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唐詩】郭沫若：關於白樂天

郭沫若：關於白樂天 樂天歌新聲[長恨][琵琶]情　　晚秋閑居　　白居易　　 地僻門深少送迎， 披衣閑坐養幽情， 秋庭不掃攜藤杖， 閑踏梧桐黃葉行。　　——從明刊本《唐詩畫譜》（西諦藏）　　（一）　　1955 年 11 月，片山哲先生來中國訪問。我們幾次見面，差不多都談到 了白樂天的詩。　　他對我說，他在從事寫作，準備把白樂天作為「大眾的詩人」，進一步 向日本人民介紹。白樂天的詩是日本人民所最感親切的，對於日本平安朝文 學發生過很大的影響。但傳到日本的詩，大體上是屬於花鳥風月的一部分， 白樂天的最得意的重要部分，如像「新樂府」、「秦中吟」、閑適詩之類， 卻沒有得到重視。　　他對我說，白樂天的《新樂府》是傳達勞動人民疾苦的正義的呼聲。其 中有一部分，如《母別子》、《時世妝》之類，所歌詠的內容差不多就是日 本目前的現實。這樣歌詠勞動人民疾苦的詩人是不朽的。白樂天是深切地同 情勞動人民的；他的心境潔白，沒有自私自利的污濁的想念，他的這種心境， 也充足地表現在他的閑適類的詩中。白樂天是「大眾的詩人」，是「為勞動 人民祈幸福的和平詩人」，是「清廉潔白、毅然有所自立的詩人」。　　他對我說，就為了這樣，他願意把這被閑卻了的、為日本人民所未知的白樂天的真面目介紹出來，讓日本人民能夠知道白樂天的全面，從他的詩里 得到應有的教誡，並且也希望把這一工作作為促進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媒 介。　　片山先生對於白樂天的評價是正確的，通過白樂天的介紹所想達到的希望是懇切的，他要我為他的著作寫一篇序，因而我也就毫不推辭地接受了這 項愉快的任務。　　（二）　　白樂天在我們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偉大詩人，他生在唐德 宗、唐憲宗時代，所謂唐代的「中興時期」。同時代的文人，在散文方面有 韓愈、柳宗元，在詩歌方面有白樂天和他的親友元微之與劉夢得。散文中起 了劃時代的改革，詩歌中也起了劃時代的改革。其主要精神，就是要使散文 與詩歌從六朝以來的形式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更和現實接近一些，更和 人民接近一些。　　韓、柳的散文改革，在文學史上是得到了充分的認識和發展的，所謂「唐、 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的文體，在中國一直支配了一千多年。被蘇東坡稱頌為「文起八代之衰」 的韓愈，在中國的舊時代也是一直被尊崇著的。　　但是元、白在詩歌方面的改革，其被重視的程度，卻沒有像在散文方面 的這樣的盛況。　　（三）　　元、白在詩歌方面的改革，可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形式上的改革，另 一方面是內容上的改革。形式上的改革便是使詩歌平易化，採用人民的語言， 更多地包含敘事的成分，而又注重音韻的優美，使人民大眾容易了解。白樂 天的《長恨歌》、《琵琶行》和元微之的《連昌宮詞》便是這一改革的典型 代表。當代追隨他們的人已經稱之為「元和體」。　　內容上的改革，也就是思想上的改革，便是要使詩歌描寫人民的生活， 傳達人民的疾苦，要把詩歌作為社會改革的武器，而不是為向上層統治階級 歌功頌德而詩歌或為詩歌而詩歌。在這一方面的典型作品，便要推數白樂天 的「新樂府」了。「新樂府」的總序裡面有這樣的一句話：「為君、為臣、 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是元、白詩歌改革的基本主張。 這就是說：他的寫作是有社會目的和政治目的的，是要諷刺朝廷、批評時政， 要為人民說話、歌詠人民疾苦，要言之有物、實事求是的。這種主張，甚至 可以說是詩歌革命。　　唐代的統治經過了開元、天寶的所謂「盛世」，社會的發展愈益趨向兩 極端化。代表著上層統治階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鎮，橫徵暴斂，窮奢極侈， 使下層被統治階級日益走向貧困，特別在經過安祿山的叛亂之後，人民流離 顛沛，已經到了不能聊生的地步。廣大的人民是有著改革的要求，乃至革命 的要求的。　　前一代的詩人杜甫已經體會到了這種要求，他的詩歌博得了「詩史」的稱號；元、白承繼了他，更企圖有意識地在詩歌中捲起改革的風浪。在一個 時期內，他們是勇敢地提出了改革的主張，並實踐了改革的主張。白樂天「新 樂府」五十首便是這詩歌革命的實踐，那在中國文學中是會永遠放著光輝的。　　（四）　　然而，元、白的詩歌革命卻是受著了阻撓。 他們所創始的元和體，別名「千字律」，雖然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但卻為一般的「庄士雅人」所鄙視。有人認為那樣的詩「非庄士雅人所為」，甚至想「用法以治之」（見杜牧《李戡墓志銘》）。 這種形式上的改革就已經遭受到「庄士雅人」的鄙視乃至仇視，等於思想革命的「新樂府」，敢於替勞動人民說話，批評統治階級，那更是膽大妄為，犯上作亂了。因此，這一類的作品在元微之和白樂天自己確實是冒著危 險做的，白樂天的「新樂府」只作了五十首，便沒有再發展下去了。關於這 一類的作品，元微之在給令狐楚的信上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詞直氣粗，罪 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這倒是毫無掩飾的真心話。　　那是當然的。在封建統治時代，要訴述勞動人民的疾苦，引起人們對於 封建統治的懷疑，那當然是不能寬恕的犯罪的行為。　　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形式改良的「元和體」，雖然遭受到「庄 士雅人」的鄙視，但依然有人摹仿，有了一定的發展；而含有革命意義的「新 樂府」就差不多完全被抹殺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白樂天的《長恨歌》和《琵琶行》之類的 詩在中國的舊社會中一千多年來都膾炙人口，而「新樂府」和「秦中吟」則 很少有人知道；而在日本社會中，情形也完全是一樣。　　從這裡我們更可以了解：在文學改革的運動中同時並起的元、白與韓、柳，為什麼後者受到後人極端的推崇，而前者則受到相當的冷落。 理由是很簡單的。韓、柳的散文改革，只是一種改良主義，他們採用古文的形式來宣傳封建主義的內容，一千多年來的封建統治階級當然會歡迎他 們。元、白的「新樂府」可不用說，就是他們的「千字律」也太和人民接近 了——一般地都知道「白樂天的詩，老嫗能解。」要想不遭受到「庄士雅人」 的鄙視或仇視，那倒是不能理解的了。　　（五）　　白樂天的閑適詩，應該說是詩人在封建勢力壓迫下的後退一步。 但這種後退，我們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對於詩人是應該予以同情，而不能予以責備的。 這種後退，與其解釋為明哲保身，倒表示著詩人的高潔，不願意和惡濁的社會同流合污。 在封建社會中，還沒有出現更進一步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的時候，儘管怎樣聰明的人，雖然對現實社會不滿，但受著時代的限制，也是不容易 或甚至不可能看出社會發展的究極的前途的。因而這樣的人便不可避免地在 他的思想上發生劇烈的矛盾，以至每每走入悲觀、消極，或者閑適、超然的 道路。　　白樂天在這裡也呈出了一個典型。　　白樂天的社會思想基本上是同封建統治者的思想相矛盾的，但又把封建 制度無可如何，有時就只能後退一步求得妥協。白樂天就是在這種心情之下， 接受了老、庄哲學和佛教思想的影響，更在這種思想影響之下，產生了他的 閑適類的詩。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白樂天的閑適，是出於不得已的。他是同情勞動人民的人，但因為受著時代的限制，看不出勞動人民的解放的道路，便以一種 「愛莫能助」的心情，而生出了所謂諦觀，不願意在舊社會中隨波逐流而超 然自適。　　在他自行分類的閑適詩裡面，有一首《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那是他從四川順長江而下，出了巫峽，看到了洞庭湖的泛濫，而想到夏禹治 洪水的功績，因而發生的感嘆。詩中有這樣的幾句：　　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　　這就和他所服膺的閑適詩人陶淵明，而有詠荊軻詩的一樣，表明他的心 境並不是死心踏地的為閑適而閑適。　　陶淵明也好，白樂天也好，他們的閑適，是對於惡濁的頑強的封建社會 的無言的抗議！　　（六）　　我對於白樂天的看法，就這樣基本上和片山哲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 因此片山先生要把白樂天作為「大眾的詩人」進一步向日本人民介紹，　　特別重視他的「新樂府」和閑適詩，要把它們譯成日本文，我認為是很有意 義的事。　　片山先生是卓越的社會活動家，他這樣重視白樂天，在白樂天的詩中找到了深遠的共鳴，正證明他是存心為日本的人民祈幸福，祈和平，並希望日 本的各階層能夠「毅然有所自立」的。　　他的這種心境和他的實際行動正相為表裡。他在領導著日本人民的保護 和平憲法的運動，並在為增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為爭取亞洲的和世界 的持久和平而作不倦的努力，我們對於這樣的和平戰友是懷抱著衷心的敬意 的。我們願意加強友好合作，為我們保衛世界和平的共同事業爭取共同的勝 利。　　片山先生希望他的白樂天介紹能夠更進一步促進中日文化的交流，那是 毫無疑問的事。人類社會發展到了今天，全世界進步的勞動人民已經能夠主 宰自己的命運，像兄弟一樣攜起手來，向著光輝的遠景開闢出前進的道路了。 我願意借這個機會，向愛好和平與勞動的日本人民，向熱愛祖國和反抗奴役的日本人民，表示虔誠的兄弟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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