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渝梅：政治文化視角下的新加坡政黨政治及其轉型

　　摘要：政黨政治形態的生成及其變化，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變革中的新加坡政黨政治反映了該政治體系所蘊含的政治文化的變遷。本文重新考察和分析了新加坡一黨獨大體制的政黨政治形態及其政治文化環境，認為近年來新加坡政黨政治形態在向更為民主的方向轉型，而這種轉型的背後，政治文化所發生的變遷也悄然改變著新加坡社會的政治信念、態度和政治行為。這些新的元素包括參與式政治文化的生長、公民文化的成熟、理性的多元競爭、寬容性的政治文化等。

　　2011年5月7日，新加坡舉行了五年一次的全國大選。在這次大選中，反對黨首次贏得了6個國會議席，這是新加坡幾十年來重大的政治變化之一。由此，新加坡政黨政治形態及其正在發生的變化引起了廣泛關注。由於世界上任何一種政黨政治形態的生成及其變遷，都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新加坡變革中的政黨政治同樣反映了這個常常被作為一黨獨大的東亞典型案例，其背後所蘊含的政治文化的逐漸轉型。本文將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對新加坡政黨政治進行重新考察和分析。

　　一、新加坡政黨政治形態

　　新加坡共有24個登記政黨，除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外，註冊的反對黨有23個，主要包括工人黨、新加坡民主黨、新加坡人民聯盟、統一民主黨、人民黨、泛馬來亞伊斯蘭教黨、馬來民族機構、統一人民黨、社會主義陣線、統一陣線、國家團結黨等等。目前最大的反對黨是工人黨、民主黨和新加坡民主聯盟。

　　新加坡政黨政治形態的特殊性在於，雖然新加坡存在合法的反對黨，但由於強勢的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而反對黨雖然從1980年代起被允許通過選舉進入國會，卻長期在執政黨的壓力下，一直處於新加坡政黨體制的邊緣，不足以形成對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競爭與制衡的力量。緣於此，新加坡政治體制往往被認為具有「威權主義」的特徵。比如，有學者根據人民行動黨對反對黨的打壓和對選舉的操控，將其視為一種「選舉權威主義」。「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通過控制選舉規則和選舉程序削弱反對黨、利用法院制裁打擊反對黨、通過財政資金的投放控制選民的投票方向、運用國家傳媒力量營造持執政黨的輿論，使得反對黨根本無法與之競爭，議會長期被人民行動黨壟斷，周期性的選舉只不過是合法化威權統治的形式。」[1]

　　具體說來，新加坡政黨政治有如下幾個特徵：

　　第一，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並具有「包容性執政黨」的特點。

　　人民行動黨自1959年以來的歷屆選舉，始終在國會中佔據絕對優勢，一直保持執政地位並一黨獨攬大權，控制和主導了新加坡的政治生活，類似於薩托利所說的「主導黨體制」，即「一種存在一個以上政黨的體制，在這一體制中，輪流執政實際上並不會發生。同一個政黨總是能夠長期贏得議會席位(不一定是選票)中的絕對多數」。[2]

　　新加坡執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和主導，在兩個層面上展開：

　　一方面體現在人民行動黨對於反對黨和社會的嚴格控制。

　　人民行動黨反對在新加坡實施具有充分競爭性的多黨制，認為多黨制和政治多元化會造成政治失序和社會混亂，導致優秀人才因黨派競爭而分散，難以全心全力為國家和人民服務，而政府不得不將許多時間和精力用於應對和解決政治分歧，影響政府的正確決策和辦事效率。因此，人民行動黨選擇利用行政和司法手段來限制反對黨的成長，並利用對選舉制度和規則的設計來確保反對黨在競選中不會對其構成實質性挑戰。這些技術性的手段包括限制對反對黨選區的公共撥款，重新劃分反對黨選區的範圍，操縱選舉時間表來壓縮反對黨競選活動的時間，減少新聞媒體對反對黨的報道篇幅等等。

　　同時，人民行動黨也通過強化對社會的控制來鞏固執政地位。首先，人民行動黨政府通過社區中心、公民協商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實現對民眾的控制。在這樣的控制體系下，社會的自主性被削弱。其次，人民行動黨通過《社團法》嚴格控制民間自發的結社活動。為社團登記設置了嚴格的規定。再次，嚴格監管大眾傳媒。強調新聞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必須讓位於國家完整和政府的首要目標。政府壟斷經營電台、電視台，對報紙、雜誌採取減少發行量、逮捕或驅逐記者、編輯和發放許可證等措施。同時還禁止和嚴懲涉及攻擊李光耀和行動黨、鼓吹西方自由民主、言論結社自由的輿論報道。

　　另一方面，執政黨對新加坡政治生活的控制與主導則體現在，在一黨獨大的政黨體制下，為了確保自身的合法性，鞏固長期執政的地位，人民行動黨以維護人民利益為宗旨，通過推行國家合作主義的政策自上而下的把人民群眾納入執政黨所設定的政治發展進程之中。這使其具有了某些選舉型威權主義體系下「包容性執政黨」的特點，這一類政黨「通常試圖把各種社會集團網羅到普遍的政黨保護傘之下，並試圖與政黨外部的各社會集團和機構談判。有些此類包容性政黨曾試圖推進積極的社會改革計劃。另一些則成為綜合各種社會利益的主要領域。許多包容性政黨的政府允許其他政黨在選舉中提出候選人，只要後者沒有真正獲勝的機會。」[3]

　　在這種具有包容性的政黨體制下，新加坡政治中存在一個逆向參與機制。所謂「逆向參與」是決策者走出來，深入人民大眾，與人民打成一片，了解民情，聽取民意，吸取民智，實行民決。新加坡通過搭建遍及社會每個角落的組織網路，物色具有奉獻精神的基層領導，構築全面照顧人民基本需求的制度機制，並與選舉政治有機結合，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逆向參與機制，[4]保持著政黨與社會的有效溝通，而這種全面照顧民眾需求的逆向參與機制也成為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反對黨的邊緣地位以及有限度的競爭。

　　雖然新加坡存在23個合法的反對黨，但除了工人黨、民主黨以及新成立的民主聯盟外，有影響力的政黨並不多，大多不能發揮應有的制衡功能。可以說，長期以來，反對黨在新加坡政黨政治格局中都處於邊緣地位，無法介入決策過程。

　　但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人民行動黨在上世紀70年代達到鼎盛時期，但它並未參照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取締反對黨的做法，實行一黨政治，而是有意保留了反對黨，儘管這些力量弱小的反對黨並不具備與執政黨抗衡的能力，但是這種制度安排使得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在一黨獨大的基礎上呈現一定程度的多元制衡的特點[5]，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競爭民主的某些元素。這為此後新加坡政黨政治的轉型，預留了民主發展的空間。

　　而事實上，反對黨的力量和地位自1980年代始，的確有所提升。1981年，反對黨首次贏得議會席位，打破了人民行動黨對議會的壟斷。1984年，新加坡國會設立若干非選區議員席位，讓落選的反對黨候選人中得票率居前的若干人進入國會，他們可在國會中針對任何議題發言，儘管在很多關鍵議題上沒有投票權，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會聲音的多元化。

　　在新加坡的政黨體制中，反對黨的地位體現在，執政黨對反對党進行嚴格控制，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把其限制在國家權力之外，但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他們的發言權，以對執政党進行一定程度的監督、反映不同的利益和政見。在執政黨眼中，反對黨被歸為兩種類型，一類是以批評執政黨為主、比較激進的「對立的反對黨」，這類反對黨往往受到嚴格的限制和打壓，另一類僅僅將在國會中發出更多聲音作為訴求，致力於更多的反對黨成員加入國會以改變人民行動黨占絕對優勢的格局，這類反對黨則往往受到執政黨的包容。

　　由於執政黨有充分的資源限制反對黨的發展，這使得反對黨對執政黨的制衡作用相當有限。但是，保留了反對黨的政黨體制還是給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帶來壓力，迫使執政黨始終將民眾利益放在首位，以獲取民心來留住選票。反對黨不僅扮演著監督者的角色，同時也扮演以弱勢群體的代言人的角色，促使人民行動黨的政策更多地反映社會底層的利益。亨廷頓歸納了這種「主從政黨體制」的特徵，認為在這種體制下，只有一個政黨具有統治能力，但同時也存在著兩個以上通常代表著較特殊社會勢力的反對黨，它們有足夠的力量去影響主要政黨內部的決策過程」，主要政黨「必須或多或少對其他政治集團的意見做出反應。」[6]

　　二、新加坡一黨獨大體制的政治文化環境

　　新加坡威權體制下的政黨政治形態的生成和維繫，既是在一定經濟社會環境下的選擇，也是政治文化因素使然。

　　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7]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形成的背景和制度變遷的深層原因。新加坡自獨立以來，逐漸形成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政黨政治形態，也是根植於如下的政治文化環境：

　　其一，「亞洲價值」。作為新加坡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亞洲價值觀」被倡導為新加坡統一的社會意識規範，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加坡社會的政治文化心理。1991年新加坡國會通過的「共同價值觀」被認為是「亞洲價值觀」的官方版本。其內容是：第一，國家至上，社會為先；第二，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第三，關懷扶持，同舟共濟；第四，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第五，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儘管對亞洲價值觀的倡導始自90年代，但是以儒家文化為內核的這種價值，一直在新加坡社會存在著，並在現實中找到了政治載體，比如，強大政黨和強政府的建立。對亞洲價值觀的倡導和推崇，實際上為新加坡社會強化了這樣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即強調社會與國家的至上性，弱化個人主義，強調秩序與服從、忠誠與責任。在政治上則體現出權威主義的色彩，體現了權力集中於執政黨的體制特色。

　　這種價值觀在新加坡社會的內化，使執政黨與政府權威得到認可，並使以減少社會參與為代價來加速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理念被廣為接受。

　　其二，對秩序的尊崇。儘管新加坡是個多元文化構成的社會，但對於秩序的尊重與推崇，成為這些多元文化的共性。

　　崇尚賢人政治、崇拜權威與強調等級秩序是儒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徵。此外，伊斯蘭教倡導神權政治，絕對服從統治的觀念在新加坡第二大種族——馬來人中盛行。而印度教的特點亦是強調等級秩序、服從統治者。這些文化內涵中尊重秩序的特質對新加坡社會和民眾政治文化心理的影響，有利於人民行動黨建立一個強大政府，並把自己塑造為一個強大的執政黨。

　　在穩定與秩序優先於民主自由的理念指導下，人民行動黨強調對全社會紀律約束、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因此，為了秩序與穩定，人民行動黨需要維持執政的權威性，需要控制自發的結社活動，需要控制新聞媒體的自由，而個人也必須遵守政府規定的各種行為規範。

　　第三，精英民主理念與去政治化的取向。在新加坡，幾乎沒有在其它東亞國家經常出現的街頭民主和談判妥協，包括反對黨和中產階級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也少有強烈的民主化訴求。有學者將新加坡的去政治化傾向以及民眾的政治淡漠歸結為東亞式的工具理性。「儒學文化圈的民眾較之西方人更為理性。他們的政治冷漠是預期中的。除了少數政治人物或者知識分子，民眾一般不會把民主或者自由視為一種抽象的價值。他們更多的是把這些價值視為工具來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8]

　　除了政治文化傳統外，人民行動黨有意採取的非政治化的策略，對社會的嚴格控制，限制個人和團體的政治參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這種政治冷漠。儘管在新加坡，投票是強制性的，但這種被動型參與卻無助於培養一種參與型文化。

　　與此同時，新加坡民眾的政治淡漠和去政治化的心理使精英民主成為一種選擇，造就了少數具有強烈政治參與意識的政治、社會精英對權力的壟斷，把人民行動黨的威權統治當做是理所當然的看法也鞏固了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李光耀的觀點恰好可以作為這種精英民主的註腳：「任何社會都有一個最高階層，其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他們德才兼備。正是有了他們，我國才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資源，使新加坡成為南亞東南亞出類拔萃的地方。」[9]

　　第四，為經濟發展和穩定讓渡個人自由。正是基於一種工具主義和政治冷漠，在經濟發展優於自由民主的思路下，為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而願意讓渡出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和民主權利，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心理。在這種政治文化環境下，雖然新加坡民眾的個人權利與自由在「一黨獨大」的體制下受到某種限制，但他們又從社會政治穩定、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高等這些強政府的政績中得到補償。另一方面，強大政黨和賢人政治所提供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福利，也影響著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認知和對政治現實的妥協。

　　三、新加坡政黨政治的轉型及政治文化的變遷

　　2011年5月的新加坡全國大選被視為一個分水嶺，「同時也反映新加坡社會的跨時代變化」。[10]這次的大選，人民行動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儘管由於單選區和集選區制度的設計，使人民行動黨仍然獲得了87個國會議席中的81個，但它們實際上只獲得了60.14%得票率。反對黨總共拿到6個議席，但獲得了接近40%的選票。從這個選舉結果來看，雖然人民行動黨保住了繼續執政的地位，但是這次選舉卻被普遍認為是反對黨的重大勝利。毫無疑問，這也是人民行動黨執政以來所遭遇的最大的選舉挫折。新加坡的政黨體制將在未來面臨諸多挑戰。

　　實際上在此之前，新加坡政黨政治形態已逐漸開始轉型。比如2010年4月，新加坡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與國會選舉修正案，進一步放寬對反對黨的限制，如規定非選區議員人數上限從6人增至9人，如果當選為議員的反對黨人少於9名，國會將邀請落選的反對黨候選人里得票最高者擔任非選區議員，直到把國會裡的反對黨議員人數補足到9人。又如，縮小集選區規模，增設小規模集選區的設計也有利於增加反對黨獲勝的幾率。另外，對於發布競選廣告的規定等都有所放寬。

　　而2011年5月的這次大選，也顯示出人民行動黨比以往更能接受政治競爭。人民行動黨還廢止了對互聯網的政治審查，允許政黨和參選人在互聯網上進行政治宣傳。這些舉措，客觀上拓展了反對黨的競選空間。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公開強調要讓政治競爭更公平。而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後，李光耀辭去資政，則被視為「一種政治責任的進步」，是對選民透過選票傳遞出來的訊息的回應。[11]

　　其一，參與式政治文化正逐漸消解著政治冷漠。按照阿爾蒙德的觀點，參與式政治文化意味著，「社會成員往往公開地取向於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結構與過程(換言之，取向於政治系統的輸入和輸出兩方面)」。這種參與式政治文化展示著一種民主的政治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公民可以完全參與到政治過程中。[12]在新加坡，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民眾要求政治更加多元化，希望見到更多的政治競爭和更多的反對黨議員進入國會。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新加坡年輕一代，比他們的前輩有著更多的參與政治的訴求。這種參與式政治文化的生長，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新加坡人以往的去政治化的取向，逐漸消解著他們以往在威權體制下形成的政治冷漠。至少有兩個因素對這種變化產生了影響。一是世界範圍的民主化浪潮，從冷戰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最近的被稱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中東、北非的民主轉型。二是新媒體的作用，以網路為主的新公共領域的出現，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

　　政治文化在代際傳遞的過程中，有的時候會呈現出它作為一個自變數的特徵。在政治文化由政治冷漠向參與式政治文化過渡的過程中，新加坡年輕一代成為了新的政治文化的推動者。在2011年的大選中，年輕選民佔據了較大比例，「65後選民」佔據了46%的投票份額。他們的成長環境跟上一代人不同，價值觀和關注的問題也不一樣。對他們而言，經濟發展不能代表一切，他們需要在政治參與上有更多的更高層次的追求。大選期間，年輕選民踴躍上網參與政治討論，利用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各種新媒體平台，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年輕參選人也充分利用互聯網來為自己作政治宣傳。新媒體降低了政治對話的准入門檻，提供著新的信息來源和更多元的討論空間，為參與式政治文化的生長提供合適的土壤。

　　其二，伴隨著公民社會的成熟，公民文化逐漸得以培育。隨著新加坡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公民社會逐漸成熟。同時隨著新加坡社會結構尤其是人口的變動，新加坡的年輕人口數量越來越多。新加坡民眾尤其是年輕人開始傾向於有更多的社會政治自由，希望社會走向更多元更開放，這是他們將選票投給反對黨的重要原因。

　　他們的訴求在於，執政黨雖然在新加坡的執政中做得不錯，但是也應該有反對党進入國會，也應該有不同聲音在政治決策機構中出現。一種普遍的看法是，人民行動黨執政時間太長，以至於有一種權力的傲慢。人民行動黨在長期一黨執政下所形成的那種不顧忌人民感受的「權力傲慢」和把人民視為「子民」的家長作風，以及「我們來決定什麼是對的，別理會民眾的看法」的李光耀式執政風格，已經不適合新的公民文化環境與現代民主政治。民眾希望人民行動黨會作出適當的調整，也更希望有多元的力量可以制衡這種權力傲慢。正如蔡定劍所形容的，儘管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如父母一般用他們的辛勤勞動給子女帶來財富，「但現代社會的子女還是覺得不太舒服，願自己過自由自在的小日子。」[13]

　　新加坡的治理曾經被歸為一種「專制下的天堂」，這種治理模式也曾被視作某種亞洲特殊性的代表。[14]但是，人民行動黨那種認為政府應該為人民包辦一切的強政府式的治理風格，也開始引起人們的不滿。而且隨著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所遺留的問題越積越多，如物價上漲，低收入者的民生問題，住房保障不夠，貧富差距擴大，新移民與本地人的矛盾等等，執政黨壟斷政權的方式越來越受到質疑，人們想要表達獨立的聲音，不需要由執政黨代勞，他們要自己進行參與，自己選擇。近年來這樣的民意已經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中表達出來。

　　其三，政治理性成為對多元競爭體制認同的重要前提。當多元競爭體制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政治理性也成為一種訴求和認知。

　　一方面，新加坡有識之士發出了理性的呼聲，認為政府的確應更加重視民眾的意見和反饋，也應順應民意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更好辦法，但卻不能滑落到民粹的歧路上。「即使我們的社會多了不同的聲音，新加坡的政治也不應該陷入水火不相容的對立局面。否則我們就無法為新加坡人創造自我提升的環境和機會。」[15]

　　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在此次大選中並未如以往那樣採取高壓手法打壓反對黨，控制選舉，而是採取一種理性競爭和開放的態度，在成功地贏得了約60%的支持率的同時，又避免了新加坡社會走向更大的分裂和動蕩。通過本次大選，6名反對黨議員進入國會扮演制衡政府的重要角色，選民的理性訴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滿足，避免了選民的不滿情緒釀成激烈的反對浪潮，也避免了反對黨因得不到公平競爭而做出偏激的鼓動。

　　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未在選舉中選擇民粹式的動員，這種對政治理性的追求，避免了激起新加坡社會的民粹主義情緒。而由民主訴求滑向民粹的誤區，則是很多國家民主化轉型的敗筆。新加坡的政治理性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公民社會的成熟，這也規避了從體制外開始激進民主化轉型的風險。

　　其四，一種寬容性的政治文化正在形成。民主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對多元的寬容。

　　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儘管新加坡有反對黨的存在，但是人們在提到反對黨的時候，還是有所顧慮，有所迴避。但是在這次大選中，許多選民都公開表示，自己是支持反對黨的，他們公開參與反對黨的活動，在投票時也不再有恐懼感。

　　新加坡政府從去年開始就提出了選舉制度的改革，有意的通過選舉制度的改革讓反對黨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另外他們在選票上也進行了改革，增加了連續號，這個辦法可以減少選舉的作弊，使選舉更加公平。選票上增加序列號也不會導致政府能夠追蹤到投反對黨的選民。這些選舉制度上的改革有利於反對黨，也有利於選民可以無所顧慮地投票。

　　這種寬容性文化的出現，既是整個社會對執政黨所形成的壓力的結果，也是新加坡執政黨有意地型塑一個更為開放和寬容的社會。李顯龍就曾經在選舉中幾次談到這個選舉的結果將會導致產生新加坡政治的新局面。執政黨的開放和寬容的態度，使得更多的新加坡選民可以投反對黨的票，而不至於擔心受到執政黨的報復。而新加坡的媒體在以往的選舉中基本上只報道執政黨的活動和他們的講話，很少報道反對黨的活動和反對派的講話。但是在這次選舉中新加坡的媒體卻出現了大量關於反對黨領導人和反對黨競選團隊的活動報道以及他們批評執政黨政策的講話，這些大篇幅的報道對選民的投票行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對於新加坡的媒體來說，如此的寬容和自由度，是以前從未出現過的。

　　四、結語

　　新加坡曾被當作是一黨長期執政的成功模式，在一些人看來，新加坡似乎提供了這樣一種成功經驗，即為了經濟發展，可以忽視政治自由與民主。

　　實際上，我們從新加坡政黨政治形態正在發生的變化，可以看出這樣的發展邏輯：經濟發展帶來社會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進而推動市民社會的成熟，在這樣的背景下，包含現代民主價值的政治文化得以逐漸形成，繼而是社會對於制度改革的訴求，比如，要求以制度來保證多元聲音的存在、公平的競爭，以及對權力的制約、監督等。在這樣的路徑中我們看到，作為一種具體制度的政黨體制，它的變化也是邏輯之中的。

　　當新加坡面臨重要的國家整合以及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任務時，以威權主義為特徵的政黨體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執政黨也的確通過良治為其奠定了合法性基礎。當民主政治運作的條件不夠成熟時，以拒絕政治參與為特徵的權威政治可以大大降低政治成本，有效實現貫徹功能、穩定功能和社會整合功能。

　　但似乎沒有人會懷疑民主化的最終方向。在威權體系的政黨制度下，以何種途徑實現民主化，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由來自體制外的壓力來推動，這是帶有一定風險的途徑。當這種壓力與維護既有體制的慣性相衝突，則可能對社會與政治穩定造成威脅。二是自上而下的推動，執政黨創造條件培育一個獨立的中產階級和成熟的市民社會，伴隨著民主政治文化的生長，最終推動政治制度的改革與創新。這需要執政黨的政治遠見、歷史責任感、政治勇氣與能力。但這些對於保障國家未來的經濟繁榮可能是更為有效的途徑。

　　注釋：

　　[1]蕭功秦：《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1期。

　　[2][意]薩托利：《政黨與政黨體制》，王明進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288頁。

　　[3][美]阿爾蒙德等：《當代比較政治學：世界視野》(第8版更新版)，楊紅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05頁。

　　[4]歐樹軍：《新加坡政治中的逆向參與機制—東亞五國一區政治發展調研報告之七》，《文化縱橫》2010年第5期。

　　[5]李路曲：《當代東亞政黨政治的發展》，學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

　　[6][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87頁。

　　[7][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等：《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頁。

　　[8]《全球文明競爭視野中的儒學復興——專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文化縱橫》2010年第2期。

　　[9]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38頁。

　　[10]李顯龍總理2011年7月22日以行動黨秘書長身份設答謝宴時評論。見聯合早報網，2011-07-23，http://www.zaobao.com/ge/pagesl/ge110723.shtml。

　　[11]張鐵志：《新加坡更民主了嗎？》，《華爾街日報》2011年6月2日。

　　[12][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頁。

　　[13]蔡定劍：《民主是一種現代生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頁。

　　[14][新加坡]馬毅仁：《成者王侯》，載《讀書》雜誌編《亞洲的病理》，三聯書店，第260—278頁。

　　[15]吳俊剛：「人心浮動尤需政治理性」，《聯合早報》2011年6月13日。

　　（作者簡介：劉渝梅，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