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

伴隨著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流行，經濟學中的蓋茨比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也引發重視。

菲茨傑拉德曾說富人與你我不同，那麼到底有什麼不同？屌絲逆襲能否成真？蓋茨比曲線源自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Miles Corak），其研究揭示收入的不平等往往會延續到下一代，而社會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經濟不平等遺傳可能就越大：你的父母是窮人，你也有很大概率是窮人。

美國目前位於這條曲線的中間位置，而中國則位於曲線的右邊更高位置，比美國差，僅好於拉美。

（資料圖：蓋茨比曲線）

蓋茨比曲線或者弗里蘭（《巨富》作者）等人的著作流行，都揭示了大眾對於收入分配的焦慮、不滿。資本主義真的可能成為為少部分富人謀利的裙帶資本主義么？我認為不太可能。

首先，新的技術潮流或許有點類似工業革命，勢頭一往無前而過程不無殘酷，大時代下的進步總有一部分人的悲哀與失落，過去的紡織工人，今天的傳統行業（包括媒體）甚至中產階級，但是最終來看技術進步造福了大多數人，這不是一個零和博弈。

其次，富人的權力是否在上升？根據英國央行最新數據，量化寬鬆40%的效益流向了5%的人群，這或許符合弗里蘭控訴的現狀，但對於最富裕的一部分人來說，他們的經濟實力也許相對上升，但並不必然意味著他們政治能力以及影響力的同步提升。

歷史上最富裕的人，其財產往往包括數不勝數的奴隸，所以他們往往也可以操縱他人生死，他們的經濟權力也往往同政治特權緊密相連；而今天，即使最富裕的人，其在法治框架之下能夠享受的特權卻面臨相對削減，其相對經濟實力也未必如同想像中那麼大。

比如蓋茨，其個人資產在2005年不到500億美元，當年美國GDP超過了13萬億美元，蓋茨佔美國GDP的比重也沒有超過鍍金時代的洛克菲勒：按照今日購買力計算，洛克菲勒資產大概超過3000億美元，占當時GDP的比例大約為1/65，今天的蓋茨遠沒有達到這一比例。

對於蓋茨及更年輕的這一輩科技新貴，他們年紀輕輕就積累大筆財富，是個人努力、時代背景加上運氣機緣的結合，財富對他們的意義也許就是數字或滑鼠而已。要點在於，他們由此獲得的超出旁人的權勢應受到約束，以保證其不會被濫用來侵佔別人的機會。

更進一步，結果的不平等並不能簡單地歸為不公。1%人群收入的增加，到底源自權力尋租還是財富創造？懲罰1%人群，其收益是否又能完全進入最底層的腰包？懲罰可能導致資本流動，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是否足夠彌補由此帶給窮人的好處？

過去財富的累積依賴暴力，如今的財富形成則更多依賴市場，以前的富翁極力保持財富，如今的富人則推崇慈善，甚至巴菲特這樣的頂級富人，還多次主張對富人群體多徵稅。財富的分配，類似小熊分餅，區別在於是在固定大小的一塊餅內分配，還是在於各自做大餅的基礎上分配？顯然是後者。如果依賴後者的做法，那麼就必須發揮每個人的企業家精神。因此，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富人納稅額較高，因他們通過把餅乾做大而為社會做出貢獻。比如哈佛經濟學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就據此為1%辯護：「高收入階層，尤其是頂層的1%人群的收入增速遠高於平均水平。這些高收入者做出了傑出的經濟貢獻，當然也收穫了很大份額的果實。」

曼昆引用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於技術進步，「側重技能的技術變革趨勢導致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加，這種力量造成高技能和低技能員工的收入差距擴大，從而使不平等程度惡化」。對於美國而言，如果認可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是收入不均的原因，那麼很可能扶持政策比起收入調整更有效率。

也正因此，一個更符合經濟規律的公共政策不僅在於關注收入不平等，而是應該首先區分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其次再決定什麼是合理的再分配政策。

自由和公正總是永恆的話題。中國人該如何擁抱公正？更何況中國富人財富積累過程有著種種原罪。對不公正的敏感是人類最為原始的情感之一，其能啟動的能量積聚起來不可小覷。正如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常常引用的狄更斯名言：「在兒童艱難度日的小小世界中，再沒有比不公正更容易讓人感受至深的了。」

如何緩解這種因為收入不均而引發的不公感與剝削感？這顯然不僅僅是經濟學問題。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生活水平雖極大提升，卻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其間博弈與抗爭得來不易，不僅需要理念的試錯改善，亦需要不同階層的協同行動。

蓋茨和巴菲特等富人熱心捐助基金會「裸捐」，不僅對財富不公起到一個調節作用，而且美國各式各樣民間基金會的繁榮與實力是其公民社會的核心力量之一。對於剛剛「土豪起來」的中國，倒是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句老話，財富創造的過程往往就是世界形成的過程，反過來看，人們對於財富分配的態度也可能代表了社會進步的過程。

（責任編輯：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