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學的現代解說（三十）

　　2.孔子的治理思想體系

　　以今天的普世價值看問題，孔子的治理思想具有三個向度：求真、向善、愛美。三者一體，以真善美的統一來追求人類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其內里，還具有以「命」為核心的生存哲學，以「仁」為核心的境界哲學，以「中」為核心的行動哲學 ，以「道」為核心的形而上學。這正是它的普世價值，最值得傳承和最值得不斷加以完善的治理思想。

　　（一）孔子的治理框架：治道

　　孔子的組織治理的理論框架，也就是治道具有以下極為簡約的三個向度：

　　第一向度：禮。

　　以「禮」為核心理念，用禮制、禮樂追求組織體制的合理化。

　　激發人們的邏輯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人們能夠自覺地從理智上求真。

　　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的規律性，以富於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禮制和禮樂來規範組織秩序；用禮制約束人，用禮樂營造敬業、敬人的組織氛圍。

　　孔子的治道強調「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順」，各司其職，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如今所說的總裁像個總裁， 經理像個經理，市長像個市長，船長像個船長，工程師像個工程師，醫生像個醫生，教師像個教師各自與其組織角色、職務相稱，也就是其「實」與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防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角色或職司的紊亂，用完善的層級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圍約束組織成員。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這就是說：「用禮制來約束之，犯錯誤的人就少了。」 孔子又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必然造成治理體制的紊亂。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禮樂的關鍵性作用在於形成一種敬的組織氛圍，敬重自己的組織角色或職司，敬重上司，尊重下屬，使組織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見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組織治理。而決不是人們 所附會的隨意性極大的所謂「人治」。

　　現代管理的實踐也表明，構建組織治理體制和制度，以及營造敬業氛圍，具有基礎性作用。

　　第二向度：義。

　　以「義」為核心理念，用義、恕追求利益獲取的正當化。

　　激發人們的價值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人們能夠自覺地在意志上向善。

　　孔子說：「惠則足以使人。」這是說利益和好處能夠驅動人去做事。孔子還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對利益的正面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並非一概排斥利益。而且如《論語》所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符合道義的貧窮和不符合道義的富貴同樣都是可恥的事。但是孔子明確地指出：「放於利而行，多怨。」就是說：放任一味追求利益而行動，就會招致更多的怨恨。因此才有必要區別追求正當利益和唯利是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強調「見利思義」，取正當利益，而遠不正當的利益。教導人們實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要做到：自己不願意的，不要強加給別人。不正當利益損害別人的利益，自己不願意別人這樣做，自己也就不應該這樣做。這就是「義」所表達的價值觀。「義」本作「義」， 《說文》曰：義，己之威義也。古者威儀字作義。今仁義字用之。鄭司農註：今時所謂謂義為誼。義，善也。從羊者，與善美同意。《中庸》則曰：「義」者，宜也。「義」就是受道德制約而有度的「利」，這樣獲取的利才是善的。對此，孟子發揮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王何必言利。」是著重指出組織內唯利是圖，必然使組織陷入危險的境地。因此必須以有約束的「利」，也就是「義」來替代毫無約束的「利」。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確立「用正當的方法獲取利益」的價值觀來規範組織的利益機制，使組織能夠持續發展。

　　現代管理的實踐也表明，建構為服務對象創造價值的價值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第三向度：和。

　　以「和」為核心理念，用忠、信、孝、悌追求組織的和諧。

　　激發人們的審美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人們能夠自覺地依情感而愛美。

　　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組織能夠依靠禮制、禮樂達到和諧。和諧符合人們的審美情趣。這是以真求美，反過來美也能達真，人們的追求「和」的審美情趣有助於引導組織趨向於和諧，趨向於「和而不同」的理想狀態。為促使人際和諧，孔子還具體提出忠、信、孝、悌的審美標準，用以促使人際關係達到完美的境界。《說文解字》：「忠，敬也，盡心曰忠」。人與人之間，能相敬且盡心，關係必然和諧，是一種盡善盡美的人際關係。《說文解字》：「信，誠也，從人言」。「誠」即真實無妄。《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不誠不信，虛假不真，自欺欺人，人際相處也就難以和諧。《說文解字》：「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子女能善事父母，繼承父母，關係必然和諧，是一種盡善盡美的人倫關係。悌，從心，從弟；本義作「善兄弟」解，見《說文許箸》。悌，敬愛兄長之誼。如此兄弟和諧。因此，以忠、信、孝、悌 的之美達人和，是實現組織協同的現實途徑。

　　現代管理的實踐也表明，建構誠信、敬重他人的和諧美德，最能保證事業的成功。

　　（二）孔子治理思想的哲學內核：道統

　　孔子的治理哲學，也就是道統[注]由以下極為現實的四種哲學整合而成：

　　其一，生存哲學：命。

　　孔子的生存哲學，以「命」為基本哲學範疇。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文解字》：「命，使也。從口令。命者，天之令也。」因而也稱「天命」。《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就是說，天所賦予人的就叫做人性，依循人性去做就叫做道，研修並遵循道就叫做教。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敬畏自然，也就必須遵重自然所賦予的人性，更要珍惜人的生命。《禮記·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家的天命觀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周易》有天、地、人，的「三才」觀。《周易·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天地人三才，人居中位，《易》講中正，人也為中，為正，體現了儒家哲學的人文精神。這種「三才」天命觀和畏天命的生存哲學，正是儒家的人文精神的哲學根基。

　　其二，境界哲學：仁。

　　孔子的境界哲學，以「仁」為基本哲學範疇。

　　《說文解字》：「仁，親也，從人從二。」《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論語》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解釋說：「仁者愛人」。仁就是愛，就是對生命的關懷、對自然的愛。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孔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論語》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因而孔子曰：「修己以敬」。曰：「修己以安人」。以仁愛之心修己，以恭、寬、信、敏、惠修己，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總結說：「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仁」之範疇也就成為做人的最高境界。孔子的境界哲學，以安人，以致和，使「近者說，遠者來」，使組織形成向心的凝集力。這種做人的境界正是產生組織凝集力的哲學基楚。

　　其三，行動哲學：中。

　　孔子的行動哲學，以「中」為基本哲學範疇。

　　中庸，《說文》：「庸，用也。 」中庸的本意就是中用，也就是直接把執中而得的「中」拿來應用的意思。毛澤東說：「孔子的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毛澤東書信選集》147頁）孔子的中庸思想，確實有獨到創見：其一是依準繩執行要「無過無不及」，其二是執行要「時中」，懂得權變。中國的傳統哲理謂之「允執其中」，要求人們執兩而用其中。孔子則有新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孔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因而他把民眾不易執行的「執兩用中」，變換成「中用」的易於執行的儒家程序。這種程序就是分兩步走，聖人「執兩用中」而後「用其中於民」。也就是僅僅將執中的成果作為信條灌輸給民眾，使他們易於執行。中國的傳統治理哲學：執兩用中，持中致和也就退居後台，做為根基 。而把執中的具體成果，理念和治理模式推向前台，作為具體執行的腳本進行演繹。於是中庸思想便是具體執行信條的行動哲學。以禮製為準繩，以中庸哲學為行動指南，從理智上求真的治理理論也就擁有了哲學依據。孔子曰：「過猶不及」。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要求人們不偏不倚地執行信條。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指明「時」變了，執行就須依時而權變，以求其和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求得和諧才是目的，強求雷同，千篇一律毫無意義。對此朱熹解釋說：「執中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孔子的中庸哲學，正是儒家以禮制、禮樂治理組織的哲學基礎。

　　其四、形而上學：道。

　　孔子的形而上學，以「道」為基本哲學範疇。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足見孔子晚年十分注重「道」。儒家經典《周易·繫辭》說：「形上之謂道，形下之謂器」。「道」就是儒家的形而上學。 缺乏形而上學的堅實基礎，理論大廈就會搖晃，甚至於倒塌。《周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業。」有一陰一陽之道指導人們的思維，大業才不會走入迷途。因而，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不妄作為而能夠治理天下的人，舜就是吧？他做了些什麼呢？只是畢恭畢敬地坐在王位上罷了。對什麼畢恭畢敬呢？天命。恭恭敬敬地遵從天之令，人之性。也就是遵道。由此孔子總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遵道，能弘道，這正是儒家治理思想的哲學根基。雖然孔子開始整理傳承《易》之形而上學比較晚，也並不完善，但畢竟有了初 具形態的儒家形而上學。然而也正因為這形而上學的構建有些遲，也不夠系統完善，不夠強有力，因此，儒家內部不斷產生分歧。最直接的首先是孟子和荀子的部分歧見，使儒家理論產生偏移。在人性上，孟子和荀子都背離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傳統哲學原理，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人性有利己有利人的陰陽趨向，皆為天性，本無所謂善惡。善惡是人後天的價值判斷而已。關於人性的一陰一陽的先天特性被孔子的大弟子們強行拆散而指為人之本性，也就不再成其為「道」了。足見儒家的形而上學未能深深滲透於儒家的傳統之中，實在有些軟弱乏力。後儒董仲舒則以「天人感應」說為中心，說是「君權神授」，「天」對地上統治者經常用符瑞、災異等表示願望或譴責，從根本上背離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哲學思想。並且提出「三綱五常」永恆不變的名教觀念，與《易》的變易思想背道而馳。而最甚者則 是被尊為理學宗師的宋儒朱熹。朱熹的哲學思維背離傳統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和「執兩用中」的哲學傳統。這種傳統的中國哲學是陰陽兩端和中的一分為三的哲學。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學以「理」取代「道」。產生「理」與「氣」的兩分法思維體系。「天地人三才」論被理氣二元對立論所替代。朱熹認為「理與氣是二物」，構成一對新的哲學基本範疇。形成了他所創造的中國式的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 朱熹認為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又說：「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 （《朱熹集》）「有是理，便有是氣」。「理」與「氣」的對立，構成了類似於西方哲學的一分為二的形而上學，從根本上背離了中國傳統的一分為三的哲學。而且強調「存天理，滅人慾」，人竟然成了「天理」的掌上玩物，更是從根本上背離了傳統的人是宇宙的中心的人文精神。離經叛道的朱熹理學一度被官方禁止。但朱熹的「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 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朱子語類》）的說教從根本上說，純粹就是維護皇權專制的御用理論工具，因而終於被帝王所賞識，取代了孔子的思想而佔據正統的地位，開始了唯「理」是從，以「理」控制人們的思想，「以理殺人」的專制黑暗時代。而且其毒害一直延續至近代，至今仍然陰魂不散。諸如「有理走遍天下」、「凡事都講理」、「以理服人」的單講一個空理，不求實力發展的說教仍然廣為流傳，以至於空講理講到帝國主義列強打入中國，大肆屠殺中國人了，還是為一個「理」字所困而難以能擺脫 ，國弱而民遭殃！佔據了正統的地位的朱熹理學動搖中國哲學根基的直接結果，就是中國近代的衰落和民族的恥辱。這些後患，均出於孔子思想體系中形而上學的軟弱無力。這是孔子哲學思想的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