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五大支柱

宗教改革要點 — 宗教改革五大支柱作者：Michael Horton

原文刊登於1994年3月4月號《現代宗教改革》雜誌

1989年5月，由福音派全國聯盟和三一福音神學院聯合舉辦的一次會議在該神學院位於伊利諾斯州的校園召開。該會議被人稱為是一次福音派宣言協商會議，揭露出來的問題比解決的要多。在出版的會議發言中（Zondervan出版社，1990），美國福音派的前輩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以他的開場白為該書定下了基調：「『福音派』這個詞在二十世紀已經取了互相衝突的細微差別。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全體福音派成為造成這種混亂和誤解的一個因素，發揮的作用並不亞於批評他們的人。」他警告說，人不是按照聖經的教導和「神學上的『應該』」，而是按照社會學和經驗主義的「現實」來理解「福音派」這個詞。換言之，亨利因著福音派運動越來越受制於它最新的潮流，而不是受制於它規範的神學身份而深感不安。一位又一位作者（應該也是那次大會一位又一位的發言人）回應同樣的擔憂，即過不多久，「福音派」這個詞將不再具有任何有意義的識別作用。

這個詞本身源自被翻譯為「福音」的希臘文euangelion，當抗羅宗的改教家們開始把「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帶回到它藉著被造，被造為要傳揚的那信息時，它就成為「福音派」這個名詞。當時人仍使用其它標籤，如「路德宗」，「改革宗」，以及後來的「清教徒」，「敬虔派」和「衛理宗」等。儘管如此，人的看法就是，那曾經把「福音派」團結起來對抗羅馬錯謬的那同一個福音，也把他們團結起來對抗悄悄潛入的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自然主義和現世主義。在英國，那人稱之為「福音派覺醒」的運動是與美國自己的「大覺醒」同時發生的，當時衛斯理、懷特菲爾德、愛德華滋、特南特（Tennant），還有如此多的其他人，以贖罪祭為中心進行傳道。當然後來衛斯理為阿民念主義大發熱心，就讓在英國的工作分裂，但在大覺醒中，人們仍是清楚毫不含糊地傳講宗教改革強調的要點。

出於這種傳承，那些今天稱自己為「福音派」的人（或者那些在福音派教會，可能卻不知道自己出於這種傳統的人）也是第二次大覺醒的後人。第二次大覺醒和從中出現的復興主義在根本上改變了「福音派」，使之不再關注信心的對象，而是聚焦在信心的作為和經歷上，依靠芬尼和其他人所說的適當「激動」，來引發正確的回應。在我們看來，這第二次大覺醒是美國信仰歷史最重要的震動偏移。雖然宗教改革對罪和恩典的強調繼續發揮著某種影響，但這些強調被不斷修正，為要讓「福音」更為那些認為要依靠自己力量的人所接納。

只有在本世紀最後的十年，這場運動的許多主流領袖才開始意思到一種福音內容的消失。福音不再是這場運動特點的聚焦之處，而是現在更體現為是一種亞文化，一種政治、道德和社會運動的集合，一種對關於末世相當奇異認識的濃厚興趣 。一位朋友在回答一個人提問的「福音派是哪種人」這個問題時不知說什麼才好，只能回答，「他們就是像葛培理那樣的人。」

在這一點上，我們這些是宗教改革繼承人的人（宗教改革賦予福音派運動一種清楚的神學身份，但這種身份已經失落），再次呼籲人來關注那給整個十六世紀的爭論定下框架的五個唯獨：「唯獨聖經」，「唯獨基督」，「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和「唯獨神的榮耀」。

唯獨聖經：我們唯獨的基礎

許多抨擊宗教改革的人嘗試把它描繪成為對個人主義發出的誘惑，把它說成是人為自己從聖經中找出他們要信什麼，不要信什麼。「不要再理會教會。廢除信條和教會教導的職分！我們有聖經，這就足夠了。」但這並不是改教家關於唯獨聖經的教訓。路德評論說個人主義式對待聖經的態度，「這就意味著每一個人要按自己的方式下地獄。」

一方面，改教家們面對的是羅馬天主教會，羅馬相信它教導的權威是最終和絕對的。羅馬天主教說，即使在當代教會，傳統也是一種無繆啟示的形式；人需要一本無繆的聖經，以及對聖經作無繆解釋的傳統。另一方面改教家們面對的是極端重洗派，這些人相信他們不僅不需要教會教導的職分，其實他們看起來也不再需要聖經，因為有聖靈對他們，至少對他們的領袖直接說話。重洗派運動不是產生出一位教皇，而是生出無數聽到神聲音的「無繆」信使。宗教改革對這兩種立場都加以反對，堅持說聖經是決定教義與生活的惟獨最終權威。在解釋聖經的時候，全教會，包括平信徒都必須參與，他們必須接受教會中教師的引導。這些教師雖然並非無繆，卻應當具有相當大的解釋聖經的權威。信經是具有約束力的，剛剛進行宗教改革的抗羅宗團體很快就制定了信仰告白，這些信仰告白不僅得到教師，還是得到全教會的認可。

今天就連在福音派運動內部，我們也面對類似的挑戰。一方面，一種傾向在說，就像路德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描述那樣，「我上教會，聽我的神甫說的，他是我相信的。」加爾文向樞機主教沙杜里多抱怨說，宗教改革之前的講道部分是追求瑣事，部分是編故事。今天這種「降低素質」的同樣過程指的是，按照蓋洛普的說法，我們是「聖經文盲的國民」。也許我們深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80% 的成年美國人相信聖經按字義是神的話語，是神默示的話語。但30% 經常上教會的青少年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要慶祝復活節。蓋洛普說，「閱讀聖經的衰落，部分是由於人們廣泛相信聖經是不能被人明白的，部分是因為教會較少強調信仰方面的培訓。」正如羅馬的無繆是建基於聖經本身難懂、晦澀和混亂的這種信念，同樣今天人需要專業人士告訴他們「凈分類賬」：這對我意味著什麼，它怎樣可以幫助我，使我幸福？但是讀聖經不僅僅是為了讓靈修默想的人都知道聖經講得是多麼清楚，至少在它講的主要問題上是非常清楚，以及它最終要使信仰變得不再混亂隱晦。今天再一次，特別是在主流抗羅宗教會中，聖經是一本神秘的書，只有一小群 「了解內情」的骨幹聖經學者才能明白。

但我們也有另外一面。在許多「福音派」教會中，有一種流行趨勢，就是強調在神話語之外與聖靈直接溝通。在這些圈子當中，傳統和歷世歷代以來教會的教導工作不僅被看作是有謬的（改教家們也相信這一點），它們還成了譏諷的對象。托馬斯·閔採爾（Thomas Muntzer）抱怨說路德是「我們的一位文士，要打發聖靈離開去上學」，他的觀點佔據了美國主要福音派電台和電視台的黃金時段。加爾文論到這些人說，「當狂熱派放肆地以聖靈誇口時，傾向總是要埋葬神的道，好讓他們可以為他們自己的謊言騰出空間。」

基督教不是一種神秘經歷，而是一種信仰。魯夫（Wade Clark Roof）和其他社會學家指出，今天的福音派基督徒和普遍文化潮流沒有分別，特別是他們寧願從經歷的方面，而不是從藉著神話語的關係方面來思想他們與神的關係。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建立在視覺形象上的社會，和中世紀非常相似，然而基督教信仰只有通過言說、觀念、信念、宣告和論證才能興盛。離開筆之於書和永活的道，人不可能與神交通。基督教信仰的每一件事都取決於通過先知使徒由神傳遞給我們、說出來、記載下來的道。

而且，唯獨聖經意味著神的道是充分的。雖然羅馬相信道是無繆的，但它官方的神學更受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觀點的塑造，多於受聖經影響。今天情況也相似，心理學威脅要重塑對人自己的認識，就連在福音派的講壇上，罪也變成了「沉溺」，作為一個事件的人的墮落被一個人「犧牲品」的地位取代；人越來越多把得救說成是心理健康，內心平安；自我形象，我個人的幸福和自我實現，而不是神的聖潔與憐憫、公義與慈愛、榮耀和憐憫，佔據了中心地位。聖經有沒有明確說明人的問題和解決辦法？或者我們真的需要事實的時候，我們是去別處尋找，去找一個現代屬世的權威，其實由他來評價我的講道？在這過程當中，人當然還會引用聖經來支持論證。但政治理念、社會學、市場營銷和其它屬世「權威」絕不可佔據首位，回答聖經講到的問題。這就是這份宣言部分的意思。今天的福音派在這一點上看來和中世紀教會一樣糊塗。

唯獨基督：我們唯獨的中保

中世紀的時候，牧師被人看作是與神有一種特別關係，因為他通過聖禮，作為中介傳遞神的恩典和赦罪。當時還有其它挑戰。我們經常以為我們自己這個多元化、如此多宗教出現的世代是獨一無二的。但就在宗教改革爆發前不久，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彼特拉克（Petrarch）呼籲人迎接一個屬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當中，所有的宗教都聯合起來。很多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深信，大自然存在一種能使人得救的神的啟示，所以基督並不是那唯一的道路。人們對異教徒哲學的迷戀鼓勵產生出一種觀念，認為自然宗教可以給人極多，是的，甚至可以把救恩帶給那些不認識基督的人。

宗教改革最首先是瞄準對人的信心發起攻擊，並且捍衛唯獨神啟示祂自己、拯救我們的這個觀念。不是我們去尋找祂，而是祂尋找我們。這種強調是宗教改革發出「唯獨基督！」這呼聲的原因。耶穌是人要認識神到底是一位怎樣的神的唯一道路；是人要與神建立關係，以祂作為父，而不是審判官的唯一道路；是得救脫離神忿怒的唯一道路。

今天，這個宣告再一次身陷險境。按照弗吉尼亞州大學社會學家亨特的統計，35% 的福音派神學院神學生否認相信基督是絕對必須的。按照喬治·巴拿的統計，美國保守派、福音派新教徒中持這種觀點的人數比例也在同一水平：「神要在所有好人死的時候拯救他們，不管他們是否已經信靠基督，」這是他們認同的觀點。

58%的成年美國人相信他們將來要在神面前受神審判。他們相信有地獄，但只有11% 的人認為他們有可能到那裡去。司普羅（R.C. Sproul）觀察說，人認為自己好到足以通過神的審察，對神的聖潔毫不在意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基督。這就是為什麼在接受調查的「重生」福音派人士當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認同一種說法，即使對那些認同這觀點更微妙表達形式的人來說，這種說法都足以揚起警告的紅旗：「如果一個人是好人，或者在今生為其他人做過足夠多的好事，他們就會在天堂賺得一個位置。」另外，當他們被問到是否認同以下的說法，「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其他人都是向同一位神禱告，雖然他們用不同名字稱呼這同一位神，」三分之二的福音派人士甚至覺得這個說法並沒有問題。巴拿觀察說，「那些經常上教會做禮拜的人和那些不上教會的人，他們的回答幾乎沒有什麼分別。」一位接受調查的獨立派基要主義人士說：「在他們的情形里，要緊的就是他們按照心裡知道的遵從了神的律法。」

但這種朝向相對主義的文化影響不僅表現在大眾之中，一些福音派運動自己的教師也有意識地宣告這一點。皮諾克（Clark Pinnock）聲明說：「聖經沒有教導說人一定要承認耶穌基督的名才能得救。神關心的問題是人心的方向，不是他們神學的內容。」對於我們這些對他們的人心略有所知（見耶17:9）的人來說，情況並不像皮諾克認為的那樣讓人得安慰。

說唯獨基督，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相信父或聖靈，但它確實堅持說，基督是唯一道成肉身的神的自我啟示，是人類唯一的救贖主。聖靈不是讓人關注祂自己，而是帶領我們到基督那裡去，在基督里我們得以與神和好。

唯獨恩典：我們唯獨的方法

我們一定要堅持聖經的原因，就是聖經是唯一告訴我們，我們是因著無緣無故、我們不配的神的接納而得救的地方。在電影《音樂之聲》中，茱莉亞·安德魯斯扮演的瑪麗亞，因著上校突然被她所吸引而手足無措，她欣喜若狂地唱到，「不會無中生有，從來不曾有過；所以在我的童年或少年時，我一定是做了好事。」人性在深處是相信，存在著一種我們自己救自己的方法。我們可能確實需要神的幫助，也許神會給我們指明一條出路，甚至派一位天使來帶我們回去，但我們能實在按照計劃，自己做成。

按本性律法存在於我們裡面，我們生來就有良心告訴我們，我們是被那律法定罪的，但我們的理性馬上得出結論說，解決這種自我定罪的方法，就是下一次做得好一些。但是福音不是在我們的本性之中。它不是居住在我們內心、我們思想、我們意志、或者我們情感當中的某處。這是一種臨到我們的宣告，我們把這當作是愚拙的，我們首先的回應，就像撒萊一樣，想要發笑。有一個故事，講到一個人從懸崖掉了下去，但在下墜的過程中他成功抓住一條樹枝。他終止了下落，救了他的命，但很快他就意識到，他不能爬回到懸崖上面。最後他大喊出來：「上面有能救我命的人沒有？」讓他吃驚的是，一個聲音傳回來說：「我在這裡，我能救你，但你首先要放手鬆開，不抓住那條樹枝。」這人片刻想了想他的選擇，然後抬頭向上看，大聲喊著回應：「上面還有別的人能救我的命沒有？」 我們在找某人幫我們自己救自己。但是律法告訴我們，我們最好的行為就像污穢的破布；福音告訴我們，那拯救我們的，是神裡面和祂品格裡面（慈愛、良善、恩慈、憐憫）的某樣東西，而不是我們自己裡面的某樣東西（好的意志、一個決定、一件作為、一顆開放的心，等等）。

在中世紀教會中，許多人相信神通過恩典拯救人，但是他們也相信，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及與恩典的合作，是在拯救當中「他們起的作用」。中世紀流行的說法是，「神不會不賜恩典給那些做事盡其所能的人。」當然今天的版本就是「自助者天助」。接受調查的福音派人士當中，超過一半認為這句話是直接出自聖經，84% 的人認為這種觀念符合聖經，在福音派教會中，這種觀念的比例與上教會的人數比例是成正比的。

在宗教改革前夕，一些教會領袖，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一直在抱怨伯拉糾主義正在潛入教會（伯拉糾主義是一種否認原罪和人絕對需要恩典的異端思想）。雖然如此，教會卻從來沒有容忍伯拉糾主義完全的表達形式。然而今天它得到寬容，甚至在自由派更正教運動中，甚至在許多福音派圈子內普遍受到推廣。

按伯拉糾主義的說法，亞當的罪沒有被歸算給我們，基督的義也是沒有。亞當是一個壞榜樣，但不是一個我們在他裡面有罪的代表。類似，基督是一個好榜樣，但不是我們在祂裡面為義的代表。我們有多少的講道是集中講跟從基督（雖然這很重要），而不是講祂自己和祂的作為？我們有多麼經常聽到把祂在我們裡面的作為與祂為我們做的作為作比較的講道？

上世紀的奮興家芬尼（Charles Finney），是被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尊為像守護神一樣的人物。然而他卻否認原罪、替代的贖罪、稱義和人需要聖靈的重生。簡而言之，芬尼是一位伯拉糾主義者。這種在啟蒙運動中曾如此突出的對人本性的信心，在歷史更悠久的福音派抗羅宗宗派（現在被稱為「主流」宗派）中破壞了福音派的恩典教義，我們看到了，這已經把它們帶到何處。然而保守的福音派人士正走在同一條道路上，持守這種以人為本、行為為本的強調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不幸的是統計數據在這方面支持了我們的看見，再一次帶領的人證實了這種錯謬。賈斯樂（Norman Geisler）寫道：「神若能夠，是願意拯救萬人。祂實際拯救能救到的最大數目的人，卻不侵犯他們的自由意志。」

唯獨信心：我們唯獨的方法

改教家們曾說，說我們唯獨恩典得救這還不夠，因為就連許多中世紀的經院派哲學家，包括路德自己的老師也持守這種觀點。羅馬把恩典更多看作是一種內容，多於是神一方眷顧人的態度。換言之，恩典就像倒進人靈魂裡面的水，它幫助信徒朝著得救成長。恩典的目的是把罪人變成聖徒，壞人變為好人，叛逆之人變成順命的兒女。

改教家們查考聖經，發現中世紀對恩典的觀念缺失了一個成分。肯定的是，有很多經文講到恩典改變我們，使我們與基督的形象相符。但還有其它的經文，當中使用的希臘文單詞意思是「宣告為義」，而不是「改變成為義」。麻煩在於當時人人使用的拉丁文聖經錯誤翻譯了前面那個詞，把這兩個希臘文單詞合併成為一個翻譯。伊拉斯謨和其他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澄清了這個翻譯錯誤，就這樣「生下了路德孵化出小雞的蛋」。

按照聖經，神在人實際開始變為義之前，就宣告那人為義。所以這宣告不是對在那人裡面任何屬靈或道德的進步所作的回應，而是把神直接要求每一個唯獨因信與基督聯合的人當有的那完全的義歸算給人。當一個人信靠基督的時候，就在那一刻他（她）就披戴上了基督完全的聖潔，所以即使信徒仍然有罪，他（她）卻已經被神判斷為是無可指摘的了。

這由使徒教導，神向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宣告的教訓，在教會歷史上再次受到冷遇。不僅今天大多數的基督徒沒有聽過唯獨靠著恩典、唯獨通過信心稱義的這教訓，很多人對它甚至說不清楚。雖然按照福音派改教家們的說法，在稱義這個教義上，「教會或站立或跌倒」，它卻受到了挑戰。芬尼公開宣告，「歸算為義的教義是別的福音。因為罪人要被神在法庭上宣告為義，這是不可能和荒唐的。歸算為義這個教義是建立在一種至為錯誤和無意義的假設之上的，把贖罪，而不是罪人自己的順服當作他稱義的根基，這已經成了絆倒許多人的可悲原因。」

在我們自己這個時代，皮諾克對我們為什麼連煉獄這個觀念都無法接受而感到驚奇：

我不能否認，大多數信徒終結他們在地上生命時尚未完全成聖，遠非完全。[大多數？應該是所有吧！] 我不能否認，可能給他們一個機會，在死後填補這缺口，成長達致成熟，這是智慧。很明顯，福音派基督徒沒有把這個問題想清楚。[我們想清楚了：這被稱為宗教改革。]在我看來，我們已經有可能接受一個煉獄的教義。我們衛斯理宗和阿民念主義的思維需要朝這個方向發展。我們關於成聖的教義豈不要求有一個煉獄的教義嗎？

富樂神學院一位五旬節宗神學家羅素·斯皮特勒（Russell Spittler），責備路德關於稱義的一個說法，simul iustus et peccator（同時為義人和罪人）：「同時是聖徒和罪人，但這有可能是真的嗎？我希望真是這樣就好了。『我無須努力成為義人，我已經被宣告為義了。』這對嗎？無需流汗？在我看來這是錯的。我聽到聖經里有道德的要求。Simul iustus et peccator？我希望這是真的！我只是害怕這並非如此。」

在這一點上衛斯理宗的強調一直對福音派信仰構成挑戰，雖然衛斯理在他最好的時刻曾經堅持這福音的核心。按照那些建立共識的人和福音派修道院建制修院院長們努力將阿民念主義融合在「福音派」這個標籤之下努力的程度，在我看來，按照這程度，「福音派」已經不再成為真正的福音派了。

唯獨神的恩典：我們唯獨的志向

這世界充滿雄心壯志之人，但保羅說：「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羅 15:20）。因為神已經如此清楚說話，已經如此終結性地施行拯救，信徒就得以自由，能敬拜、服事和榮耀神，以祂為樂直到永遠，從現在開始就能。福音派運動的志向是什麼？是討神喜悅還是討人喜悅？

我們的幸福和喜樂是在神裡面，還是在某人或某些別的事情裡面？我們的敬拜是娛樂還是敬拜？我們生活的目標是神的榮耀還是我們的自我實現？我們是看神的恩典是我們得救的唯一根基，還是我們仍在為我們自己找一些功勞？這些問題揭露了福音派教會和我們當今普遍見證中一種刺目的以人為本的現象。

蕭律柏（或譯作舒樂，Robert Schuller）確實說宗教改革「錯了，因為它是神本而非人本，」耶魯大學的林貝克（George Lindbeck）觀察說，福音派神學是何等快快接納了這種新的福音：「在五十年代，接納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倡導積極思維，譯者注）的是自由派人士，但蕭律柏的情況表明，今天承認自己是保守派的人全盤接受了這一點。」

許多歷史學家回顧宗教改革，對它在改變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感到驚奇。工作倫理、公共教育、民事和經濟改良、音樂復興、藝術，以及認識到整個生命或這樣或那樣都與神和祂的榮耀相關：這些結果讓歷史學家得出一種發人深思的觀察，一種關於罪和恩典，在人無助之上的神的主權，以及強調靠著恩典、不靠行為得救的神學，竟然可以是這種充滿活力道德改變的催化劑。改教家們不是立志要發動一場政治或道德運動，但他們證明，當我們把福音放在首位，讓神的道發聲，影響無可避免就接踵而至。

如果教會不嚴肅看待神和祂的榮耀，我們怎能期待世人會嚴肅看待？唯獨神的榮耀這個宗教改革的口號，被刻在了巴赫所在的萊比錫教會的管風琴上，這位作曲家以它的縮寫簽署自己的作品。它被刻寫在海德堡和阿姆斯特丹舊城區的酒館和音樂廳的牆上，持久紀念神良善的香氣似乎瀰漫在空氣之中的那個年代。那不是一個黃金時代，但它是神本信仰和實踐奇妙恢復的年代。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尤金·萊斯（Eugene Rice）給我們一個貼切的總結：

宗教改革對神和人的看法越發衡量出二十世紀世俗幻想和十六世紀對神威嚴的陶醉之間的鴻溝。我們只能運用符合歷史的同情態度，去嘗試理解一整個時代最卓越的智慧，是如何因著放棄人的軟弱，依賴神的全能而獲得一種完全、一種至高的自由。

唯獨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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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ichael Horton is professor of apologetics and theology at 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 (Escondido,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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