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創造的「四新」
「四個全面」的戰略思想,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四位一體」新的治國理政構想,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的貢獻,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黨建新的偉大工程的推進,都開闢了黨的執政史上的新紀元。因此,深入領會「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地位,充分發揮其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成果的巨大指導作用,是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四個全面」的產生,有著強烈的時代內涵和深刻的現實背景,是習近平總書記基於時代和全局,所提出的黨的新的治國理政戰略。其內核是,捍衛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定中國自信、發展中國道路、優化中國模式;其要旨是,總結提升中國經驗,明確近期和長遠奮鬥目標,確立治黨治國根本舉措,極大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儘管「四個全面」提出時間不長,卻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昭示了她既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又是實踐創新的巨大飛躍;展現了她既開拓了黨治國理政的新境界,又開闢了提升黨的執政水平的新路徑;凸顯了她既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部署,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里程碑。括其精要就是,「四個全面」創造了「四新」:
第一,「四個全面」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四個全面」戰略思想,不是簡單地重大工作的部署,也不是重點工作的強調,更不是高於一般的任務要求,而是新一屆黨中央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治國理政理念的精闢概括和理論升華,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總結實踐又反過來指導實踐的最新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從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發展原理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緊緊抓住中國生產力發展實際同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發展原理地結合點,根據生產力發展規律、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要素,對到2020年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作出周密部署,對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進行科學規劃,既有概括性的諸如民主政治、社會公平和權利保障的整體指標,也有實際的人民生活水平、文化軟實力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等具體指數,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原理鮮活化、具體化和時代化,當之無愧地成為指導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強大武器。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變革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黨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為核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體制改革,以及國防和軍隊、黨建制度的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生產關係,進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就明顯反映出黨中央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作用生產力的基本原理,而且將這一原理科學地用於改革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既是創造又是創新。而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則是解決法治與人治疑難的經典傑作。儘管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都需要處理和解決法治與人治這個重大關係,儘管什麼國體的國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都必須首先建設法治國家,但因為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以官代法、以權壓法的嚴重影響,「刑不上大夫」又造成了輕蔑法律的特權階層,尤其是一些別有用心人故意將黨的領導與法治建設對立之現實,中國根除人治、重樹法治尤顯重要。於是,新一屆黨中央堅持馬克思主義法治原理,借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治有益經驗,獨樹一幟地確立了法治道路、法治體系與法治國家的「三位一體法治戰略」,科學地把立法、執法、司法與守法統一於法治建設,辯證地將「法」與「治」寓於國家治理,在凸顯「法治」特殊地位基礎上,還特別賦予其著力剷除人治頑症之特殊使命,不僅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學,又在內涵、外延和方式、方法諸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展示了馬克思主義法學與時代特徵和中國實際結合的嶄新姿態,自然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新境界。基於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全面從嚴治黨,更是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建黨學說出發,創立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的從嚴治黨理論,以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標,提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明黨的紀律、嚴管黨員幹部、嚴厲整治黨風和嚴格接受人民監督等「五嚴」治黨措施,不僅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而且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新發展。所以,無論是毫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還是賦予時代特色增強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無論是豐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還是著力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都立足於捍衛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化和科技飛速發展時代的指導地位,都立足於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時代結合,都以增創「中國優勢」、打造「中國奇蹟」彰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偉大實踐,顯示馬克思主義必定戰勝資本主義的強大威力。這不能不說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也不能不說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豐碑,理所當然地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也毋庸置疑地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第二,「四個全面」推動了氣勢磅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新飛躍。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在於它的實踐性,「四個全面」則是來自於實踐的凝結,又反過來強力的指導實踐,以其鮮明的實踐特色喚起指導實踐的效力。人們都清楚記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直面改革攻堅、黨群關係和腐敗蔓延的嚴峻形勢,面對紛繁複雜的世界和一觸即發的國家安全等重大難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把握和科學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釐清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改革發展穩定若干重大關係,從出台「八項規定」入手,謀劃開展了剎四風、群眾路線教育等關於轉變黨治國理政理念、方略的重大實踐活動,以此為基礎,總結歸納提煉出「四個全面」的重大戰略思想,清晰地展示出黨治國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使之成為新常態下治國理政的總綱。抓住了這個總綱,也就能不斷推動中國由大到強發展。「由大到強」的核心在於質的提升和飛躍,不只是數量增加和規模擴大,也不只是圖世界排第幾的虛名,而是要「大」到一步步邁近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要「強」到一步步引領世界時代潮流,力主世界沉浮。而中國「由大到強」的發展過程,極有可能成為自詡世界老大的嫉妒和阻撓、干擾的過程,也極有可能成為應對國內積聚的矛盾、社會問題總爆發的過程,還極有可能成為接受「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和精英不斷製造混淆視聽偽命題等交織挑戰的過程。所有這些給黨治國理政實踐提出的新課題和更高要求,又反過來證明「四個全面」戰略思想實踐意義的宏大,表明用「四個全面」戰略構想統一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益發顯得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統一之必要。換言之,「四個全面」從實踐中提煉升華,而實踐又呼喚迫切需要「四個全面」的指導,充分表明了「四個全面」的實踐魅力,徹底彰顯了「四個全面」的實踐風格。
第三,「四個全面」實現了黨的執政理論的新發展。「四個全面」,在理論上高屋建瓴、實踐上的大氣磅礴,可謂內涵豐富、意蘊深遠,充分表達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睿智,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政治智慧,也反映新一屆黨中央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信念,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執政導向,富有創新黨的執政理論和執政方式的鮮明特徵。這突出表現在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之中,也集中反映在新一屆黨中央一系列治國理政大手筆之上。從「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的「兩個不否定」,到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高度讚揚毛澤東、鄧小平誕辰110周年準確評價鄧小平,不以文革的錯誤否定毛澤東,不以改革後出現的亂象否定鄧小平,保持了思想和政治的穩定;從堅持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用延安整風精神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鬥爭武器,推進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到堅持改革開放,完善以市場為主要導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毫不手軟地開展反腐敗鬥爭,贏得了黨心和民心;從重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近期目標,「兩個一百年」的中期目標,確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遠大目標,保持了黨的奮鬥目標的連續性,到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掌握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辯證法,強調革命理想高於天,十分重視與精神反作用密切相關的思想政治武器。等等,所有這些執政的大智慧,大手筆,都使黨的執政理念產生新的跨越,使黨的執政方式煥然一新。所以,「四個全面」的精髓要義,就是她創新和發展了黨的執政理論,更加突出執政為民。這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淋漓盡致地表現在「四個全面」與黨帶領人民為中國夢的奮鬥中。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後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中國夢實則是造福人民奮鬥目標的形象表達,其「本質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更加突出了「黨的一切奮鬥都是為了人民」的執政主旨。而「四個全面」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實現中國夢的前提和基礎,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實現中國夢的動力,全面依法治國就是實現中國夢的支撐和保障,全面從嚴治黨則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也是黨執政為民的根本要求。其次是完全徹底地表現在「四個全面」的從嚴治黨上。從嚴治黨的核心也是為了很好地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切實做到執政為民。習總書記特別對「嚴」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尤其是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突出特點就是「嚴」,「嚴」已成為貫穿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和反腐倡廉「五大」建設的新常態,習總書記提出的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已無可辯駁的成為黨在新常態下提高執政能力的根本途徑。第三是出神入化地表現在改革的釋義和指向上。我國30多年來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靠的就是改革開放,應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和國內諸多矛盾和問題,還得靠改革開放。值得提出的是,「四個全面」強調的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進一個領域的改革,不是僅僅針對群眾的改革,而是要協調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是要堅決改掉一切不適應實現中國夢的不合理制度,是要充分依靠人民群眾的改革。賦予「改革」新的內涵、新的指向、新的目標等全新的面目,避免一些官僚主義借改革拿群眾開刀,借改革形成自己的特權利益集團,真正做到依靠群眾改革,讓群眾享受改革果實,無疑成為黨執政理念飛躍的重要標誌。
第四,「四個全面」創造了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新水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命在於運用,更在於創造性地運用,而「四個全面」就是典型的範例。「四個全面」,看起來每個「全面」是獨立的一個方面,是簡單的並列關係,實質上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繫,不僅具有「統領與支撐」的邏輯結構,而且有著依託、遞進和因果的辯證關係,無疑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創造。創造性之一,奮鬥目標的戰略統領和隱藏牽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鬥目標,但這個目標,既統領其它「三個全面」,又依託其它「三個全面」來實現;既是實實在在的奮鬥目標,又隱藏牽引其它奮鬥目標,它只是近期目標,是「兩個一百年」的其中一個,相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期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遠大目標,也只是階段性目標,將奮鬥目標明確化又暗示化,不能不說是奇特的創新。創造性之二,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奮鬥目標的強大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則是實現奮鬥目標的可靠保障,也就是說,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自身存在著互為支撐的關係,相對於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這個奮鬥目標來說,二者又分別作為一種手段和舉措,共同支持、支撐推動奮鬥目標的實現,這種統帥和將軍的關係用在治國理政的戰略構想,既通俗易懂,便於落實,又深入淺出的表達了黨中央雄才大略,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創造。創造性之三,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奮鬥目標實施者,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操作者,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地位,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只有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才能使我們黨堅強起來,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沒有黨的領導這一切都無從談起。就此而言,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實現前三個全面的堅強保證,又是奮鬥目標的一個,同時還服務於大的奮鬥目標,如此連環,環環相扣,無疑是偉大的創新。關鍵是,「四個全面」的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既表明為艱巨複雜的系統工程,又昭示為新常態下黨的新的偉大工程,既表明協調推進這項系統和偉大工程,必須掌握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科學方法,在思想上有觀念的深刻變革、使命的強烈擔當,在狀態上有堅定的政治自覺、堅毅的統籌意識,在方法上有整體推進的舉措與重點突破的創新,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還要求各地各單位推進「四個全面」須圍繞中央的總體方案和上級頂層設計而進行,真正在推進局部階段性工作的基礎上來謀劃,以實現抓整體促進重點,抓重點帶動整體的效果。更需要把握保持定力與激發活力的關係,既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方向、立場和原則,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也要有披荊斬棘逢山開路的勇氣,有效地激發全社會創造的活力,從而積極與穩妥、有力與有序地全面落實「四個全面」,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早日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作者單位:河南新鄉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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