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湖州遊記：陳其美與沈家本
撰文攝影：李禮
1皖南寧國到浙江湖州只有140公里，所以你很難想像，在公路如此發達的今天從這裡去湖州會如此艱苦。
小城不大，不過寧國的經濟在安徽卻引人注目。早在1990年代中期，這裡已進入全國「百強縣」之列。城市的馬路上，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隨處可見價值不菲的私家車，此外就是轟轟烈烈的地產建設工地，和中國多數急於發展的小城市一樣，新的高樓已成為新的目標，新的自豪。
汽車站相當簡陋，我被告知只能購買一張到「廣德」的車票，然後從那裡轉車前往湖州。半個小時後，我踏上了一輛破舊的中巴車，它慢慢地帶著我走在皖南的山林之間，本地乘客紛紛睡去，只有我對窗外久違的江南保持興趣。
這是2012年的7月，雖說各地的發展雄心大體相似，但在淫雨霏霏的季節穿行於皖南浙北的鄉村裡，仍能觸摸到古典中國的痕迹。遠山如黛，野徑橫斜。竹林深處的徽派建築，煙雨朦朧的小小稻田以及蒔弄莊家的農人，令久居北國的人不時為之動容。說起來，田園生活與皈依自然是中國人最重要的文化記憶之一，這一點對接受古典教育的傳統士人來說尤其如此。宋代之後，詩人、畫家的身份在這個國度通常合二為一。那種「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的恬靜，也是最常見的文人理想。中國文人對自然山水和田園生活的偏愛，與古典農業社會相合，幾千年的跨度，讓中國人將農業文明發揮到了一種極致，而農人的性格則一直滲透到綿長的後代性格里：勤勞、質樸、內斂而又無不保守和有那麼點狡黠。總的來說，在漫長的歷史中，農業及其土地上的生活方式，仍可以贏得穩定的尊重。在自己的故土家園，順天地、依四時地勞作，守著祖先的土地和照看自己的長幼，一直吸引著知識精英在遠離故土多年以後，選擇葉落歸根，並在故鄉獲得更為持久的榮譽和影響。
因此，鄉村的衰退在現代中國顯得格外突出，這是古典中國生活方式的最後退潮。雨季中的大巴令人昏昏欲睡，我卻努力目不轉睛，有點貪婪地眺望窗外尚未被開發的鄉土。「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不由讓人想起香港作家張倩儀女士所說，「我們這一輩正站在兩個大時代交棒的歷史大轉折中，就好像目睹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一樣，我們親見或親聞歷史的齒輪在動，我們這一代以後的人就只能基於文字去體會推測了」。
這種變遷所帶來的裂變有目共見，其中最觸動人心的莫過於，如今的鄉村，多為老人與幼童留守田間。也許家庭的溫情不會因距離而改變，不過它卻在新的時代里，多了些許不安與憂傷。
我們正在告別一個與自然為伍的生活方式，而且，這可能是最後一個。
2一個多小時後，我登上一輛前往湖州的大巴，車裡的設備和只有五六個人的清靜，讓我對新的一段旅途充滿期待，打算好好睡一覺打發時間。不料好景不長，汽車突然在通過皖浙省界後莫名其妙地停了下來。大巴把我們塞入一個「小麵包」後揚長而去。其他幾位本地乘客習以為常，「買」我們的小麵包司機則稱，他得到了150元。
「那大巴幹嘛去了」？
「賺錢去了唄。」一個年輕的當地女大學生自信地告訴我。
被告知的理由冠冕堂皇：乘客少，這趟路程往返的高速費和油費會導致大巴賠本。這對很多人包括我來說，也算得上旅行中的常見之事，如果有人對此持有異議倒叫人大驚小怪了，只是天實在太熱，在我強烈抗議下，「小麵包」才極不情願地把車內空調打開。如此一來，他的這次「倒人」生意，利潤大概要減少幾十元。
一路狂奔，「小麵包」很快將我們扔到湖州汽車站，此地遠離市中心。幾個黑車司機一擁而上，幾輛計程車則停在不遠處，豪放地叫嚷拉客。我隨機坐上一輛公交車，然後在任何一個離開汽車站的地方下車打車前往市區。這樣的經驗可以讓人免去糟糕的第一印象，不致敗壞旅行心情。說老實話，這種情境與哪一座城市實在關係不大。在幾乎所有國內城市，長途汽車站和火車站幾乎都是最糟糕的地方，比如我居住多年的北京火車站。外來者抵達異地第一刻，總不免忐忑，而那些蜂擁而來的各路兜售者，總是提醒驚恐的異鄉客，自己已失去了熟悉的地緣庇護。
因為找不到兩元零錢，上車後沒辦法投幣，詢問如何解決這個麻煩，年輕的司機冷冷拋回兩句話：「沒零錢，就不要坐啊」。就在我不知所措時，身邊一名陌生男子掏出了兩元錢，若無其事地過來替我付了車費，又若無其事地坐了回去。
不知為何，他讓我突然想起另外一個湖州人：陳其美，那位以義氣而著稱的「民國第一豪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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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3日下午3時，陳其美率領敢死隊進攻江南製造局，這是光復上海最為激烈的戰鬥，頗為自信大膽的他試圖說服守軍，不戰而勝，結果在演說中突遭對方出手，將其俘獲。陳的影響力如此之大，以至於營救他的人群里包括了一支梨園敢死隊。一天後民軍攻克此處，上海宣告光復。此時陳其美被關在一個廁所旁的小房間。目擊者回憶者稱：「只見他手足帶判著鐐銬，坐在一張條凳上，頭緊靠著板壁，默然不動。一看，原來他的髮辮從新鑿的洞孔拉出房外，房外樑上掛著一個鐵鉤，髮辮就緊緊縛在上面，所以他一動也不能動。同志們給他打開鐐銬，放下髮辮。他已經手足麻木，不能走路」。
這位革命功臣隨後成為上海都督，不過只做了幾個月，且被不少人指責大搞湖州幫，以及花天酒地不理政務。不過無論如何，江浙一帶的光復陳其美居功非小，則是歷史定論。
白地街五昌里，這是湖州一片清末江南傳統民居建築，周圍商業繁華。不遠處是湖州市全民健身中心，一座現代化高樓之下，一尊陳其美的塑像傲然立於其故居門前：一身戎裝，目視前方，巨大的落差令人印象深刻。當人們從這位面貌英俊的年輕人身下走過，推門而入，一個大革命時代立即撲面而來。
我去的那天，這裡仍在進行辛亥革命主題展覽。說起來，2011年為辛亥百年，2012年則為民國百年。不過不知為何，兩場百年紀念在很多場合卻頗為「敏感」，不少轟轟烈烈的回憶活動最後均草草收場。
1878出生於湖州的陳其美，赴日留學前生活上相當坎坷，干過當鋪、絲棧會計，加上後來在日學習警務，都加重了其江湖氣，加入上海青幫後即成為大頭目之一，後者成為辛亥前後陳其美組建敢死隊的重要來源，這種能力成為他的革命資本，陳在上海幫會中的影響力，據說可達「上海戲院里，茶館、澡堂里，酒樓、妓院里，無論那個角落裡都有他的黨羽。」 1911年7月31日同盟會在滬成立中部總會，陳其美是五人領導人之一。早在1906前往東京留學時，他已於當年加入同盟會，在那裡他介紹了蔣介石入盟，正是在他的引薦下，蔣與孫中山見面。
不過在革命之年，陳其美卻有另外一個身份：《民立報》外勤記者，這一年的4月，廣州起義失敗，陳以上海新聞記者名到廣州採訪，主要工作是協助料理起義後世，並參加營救被俘的同志。雖然他算不上報人，卻對報刊興趣不小。《民立報》之前，陳其美曾在漢口籌辦過《大陸日報》（或稱《大陸新聞》），1909年和1910年又分別在上海辦過《中國公報》、《民聲叢報》（前者因清政府阻撓中止）。在進攻江南製造局被俘後，有關方面組織營救，對方即要求《民立報》報館為這位「員工」開具擔保，這張著名報紙也毫不吝嗇地把讚美給了陳其美，稱他在上海起義中「最為出力，經營慘淡，出入險地，力任勞瘁，眾士歸心」（1911年11月7日）。
人們不難發現，一批晚清革命者身上帶著兩種看似矛盾的氣質：書生氣和江湖氣。一方面，以留日學生為重要來源的革命者，不僅浸潤西方民主、自由之學，且很多出生於書香門第或鄉紳家庭，其中不乏飽學之士。這使得革命者身上發散著相當的書卷氣；而在另一方面，處於對民間力量的洞察和推翻滿清政府的現實需要，革命領袖們認可並善於利用各種社會組織，尤其那些底層社會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幫會，而後者自身即具有半武裝性質，組織較為嚴格，很容易被動員成為一種「革命力量」。在很多時候，這種嘗試似乎也是成功的，只是試圖改造幫會超越自身屬性，從而使其成為真正的志同道合者卻很難。更多的事實是在融合與共進中，彼此沾染對方的氣息，陳其美就是其中典型人物，這也是他能夠縱橫捭闔，在上海呼風喚雨的重要原因，他得到了包括同盟會、報界、留日學生和幫會的支持，據說都督人選發生爭議時，一幫會成員（有回憶說為伶人）甚至舉起一顆手榴彈威脅非選陳不可。此後，二次革命和中華革命黨時期，陳其美成為孫中山最主要的擁躉之一，孫氏有感於之前的失敗，對中華革命黨採取個人宣誓效忠，遭到黃興等人反對，這個帶有幫會色彩的方式，據稱主要來自陳的建議。
辛亥之後的陳其美一度以為國家從此不再需要破壞，大力提倡建設和學問，認為「欲救中國，非急起直追不可」。在給侄兒陳果夫的信里，他告誡說：「為一身，為國家，皆非學問不可」。然而陳氏於革命之後始終擺脫不了血雨腥風，且多遭滬上輿論非議，最糟糕的是他捲入宋教仁刺殺案，被斥為的幕後黑手。宋案兇手及其策劃者應桂馨、武士英和陳其美一樣，都是共進社成員，且關係密切，因此難逃嫌疑。事實上，陳其美在很多時人眼裡乃是暗殺成性之人，此前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在法租界廣慈醫院被刺身亡。馬敘倫，黃炎培等人的各種回憶，把幕後兇手指向陳其美。蔣介石的秘書鄧文儀在1945年出版的《蔣主席》一書里認為，此事為陶成章欲殺陳其美，於是蔣介石先下手殺了陶成章。無論如何，正如作為蔣介石研究專家的李敖所言，此事陳其美難脫關係。
帝制而入民國，年輕人意氣風發，但革命歲月的空氣中卻無時不飄蕩著血的腥味，陳其美不久也倒在血泊之中。1916年5月18日，38歲的他身亡於上海法租界薩坡賽路十四號寓所，三天後，只有「義弟」蔣介石冒險將其安葬，並為之撰寫祭文。湖州鬧市區這所陳氏家族故居，彼時亦曾為陳英士設置靈堂。
幫會、暗殺、酒色，以及蔣介石兄弟，一個流氓陳其美掩蓋了一個革命者陳其美。不過回到歷史現場，陳其美之死震驚各界。「君子何厲，天實仇之」，孫中山兩天後給黃興的一封信里如此哀嘆。被刺一年後，國內形勢大變，上海各界終於以隆重的方式為其舉行「國葬」，孫中山、唐紹儀、章太炎、胡漢民等人參加開弔儀式，弔唁者令蘇州集議公所附近道路為之阻塞，多達上萬人的送殯隊伍跟隨著由復旦公學40名學生護持的靈車。對一生活在飛短流長里的陳其美來說，這竟是最輝煌的時刻。
空闊的墓地位於湖州城南的一個角落，肅穆里有幾分冷清。建於1918年的陳其美墓地在文革時遭到毀壞，重修後陵園面積很大，一眼望去，林木如蓋，幽暗得深不可測。走進去時空無一人，只有幾隻寄居於此的野狗不時衝出來狂吠，保護自己的地盤，看到來者沒有去意，才又怯怯地退回角落裡。
穿過幽長的甬道，拾階而上，走到墓地後的高地向下看。陳其美埋骨處就在眼下，墓頂的青天白日旗圖標赫然在目，在陽光下顯得格外突兀。
從墓地向遠處望看去，一座高大的烈士墓碑聳立在不遠處，那裡埋葬的是新政權的「人民烈士」。同去的朋友高勇年告訴我，他小的時候，學校組織過到這兩個地方祭掃。作為蔣介石義兄、國民黨元老，陳其美在湖州的故居、墓地，氣勢和「待遇」，著實讓不少外來者吃驚。在很多人的想像中，這種人物最司空見慣的遭遇，就是在1949年後被新政權不留痕迹地直接掃進歷史垃圾堆。不過壯年而亡的陳其美沒有機會直接成為共產黨的敵人，在台海政治風雲變幻的今天，國共兩黨的修好，更為他恢復辛亥革命先驅者的正面形象增加了可能。據說重修墓地時，台灣方面提供了捐助。
湖州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奇妙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富人」鬧革命的地方，也是國民黨勢力最重要的大本營之一。除了陳其美，被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的張靜江也是湖州人。這座城市與國民黨一樣，如今已走過了最為風光的歲月，也不複壯懷激烈。在清嘉慶、道光年間，湖州人口數量處於其歷史高峰。據《嘉慶一統志》記載，嘉慶二十五年（1820），湖州全府七縣的人口達到2566137人，比2000年湖州全市人口還多出1000餘人。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鴉片戰爭硝煙瀰漫東南，在湖州府城南編箕巷沈家宅院里，而立之年的舉人沈丙瑩興奮異常，他迎來了自己的第二個兒子，這位舉人把他取名為「沈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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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年有著典型的江南文人氣質，好酒而量不大，喝下幾杯黃酒之後，他的臉色慢慢變紅，話多了起來，開始興奮地談起沈家本。作為當地檢察院的一名官員，高勇年對這位湖州先賢濃厚的興趣看來不僅來自本地情懷。他是沈家本幾本傳記的作者之一，參與整理的《沈家本全集》已於2010年出版。他對來此探訪沈家本故跡的人懷有熱情，在他看來，很多湖州人已淡忘了這位重要人物。
在漂亮的湖州城裡，如今確實已難尋沈家本蹤影，除了一座沈家本紀念館。高勇年和倪平方在前引領，我們穿過一片工地來到尚在建設中的紀念館。倪平方供職於本地電視台，是一位頗有造詣的文史研究者，不過即便如此，沈家本在市區的舊跡他也知之不多，沈氏的湖州城南編箕巷祖居和中進士後購買的甘棠橋故居已不復存在，它們已經消失在新的馬路和大片樓房之中。
不過沈氏卻是政治、法律史研究者繞不開的人物。這位被稱為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奠基人，無意中成為中華傳統法制的掘墓人，他對近代法治思想的引入和對晚清法律的改造，被認為是儒家「仁政」與西方人本主義法學思想的一次成功結合。當然，關於沈家本的評價一直頗有爭議，有人認為他的「成績」被高估了，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仍然不足。
位於衣裳街大擺渡口的紀念館坐落於水面之畔，苕、霅兩條溪流在此交匯，視野頓時為之開闊。此地不是沈的原始舊居而是屬於本地一名周姓鄉紳，不過據說房主與沈家沾親帶故。正在裝修的紀念館和衣裳街的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遍布其中，喧鬧異常，熱火朝天之後，這個文化古街將獲得新的面貌。
紀念館裡面尚一片狼藉，幾個裝修工人不無奇怪地打量起突然而至的外來客。據說三四個月後，這裡被要求對外開放，我對這樣的速度表示懷疑。不過同去的湖州朋友不無自嘲地說：「現在是領導要求什麼時候竣工，就可以什麼時候竣工」。
按照紀念館文獻撰寫者的計劃，紀念館和河水之間，設照壁牆，背書四個大字：「法平如水」。此刻，照壁已矗立在水邊，不過那幾個字卻並沒有被領導採用，原因不得而知。
我很喜歡這句「法平如水」，散發著詮釋上的古雅氣息。作為舊士人中最精通刑律的刑部官員，沈家本在傳統之上試圖引入近代法治精神，比如究竟該如何對待「人」。針對旗人犯罪享有的法律特權，他提出漢人旗人「一體同科」，并力主廢除買賣人口奴婢制度等。接觸大量西方法律之後，他成為中國與世界立法接軌的先行者。
1902年，63歲的沈家本在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的聯名舉薦下，成為「修律大臣」。平淡多年的政治生涯後，「以律鳴於時」的他終於成為晚清新政改革中的一名重要角色。此前雖早至1865，25歲的沈家本即獲鄉試中舉，隨後的二十年里卻三科會試不第。在1900的庚子拳變，已外放直隸任職的沈家本還差一點在保定死於八國聯軍之手。
此後的10年，在日本顧問的協助下，以沈家本、伍廷芳為主的團隊主持修訂了包括《大清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訴訟法》、《破產法》、《欽定大清商律》等十餘部新式法律或草案，皆為開創性之作。沈不僅將眾多最優秀的海外留學生收入帳下，還為此籌辦了中國第一所中央官辦法律專門學校——京師法律學堂。在一系列改革中，最引入注目的當屬其主持制訂的中國近代第一部專門化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將凌遲、梟首、戮屍三項酷刑制度性剔除。不過圍繞著這個新刑法，也爆發了一場著名的「禮法之爭」，執禮教派大旗者正是推薦沈家本修律的張之洞。在諸如子孫對長輩的侵害是否適用正當防衛等問題上，新法草案被指違背「因倫制禮，因禮制刑」的中國傳統，沈本人也被斥為蔑棄禮教、離經叛道。這場爭論導致《大清新刑律》七易其稿，雖在1911年1月得以正式頒布，沈家本卻被迫辭去修訂法律大臣和資政院副總裁之職。不過儘管法理派在這次較量中退讓頗多，「中華法系」的根基已不復昔日之雄。
面對勞乃宣等人關於沈家本「西化」的激烈指責，後人已給出了更加理性的判斷。法學家賀衛方稱，「沈氏身處此五千年未有之窮劫巨變，不能不以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去因應這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而沈家本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是一個簡單的西化派」。認定中國制度缺陷應通過學習西方加以彌補的同時，更對兩種文化傳統的融合「寄予厚望。」
在鄉試中，沈家本試卷所獲薦批為：「不矜才不使氣」。仔細想來，理性與調和精神是清末民初知識精英的重要精神特徵之一，而沈正是將之融於法律改革之中的實踐者。不同於那些湖州的革命家，這來自湖州這座太湖城市更為本原的歷史底蘊。
5傳說中妙西鎮是塊風水寶地，蘇州籍清朝第101個狀元陸潤庫把自己的墓地選在此處。登上對面的一個高處，遙遙看去，只見它坐落於清山秀水之間，風景確實非同一般，不過狀元選擇風水之奧義，恐怕非今人能夠理解和信服。
比較之下，沈家本的墓地就很不「講究」了，如果不注意杼山山腳下的一個銘牌，幾乎所有的往來者都會擦肩而過。這裡並不是沈家本的原葬地，妙西渡善橋的原墓已毀於「文革」，重修時將遺骨遷入此處。
1913年，73歲的沈家本在京去世，袁世凱為沈家本墓題詞：「法學匡時為國重，高名垂後以書傳」。如今，這句話被刻在墓的兩側，拜謁者需要登上163級台階，才能在一個小山頂上看到這座古樸的墓地。中華民國成立後，《大清新刑律》在袁世凱和北洋時期基本得到繼承和延續，其引入的「罪刑法定主義」則成為此後中國刑法的基本立法原則。如果說在此後的百年中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這種基本法理遭遇難以想像的破壞。
墓前通道修建於2003年，163級台階寓意沈家本自1840年出生至2003年的163年，曲折的上山路，按照設計者的意圖，則隱喻著中國法治近代以來走過的曲折。其實將歷史上溯，沈家本的故鄉亦經歷了集權與人治的災難。江南是清朝入關後中國內地抵抗運動最持久和激烈的地區之一，日後清朝政權下著名的文字獄當事人多為浙人，僅雍正一代就有汪景祺案、查嗣庭等名案，為此厭惡浙江人的雍正甚至單獨設立了浙江「觀風整俗使」一職（為其他諸省所無），清代最早的大型文字獄——庄廷鑨「明史案」就發生在湖州的南潯：因使用南明年號和攻擊統治者的語句，庄廷鑨被開棺戳屍，被殺者72人，充軍者數百。
據沈家本1865年撰寫《借書記》所錄，有跡象顯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對他產生過影響。後者稱法律制度是「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 傳統社會「有治人無治法」應向「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轉變。雖然人們難以想像彼時沈家本如何理解黃氏此言，不過有意無意之間，他卻努力推動了中國從「人治」轉向法治。修律運動不僅大大瓦解了重刑主義、禮法合一、實體與程序法不分等舊的法統，亦奠定了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諸多法律原則。
應是少有人來，從墓地下山時才注意台階上滿是野草和青苔，需加著小心。向遠處看去，幾百米之外是一條繁忙的鐵路，一列火車裹挾著巨大的噪音正轟然而來，向前奔去，瞬間不見蹤跡。
今日的湖州雖仍為江南名城，「經濟」在浙江諸市中卻排名靠後。所謂嘉湖地區，自嘉興、湖州分離，湖州的發展顯得稍稍慢了一點，就在太湖對面的蘇州則已然成長為經濟上的龐然大物。湖筆的故鄉正在發動新的雄心，數年後當我再次來到湖州，果然看到了新的地標，那是太湖邊上一個橢圓形「7星」豪華酒店。
1913年初，感到來日不多的沈家本在病塌上寫下《夢中作》：「可憐破碎舊山河，對此茫茫百感多。」百年而去，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2013年逢沈家本逝世百年，離開湖州前我問當地學者是否會組織一些紀念活動？他坦率地告訴我，這恐怕很難，因為幾乎找不到贊助商，而官方似乎對沈家本也提不起多大興趣。這位朋友堅持認為，什麼時候有更多中國人了解沈家本，什麼時候中國距離法治社會更近一些。
這讓我想起第一次去沈家本紀念館時，發現屋旁一棵濃郁的叫不上名字的樹，下面坐著的一位老太太。問後從她嘴裡我知道，這是一棵很老的無花果。哦，無花果。路過這裡的人們，看著沈家本紀念館，估計難免會如我一樣發出感嘆：此地先人所奮鬥的事業，至今可能還是一個只見開花，未見果實的東西。
（部分內容曾刊發於《文史參考》，本文為未刪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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