滯，最終吞噬現代性因素。

蔣介石的新傳統主義作為三四十年代中國民族危機和國內政局長期動蕩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達了統治階級和與傳統社會相聯繫的、要求維護固有價值的那些社會力量在文化上的意願，具有強烈的排斥現代性的取向。被國民黨稱為民族傳統、民族精神集中體現的「禮義廉恥」、「四維八德」之類，完全排斥了現代文明的概念，不僅無法構成民族的新價值信仰系統，反而成了國民黨抵禦文化自主性發展的政治符號。當蔣介石用傳統眼光看待社會變遷時，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淪喪」、「立國精神喪失」的結論。更為重要的是，新傳統主義對吸取現代文明所抱持的態度是極端保守的，國民黨不是把社會變遷看成是自覺的目標，積極予以促成，而是出於維持現狀的需要，歡迎接受現代文明中的物質部分，其著眼點完全基於強化傳統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由於固守傳統，拒絕了全面的社會改革，新傳統主義融合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敗，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就只能成為口號和說教，根本不能成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國民黨集權政治結構的僵硬、保守，決定了它難以整合社會轉型中產生的各種新興的社會力量；官方的意識形態也不能把社會變遷中產生的新價值納入其主要象徵，並植入制度框架；這樣，1928年後建立的政治制度就無法獲得全國各階層人民的認同，最終使國民黨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體的任務。獨立自主的、能被社會成員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認同的現代民族國家始終未能建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標誌著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真正建成。　

本文摘自已故史家高華文集《革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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