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滿漢同治」中的漢族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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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記載歷史告訴我們，有清一朝實施了「滿漢同治」的內政策略；同時，清史又告訴我們，無論是清朝前期設立軍機處，還是清朝晚期實施「垂簾聽政」，清廷的為政精力都是為了使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那麼，清廷又是如何使得「滿漢同治」和集權專制這種看似悖論的現象歸於有機統一的呢？

人類歷史常識告訴我們，權力爭奪往往源於權力內部；清代雍正朝的史實也說明，對雍正皇帝皇權構成威脅的，也正是滿族皇室的那些皇親國戚們，史稱「奪嫡之爭」。在清朝初期議政王大臣、內閣大學士等等的權力迷障中，雍正皇帝需要摸索出一個不被牽制、更為有效力和集權的機構，適時地，一位漢族官員進入了雍正皇帝的視線，這便是時任內閣學士、刑部和吏部侍郎的張廷玉。據《清史稿》記載，「軍機處初設，職制皆廷玉所定」。張廷玉以工作「勤」和書寫「快」著稱。據清史研究者揭示，張廷玉在雍正朝軍機處初設之時，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住在軍機房中，而且，他還有一個特別才能：他能迅速筆錄雍正皇帝的口授內容，雍正講完一段話，他的筆錄已幾乎同步完成。假如聯繫到雍正皇帝的「股肱」親信張廷玉有這個特殊才能，那麼史冊所載，也是很多清史學者所提到的雍正皇帝「勤筆」，即有史學者統計認為：雍正一朝皇帝平均每天書寫8000千字的「勤政」，就得打上一個疑問號：他是否竊取了張廷玉的書寫功勞呢？在權力可以取代一切的中國王朝歷史上，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正因為漢官張廷玉對滿清權力機構軍機處作出了巨大貢獻，雍正臨終遺言：張廷玉死後可以「配享太廟」，儘管這一資格被雍正的兒子、後繼乾隆皇帝一再戲弄而差一點取消——乾隆對待漢官張廷玉，就像對待既愛又有污點的情人，其留給後代的歷史發展邏輯（俗稱「報應」），則是晚清歐美列強以同樣手段玩弄慈禧政府（梁啟超等諸多大學者如是說）。

歷經康、雍、乾三朝的漢官張廷玉為雍正皇帝突破皇室親貴的權力迷障，作出了傑出貢獻。他的後繼漢官、同樣是三朝元老（乾、嘉、道）、最終擔任軍機大臣首輔的曹振鏞，則以「多磕頭，少說話」而聞名於清朝史冊（張廷玉的座右銘是：「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咸豐皇帝繼位後，中英鴉片戰爭中的「賣國賊」、也是當時滿族親貴集團重要成員軍機首輔穆彰阿遭到革職，短期繼任者是漢官祁寯藻；咸豐朝後期，滿人軍機大臣首輔文慶病死，短期繼任者是漢官彭蘊章。但彭蘊章也「是個只知道磕頭，不願意冒頭的領班大臣」。當時的同僚給他起了個綽號「彭葫蘆」。

有史學者指出：「無論是曹振鏞，還是彭蘊章，都不過是當年張廷玉的一個翻版而已」（引自熊劍平著《權力的掌控——軍機處》。他們在幫助滿族皇帝打壓滿族親貴集團的宮斗、威脅獨裁皇權中作出了意想不到的貢獻。

讀過曾國藩湘軍初期鎮壓太平軍歷史的讀者都知道，軍機首輔祁寯藻曾在湘軍取得輝煌戰果時挑唆咸豐皇帝：一個在籍侍郎可以指揮鄉間農民取得如此大的戰果，不是朝廷之福。

在滿清官場上，「彭蘊章雖然一貫出言謹慎，卻和祁寯藻一樣，一直非常大膽地在咸豐皇帝面前竭盡誹謗曾國藩之能事，認為這位握有兵權的封疆大吏對於朝廷是個威脅」（引自同上書）。

在「滿漢同治」的政治格局中，漢官呈現出「一個比滿人更加排斥漢族大臣」的歷史現象。

晚清史記載，慈禧太后勾結恭親王發動辛酉政變、實施「垂簾聽政」以後，同一滿族集團的恭親王在朝中的權力和威望，對慈禧太后的「聽政」皇權構成了威脅。如何排除滿人親貴恭親王等人對權力的挑釁，慈禧和她的前任歷代獨裁者一樣，她想到了漢族官員，一個叫周祖培的漢官走進了晚清史冊，此老兄也曾在幫助慈禧太后剔除滿族親貴「八人幫」肅順集團中立下汗馬功勞。「面對周祖培這些人，慈禧是充滿信心的。之所以選擇與他們進行商議，也是看中了他們平常一貫的唯唯諾諾，可以保證自己的強勢順利地推行下去。而事實也正如慈禧所料，周祖培等人只有恭敬聽命，一切都在按照慈禧的設計往前走。」（同上書）

有清一朝，「滿漢同治」的漢族官員，既是滿族集團打壓、不信任的第一對象，更是滿族皇權利用它牽制滿族皇親國戚、幫助獲取皇帝集權專制的一顆棋子。歷史告訴我們，任何一級的權力都需要制衡，但有清一朝的漢族官員們的「磕頭」和「聽命」給了清廷專制以台階（即常用語「被人當槍使「），阻擋了滿族親貴對皇權的制衡，讓它一步一步登上了封建專制權力的頂峰。封建官場的施政台階很重要，它可以使皇權的威嚴不至於因苛政而崩塌。乾隆朝莫須有的「叫魂」案，正是軍機漢官劉統勛（電視劇中「劉羅鍋」的父親）在適當的時間裡給了皇帝硃批「此案現在竟可無庸查辦」這麼一個台階，推卸了皇帝的責任（造成無數家庭家破人亡的冤案），留下了皇帝「鷹瞵虎視」勤於政務、而地方官「玩忽職守」的光輝尾巴（參閱孔飛力著《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筆者同時斷言，封建王朝中國傳統官場的權力運作，正是無數後代中國人所說的「民族劣根性」奴性的製造器（在「中國人的劣根性」之說中，中國人則成了「替罪羊」）。滿清獨裁皇權的詭異之處，就在於每當它遭到滿族政權內部反對之力的時候，它總會第一時間想到那些一貫唯唯諾諾的漢族官員，這一策略思路甚至貫穿了整個清朝。清末曾國藩的忠君德行，正是清朝二百多年來漢族官員為官處境和經驗的大總結。包羅萬象、可大書特書的封建皇權政治，只兩字可以落筆，便是「權謀」。歷史的規律是，歷史性對滿族官員的打壓，終久結出了一枚碩果，清末的滿族親貴集團，已是顢頇不堪了，滿清皇權再想竭力回護，建立「皇族內閣」，已經為時晚矣。這一現象，和歷史上宋朝皇帝為了個人獨裁設置「偃武修文」（強幹弱枝）制度、最終宋軍真的不能打仗而成為史稱的「弱宋」，在本質上是一個道理。甚至，中國政治歷史一貫追求皇帝強、打壓臣民百姓，而終久成為弱臣弱民（常說「奴性」），也是這一歷史邏輯發展的一種結果。古語云：傷人一千，自損八百。封建皇朝歷史正書寫了權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這種「自損」。從另一角度上說，這也應該是實為一體的數千年古老中國文明停滯不前、難於進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歷史一再證明：打壓他者便是打壓了自己；提升他者便是提升了自己，但古往封建中國從來沒有這種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