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我親歷了文學從怒放到衰敗

上世紀80年代，在很多人眼裡，是文學的「黃金時代」。

那時，一部文學作品的社會效應，是今天無法想像的。一部小說在期刊發表，能使得雜誌創下一天銷光的紀錄。比如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發表在《收穫》後就是如此。

馮驥才

當時只要是公開文學刊物，就會有十分可喜的發行量，就能有可觀的收入。以南京《青春》文學雜誌為例，很快蓋了一棟大樓，編輯們每人一套房子，今天再看這事，完全是天方夜譚。

作家發表一部作品後，來自天南海北的信件可能如雪花一般撲面而來。在沒有電話和網路的時代，讀者靠寫信和喜歡的作家交流。

從事文學，可能是一件名利雙收的事情。如果能獲個什麼獎，一躍龍門身價百倍，基本上可以一輩子衣食不愁。

余華曾在一篇文章里回憶道，在1983年11月，當時還是牙醫的他，業餘寫了篇小說投給北京的雜誌。一天下午，他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一家文學雜誌讓他去北京修改自己的小說。「當我從北京改完小說回家時，我才知道我們小小的縣城轟動了，我是我們縣裡歷史上第一個去北京改稿的人。」因為這個成就，他順利地從醫院調到了夢寐以求的文化館工作，專心寫作。

相比當下文學的備受冷落，一些年逾花甲的作家、評論家不約而同地回望上世紀80年代，說起那個年代的小說和評論，特別是當時的文學氛圍，總是充滿了溫情和眷戀。

馮驥才在新出版的《激流中：1979-1988我與新時期文學》一書中寫道：我承認，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結。那是一個非常的時代，也是一個反常的時代；一個百感交集的時代，也是一個心懷渴望的時代；一個湧向物質化的時代，也是一個純精神和思考的時代；一個干預現實的時代，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

八十年代，馮驥才正值中青年，在文壇展露鋒芒、叱吒風雲。在新書中，他從個人視角回憶了那個獨特的文學時代。字裡行間，能感受到一個作家對社會的關切與擔當，也能一窺那個時代的淳樸風貌。

近日，華文好書就八十年代文學對馮驥才進行了採訪。

訪談

華文好書：八十年代文學給你留下了什麼印象？

馮驥才：一方面當時的文學及作家充滿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創作的作品跟整個時代的精神需要是完全一致的，是富有激情的。作家走在時代的前面，而且作家提出了一個口號就是做「人民的代言人」，作家是有思想的，他們敢於把他們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對生活的認識、發現講出來，所以人們要通過看這些作品來認識生活，是這樣一個時代。作家幫助國家打開大門，改革開放也給中國文學打開了大門。

馮驥才在書中寫道，八十年代每一篇作品出來，都會招致數百上千封讀者來信

作家們一方面自己在專註寫作，一方面只要有好的作品都奔走相告，文壇很自然地融為一體。我們那時候電話都沒有，就是寫信互相告訴。出現一個好的作家，一個好的作品，文學雜誌就找我們這個年齡的作家，給他們寫評論。每一次文學獎，每一年度的小說獎都是文壇關注的重點，也是社會關注的重點。

那時有美國朋友問我，到中國來應該做什麼準備。我說你找兩本中國的小說看吧。因為小說是大於生活的，小說不僅要表現生活的本身，生活的現在，生活的過去，還要表現人們對生活的一些想法。

當時的小說都是跟生活很密切的。跟今天不一樣，今天的小說有些遊離在生活之外。

華文好書：那個時代文學包括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對政治和社會介入很多，文學的這種角色是否正常？

馮驥才：首先來講，不是文學介入社會和政治太多，而是政治介入社會和生活太多。

當時是文革結束不久，文革時不是人們自己的生活要介入政治，是政治要強加到你的生活里來。政治對社會、對生活介入的太多，社會充滿了政治，文學能躲開嗎？如果是現在作家寫的作品，比如關於個人的，關於隱私的，充滿浪漫想像的，放在那個時代根本沒有人看。

你想人們當時從十年走過來的時候，人們對於生活充滿了理想和夢想。人們有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每一個人都有，你家有落實政策的問題，我家處於一個極其貧困的狀態，那時人的工作是不能改變的，每個人都在一個小房子里生活，迫切需要改變自己生活，人們有大量的現實的問題需要在文學裡尋找答案，探索對生活的認識。在這個時候，你去講你個人的私事誰關心啊。如果你要把現在的文學放在那個時代，可能人家會認為你很無聊。

我們再回想一下，二戰以後的文學，當時的德國文學、法國文學、蘇聯文學，那個時期也是充滿了政治，充滿了社會。文學能躲在這些東西之外嗎？

我們現在的文學的問題是躲在生活之外了，不敢接觸生活的矛盾了，或者是不關心普通人的疾苦了。

華文好書：你覺得當下文學有這樣的問題是嗎？

馮驥才：對。當下我們不能說沒有，也有好的作品。我們關切大眾疾苦的作品恐怕不多，關於個人一己的世界裡的東西太多。恐怕就是因為這個，我們的文學跟社會的關係跟以前也就不一樣了，那個時期一個作品出來的時候，作家收到大量的讀者來信，到了90年代這樣的信就少了，因為文學跟社會的關係不那麼密切了，當然，後來人們表達自己意願的途徑也多了。

我後來到了21世紀做民間文化遺產搶救的時候，我仍然可以收到很多的信，這些信都不一樣，有關於城市拆遷的，有關於歷史建築被破壞的，有民間藝人反映村落問題的。我心想收到這些信，原因就是你關切這個社會的時候，社會也一定有回應。

激流中 : 1979-1988我與新時期文學

馮驥才

人民文學出版社 / 2017-8

華文好書：當下，大眾好像也不再關心文學了，一些出版社出的文學書籍很難賣出去。

馮驥才：這個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是什麼帶來的呢？我覺得還是全球化帶來的。不是說全球化好和不好的問題，全球化基本是經濟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在一個經濟和市場主導時代，一定要通過一個方式來發展社會，就是消費。

如果你要是想刺激消費，你一定要刺激人們對物質的佔有慾。在每個人對物質的佔有慾望，對物質的興趣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精神性的東西就會貶值，人們對精神的東西，就會輕視，這也是我這些年做傳統文化保護所感受的問題。

比如藝術家，很多藝術家把畫作的價格排在第一位，作品本身的好壞排在後面。他把這張畫賣20萬看得很重要，即使畫得差一點賣了20萬也是高興的。這跟梵高那個時代不一樣，梵高的時代一天即使就吃兩塊麵包也要把畫畫好。

我們現在是一個物質的時代，物質時代里文學和藝術都會小眾化。通俗的文藝會大眾化，像動漫、流行音樂會大眾化。純文化就會越來越小眾化，就在圈子裡面轉，批評家也是在圈子裡轉，批評家不面對大眾。比如80年代，當時的批評家有一個任務，就是要把這個作品解釋給大眾，讓更多的讀者理解這個作品，知道這個作品的價值。現在的評論家基本不管這個，他（她）也找不到聽眾。

華文好書：八十年代，人們發表文學作品的主要渠道是文學期刊和報紙副刊，能發表作品的人是極少數，但是今天人們發表作品的途徑就多了，像網路、自媒體。這種多元化的出口是一種進步？

馮驥才：絕對是進步。我舉個例子，我母親100歲的時候，我寫了個《母親百歲記》的散文，我也是發在公眾號，各個地方都在那轉，閱讀量馬上就過了十萬。我甚至覺得在網上發小說要比在報紙上發小說好得多，因為現在報紙的印數太少了。

我一直認為網路往往是傳播一些短文章的好地方，比如隨筆、散文、詩歌。但是關鍵就是我覺得在網路寫作的人應該講究文字，我是從作家角度來想問題，文學最重要的是文字的講究，文字的美，文字的精湛，這些都是文字的要求。

華文好書：你如何看待文學的前景？

馮驥才：我覺得文學前景看作家，我們不缺乏有才華的作家。作家也好，畫家也好，這兩個領域我認識很多非常有才華的人，而且這些作家比前一代作家來講，才華上毫不遜色，缺的還是靈魂的純粹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知識分子（包括作家）不能迷失。在一個市場經濟的、利益的、功利的陷阱面前，知識分子應該在外面站著不能掉進去，如果知識分子先掉進去，什麼好作品也出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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