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論壇｜陳衛星：媒介學範式的文化制度主義邏輯

陳衛星，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現任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傳播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假定媒介是一種範式，它能夠持續一段時間成立，或者會被消解。它和文化制度主義是什麼關係？我們有時會思考，到底是哪一個因素影響大？是文化還是制度？這在政治學界也沒有清晰的答案。所以，我們是不是能納入一種制度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做一點勾連？

媒介是什麼

我們不得不面對媒體形態的整體轉換，重新聚焦，思考媒介是什麼。所謂媒介，從麥克盧漢或者麥克盧漢之前就有了說法。媒介（media）是人與人之間的中介實體或者中介狀態。在中文裡，它或被譯為媒介，或被譯為媒體。如果譯為媒介，則強調交流性質或功能特徵；若譯為媒體，則更強調其技術屬性或身份特徵，它是一個組織結構，會與政治結構產生必然的聯繫。

媒介是一種歷史結構

按照媒介學，媒介被看作一種歷史結構。從人早期的壁畫、聲音符號開始，都可以被理解成一種最早的傳播符號，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但在以前，我們往往認為這是一種淡化的工具性的關係。直到信息成為生產力，不斷衝擊社會，我們才發現，它還是要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社會內部的協調性、關聯性、流動性、交叉性和媒介技術工具更新演變後產生的變化，會使得文化活動越來越集中還是越來越分散？越來越產業化還是越來越娛樂化？在當代世界的媒介版圖上，就形成了過去的功能主義預設完全不能解決的問題。功能主義在美國非常有效。大的制度背景下，功能主義只是在工具性的社會管理、市場營銷和輿論引導方面的目標、戰略。在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當中，用一種很科學的方法，從行為主義的本源出發，測定人們的態度和選擇。但是這種範式很難移植到中國這樣的國家。所以，這種說法應該成為我們重找出路的契機。

媒介學的入口

德布雷認為，媒介是「在特定技術和社會條件下，象徵傳遞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實際上，我們要考慮到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新的符號形態、內容、意義和每天都在出生的新的人口會發生什麼樣的勾連。我們怎麼能保證不同時代的人之間有同等的傳播模式和傳播效果呢？所以，我說這是一種歷史結構。每個人的傳播記憶或媒介記憶是從他的生活現實中形成的，這就會形成一種代差。從變數的觀點來看，我們能發現任何媒介身份的歷史限定性。從以前的喊口號、表決心，發展到到現在的圍觀參與，最後到微信群，他們背後的社會氛圍都是不一樣的。多元化也就是更分化，思想滲透的交叉性和衝突會越來越多。這個時候，統一化的學科模式、教學類型、大綱，怎麼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這就不得不把歷史主義搬到到地域性的社會現實中去，來解決當下的現實主義問題。假定把制度主義的方法邏輯引用進來，能夠產生什麼樣的新線索？1媒介系統的整體觀念 20世紀80年代，西方科學哲學界重新反思人類科學發展史的新三論。系統論雖然比較粗糙，但是它和人類自身的生物學意義和演化史是密切相關的，可供借鑒。媒介系統由三元構成。第一，不同外觀符號所構成的象徵形式：是自然語言還是對象語言，視頻、音頻，英文、法文、中文，符號、火星文、非語言符號，這都在不同媒介的傳播界面上形成一種象徵形式；第二，受眾的構成：不同地域、民族、性別、階級的人群的集體組織，之後還會有更多的分流、分化方式；第三，以硬體科學為基礎所形成的信息符號制式：從中國古人發明的木板雕刻，到後來的金屬活版印刷，到今天的雲計算，傳播的技術系統變了，符號的流量形態也變了。我們發現，原來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找到歷史，歷史是一個媒介建構和媒介地域的相互轉換。正在建構的東西會成為下一步的地域，下一步的新技術再把它進行包容，新技術再幫我們建構新的表現形態。2跨學科的思維模式和運行指標 以媒介技術的發展史和人類審美的觀念史作為基本軸線，前者強調生產力的不斷更新，後者強化人類自我意識的審美需求或者說黑格爾主義的對象化過程。中國界面重疊的情況太複雜，也沒有找到一種權威的藥方，所以各種藥方都可以試，來幫助眼光的拓展。中國對技術更新深有體會。我們搭了全球化快車，實際上是吸收了我們能吸收的技術經驗和市場規則。在今天的新媒體經濟下，中國的比例和美國差不多，電商佔4.3-4.4%。而民族、語言、宗教分化的歐洲顯然不行，他們絕對出不了淘寶帝國。大概只有美國能夠和中國抗衡，能看到生產力背後的強大誘惑所能帶來的政商聯動。另一種是人類自我審美意識的需求。到了微信階段，自戀情結每天都在不斷蔓延，這不就是一個最生動的寫照嗎？我們發現，原來媒介技術是可以把輿論形態的政治觀念、經濟活動的市場網路和文化娛樂的消費形態結合起來。廣播電視報紙不行了，但是有新的文化創意產業。曾經不被人看好的電影業又開始復甦了，創造了很多票房。因為人們需要越來越簡化的娛樂，那種達到文學深度的電影在八十年代之後就很難出現了。這就是好萊塢文化的特徵——實效、實用。我們在講到傳播史綱的時候，這裡可能有一個民族國家身份感的壓力所產生的、跟生產力發展歷史或者跟世界歷史不平行的東西。從世界範圍來看，宣傳指標更多屬於冷戰時期的傳播指標，冷戰後應該是產業指標、消費指標為主。人的主體性在後現代有著越來越多的自主性，所以，信息產品的接受程度檢驗信息被認可的程度。當然，也可以通過信息管控對信息進行分層，但那就不再是以前所想像的。一方面，全球化在打破信息自由流動的障礙；另一方面，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結構在開發市場體系的同時又要維持或強化自身的競爭力。如果不能維持市場結構，就要進入國家破產的序列。所以，對很多國家來說，要重新通過指標的確定來尋找自己的競爭力。

3歷史結構的長時段與當下性 從文化制度主義邏輯出發，信息傳播所涉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現象都是特定製度框架內發生的，制度的規制具有重大影響。具體來說，在演化過程中歷史地形成的制度是一個變數，比如十多年前學者討論過的象徵體系的「邊緣突破」。而從政體的體制特徵出發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是一個常量，包括法律秩序、道德規範、產權制度、權力地位的分配、從業人員的激勵機制，以及信息生產的組織架構。如果說媒介是一種話語體系，本身是權力的來源或容器。那麼，王泛森所說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本身又成為特色語境當中的一種自我調節機制。低層次的非積極變數，最後被一個高層次的秩序納為一個積極變數，這不是因為兩者的價值目標衝突，而是它驅動了高層次變數的自我分化。4媒介系統的窗口期 媒介域的歷史分期實際上說明，人類的媒介生產歷史和人類社會組織的歷史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不同時期的不同人群所形成的不同組織方式和架構，可以操作不同的議題，展示不同的路徑，後來就成了路徑依賴。所以，面對信息革命對人們生活的重組，媒介研究的任何一種闡釋性理論都離不開一種歷史的視角。比如說，傳統媒體黃金20年的繁榮昌盛得益於實體經濟的膨脹所形成的「科茲納型套利經濟」，這種經濟是傳統媒體的經營保障。後來，在全球實體經濟開始下滑的時候，強調發明創造的「熊彼特型創新經濟」使渠道的稀釋和內容的個性成為傳統媒體的魔咒。5媒介域轉換的制度邏輯質詢 我們之所以把長期變數認知判定為受眾邏輯的轉換，是因為90後、00後的個人偏好、受眾習慣、技術傾向、心理定勢，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無法設定的，他們會形成他們自己去認知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迄今為止，似乎我們看到的雄心勃勃的改制改版的試驗，都沒有一個技術上的肯定性答案。一種媒介操作系統的蛻變是鳳凰涅槃還是歷史段落？從哪一個角度和方面能夠證明你能同時完成這麼多複雜的標準所加諸在你身上的使命。最後發現，身份邏輯成為一錘定音的東西。這是中國的特殊性。為什麼美國製造了壟斷，但同時，它又能出現Google、Facebook和其他一些新的東西。打破壟斷有打破壟斷的方式，至今為止，我們似乎只看到這樣一個成功的樣本。一個有效的體制既能打破壟斷，又能鼓勵創新。6作為活體系統的社會精神生態的自我複製情結 每一種體制都能夠在體制內部修正其具有極大危害的體制特徵。但他們無法完全克服並徹底消除這些體制特徵，因為這些特徵深深地植根於體制本身，並且具有自我複製的傾向。用生物學的角度，叫做基因複製、基因組合。還有沒有基因突變呢？當然有。這就要看什麼樣的內外條件和狀態使得我們去尋找新的個性依賴，這樣，年輕人會多一些新的歡快，激發新的熱情。而我們也希望不辜負自己的想像。整理/王璟圖片/南大新傳院提供編輯/諶知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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