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嚴復的自由民主觀

論嚴復的自由民主觀作者:政右經左 2009-05-16 07:59 星期六 晴　　□ 劉慧娟　　　　　　一、批判「中體西用」，提出「自由為體，民主為用」 　　　　 　　　　在嚴復進化論基礎上，人們認識到中國之法可以變，必須變。但究竟如何變，有諸多不同觀點，有「中體西用」論、「西體中用」論、「中體中用」論等等，其中「中體西用」論在洋務派官僚推動下，在中國社會產生很大影響，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主流。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旨在借西方的船堅炮利和工藝技術來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地位，他們在中國大量引進外國先進設備，開辦軍用民用工廠，企圖以此來轉劣勢為優勢。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西方的生產技術軍事設備並沒有改變中國滅亡的悲慘命運，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便是一個血的見證。李鴻章消耗大量經費苦心經營的水師不堪一擊，功虧一簣，有洋槍洋炮的中國政府仍然腐敗無能，回天無力。正如嚴復所說：朝廷辦工廠、興礦務、建鐵道、練海軍、造輪船、辦學堂……這些項目在西洋固然是富強之基。在中國卻有如「淮橘為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名為「西學為用」。實際上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因此，嚴復斥笑：「中體西用」論為風馬牛不相及：「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二者不可合而為一。西方富強之秘訣並非是「汽機兵械之倫」，這些「皆其形下之粗跡」，其「命脈」在於「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即科學與民主，「撕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在此思想基礎上，嚴復針鋒相對地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為立國精神、變法之原則與途徑。「自由為體，民主為用」論表明，嚴復的自由思想遠比其他改良派人物乃至一些革命派人物徹底得多。其思想的徹底性和深刻性體現在：嚴復並未將近現代最具有吸引力的「民主」視為西方國家致富致強的根本，而是將民主與自由聯繫起來，視自由為體民主為用，民主只是自由在政治領域的一種表現，只有自由才是最根本的。嚴復「自由為體，民主為用」思想的提出，突破了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只在於器物層面的局限，進一步深入到制度層面，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指出了一條正確道路。 　　　　 　　　　二、批判中國封建文化無自由特徵，力倡西方自由 　　　　 　　　　既然「自由不自由」是中西最根本的不同，「自由既異，於是群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多忌諱，而西人多譏評……。」這表明，在嚴復心目中，「無自由」是中國封建文化的基本特徵之一，也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本所在。他指出中國「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未嘗立以為教者也。」其原因是統治者期以相安相養而己。「故寧以止足為教，使各安於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因此，「蓋自秦以降，為治雖有寬苛之異，而大抵皆以奴虜待吾民。雖有原省，原省此奴虜而已矣；雖有燠咻，燠咻此奴虜而已矣。」而「夫上既以奴虜待民，則民亦以奴虜自待。」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無自由特徵、更無自由觀念的局面。 　　　　同時，中國社會對「自由」的理解也與近代西方不同。英文自由Liberty和Freedom同義，指無掛礙，不為外物牽掛而已。自由一詞在中國卻被賦予貶義，「乃今為放肆、為淫俟、為不法、為無禮，一及其名，惡義坌集，而為主其說者之詬病乎。」以至於在中國各種典籍中「不概見也。」即使僅有的與西方「自由」相近的概念「恕」、「絜矩」，也只能「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因此，嚴復不得不慨嘆：「夫吾國周無真自由。」 　　　　既然造成中國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原因在於缺乏自由精神，於是嚴復大力提倡西方自由，鼓勵人們奮起爭回自由權利，培育獨立人格。嚴復認為個人自由和國家自由與富強有密切關係，「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單之形法性情以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強國，亂民無治國。」「乃今之世既大通矣，處未通並立之地，吾未見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其民之無權者，其國之可以有權也。」「吾不知以無權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變其未有所變之法也?……故民權者，不可毀者也。」因此，必須取法西方建立保障人民自由的政治制度，變民無權為民有權，使人人能得其自由權利，「知吾身之所生，則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群之中，力德相備。」只有人人得自由，國家才能自由昌盛。同時嚴復還強調了個人自由和法治、個人自由與他人自由、群體自由之間的關係。嚴復認為個人自由應採取國家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使「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而且個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權利時，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同時，個人自由必須服從群體自由，二者是整體與個體的關係，相互依賴，「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幺匿』，譯言『單位』，……國，拓都也；民，幺匿也。社會之變相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由此可見，嚴復所宣揚之個人自由，並非是個人慾望的絕對放縱，而是必須制約在一定界限之內。 　　　　同時，嚴復還提倡經濟自由。認為「夫所謂富強雲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西方富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因為採用了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原富》一書所大力提倡的經濟自由政策。「英債雖重，而國終以富強者，……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國自斯密氏所處之世以來，其所以富強之政策眾矣。格致之學明於理，汽電之機達於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關係者言之，則采是書之言，……於是除護商之大梗，而用自由無沮之道商。」「論者謂考英國計政之所以變，而國勢之所以日臻富強者，雖曰群策，斯密氏此書之功為多。」而且其中所論多切合於中國。以「自由貿易」政策為例，嚴復認為：「自由貿易非他，盡其國地利民力二者出貨之能，恣賈商之公平為競，以使物產極於至廉而已。」這不但有利於民生，也有利於國家與國君，原因在於「蓋國之財賦，必供諸民，而供諸民者，必其歲人之利，仰事府畜之有所余，而將棄之以為蓋藏者也。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歲進數物，而各物致用之權力日大。」為此，嚴復反對對社會經濟活動隨意干預，「設官斡之，強物情，就己意，執不平以為平，則大亂之道也。」而只有採用經濟自由的政策，才會使民富國強。嚴復站在落後的、經濟上受侵略的中國立場上提倡經濟自由，並將自由主義經濟與中國的實際命運相聯繫，以實現富強中國的強烈願望。 　　　　思想言論自由，也是嚴復提倡的西方自由內容之一。嚴復認為「言論自由，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實，雖出之仇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繇。」「蓋世間一切法，惟至誠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為聖賢，亦未有倍此而終不敗者也。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今之一時，則必自寶愛真理始。仁勇智術，忠孝節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後為有物也。」而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及科舉制的長期存在，卻嚴重地影響著個人的思想言論自由，導致讀書人缺乏獨立的思想，揣摩風氣盛行，雖「明知時尚之日非，然去取所關，苟欲求售，勢必俯就而後可。」因此，嚴復認為中國變法「其亟於廢八股，」「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培養具有思想自由的真正人才。嚴復批判中國社會，系統介紹引進西方個人自由、經濟自由、思想自由等自由觀念，對中國無自由的封建社會是一個強大的衝擊。從此，自由主義觀念在中國近現代思想舞台上產生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三、嚴復的自由主義傾向 　　　　 　　　　嚴復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首次比較全面介紹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人物，將強烈的富國強民的願望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密切結合起來，從而使他在引進時必然會有所選擇和側重，表現出特定的傾向性。 　　　　一方面，嚴復出於對國家富強的強烈關注，捨棄了以追求個體自由、反對政府干涉的古典自由主義，傾向於支持政府進行積極干預的新自由主義。英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托馬斯·格林認為：「自由是最大的賜福，我們全體公民努力奮鬥就是為了贏得自由。然而按照正確的理解，這不僅僅是擺脫了限制或強制的自由，不是恣意妄為而不顧後果的自由，也不是為某一個人或集團所獨享而剝奪別人的同等權利的自由。我們所珍視的自由，是全體共有的做有價值之事或享用有價值之物的一種積極的權力或能力，一種通過相互幫助和保證而人人得以行使的權力。」雖然沒有直接材料表明嚴復曾經受過格林的影響，但嚴復強調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社會發展相一致，每個人在維護個人利益時應促進共同利益的思想與新自由主義完全一致。嚴復認為個人自由最高貴的價值就在於服務於國家的富強目標，個人自由多少應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來確定。而自由過多或過少，都有礙於富強目標的實現，為此他拒絕古典自由主義用在政府與個人之間划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來解決問題的途徑，力主個人自由應在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之間保持動態平衡。另一方面，嚴復留學英國之時，正是英國政治主流思想從古典自由主義逐漸向新自由主義過渡之時，而這種自由思想的推陳出新顯然給思想敏銳的嚴復留下極深的印象，並且使他產生古典自由主義已經過時的想法，「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玉律金科，轉眼已成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為此，他自然會更傾向新的思想潮流——新自由主義。 　　　　 　　　　四、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 　　　　 　　　　1、積極影響 　　　　近代中國由於特殊的歷史際遇，迫切需要現實的政治改革運動。而這些運動又需要改革言論的感召。嚴復作為中國自由主義之父，深刻意識到自由和政治制度的建立與國民素質的培養、國家的獨立富強之間的密切關係，並因此努力於西方自由觀念的引進。從而與譚嗣同的「平等」思想、康有為的「博愛」思想構成了反封建的啟蒙強音，對個人政治自覺性的確立起到了重大作用，對中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中國後來的自由主義者或多或少地都曾受過他的教誨。「自從嚴復譯了《天演論》、《群己權界論》等書，其它又有『民權』、『自主』、『自由』、『平等』諸名詞見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曉得自己是一個人，不是一個附屬品。」因此，奮起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追求個人的自由與獨立，並最終為國家的自主、富強服務，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轉變與發展。 　　　　 　　　　2、消極影響 　　　　嚴復引進西方自由思想，雖然在中國社會起著積極啟蒙作用。但其重視自由的工具價值而輕視其內在價值的傾向卻影響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自由主義本質是一種人道主義，其根本目的是致力於增加個人的普遍幸福，即使是被嚴復用來強調國家利益的穆勒的《論自由》，也仍然以個人自由作為目的的本身。穆勒認為：個人自由不只是獲得經濟的增長和解放、提高個人「才能」的一種手段，個人自由本身就是一種目的，並且似乎包含「趣味上的獨特性」和「行為上的怪僻性這一類東西。」「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結蒂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如果這一點得到認同，那麼自由主義主張就不會因其外在價值的失落而動搖，因為它仍然可以得到人道主義觀念的強大支撐。而嚴復引進西方自由主義，恰恰忽視了其人道主義的內在價值，相反卻從功利主義出發，只將自由主義作為追求國家強盛的工具，用國家富強替換了個人幸福來作為自由主義的宗旨。嚴復這種工具主義的自由觀念，對嚴複本人及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發展都產生了消極的影響。既然國家富強是嚴復矢志追求的目標，自由主義只不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而工具的取捨向來取決於它實現目標的程度。因此，當嚴復對自由主義實現強國之夢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時，他的自由主義信念必然會發生動搖。從而使他從一個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一躍而成為自由主義的懷疑者。「時人著論演說，好取自由名詞，感慨欷歙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則國無不強，民無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習之既久，二者遂不可分離。但諸公既聞前言，則知此非科學家事。」「以自由為幸福者，有時而然，而自由為災害者，亦有時而然。自其本體，無所謂幸福，亦無所謂災害，視用之者何如耳。」 　　　　同時，嚴復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首倡者，其工具自由主義的傳播與廣泛接受，使自由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發展一波三折，雖然迭有高潮，但是最終還是歸於寂滅。後來的自由主義者受嚴復影響，也同樣把自由主義作為求富求強的手段。然而由於自由主義在促進國家強盛上的效果並不明顯，這樣自由主義就不得不讓位於其它更有效更直接地服務於國家富強的政治主張。因此，可以說，正是由於嚴復在引進自由主義時所持的工具主義態度(這種態度也為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抱持)，才斷送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前途。　　分類：紀念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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