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歷史上確有其事嗎？

由張藝謀導演，歷時五年，耗資六億打造的戰爭歷史巨制《金陵十三釵》近日在全球公映。

嚴歌苓的小說《金陵十三釵》從一個中學少女的視角，敘述了日軍屠城過程中逃到美國教堂的十幾個青樓女子和幾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傷兵的遭遇和命運，展現了社會底層卑微的小人物們，在日軍屠城這一重大慘烈的歷史背景下的生死抉擇和價值取捨。《金陵十三釵》的故事在歷史上真的發生過嗎？

嚴歌苓說《金陵十三釵》是根據當年明妮·魏特琳女士日記中的一個章節改編的。

20世紀30年代，明妮·魏特琳女士曾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和教育系主任，身後留下了一部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她親身經歷的南京大屠殺。

「12月24日10時，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帶兵前來，要求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出100名妓女（作慰安婦）。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無辜的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後，我們允許他們挑選，在這期間，這位顧問坐在我的辦公室里。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於找到了21人。」

《魏特琳日記》中並沒有詳細交代這21名妓女是怎樣挑選出來的，更沒有人知道她們是懷著怎樣的心情走出來的。但是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她們走出來，日本兵大怒之下，又將怎樣隨心所欲地挑揀出幾十名或一百名良家婦女，又將帶來怎樣的騷動與驚恐呢？

對於《金陵十三釵》所描寫的故事，歷史學家們給出了較為肯定的回答。

「南京淪陷後，的確發生過妓女救助抗戰將士的事情。著名演員秦漢的父親孫元良就曾得到過妓女的救助。」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南京大屠殺研究專家經盛鴻說。

孫元良當年是國民黨88師的師長，88師是國民黨的王牌軍隊，參加了南京保衛戰。但是身為師長的孫元良卻私自下令撤出南京城，最後在被36師宋希濂舉機槍督戰逼迫下才不得不重回戰場。在指揮無能的情況下，88師成為潰兵，最後基本被日軍屠殺殆盡。

據經盛鴻介紹，南京失守後，孫元良就曾經化裝躲進妓院得以存活。後來在妓女和相關人員的幫助下，才逃到了安全區。這些經過在孫元良的回憶錄以及《拉貝日記》中都有記載，但都是簡單帶過。《周末報》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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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大屠殺開始。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各國使館紛紛撤僑，英美記者被迫撤離。南京成為與世隔絕的地獄。有22名西方人自願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保護了大約25萬中國人。想方設法把日軍屠城真相送出重圍，使日本政府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大屠殺主要責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將校80餘人撤換回國。在南京城外棲霞山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還有兩名西方人保護了3萬多難民。

貝德士：衝破封鎖隻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司令官向各國使節發出通告，要求迅速離開南京。

當時，金陵大學歷史系美籍教授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躲開浩劫，還與家人分別，衝破封鎖隻身回到南京。

和貝德士一起留下的，還有美國長老會牧師米爾斯，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農藝學教授里格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約翰·拉貝，美國聖公會南京德勝教堂牧師約翰·馬吉，美國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牧師喬治·費奇（又名費吳生），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美籍代院長特里默、醫生威爾遜，德國禮和洋行工程師克勒格爾等。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其中有15人來自美國教會。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大舉西進，直逼南京。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邀約留下的這些外僑，決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區，供難民避禍。東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漢中路，西至西康路。這是一塊只有4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區，位於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鼓樓醫院，美、德、英、日大使館及許多政府機構、高級公寓、私人洋樓都在安全區範圍內。

安全區為體現人道、中立，去除政權色彩，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初年使用過的五色旗；徽章上畫著黑圈紅十字。大批難民湧向紅十字庇護的區域。到12月16日，難民所已發展為25個，後來居住難民人數達25萬。日軍為使安全區崩潰，百般刁難米煤供應。為養活這幾十萬人，國際委員會成員一方面與日軍談判爭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購買。貝德士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再吃麵包，和難民一樣喝稀飯，以節約糧食。

費吳生：將膠捲縫在大衣襯裡帶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淪陷。拉貝和喬治·費奇（又名費吳生）立刻來到安全區最南邊的漢中路同日軍交涉。費奇在地圖上用鉛筆畫出標記，告訴日軍安全區的位置。日本軍官說：「請放心！」拉貝和費奇信以為真。沒想到他們還未離開，就親眼看到日軍擊斃20名驚慌逃跑的難民。接著日軍又闖進安全區，強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

費吳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間的日記，於1938年1月23日由德國人克勒格爾秘密帶往上海，廣為流傳，引起中外輿論界震動。

1938年1月23日，費吳生獲准離開南京，他將一份膠片縫在駝毛大衣的襯裡，帶往上海。這份長達8卷的膠片，放映時間達105分鐘，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影像文獻資料，由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然後送交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了4份拷貝。

約翰·馬吉：拍下南京大屠殺唯一的影像資料

約翰·馬吉1912年作為牧師被美國聖公會派往中國。南京大屠殺期間，他擔任國際安全區總稽查。目睹日軍暴行，馬吉拿起了貝爾牌16mm家用攝像機，在鼓樓醫院一帶拍攝紀錄片。當時日軍對外籍人士行動嚴格控制，攝影攝像絕對禁止。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反訴日本右翼作家名譽侵權案一審宣判，日方敗訴。審判中有一件重要證據即是馬吉拍攝的紀錄片，畫面中有當時才8歲的夏淑琴。她被日軍連刺數刀昏死過去，待她醒來時全家9口有7人慘遭殺害，只有她和年僅4歲的妹妹僥倖生還。70年後馬吉拍下的證據為夏淑琴討回公道。

東京審判出庭作證

1946年8月15日，馬吉牧師在東京出庭作證，向法官陳述了他在南京親歷的種種日軍暴行。南京軍事法庭審判大屠殺主犯谷壽夫時，放映了弗蘭克·庫柏編導的影片《中國的戰爭》，其中有很多馬吉拍攝的鏡頭。

1967年，費吳生撰寫了一部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這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1937年至1938年他在南京的親身經歷，時至今日還是指控大屠殺的有力證據。《文史參考》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