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屬於本土的文學「雲梯」
□馬忠
文學創作的本土化,是當今文學創作面臨的普遍問題。本土化與民族化一樣,是全球化格局下多元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當代作家實現個性化、特色性創作的需要。
何謂本土化?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以廣東文學為例,廣東文學的「本土化」是指創作者運用廣東的民間文化、傳統文化以及現實生產生活元素進行創作,反映廣東本土的人文風貌、生活情態和人民的思維意識、審美情感。對此,賈平凹、莫言等作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賈平凹說:「雲層上面都是陽光,至於如何穿破雲層,各民族有各民族自己的雲梯。」也就是說,要達到文學的最高境界,世界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方式與路徑,必須要立足於本土與民族的土壤,依憑「自己的雲梯」;莫言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反對「克隆別人的作品」,主張用「強大的『本我』」「去覆蓋學習的對象」。換言之,本土化的過程是一個動態、開放、創生的過程,它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發展自己,證實自己,實現自己新發展的生命運動。
廣東作為歷代移民大量地、不斷地遷入的地區,其文化的本土性從來就不是封閉自守的,不同地域的文化在這裡「雜交」,其強大活力也恰恰體現在這裡。也可以說,廣東文化的本土性就是雜交性,也是這個社會開放包容的原因。從這個角度,縱觀各類文體的實情和作家創作的實際,我們不難發現: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因不斷添加新的元素,混合新的關係,凝聚新的力量,在日新月異的變動之中,廣東文學樣態更加豐繁,關係更其複雜,格局更為繚亂,場域更顯喧囂了。持續不斷地「新變」,已成為廣東當代文學的常態化與主旋律。與此同時,廣東作家在調用一切藝術手段講述好廣東特有的故事,越過事象透視時代精神狀況等方面,都表現出集中的指向共同的取向,因而使得廣東的文學創作,整體上呈現出講述本土化,藝術本色化的突出特徵。
以小說為例,工業題材首當其衝。王十月的《國家訂單》,就是對於中國低端製造業生存現狀的深度描摹。在一個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變的現代化進程中,兩億農民工鄭重簽下了一份舉世矚目的「國家訂單」:需求方是民工,資本是民工的勞力和對這一群體的需求市場,生產廠家是一個開放、民主、有所作為的現代政府和公民社會,而要求的核心產品,只是這個特殊群體的基本權利——應得的工資、生命財產安全、平等、理解、尊重,以及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國家訂單」儼然成為一個絕妙的象徵和隱喻。關注城市新移民後來居上。如:宋唯唯的《一城歌哭》將「往城市去」過程中的人物群像和命運掙扎,用一種獨特的詩意及純美的方法予以表達。戴斌的《深圳胎記》以放射狀的虛實結合的結構,套住一個龐大的「深圳」命題。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以個人經驗為依據對這個時代工業生活的大規模表現和思考。陳再見的《張小年的江湖》反映了當下城市社會的現實,觸及了當前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心理困惑。像這樣一批作品,呈現出了廣東文學的豐富性、多樣性和原創性,同時帶給中國文學很多新鮮的文學經驗。此外,還有一批比較鮮明的「80後」寫作和後現代寫作在崛起。如王威廉、李德南、傻正(陳崇正)、葉清河等,都在穩步前行中各有創穫,並在諸如記錄城市運動等方面表現出相對集中的焦點與可圈可點的亮點。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廣東的地域文化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的聲音越來越微弱。文學創作的本土化,一方面,首先體現在具有典型意味的本土化人物塑造。其次本土化要有清醒的本土化創作自覺。另一方面,本土化還需面對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常態。即中國城市化運動中,廣東文學能否跟上城市發展的腳步?能否反映城市和人的關係?廣東文學的走向,就是要關注當代和當下。因而,那句看上去老調重彈一樣,但對於寫作依舊有著啟迪作用的名言「寫你所熟悉的」。不僅寫你所熟悉的,而且要寫給你影響最大或靠近你靈魂最近的那些東西,實際上也就是「寫你自己」,這也可以被轉述為「本土化寫作」。
關注這個巨變的時代,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作家的責任。當前,廣東已進入了由「製造」到「智造」的時代,作家們應該多關注機器跟人的矛盾、衝突。這「也許不是我們當下期望的廣東特色,但相信終將演化成所謂新南方主義的內容,催生一種新的廣東文學。」
圖/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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