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澳門不同在哪裡?

香港和澳門是在20世紀末相繼回歸的,前後差距僅兩年。「港澳」也總是被同時提起,被認為是「一國兩制」政策的成功實踐。但是,不盡相同的殖民歷史、經濟戰略意義,以及殖民國家的發展變遷,註定了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之路有著諸多不同。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陳明銶教授(Ming K. Chan)撰文從中英和中葡雙邊談判、香港和澳門的民主化進程、駐軍安排和兩地民眾反應等方面梳理對比了香港和澳門的回歸歷史。殖民史香港的殖民歷史始於1842年簽署的《南京條約》——清政府將香港島永久割讓予英國治理。隨後又在1860年的《北京條約》中將九龍半島(即界限街以南土地)割讓予英國。1898年英國政府以加強香港防衛為由,迫使清政府從1898年7月1日起租借新界(包括新界、新九龍及離島地區)給英國,為期99年。在許多中國人看來,英國對香港的殖民正是帝國主義列強強迫清政府簽署不平等條約這段屈辱歷史的縮影。1950年,中英雙方達成協議:中共暫時無意接收香港主權,以換取英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但雙方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才提升至全面外交關係)。而早在1535年明朝中期,通過賄賂當地官員和繳納稅收等方式,葡萄牙人採取低調、不直接對抗的態度開始了對澳門長達四個多世紀的實際佔領。並於1573年與明朝政府簽訂租約,每年交付地租500兩白銀。此後,葡萄牙開始逐漸擴大並加強對澳門的佔領和管轄。但在長達三個多世紀里,葡萄牙人只是被當作因通商需要居住在澳門的「租客」而已。直到1887年,清政府與葡萄牙籤訂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正式同意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之後在1928年,國民政府與葡萄牙重籤條約,澳葡政府繼續對澳門的佔領。但在1966年「一二·三」警民衝突事件發生後,葡萄牙政府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基本喪失,北京實際已經能夠控制澳門。1974年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新政府實行非殖民化政策,於1979年與北京達成秘密協議,承認澳門為「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雙邊談判圍繞香港的主權爭議從1982年中英談判開始一直持續到1997年。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訪華,提出按照之前簽署的條約,英國享有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永久主權。但鄧小平明確表示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雙方未能達成共識。之後,英國政府提出仿效1979年後澳門模式「以主權換治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但中方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考慮到佔據93%土地以及眾多基礎設施、工業和人口的新界租期約滿後,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無法獨立維持。1984年,英國終於就香港主權問題讓步,並於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陳明銶教授認為,中英談判實際上是一場關於香港主權與民主化的博弈。主權爭議不僅阻礙了中英談判,也加劇了北京對於英國推進過渡期香港民主化進程的不滿。相比於中英談判的糾葛,1979年葡萄牙承認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使得中葡談判進展相對順利。事實上,葡萄牙一直在等待北京主導解決澳門問題。但直到中英草案簽署後,澳門問題才正式提上北京的議事日程。中葡建交後,兩國高層互訪推動了中葡談判的進程,最終歷時9個月即宣布完成。雖然不存在主權爭議,但是雙方對澳門回歸的時間、土生葡人公務員以及國籍問題存在較大分歧。中葡相對友好的關係和澳門略遜於香港的經濟戰略意義,使中共在這三個問題上採取了相當靈活的態度,同意將原本計劃1997年收回澳門的時間推遲到1999年,並允許土生葡人公務員留任特區政府。同時,持有葡國護照的華人仍可使用原有護照,並享受葡萄牙及歐盟公民權。

民主化對於香港民主化的不同立場始終影響著過渡期香港-中國-英國之間的關係。1992年上任的末任港督彭定康在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進行大幅改革,推進民主化——增加接近普選效果的「新九組」。同時,以民主黨為首的泛民主派在地區直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而親中派只拿到20席中的2席。這使得北京宣布放棄「直通車」(即最後一屆立法局可過渡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並以非選舉產生的臨時立法會代替。這表明北京拒絕接受在英國支持下香港取得的民主化努力。陳明銶教授認為,即使在「一國兩制」方案下,中共也很難在自己的主權範圍內接受一個民主政體。而民主化運動相對較少的澳門,卻享有較長時間葡國支持下的選舉體系。早在1976年的第一屆立法會17名議員選舉中,便有6席由直接選舉產生。隨後直選議員人數逐步增加。但在親北京陣營的主導下,澳門的民主化還是進展緩慢。特區政府也繼續了葡萄牙時期的政府結構——非直選特首領導的行政機構和弱勢的立法會。駐軍安排殖民地時期,駐港英軍的主要目的是領土防衛,港府需要時可協助香港治安。1949年時,最多曾有45000名英軍駐港。直至1995年,駐港英軍減少到3250人,主要負責邊境禁區治安,後來也由香港警隊接手。所以,有輿論認為解放軍駐港並無必要。而且在港人心中,解放軍的形象也曾在1980年代末遭受重創。中共高層也曾表達1997年後不駐軍香港的言論,鄧小平曾因此事大發雷霆並最終決定駐軍香港,他認為這是行使中國主權的體現。不過,《基本法》明確規定駐港解放軍不干預特區的地方事務,同時必須遵守特區法律。而早在1975年,葡萄牙政府已經撤走駐澳門的軍隊,所以葡方提出中方也不應駐軍澳門。儘管葡萄牙對中方在交接前15個月才改變立場要駐軍澳門毫無準備,但最終還是接受了現實,承認這是中國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同時,由於過渡期時治安環境不斷惡化,澳門民眾實際上非常歡迎解放軍駐澳。民眾的反應陳明銶教授指出,香港民眾對主權移交的悲觀和恐懼與澳門人的平靜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英談判、《基本法》起草以及立法局改革等事件構成了香港人的政治啟蒙。集體覺醒帶來的對民主化的更高期待最終幻滅,並引發了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潮。相比之下,起步較晚的葡萄牙民主化進程和相對較低的教育程度使澳門的本土意識和政治覺醒並不成熟,同時在大陸支持下成功渡過亞洲金融危機的香港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澳門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因此,澳門人對於回歸,大多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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